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子课题，“新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60年”对建国以来中国学者的翻译与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经过研究得到了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史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与研究可分为解冻（1949年—1978年）、起步（1979年—1988年）、发展（1989年—1998年）和繁荣（1999年至今）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基本上是译介史，而国内对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评述几近缺失。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澳文学文化交流互动达到了一个新台阶。同年年底，教育部选派九位中青年教师赴悉尼大学交流学习。而胡文仲先生就是日后人们戏称“九人帮”的一批学者之一。这一批学者在学成归国后，在推动澳大利亚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交流学习期间，胡文仲结识了好友帕特里克·怀特，这也为他日后翻译怀特的多部文学作品埋下了伏笔。

作为怀特的代表作，《人树》自出版以来，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关注较少，目前关于英文原版的研究主要来自权威媒体和读者评论。而中国学界对《人树》翻译版本存在一定的学术探讨。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人树”或“《人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36篇相关文献，包括10篇学位论文和26篇期刊论文，其中4篇发表于核心期刊，其余为普通期刊。若进一步以“人树+翻译”为关键词搜索，仅检索到1篇文献，即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宋文剑于2013年完成的毕业论文《帕特里克·怀特小说独特言语形态对比研究——以〈风暴眼〉和〈人树〉为例》。该文重点对比分析了两个译本在短句、修辞和长句等特殊语言形态方面的处理方式。基于对上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梳理，本文总结了当前《人树》中译本的研究现状，主要可归纳为两方面。在指导理论方面，国内研究者多采用象征手法、圣经原型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文本世界理论、存在主义理论等作为分析框架。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包括女性人物生存困境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小说中的信仰叩问、圣经原型分析，以及写作技巧、人物形象、主题探讨与神秘主义等方向。

总体来看，国内对怀特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方面，鲜有研究以译者行为批评为视角，通过分析翻译内与翻译外因素相结合，来揭示澳大利亚经典文学在中国翻译场域的译介机制。故本研究拟通过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研究《人树》胡李合译本的译者求真与务实连续统，管窥其译者行为背后的译者原委。

一、《人树》及其译者简介

（一）《人树》简介

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家。他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和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的小说通过国际现代主义文体创新，展示了澳大利亚社会与风土人情。1973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因为“他史诗般的和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

随着中外学者对怀特及其文学创作的评论日臻成熟，《人树》也成为学界的评论焦点之一。这部作品是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成名作，自1955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以来，一直非常受欢迎。“虽然他的小说大多以澳大利亚为背景，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写人，写那些面临的问题和生活环境都极不相同的人。即使在他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史诗《人树》中，尽管自然和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人树》描述了斯坦帕克一家从开荒立家到斯坦帕克去世期间的故事。文章中人物描写丰富细腻，文字朴实精炼，凸显出作者一贯的风格。“人树”也作“人之树”，和中国古语中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概念颇为相似。《人树》这部作品既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帕特里克·怀特的创作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不仅是澳大利亚小说界开创性的作品，标志着小说创作的重大转折，也为后来的作品奠定了方向。

怀特的《人树》将小说创作的重心从人与外界的冲突转向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冲突，突出了对人类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世界的深入刻画。“小说刻画的重点开始由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转向人自身内心的冲突；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世界成为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小说创作的‘国际化’代替了往昔的‘澳大利亚化’；久久无法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生根的现代主义代替了主宰文坛达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比以往更丰富多彩，澳大利亚小说开始走向世界。”《人树》不仅促使澳大利亚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向国际，也为怀特后来的创作，尤其是寓言写作与象征主义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树》胡译本译者简介

