引言

红河县，坐落于云南省的南部，红河州的西部，其命名源于1951年建县时穿境而过的红河。这片土地蕴藏着丰富的自然与旅游文化资源，被赞誉为“歌舞之乡”“棕榈之乡”以及“江外侨乡”。而作为红河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枢纽的迤萨镇，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建筑展现了典型的江外山地城镇风貌。不仅如此，迤萨镇还是红河上的一颗商贸明珠。自古以来，它便是内地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以盐锡交易为主的物资集散地。清康熙初年，随着汉人的迁入，这里的商贸活动逐渐繁荣。乾隆年间，铜矿的发现与鸿发铜厂的兴盛，更是吸引了四方客商与工匠汇聚于此。随之，民房建筑、马队运输、文化教育及手工业等领域均得到了迅猛发展。迤萨镇北临千里红河，南接连绵群山，驿道与水路在此交汇，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江外的重要驿站和物资集散中心，孕育了那条著名的“马帮之路”，使得迤萨镇声名远扬，成为江外著名的侨乡。如今，这里的华侨华人遍布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数百年的马帮历程中，以敢为人先、奔腾图强的精神，不仅驮回了文明与财富，更为迤萨镇的建设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一、马帮驮出的山城——迤萨

“迤萨”这个名字源于当地彝族濮拉语，其含义是“干旱之地”或“缺水之地”。“迤”为水，“萨”为缺，意为缺水的地方；“萨”——沙，也为泥沙集积之地。迤萨镇坐落于红河县东北部的红河南岸，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边缘与哀牢山的余脉地带，坐落在勐龙和及红河凸起的山梁上，是红河县人民政府的驻地与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自古以来，迤萨在“盐茶骡马古道”上便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红河沿线不可或缺的驿站，明朝时期更是边疆防御的要塞，是清末明初跨国马帮贸易下发展起来的山地集镇，因而成为红河州有名的陆疆侨乡，仅次于滇西腾冲和顺，被誉为云南省第二大侨乡。

提及马帮，学界通常首先关联滇西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然而，地处滇南红河县的山城迤萨，在东南亚亦享有盛誉，被誉为“马帮驮起的城市”。历史上，迤萨镇素有“江外”之称，其“江”特指红河，该区域作为连接内地与江外五土司地区及越南、老挝等邻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具有显著的地理区位优势。受限于本地农耕土地资源匮乏，迤萨人的生产生活物资长期依赖商贸流通。值得一提的是，迤萨先民原以冶铜业为生计，在铜业衰落之后，为维系生存转而发展马帮贸易，迤萨马帮由此应运而生。在马帮群体的推动下，迤萨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被誉为“小上海”“小香港”。自清代咸丰年间至民国末期，迤萨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商贸活动持续近一个世纪，谱写了区域商贸史上的辉煌篇章。

二、跨国经商——马帮商贸

（一）迤萨马帮商贸的兴起

从最初在边境地区进行“下坝子”的小规模贸易，到后来组织庞大的“走烟帮”深入东南亚腹地，迤萨马帮的商贸活动迅速发展，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模式：

1.座商

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形势发展，人口增加，原本靠小商贩肩挑背扛供应的物资，已经满足不了生活需求。于是，迤萨的座商应运而生，且逐步开起了商号。当时比较大的商号有杨攀老等开的“同昌号”，杨用、何润老等开的“同和祥”，罗亮老开的“恒丰号”，何重老等开的“泰昌号”等，这些座商除了经营人民所需的小百货外，还兼营磨黑大盐，并在建水、通海、元江等地开设分号，以为进货之源。这些商号把大批所需杂货，络绎不绝地由建水经石屏牛街坝运来迤萨销售，又把磨黑大盐由元江分号船运至斐脚，再分发到建水、迤萨、元阳等地。又把元阳新街大米驮运到迤萨来，互补粮食、盐巴的余缺。一来一往,形成迤萨市场初步繁荣，座商获利可观。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商业初步有了发展，迤萨建盖起四合院瓦房十多幢。

