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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赠与回礼:粉丝公益的互惠结构及其失衡
Gift and Counter-Gift: The Structure of Reciprocity in Fan Philanthropy and Its Imbalance
引言
粉丝参与公益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公共生活的重要表征。据B站公益平台2025年度数据报告,该平台累计吸引113万人次捐款近3000万元,其中90%的捐赠者年龄在30岁以下。在助农领域,这一实践形态尤为集中。以纪实节目《种地吧》嘉宾组合“十个勤天”及其粉丝社群“禾伙人”为例,其围绕“518爱侬日”助农、青梭公益植树及助学捐赠等项目持续展开集体行动。在此过程中,粉丝的情感投入溢出了传统应援的边界,转化为指向乡村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物质馈赠。
然而,这类馈赠行动自诞生起便伴随着持续的不安。外部舆论常以作秀等标签加以审视,社群内部亦反复出现对自身动机是否“纯粹”的道德追问。这种内外交织的不安,实质上是对馈赠关系能否成立的结构性怀疑。受赠方的致谢确实存在,农户的反馈、公益机构的鸣谢、受助者的感谢信在粉丝公益中都不罕见。只是致谢到此为止,它确认善意的成立,却不带来任何后续的往来。粉丝公益的正当性因此缺少一处稳固的支点,给予之后,粉丝无从确认这段关系是否真正成立。围绕粉丝公益,既有研究回答的是粉丝为何付出、在何种条件下付出。至于付出之后发生了什么、受赠方与中介环节如何回应则尚未进入考察范围。这一被忽略的环节恰是理解粉丝公益何以持续、又何以陷入困境的关键。礼物社会学早已指出给予无法孤立地理解,它嵌入于一组互惠关系之中,回礼的有无直接决定馈赠关系的存续。赵杰翔等以互联网月捐为例提出“互惠三角”,指出专业公益组织通过制度化的分级回馈使“赠而有报”趋于常态,从而使三方之间的往来得以延续。这一发现把一个条件性问题推至前台:当中间环节不具备承接回礼的能力时,互惠结构将如何失衡?
粉丝助农公益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对照的经验场域。它与互联网月捐同属数字公益,中间环节的构成却不同。月捐的中间环节是具备制度化回礼能力的专业组织,而粉丝助农公益的中介环节则由偶像与粉丝社群共同充当。偶像受制于受众规模的非对称与印象管理的约束,难以履行对等回馈;粉丝社群亦缺乏正式机制来吸纳与转化回礼期待。中介环节缺乏回礼能力,互惠结构的失衡在这类实践中得以充分暴露。本文据此提出三个问题:粉丝助农公益包含哪几条馈赠链条?各链条上的回礼呈现何种结构特征?回礼结构的错位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
1 礼物社会学与数字公益的互惠结构
1.1 社会范式与权力范式
莫斯在《礼物》中处理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古式社会中,人们为什么必须回赠礼物?他的回答是馈赠受三重义务的约束——给予、接受与回报。毛利人的“豪”(hau)观念被用来说明这一链条的动力,即礼物中承载着赠与者的精神,它必须回到原处。在莫斯看来,礼物承载着人格,其性质是一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批评莫斯轻信了土著人的解释,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无意识的互惠结构,但这一批评并未改变莫斯的核心判断:回礼是礼物关系的构成要件,没有回礼,关系便无法成立。在数字环境中,“豪”的载体虽已从物质实体转向数据痕迹与情感符号,但其作为关系纽带的功能并未消失,这为经典理论介入数字经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莫斯之后,礼物研究分化为两条路径。刘拥华把这一分歧概括为“社会范式”与“权力范式”,前者沿涂尔干的问题意识,认为礼物体现的是社会团结的意向;后者以布迪厄为代表,认为馈赠与回赠之间的时间间隔具有否认功能,礼物交换是经由象征资本运作的支配策略。布迪厄同时补充了礼物得以成立的主观条件,他认为礼物交换的意义依赖于一种集体性的误认,礼物必须被双方理解为慷慨的、无偿的,一旦被理解为交换,它就不再是礼物。国内研究在两条路径之间提供了折衷的资源。潘泽泉区分了表达性礼物与工具性礼物,并指出存在一类“无须回礼、单向流动的礼物馈赠类型”。公益捐赠在形态上接近后者,它不期待受助者的回报。不期待回报并不意味着给予脱离了互惠结构。蒂特马斯对自愿献血的研究表明,无偿献血能成为稳定的制度,靠的是把回礼从人际层面转移到制度层面:回礼由制度提供,献血者获得的是公民义务感与社会荣誉,受血者的回报自始不在其中。单向给予的可持续性,依赖一个外部环节来接住那份回礼期待。
1.2 数字公益的“互惠三角”及其成立条件
赵杰翔等对互联网月捐的研究把上述判断推进到数字公益场景。他们发现,月捐中存在由捐赠方、施助方与受助者构成的“互惠三角”,三角的均衡运转依赖中间环节的主动经营:公益组织通过清晰化、社群化、具象化的策略,按捐赠额度与周期建立“差等均衡回赠体系”,回赠月刊、年度礼包与象征性纪念品,并公布月捐人名单。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数字公益的互惠是被组织出来的——中间环节必须具备提供稳定回礼的能力,礼物关系才可能持续。