胡文仲（1935—），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英语系教授、博导，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奠基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选读》系统译介澳大利亚文学至中国，构建了该领域的学科基础。长期致力于英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通过译介、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与发展。1990年获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受聘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级研究员。他是国内外公认的外语教育家，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引路人，为我国的英语教育事业、跨文化交际学、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胡文仲教授是中国澳大利亚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推动澳大利亚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中国最早专门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在他的领导下，该中心开展了大量关于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工作，并促进了中澳两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胡文仲教授的努力不仅提升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水平，也为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亲手翻译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探险家沃斯》等名著，他是把怀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还翻译出版了《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除了翻译者这一身份之外，胡文仲先生还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者。1988年3月，胡文仲在中国组织了第一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发起成立了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胡文仲当选为首任会长，直至2000年卸任。他与李尧合作编写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集》以及《基础英语教学论文集》，为英语学习者和教育者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此外，《文化与交际》（1994）和《澳大利亚文学论集》（1994）等书籍，展示了他在澳大利亚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李尧（1946—），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翻译家，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翻译出版英美、澳大利亚文学、历史专著53部。其中长篇小说《浪子》《红线》《卡彭塔里亚湾》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翻译奖。2008年因其在中澳文化交流中翻译领域的成就，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2018年获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终生成就奖。李尧先生致力于文学翻译四十年，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也翻译出版了部分英美文学作品，总计52部，字数逾千万，在我国翻译界如此多产的译者实属少见。李尧翻译的作品涵盖澳大利亚作家老中青三代，既包括老一代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肯尼利等，也包括中年作家彼得·凯里、尼古拉斯·周思等，还包括一些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布莱斯·考特尼。和胡文仲教授合作翻译《人树》之后，李尧继续深耕澳大利亚文学翻译领域。迄今为止，他已翻译出版三十五部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布莱恩·卡斯特罗、考琳·麦卡洛等多位作家的小说。李尧的翻译作品以其精准的语言和深刻的文化理解，为中国读者带来了许多优秀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促进了中澳文学交流。

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概述

受到国外翻译研究的影响，国内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最早萌芽于2003年。周领顺在《试论企业外宣》中首次提出了文本具有渐变状态，呈现连续性特征，初步形成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连续统”思想。2010年，周领顺在“译者行为研究”系列论文中提出其构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并对其做出了详细阐释。在这些文章中，周领顺教授具体阐释了翻译的评价标准，求真与务实这三个概念。

2014年，周领顺教授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中正式提出译者行为批评这一理论。所谓“译者行为”，指“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翻译行为的总和”。该理论是一种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翻译批评理论，是对译者行为规律性特征所做的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译文和原文之间的相似性，而译者行为批评更明确地提出了“翻译内”和“翻译外”的分野，把译者看成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结合体，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开展对译者的研究，并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研究译者，首要问题是区分“翻译内”和“翻译外”这一对概念。“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内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内”；“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社会上的、环境上的问题，即研究译文“务实”服务社会的程度，考察制约译者行为的外部因素，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外”。译本的质量高低，与译者行为密不可分。研究译者行为，必须注重翻译活动之合理性，再去考察译者的求真度与务实度。翻译活动是译者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译者行为批评”为我国翻译批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具有极高的评价。王宏、沈洁认为，译者行为批评开辟了翻译研究新领域，拓展了翻译批评新视域，融合了古今中西精粹，铸就了翻译批评新论。下面将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翻译内”行为和“翻译外”行为两方面，研究分析胡文仲与李尧合译的《人树》。

（一）《人树》胡译本“译内”行为

“翻译内”行为主要表现为译者在语言层面的“求真”与“务实”。译介研究过程中，可以结合评论译者视角，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事件的性质，对译者行为和译本进行一个较为客观与全面的评价。要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我们可以从“翻译内”这一范畴入手，将胡文仲与李尧译者、译本语言性和“作者/原文”（求真）结合起来，形成第一个动态连续体。在对译者的“翻译内”行为分析中，语言性与求真度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其用词用句与修辞表达方面。

1. 词句层面

例1：

原文：Her skin devoured the food of love,and resented those conspiracies of life.

译文：她的肌肤大口吞咽着爱的食粮。她憎恨生活的阴谋诡计。

这句话来自小说的第四章，这段话描述的是主人公斯坦的妻子艾米莉的身体动作与心理活动。在婚后生活中，斯坦教授妻子松土与耕种的方法。两人在经过一番辛苦劳作后，艾米莉大口吃着面包，感受着丈夫的爱意，夫妻二人感情十分融洽。但由于时代的大环境影响，虽然斯坦一家人互帮互助彼此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整体来说过得还是非常艰辛。根据《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conspiracies”一词源于“conspire”，注释为“a secret plan or agreement to carry out an illegal or harmful act”，指一种实施非法或者有害行为的秘密计划或者协议。然而，在译文中，胡文仲与李尧在这里将其翻译为“阴谋诡计”，准确地窥探到了“conspire”的精髓，达到了“求真”的效果。译文准确传达了原文中艾米莉对生活与时代之憎恨这一情感深度的同时，又确保了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能捕捉到女主人公艾米莉在面对生活中艰难困苦而产生的无力感，达到了一种“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

例2：

原文：It came swimming at her,that valley,from which the nap had been rubbed in parts,by winter,and by rabbits.Its patchiness had never coruscated more,not beneath the dews of childhood even.But what had been,and what was still a shining scene with painted houses under the blowing trees,with the carts full of polished cans in which the farmers put the milk,with staring children and with dabbling ducks,with blue smoke from morning fires,and enamelled magpies,and the farmers' wives,spanking into town in sulkies,wheezing inside their stays and the red foxes at their necks,all would fade forever at the bend in the road.