2.下坝子

下坝子为迤萨形成侨乡之萌芽。迤萨人因地居山梁，距河坝较远。对坝区不多的稻田，历来只够傣族耕种。因此，迤萨的青年人只有以学做生意，向外发展商业为唯一谋生出路，吃苦耐劳，艰难险阻，在所不计。说到走坝子起源，其是由小到大，由近至远，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初由少数人赶上几匹牲口,到本国边境易武、猛烈、者米、刺通坝一带，换买点棉花毛茶之类，每次归来，获利甚微，尚不能满足生活所需。到十九世纪末叶，即有筹组走坝子的兴起。如迤萨的孙重、周绍、瞿培，安邦的张思、邵恒、杨吉生等。他们都是以三四家为一小伙同路,把本地土特产品，如土布、衣服、鞋子等一些什物驮到坝子销售。为防路遇土匪，还携带少数武器。后来为找销路，逐步试探伸出国境。有的到了老挝的富岩山、扒孔山等地，有的到泰缅边境的马抗山、鄙拢山等地，走的方向不同，但都是瘴区。驮下去的货物,部份换取山货，如象牙、鹿茸、鹿胶之类。如果当年的货销不完，还得在下面“打雨水”，株守异地，以待来年。若不“打雨水”，能把换得的山货及时驮运回家，会有外地商人来迤萨洽谈贸易。总之，迤萨及安邦人，由二十世纪初开始走坝子到三十年代，商务获利可观，一幢幢瓦房，鳞次栉比建立。为此，走坝子，在迤萨的商业发展史上有过它的业迹。但是由于所走的地区，多在炎热瘴气地带，迤萨人因而死于猛桑一带者,尸骨堆积成山，用生命去换取金钱物质。至今客居各国众多的华侨，就是几十年来因走坝子，“打雨水”而流散他乡者。

3.走烟帮

关于走烟帮，它的组成方式与座商、下坝子有所不同。它的资本比较集中而庞大，在组成帮子时，资本有多有少，甚至也有无本的，有的给亲朋好友揽带并股。其生意做法，一般都是按银主七成，人力三成，盈亏均按分成均摊，照负责任。以下分三个时期来叙述它的发展过程。

二十世纪初为第一时期，迤萨马帮首赴英属缅甸景栋从事贸易交换，以银元换烟土，获利丰厚，但在民国四年(1915年)的一次活动中，因缺乏警惕，在返回的途中，于普洱县属的猛七坝，曾发生过一次震动迤南的猛七坝烟帮失事事件，但迤萨人没有气馁，很快恢复经营。至三十年代中期，进入第二时期，贸易重心转向法属猛桑地区，因法属殖民地货币“东方汇理银行”币值坚挺，汇差利润极大，吸引众多迤萨商人前往设立商号，积累财富后纷纷回乡兴建质优宅院，推动了本地建筑发展。四十年代中期为第三时期，迤萨人主要前往澜沧从事烟帮贸易。抗战时期，大量外来资金涌入迤萨兑换烟土，促使烟帮贸易再度繁荣，资本规模庞大，带动本地商业空前兴盛，市集繁荣、房屋增建，并捐建了一批公共设施。抗战结束后，迤萨烟帮于1948年再度尝试外出经营，却遭遇东南亚殖民地独立运动引发的混乱，损失惨重，迤萨烟帮也在硝烟扰乱之中有的损失殆尽，有的侥幸免命，侨居各国，以谋生路，迤萨烟帮的历史至此式微。

