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翻译史中，马祖毅提到了四个翻译热闹景象：唐宋及唐宋以前的翻译加速了文化传播，直译与意译之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为资产阶级带来了促进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至“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思想逐渐形成体系；改革开放后，翻译理论与本土翻译理论的组成将翻译推向了繁荣时期。

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翻译思想上。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可分为可读性、可接受性和准确性三大原则。有关可读性，首先，翻译的主题要满足读者的喜好。其次，翻译需要在逻辑结构上流畅清晰，避免给读者带来任何观感上的疲惫与厌倦。第三，它需要传达原文的内涵、文化和主旨。贯穿其中的一个观点是他对文学的忠诚，他忠于内在精神和文字意义。可接受性源于文学批评中的接受美学思想，这是对读者的重视，同时也解释了读者对翻译的接受会受到读者学习、能力和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所以，不同读者的接受程度自然会有所不同。

作为一位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学。为了履行自己的翻译思想，他会做到“忠实”与“改动”的统一。正如葛浩文本人所言，“知道自己忠实服务于两方的满足感使我愉快地将好的、不好的、无关紧要的中文翻译成可读性强、易于接受甚至畅销的英文书籍”。譬如在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他修改了结局。虽然在改动时有请示过原作者，原作者也谦虚地表示改后的效果更好。但是，在翻译一些能够传达文化的材料时，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是否有改动他国文化之嫌呢，是否会有抹黑他国文化的潜在风险？把握好“忠实”与“创作”并非易事。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之一，民族文化的外译成为当前许多国家活动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作为外国译者，成长环境与文化不同，本身就会带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色彩。文化过滤在跨文化翻译中不可避免。源文本只有经过目的语文化的过滤才能进入其文学体系。如何在平衡好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忠实于原文，能够做到传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一、翻译即“别有用心的改动”？

葛浩文认为翻译一本糟糕的书是一种浪费。并且，可读性是忠实性的一种形式。书的背后是文化、习俗、意义等，因此让读者了解故事讲述的内容至关重要。而后便是关于可读性。葛浩文承担起了对读者负责的译者责任，也做到了这一点。作为一名美国人，他更加了解受众群体偏好。因此，在选材时，他也更倾向于选择美国人感兴趣的文学作品，这样自然会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文学的本质是可读性、唤醒性和情感共鸣，如果译者希望自己的译文质量持久，就必须避免使用过于古老或过于现代的语句。同时，译者绝不能破坏读者容易接受的词语。译者追求的目标中包含了读者适应、喜欢并能读完整本书的动机。翻译任何作品的基本要求与最终要求，即可读性的核心是让读者能够理解。如果读者对译文一无所知，即使译者数次批改不过是徒劳。

首先，材料要有意义和价值。可以说，能够吸引读者打开译著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正如不同生活环境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一样，不同国家的人也有不同的阅读偏好。《骆驼祥子》一书会比较吸引读者，因为它普遍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奋斗和生活。从现实角度来看，葛浩文在选择图书时会考虑是否有读者及读者数量。并且，出版译著，涉及到与出版社的联系、多方的利益等等。从这一角度出发，这种“读者意识”对译者自身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译者应尊重原文，忠实于原文。葛浩文强调，译者不仅仅是在翻译段落，实际上他们是在翻译文学作品。他们应该保持原文的语言特点和写作风格。其中最关键的是原文的特质。可读性翻译思想源于葛浩文强调的对读者和原作负责。译文被认为是对原文的再加工，所有工作都以原文为基础，因此，译文应与原文保持一致，不得出现任何偏差或现象。翻译既要符合语法，又要符合习惯用语。

最后，译者要有创造性。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将其翻译成另一种有限的语言。译者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如上所述，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如若原文的表达有所欠缺，译者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毕竟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要让读者看得懂、读得懂，就要尽量按照本土文化来处理文本。创意还意味着要灵活变通，不能拘泥于小细节，而要注意细致处理，这绝非易事。葛浩文偶尔也会填补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信息空白，读者读起来也会更流畅。此外，他并不总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翻译。在故事情节较强的部分，他会在译文中仔细解释前因后果，让读者一目了然，不会混淆。