译文：一条溪谷向她飘逸而来。严冬剥蚀，野兔咬啮，溪谷里绒毛似的小草斑斑驳驳。那一片片东连西缀的土地，就是在她童年时代纯真的目光之下，也没有闪耀过什么光彩。而那曾经闪光的景色，依然闪光的景色，——繁花盛开的树下，矗立着色彩鲜明的房屋。大车上装满了农民们擦得锃亮的奶罐。孩子们瞪大眼睛张望，鸭子在水里嬉戏。早晨，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羽毛光滑的喜鹊在枝头栖息。农民的妻子穿着紧身胸衣，脖子上围着红狐狸皮，气喘吁吁地驾着双轮单人马车进城赶集。

这段话来自小说中第三章。斯坦帕克和妻子刚刚完婚，两人驾着马车驶往帕克在森林中的住所。一路上颠簸劳累，但沿途的景色却美不胜收。译者将原文中“But what had been,and what was still a shining scene with painted houses under the blowing trees”译为“而那曾经闪光的景色，依然闪光的景色，——繁花盛开的树下，矗立着色彩鲜明的房屋”，读来较为拗口，这与译者胡文仲与李尧选择在句子层面像原文靠拢有关。原文与译文的句式上保持了高度的对等，译者这一主张也恰恰体现了译者身上的“语言性”，即翻译行为基于“求真”原则所为，充分保留了原文句式结构的美感与诗意。

2. 修辞层面

例3：

原文：It was that hour of evening when the sky is bled white as scattered wood chips.The clearing was wide open.The two people and their important activities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exposed.

译文：时已黄昏，霞光隐去，天空变得像散乱的木片一样苍白。那一片林中空地更显得空旷。这两个人，以及他们重要的活动暴露无遗。

这段话来自小说中的第三章。主人公斯坦和妻子艾米莉刚刚在教堂完婚，两人一同坐马车回到了斯坦的住处——森林中的简陋的小木屋。艾米莉没有嫌弃丈夫的居住环境，而是积极地融入斯坦的住处，适应他的生活方式。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二人在天色的映衬下，活动轨迹变得更加清晰，两个人也在家务劳作中渐渐走入彼此的心灵。原文中的“It was that hour of evening when the sky is bled white as scattered wood chips”是对斯坦帕克夫妇在森林小家里劳作了一天后，天色变化的描写。译者将原文中的“I-as that hour of evening when the sky is bled white as scattered wood chips”译成了“时已黄昏，霞光隐去，天空变得像散乱的木片一样苍白”。“as scattered wood chips”是指天色在夕阳落山之后，泛出的柔和的白光，因此胡译文“像散乱的木片一样苍白”恰当而得体。译文即保留了原文使用“as”明喻的这一结构特征，将其对应地翻译为“像……一样”，又对天空的颜色——“苍白”补充说明，以便于读者有更直观的感受。此外，这句的译文中“时已黄昏，霞光隐去”的翻译也很好地适应了中文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使用了一些常见的中文表达方式，同时运用“时已黄昏”和“霞光隐去”这两个富有中文特色的词语，使译文更具有文化本土性。

例4：

原文：And soon, outside, there were the grey patches of still cloud, and the orange fire of evening, burning and blazing in its distance with a prophetic intensity that would no more be read than the flash of lightning.

译文：没多久，外面仿佛是凝滞了的灰色的云块之间，也露出橘红色的晚霞。霞光在远方燃烧着、闪耀着，充满了浓烈的、预言家的色彩。但是像那雷电的闪光一样，不可解释。

这段话来自小说的第五章，帕克夫妇的森林木屋在经过暴风雨的洗礼之后，只剩下了唯一一间新盖的小棚屋。这对新婚的夫妻两个人在风暴和大雨之中紧紧相拥着，当暴风雨结束后，天空恢复了平静，静谧如常，霞光热烈。原文中怀特将这一抹晚霞与雷电的闪光联系在一起，而在译文之中译者将其从隐喻转化成了明喻，将浓烈的霞光直接比喻成雷电的闪光，给以读者鲜明的印象，同时也侧面表露了主人公帕克夫妇在苦难中彼此依偎与惺惺相惜，生活有时或许像暴雨一样无法解释，苦难有多么突兀，幸福或许就有多么地奇妙。