（二）马帮商人

马帮商人，作为马帮文化的缔造者，既铸就了历史篇章，又谱写了人生华章。诸如跨国贸易的先驱冉师孔、南洋商界名流姚初基、公益热心人钱万兴等，皆是迤萨马帮的佼佼者。他们以“思想解放、勇争先锋、民族团结、共济时艰、奋发图强、共建家园”的马帮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自铜矿停业之后，迤萨的居民，由于土地稀缺，为了谋生不得不选择更为艰险的道路——加入马帮。1853年，即清咸丰三年，首批马帮从迤萨启程，勇敢地开辟了通往李仙江与猛野井的商贸路线。他们运载着本土制作的食盐，长途跋涉至中越、中老边境进行销售，同时采购当地的山货和药材，返回迤萨、建水交易给当地商贾，从而揭开了迤萨马帮“下山创业”的序幕。时光荏苒，到了清光绪八年（1883年），迤萨马帮的杰出领袖如王科甲、李继先、李体国等，率领着骡马队伍，从迤萨出发，勇敢地穿越了红河谷地，途经瓦渣、哈普，跋涉过绿春的上六村、下六村、三猛、略卡、坪河，最终跨越国境，深入越南的都鲁、傣族寨、勐底、勐蚌等地，历时半月终于抵达越南的莱州。他们是迤萨首批跨国经商的马帮，将日用百货、成药、花边丝线等商品带到越南销售，并换回棉花等物资，为家乡的妇女提供了纺织原料。随后的清光绪末年（1907年），孙重、周绍、潘永等迤萨人，仿照前往莱州的成功经验，再次组织马帮，从迤萨出发，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终于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从而开辟了通往老挝的商贸路线。1912年至1949年间，迤萨马帮迎来了鼎盛时期，每年都有上百队马帮、近千名勇士踏上跨国商贸之旅。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布越南、老挝，还延伸至缅甸、泰国，展现了迤萨人的商业智慧与勇气。

为谋生计，迤萨青年男子背井离乡，在迤萨马帮跨境经商的百年岁月间，马匹是和外界进行联系的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马匹承载着货物，也承载了迤萨人心中的梦和期待。目前，红河县在外华侨已有万余人，分布在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众多的归侨侨眷都生活在迤萨镇，迤萨镇已然成为云南省著名的侨乡。

三、马帮文化下的迤萨社会

（一）物质文化：江外建筑

跨国马帮商队的持续扩张与兴盛，为迤萨古镇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彼时，镇内市集商贩云集，交易活动频繁，呈现出人声鼎沸的商贸景象。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商品流通体系。长期的跨国商贸实践不仅拓展了迤萨商人的地理视野，更深化了其商业认知与社会阅历。依托积累的经济资本，经商群体陆续返乡投身建筑领域，推动了区域建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所建民居建筑在越南等西方殖民地建筑风格影响下，有机融合欧式建筑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合璧建筑范式，在云南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基于此，迤萨古镇被学界誉为“江外建筑大观园”。该批建筑主要兴建于20世纪初期，历经百年历史变迁，目前仍有40余栋保存完好。其中，东门楼作为迤萨老城区现存唯一城门建筑，采用传统斗拱结构，整体呈现出巍峨壮观的建筑风貌。

东门楼毗邻区域分布着一组传统建筑群，其中姚初民居与钱二官大院具有典型代表性。姚初民居与东门楼呈邻接分布，始建于1937年，历时七载营造完成，占地面积58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达980平方米。该建筑群落将中式传统营造技艺与西方建筑精华有机融合，采用三层三进四合院布局模式，通过地形适应性设计构筑错落台基，兼具结构稳定性与视觉庄重感。其建筑外观采用方形碉堡式形制，主体建筑以法式古典主义风格为基准，辅以罗马式窗棂与廊柱装饰元素，门楣顶部饰有“钟表”与“十”字立体浮雕图案；内部空间则严格遵循中式传统建筑规制。这种建筑范式的创新性融合，使姚初民居成为近代边疆地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典型案例。

毗邻姚初民居的钱二官大院，融汇了中西建筑之精华，风格独具。该院落设有8个天井，44间房屋，以及188扇门窗，既展现了中原与江南的建筑风情，又巧妙地融入了本土元素，实为多元建筑风格的典范汇聚。其设计匠心独运，复杂如迷宫，故得“迷宫大院”之雅称，令初访者往往流连其中，不易寻得出路。