忠实是葛浩文翻译思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他一切翻译活动的重要基础，但是译者的身份、读者市场、作品题材等因素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工作，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做到完全“忠实”，即“翻译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变化”。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比较译文与原文的话，不难发现，他较喜欢“大刀阔斧”地对原文进行删改。重要之处在于，葛浩文偏爱翻译文学作品，而中文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较为内敛。正如老生常谈般，中文重意合，英文重形合。因此，作品中常埋暗线，酣畅淋漓阅读之后细细思索品味才可能有恍然大悟之感。抑或是不平铺直叙，多留白，留给读者猜想空间。介于汉语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完全将原文照搬翻译，也许会适得其反。语言差异对翻译效果会产生巨大影响。译者若想要译文与原文呈现出异曲同工之妙，免不了要多费几番周折。并且，中外语言、文化背景、读者群体、读者偏好等皆不尽相同。“或许，捕捉到原文文本的语气、节奏和意象是译者真正的任务，也是译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考虑到以上因素，葛浩文便将译文处理成美国读者更感兴趣的形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处理，凸显文学作品特质，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毕竟他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有原则的翻译家，他只翻译自己喜欢且能理解的作品。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内心是十分敬重原文的。话至此处，将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直接定性为“别有用心的改动”是否合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改动”与忠实

关于这一点，葛浩文认为“我喜欢既要创作，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折中。”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是，译者不仅要将忠实原文、传达原文含义，在某些时候还要充当一下“作者”的角色，补全原文疏漏的情节，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后，完善文本，使得故事情节更加流畅。他认为译作应该实现整体上的“忠实”，且翻译的本质是“重写”。我们暂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忠实于原文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工作中最为看重的一点，也是他翻译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了达成对原文的忠实，他会采取“改动”的行动与方法，但是这并不偏离其初衷。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可从三方面看待：可读性、可接受性、准确性。这三方面的翻译策略之核心，还是在于忠实。翻译工作中十分忌讳的是，译者能看懂，而读者看不懂。为了实现最好的阅读体验，葛浩文通常会选择删减词语或调整语序。这是别有居心吗？他是否改变原文了呢？他是否改变原作主旨与内涵精神了呢？事实并非如此，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只是为了更好还原原文，实现忠实罢了。

葛浩文的“忠实”是对原著风格的忠实，而非所有字句完全对应的忠实。讲起后者，与其说是忠实，倒不如形容其为完全直译。中国文学种类繁多，在乡土文学领域，如《骆驼祥子》这一长篇小说，作者老舍是北京人。自然，他的作品充满了京腔儿，其中不乏语气词。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译者需要将所有语气词译出呢？不需要的，也许会过犹不及。如果是表达当下、即刻的情绪，这种语气词保留也无可厚非。但若是对于外国读者而言可有可无的语气词，它们存在与否对目的读者群体而言实际意义不大，只要译者能将原文含义传达出即可，未必要完全字句对应。硬是要还原不必要的词句，可能会适得其反，误导读者。《骆驼祥子》原著中句尾应用了大量的感叹号，但是葛浩文在翻译时将大部分都处理成了句号，即将感叹句改为陈述句。他的行为倾向不是为了改变原文情感色彩，而是英语读者更喜欢也更倾向于阅读陈述句，英文作品中也大多使用陈述句式，这样更改会让读者更有代入感，减少排斥感。这种做法无形中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

三、葛浩文译《骆驼祥子》的“别有用心”之举

北京方言是《骆驼祥子》的一大特色，如何翻译出这一个性鲜明的地域性方言，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葛浩文自己也曾承认，翻译这种“乡土语言”，还原乡土味道是有较大难度的。葛浩文在英译过程中，对此便有“改动”之举。

例1

原文：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老舍，1962）

译文：Every cent he saved brought him that much closer to his goal of buying a new rickshaw. Not buying one was unthinkable, even if it was taken from him the day after he got it. It was his ideal, his aspiration, almost his religion.（Goldblatt，2010）