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在第一个动态连续评价模型中，胡文仲和李尧作为译者，其核心属性主要体现在语言能力上，他们的身份定位是典型的译者角色，且在翻译风格上更倾向于求真型译者。这种求真倾向体现在他们的翻译行为中，其行为效果主要表现为“翻译行为”本身，即以忠实传递原文信息为核心目标。在行为评价标准上，他们以“求真”为主导原则，强调对原文内容的准确传达；而在行为规范上，则遵循“求真为本，务实为辅”的准则，即在确保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适当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从行为偏向来看，他们的翻译更倾向于“原文”这一端，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

（二）《人树》胡译本“译外”行为

译者翻译外行为研究聚焦于译者的社会务实性维度，即译者在语言求真基础上，为适应社会需求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该行为受文本属性、读者期待、译者角色及出版规范等多重因素制约，本节重点解析文本属性与译者身份两大核心要素。

1. 原文因素

译者的素材选择自由体现主体性，其学术倾向与文化立场若与文本特质契合，可提升译文阐释深度。在《人树》之前，澳大利亚文学主要以写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怀特通过这部小说引入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现代化，是澳大利亚小说界在力求深化革命的过程中，开辟新天地的开创之作。继《人树》这部作品之后，怀特其他小说推动了澳大利亚小说创作的重大转折。这些作品不再单纯描绘外部世界与人物的冲突，而是深入探讨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展现了小说形式与主题的巨大变革。胡文仲先生对《人树》尤为推崇，认为这部小说展现了全新的创作风格，具有灵活多变且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怀特运用了自己独有的语言，使得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与众不同，充满了创新和张力。因此，《人树》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具有重要地位，还在研究和传播层面拥有巨大的价值。在翻译怀特的作品的初期，胡文仲便选择了《人树》作为翻译研究的重点，足见其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2. 译者因素——译者身份双重性

胡先生于1979年—1981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澳大利亚文学，师从英语系系主任、著名澳大利亚文学专家雷欧妮·克拉玛教授，是国内最早介绍和研究怀特的学者之一，多年来，胡文仲结交了许多澳大利亚朋友，其中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友谊尤其引人注目。1980年，他们在怀特的家中第一次见面，这次会面是由悉尼大学的艾伯特·戴维斯（Albert Davis）教授安排的。胡文仲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怀特研究专家，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90年怀特去世。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和一个中国学者之间伟大友谊的见证，胡文仲把他从怀特那里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捐给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2023年3月，他将自己收藏的怀特的全部作品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一些是很珍贵的签名本。

（1）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者

胡文仲是澳大利亚研究界广为人知的“九人团”重要成员，1979年至1981年，他与其他八位来自中国不同大学的学者一起在悉尼大学学习。他们的老师有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教授利奥妮·克雷默（Leonie Kramer）和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教授。在王佐良教授的建议下，胡文仲选择了澳大利亚文学作为研究领域，并于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九人团成员回到中国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

（2）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者

胡文仲将多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包括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人树》（与李尧合作）、《探险家沃斯》（与刘寿康合作）、杰克·希伯德的《想入非非》、大卫·威廉森的《足球俱乐部》和《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等作品。胡文仲在澳大利亚翻译研究和促进民间交流方面的成就在澳大利亚得到了肯定。他于1996年获得澳中理事会颁发的文学翻译奖，并于1999年获得澳中理事会特殊贡献奖。

三、结论

本文借胡李译本《人树》和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翻译内”和“翻译外”为分野，分析了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特征，对《人树》进行了译者行为合理度的分析。研究发现，译者胡文仲和李尧在“译内”与“译外”两个领域均展现了高超的翻译技巧和深厚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在“译内”层面，译者在求真的同时，也关注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度，“求真”基础上“务实”，“务实”兼顾“求真”，并在文化传播层面上超越“求真”。译者胡文仲与李尧在求真的基础上做到了务实，成功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澳大利亚文化与文学的独特魅力。在“译外”层面，译者的行为受到了原文因素和译者身份因素的双重影响。首先，原文的文学风格、文化背景和主题深度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较高要求，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其次，译者的身份因素也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文仲和李尧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语言人”，更是文化传播的“社会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语言人”的角色转换为“社会人”的角色，更加注重翻译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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