迤萨的民居建筑不仅融合了中西设计之精髓，更在实用性方面表现出色，尤其是其出色的防御能力。在那个时期，迤萨的商人因其财富而声名远扬，这也引来了不少土匪和兵痞的觊觎。迤萨人在建造住宅时，开始在墙壁上巧妙地设计枪眼，并配备了德式、法式等各式先进武器。这样一来，一旦遭遇土匪攻击，每家每户都能迅速通过枪眼进行反击，甚至可以在屋顶投掷手榴弹，以此捍卫自己的家园。

简言之，迤萨马帮不仅向南亚多国传递了商品与情谊，更将异域的财富与文化带回故土。他们购置田产，筑起青砖白瓦、风格独特的四合院。这些民居，雕饰精美，古朴典雅，既有中式庭院，也有西式城堡，融贯中西。它们静静地诉说着红河地区社会和建筑历史的演变，成为时代的鲜活印记。

（二）民俗文化：干热河谷中“祭龙”与“样马”

祭拜龙神以祈求降雨的习俗，是汉族生产活动与民俗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在传播过程中为部分少数民族所承袭。清代中期以前，迤萨山野自然环境尚保持优越状态，植被丰茂葱郁，山涧清泉流淌不息。至道光年间，铜矿的大规模开采与冶炼行为造成森林资源过度消耗。植被破坏引发气候暖化与水源枯竭，对农业生产形成严重制约。面对生存环境的恶化，当地汉族民众遂自发组织祭祀活动，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赴西山龙王庙祭拜龙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祭祀供品包含“三牲”（牛头、猪头、羊头）、水果及其他食品，所需经费由民众募捐筹集。祭祀当日，参与者无论长幼均结队前往，于水井旁宰杀鸡羊，并在龙神像前虔诚焚化纸钱、诵念经文，以祈五谷丰登。仪式毕，众人聚于庙旁大树下会餐，伴以烟盒舞、花棍舞等民俗表演，传唱海菜腔与赶马小调，至日暮方散。此一求雨祭祀仪式现今已演变为集求财、求子、求平安等于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其规模持续拓展，成为红河地区特色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作为马帮文化的物质载体，马匹在迤萨人的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样马”文化景观。迤萨地区的马匹饲养不仅服务于交通运输与货物驮运等生产需求，更延伸至赛马竞技领域，当地俗称“样马”活动。清代后期，迤萨赛马习俗进入鼎盛期，每逢端午佳节，民众身着节庆服饰聚集于今跑马路区域的跑马场观看赛事。据史料记载，当时赛场周边商贩云集，饮食叫卖声与马帮铃铛声交织，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公共空间场景。赛事通过多轮竞技产生优胜者，骑手与马匹均获得披红挂彩的嘉奖，成为社群认同的重要仪式。赛后还伴随骑马射箭、舞刀表演等武艺展示环节，构成完整的节庆文化体系。该民俗活动延续百余年，后因社会变迁等因素中断，现存文献记载与口述史资料共同印证了其历史存在。作为马帮文化的重要表征，端午赛马活动不仅具有体育竞技属性，更承载着边疆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迤萨文化核心价值的具象化体现。当前，随着红河地方政府对本土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强化，“马帮文化旅游节”的复建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这为“样马”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迤萨，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与马匹息息相关，由于地理环位置与生存环境的严格要求，饲养马匹的条件可行，马匹成为了输送往来的运输工具，更因为马帮贸易的兴盛与发展，使得马帮文化逐渐成为迤萨文化的核心。迤萨人的日常生活逐渐渗入了马文化元素，并与之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迤萨马帮文化的经久不衰。

（三）社会文化：马帮经济与对外交流

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说过：“马之畜牧，其影响于世界的原始文化，很相似于汽车发明之影响于我们现代的文化”。而对于云贵这样的高原山区而言，马和马帮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对迤萨而言，马帮及其文化，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资贸易，更是一种跨国文化的交流。迤萨马帮商人走出的不仅仅是一条谋生之路，而是一条打通国门、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原始的国际贸易之路。