分析：这里强调的是祥子对于买车的渴望，甚至是疯狂。葛浩文并无漏译，并且在翻译时增加了“Not buying one was unthinkable”一句，即不买车这件事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原文文字中没有的，但却是原文传达、暗示之语。西方读者或许不懂中文，因此让他们读懂中文的暗示之意并不容易。看起来葛浩文并未完全忠实于原文，因为他有所增译，但这种处理并不是错误，也绝非别有用心。他传达出了原文的精神内涵，达成了文学精神上的忠实。并且，葛浩文翻译时的用词都算得上是比较强调的单词，更能凸显出祥子想要买车的迫切心理。

例2

原文：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老舍，1962）

译文：Xiangzi is a hard nut to crack.（Goldblatt，2010）

分析：人们有时翻译会陷入“拟态而非求真”的误区。会误认为只要译文与原文对应得上就好了，细究含义等便没有那么重要了。“刺儿头”指的是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强硬的反对者，完全不会配合。直译肯定行不通，如果按照释义翻译，又会过于啰唆，反而会连累原文，影响读者对原作的体验，达成了对原作“繁琐的忠诚”。葛浩文在这里化用成了美国俚语，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表达方式、文化色彩等调整到了目标语读者的习惯和接受范围内，更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读者也能够明白原作想要传达的含义。虽然看上去翻译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传达的却是与原作一致的含义，并且传达得较为巧妙、可读性高。可见，他的翻译的确是忠实与创作不可避免的折中。因此，这并不是葛浩文别有用心改动了原文，没有更改中文的传统表达和文化习惯，他做到了忠实。

例3

原文：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老舍，1962）

译文：I’d like you to meet a fellow named Xiangzi, not Camel, because, you see, Camel is only a nickname. After I’ve told you about Xiangzi, we’ll deal with his relationship with camels, and be done with it.（Goldblatt，2010）

分析：首先，葛浩文的翻译用词都比较口语化、很地道，像是给老朋友介绍一位新朋友一般，比较有亲切感。并不会显得翻译腔，或为了迎合文学作品而一味地加深文学色彩，强调书面化的工整对仗语言。老舍的原文不是一板一眼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格，比较日常，较为随意。在重现原文风格上，葛浩文比较忠实。在翻译中，葛浩文加入了一句插入语“you see”，即“你看”，这是原文中没有的，属增译范畴，但在译文中并不会显得突兀，这是比较日常的一句话，加上以后会更显得流畅自然。此外，葛浩文略去了“随手儿”一词，这是一句汉语中的日常用语，在译文中没有体现。是故意略去了吗？也不是。葛浩文没有一定要找到一句能够替代这句话的英文，在前文增加了“you see”，如上文所叙，也是一句日常用语，两相累积，刚好平衡。虽然并未做到完全与原文一致，但并未失去原文精神内涵与意义，没有漏译、误译，也不算别有用心，做到了忠实。

例4

原文：看见的还是黑暗，可是很清楚地听见一声鸡鸣，是那么清楚，好像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中划了一下。（老舍，1962）

译文：It was still pitch-dark. He heard a rooster crow, clear as a bell, almost as if something had pierced his brain.（Goldblatt，2010）

分析：在翻译听见清楚的鸡鸣时，葛浩文增加了比喻这一修辞，将清楚的鸡鸣与铃声相较，凸显出鸡鸣声的清晰嘹亮。葛浩文在翻译时，哪怕是增译的比喻修辞，也是比较日常通俗化的，贴近原文风格，因此，增添这一比喻并不显得奇怪特殊。况且，大部分读者可能不懂中文，不大可能找原文来看，他们看得懂译文就可以了。对于一本译作而言，一能做到忠实原文，二能让读者看懂，其基本使命就已经履行了。似乎葛浩文总是会在翻译工作中增加一些“创作内容”，又能够较为符合原文风格与语气，这是他的“重写”，也是他的忠实。

例5

原文：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老舍，1962)

译文：Some people need money; others willingly lend it to them． Like Zhou Yu pretending to hit Huang Gai —— one ungrudgingly gives; the other cheerfully takes．(Goldblatt，2010)

分析：在这里，“周瑜打黄盖”是典型的一句歇后语。用历史故事来说明一种道理。葛浩文无论是使用释义还是直接翻译，都不显得太笨重，也能向读者阐明真谛。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也是葛浩文翻译方法的一个特点。作为一种文化调和的手段，何时使用哪种策略在许多情况下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方协调的结果。毕竟，翻译最终是面向读者，而译者须为读者服务。单调地使用相同的翻译策略，不仅会显得翻译沉闷无趣，而且读者也会在审美上感到疲惫，整份译文质量并不上乘。葛浩文在翻译时保留了“周瑜打黄盖”这一歇后语，运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方法。然而，在“愿打愿挨”时，葛浩文偏向意译的翻译策略，并没有直接将“打”与“挨”翻译出来，而更倾向于翻译出通俗含义。那么，这焉能算是别有用心的改动呢？见微知著，我们无法直接断言，只要不是完全严丝合缝按照原文进行翻译的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别有用心。这种论断过于武断。这里的葛浩文追求的也不过是忠实而已。

四、葛浩文译法的得与失

作为优秀的外国译者，葛浩文自然比国内的译者更加了解本土读者、阅读偏好、阅读环境，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化沟通，实现创造性、创新性的翻译。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更加偏爱中国古代文学，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敬而远之。究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政治因素过于强烈。经过葛浩文的“修改”后的文学作品，显然会更加吸引目标读者群体的阅读兴趣。因此，可以说从这一角度出发，达成了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目的。如有越来越多优秀的西方翻译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能够激励更多中国文学作者创作优秀作品，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

比较自相矛盾的一点在于，葛浩文曾批判Evan King的《骆驼祥子》译本将悲剧结局改写成了大团圆。但是他自己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也将悲情结局改写。可见，这两位都比较偏好理想主义的故事结局。葛浩文也会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材料进行修改，正如李景端所言“‘葛浩文式翻译’的典型特征是‘连译带改’，这是为了‘适应市场销售传播的一种需求’。”因此，结合前文我们提及的他的忠实与改动的翻译思想，是否能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或从某一角度出发，葛浩文先生的翻译并不排斥改动？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此改动非彼改动，改写不等于篡改原文。这一观点的结论，如今我们还不得而知。总归是，他的相关修改并无任何污名化、抹黑、篡改中国文化之处，也未曾展现出相关意图。葛浩文的译文实在不该披上“别有用心”之名，他所做的努力还是尽力达成“忠实”二字，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人看到、了解到中国文化。

关于葛浩文的研究兴起的时间不长，相关的研究较少。文学作品的翻译绝非易事。正如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在翻译界掀起了一股新风，作为一名美国译者，葛浩文既能翻译中国社会文学小说，也能翻译原著，其翻译思想也值得探讨和探讨。遗憾的是，葛浩文在西方世界讨论度不算高，边缘化严重。若是被冠以“别有用心改动中国文化”之帽，怕是要六月飞雪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葛浩文的“改动”式翻译最终目的也是为“忠实”服务，这种创作形式“看似误译，实则做到了对原文更好的忠实，不仅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更达到翻译‘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忠实原文的确是葛浩文最看重的一点。并且，葛浩文身份多元，这些身份也难免会对他的翻译事业产生影响。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丰乳肥臀》时也对部分情节进行了修改，而由他翻译的译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这是不是也向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翻译工作是可以适当“改动”的？此外，世界之中，优秀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处于变革时代，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许多像葛浩文一样的翻译家、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也在对这一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纵观中国翻译史，各位译者各显神通，留下多部优秀译作。在阅读、研究这些优秀译作的同时，我们也需思考：我们应该在哪种赛道上努力，提升中国软实力、传播中国文化呢？

世界并非非黑即白，翻译工作也不一定意味着要将原材料痛痛快快地完全翻译出来才是完美真理。用目的语文化系统能够接受的形式来翻译，使译本受西方读者认可，同时尽量传达出作品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从而对目的语文化和文学起到丰富的作用。通过怎样的方式传达原意，不突兀、不啰唆，既成全了原文，又带给读者以理解与享受，同时还能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才是优秀译文、译作真正需要做到的。翻译可以改动，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文字对等忠实，还要关注文化层面的文化传播，实现正面、积极传播，传播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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