史料载：“迤萨历史，源远流长。据先人讲，宋元时期，苗瑶所居，来自两湖，狩猎为业，苗人住居，北作马岭（今文庙街）饮夕虾水，自称沙瑶。元朝年间，流入卜人，沙瑶远走，下小朝地（越南、老挝），卜拉建村，隶铁容甸”。可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迤萨逐渐成为一个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杂居的地方。迤萨居民中还有明朝沐英军队后人、内迁经商汉族、敢于北上淘金的哈尼族和傣族中的佼佼者，少数为从通海南迁的蒙古族。如此一来，各民族的杂居融合，形成了迤萨侨乡以汉文化为主的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特点，表现在迤萨侨乡人善于学习，不盲目排外，勇于接受外来先进事物，勇于打破民族界限，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共同促进边疆繁荣发展。

清至民国初期，迤萨镇的发展与滇南铜矿经济的两次发展兴衰和跨国马帮贸易密切相关。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迤萨北郊江坡炉坊地段的铜矿开采及冶炼，吸引大量内地汉人纷至沓来，迎来了繁荣期。光绪七年（1881年），迤萨马帮首开跨国际经商先河，后经几代人的打拼，至民国年间打通了到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共11条出国的商路。经济的繁荣，加之红河水运的发达与跨国马帮贸易的兴盛，使处于红河水路交通和古驿道陆路交通交汇点的迤萨成为江内外的物资集散地、东南亚各国与国内商贸流通的主要汇聚点，为迤萨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中后期，马帮经济的兴盛不仅巩固了红河南岸连接江外土司的经济中心地位，也使迤萨成为西南连接东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在滇南地区的经济运行与文化传播体系中，马帮作为关键载体，其形成与发展根植于跨国商贸活动的繁荣。为满足大规模跨境货物运输需求，资本充裕的商帮及商号多采取自主经营或契约租赁马帮的运作模式，通过商业资本与运输能力的整合，构建起长途贩运为主导的对外贸易网络。马帮运输网络的扩张过程覆盖了多民族聚居的广袤地域，这些区域原本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异质性与地理区隔，马帮的兴起打破了地域文化壁垒，促进了不同族群文化的碰撞、互鉴与融合，同时在更高维度上强化了各文化主体的独特性，形成新的文化分野。值得注意的是，马帮兴盛推动了驿站体系的演进，部分功能性站点逐渐演变为区域性商品中转枢纽，最终催生了城镇聚落的形成。伴随商号数量的增长与商业规模的扩大，手工业生产亦呈现专业化发展态势。实质上，马帮不仅是迤萨乃至云南地区经济繁荣与文明传播的物质载体，更在推动该区域从传统农耕文明向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结语

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塑造了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内涵上的兼收并蓄、经济形态上的互补依存、情感联系上的深度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迤萨马帮之路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所需，不仅仅是让一度萧条的迤萨古镇恢复曾经的辉煌，它在磨炼迤萨先民坚韧、刚强的意志和信念的同时，带来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更多的是给后来人留下了一份可资借鉴的、难得的宝贵财富。仰望雄踞山顶的迤萨古城，迤萨马帮“齐心协力闯边关、披荆斩棘铸辉煌”的“马帮精神”，让人顿生敬意。

“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一文化意象，直观呈现了云南地区传统交通运输的典型形态。随帮人员在原籍与跨国商埠间的周期性流动，促进了异域文化与本土习俗的接触融合，形成了沿线民族文化的双向传播机制，为区域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实践路径。跨国马帮商贸活动通过构建区域性经济文化网络，将沿途各民族紧密联结，成为见证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互鉴、情感相依的历史遗存与现实镜像。在当代语境下，系统梳理跨国通道的历史文化资源，解构马帮贸易网络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为马帮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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