数字赠礼研究从另一侧面呈现了回礼形态的变化:平台化与技术架构正在重塑礼物形态,礼物交换从依赖人情与面子的长期义务,转向轻量化、符号化与游戏化的即时往来;兴趣社群内部的礼物交换则带有情感色彩与非对称逻辑,参与者借这一媒介获取象征资本。邹举进一步指出,数字礼物看似自愿互惠,实际上被资本以不对等的条件剥取并转化为商品。这些研究共同说明,数字环境中的回礼既不必然来自明确的对方,也不必然呈现为等价物的返还。
既有粉丝研究已经触及回礼问题,但尚未充分处理回礼失效及多线互动的复杂情形。谭兰惠指出由于明星在结构上不可触及,互惠无法以人际礼物的形式返回,它被横向转移到粉丝之间,成为“横向互惠”与归属的道德经济。丁汉青等考察b站“up主—粉丝”间的礼物交换,指出同人作品具有礼物属性,粉丝的点赞、转发与打赏构成回礼,并提出“回礼期望满足值”这一概念,认为关系的维系取决于回礼期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这一分析的隐含前提是回礼在结构上可得。然而,既有研究多将横向互惠视为纵向缺失的补偿机制,较少考察二者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事实上,横向承认竞争本身也会反向抬高对偶像回礼的期待阈值,使纵向关系的维系变得更加困难。
这些研究勾画了粉丝礼物交换的两种形态:指向偶像的纵向馈赠,以及发生在粉丝之间的横向馈赠。粉丝公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两者之外引入了第三个对象——受助者,而这一条线上的回礼在结构上被排除。三条线并存于同一场行动之中,各自的回礼结构却并不相容。既有研究尚未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考察。
1.3 分析框架:三条馈赠线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一个由三条馈赠线构成的框架。粉丝在公益行动中的付出同时指向三类对象:偶像、同好与受助者。三者的差别在于回礼的可得性与形态——向偶像的馈赠期待人格化的承认,向同好的馈赠期待身份与地位上的认可,向受助者的馈赠不期待回礼,其道德属性正建立在这一不期待之上。
与月捐的“互惠三角”相比,这一框架的关键差异在于中间环节的构成。月捐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是专业公益组织,它有能力也有动力经营回礼;粉丝公益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是偶像与粉丝社群,前者受制于规模与形象管理,后者不具备正式组织的回馈机制。据此可以提出一个可检验的判断:当中间环节失去回礼能力时,回礼期待不会消失,而会寻找替代的对象。需要限定的是,这一转移的发生强度并非均质,而是受制于粉丝的情感依附程度与社群的组织密度等中介变量。这一边界条件的引入,既避免了将结构性机制简化为普适性的因果律,也为理解不同粉丝社群在公益实践中的分化提供了理论空间。
2 粉丝公益的三条馈赠线
2.1 向偶像的馈赠:人格化给予与组织化回应的错位
粉丝在公益行动中的付出首先指向偶像。购买助农产品、参与数据劳动、组织植树与助学项目,这些行动在粉丝自身的理解中均构成对偶像的给予。将这种付出界定为礼物,依据有三:其一,它承载着赠送者本人。粉丝的公益付出与其自我认同紧密相连,行动表达的是“我们是谁”,这样一次行动不会像一笔消费那样终止于交易完成;其二,它超出了消费的对价逻辑。粉丝在助农直播中的购买当然换得实物,但溢价下单、远超自用量的复购,以及为“冲销量”而进行的集中购买,都不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其三,它必须被理解为慷慨的。粉丝社群中流行的“为爱发电”这一表述,正是布迪厄所言误认机制的语言形态,它将行动界定为无偿的,从而使行动获得礼物的性质。
这条馈赠线上的回礼形态是“被看见”。一次公开的回应、一句感谢、一次对粉丝行动的提及,即构成回礼。正如丁汉青等的研究指出,回礼无须以实体物品为载体。这条线上需要归还的,正是莫斯所说的“赠与者的那一部分”,即承认作出给予的这个具体的人。然而,问题在于这条线上的回礼供给存在结构性稀缺。首先是规模不对等,一个偶像对应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粉丝,逐一回应在物理上不可能;其次是回应的组织化,偶像的公开表达通常由经纪团队管理,回应本身是商业行为的一部分,与私人性的礼物交换不同;最后是关系的非人格化,“偶像—粉丝”是一组角色关系,规定的是类别之间的互动方式,具体个人的具体给予无法获得具体回应。爱默生指出,权力的基础是依赖的不对称。粉丝依赖偶像给予承认,而偶像不依赖任何单个粉丝。粉丝持续给予却得不到回礼,也无法通过撤回给予来改变处境。因为给予是可替代的,其他粉丝会填补空位。这条馈赠线因此长期处于单向欠债状态,粉丝的承认期待始终悬置。
2.2 向同好的馈赠:横向互惠的闭合及其对象替换
粉丝的付出同时指向同好。在社群内部承担组织工作、分享信息、带头发起公益项目,这些行动的回礼是相对充足的。社群的回应即时、具体且可辨识,粉丝社群内部区分“路人粉—普通粉—资深粉”的身份层级,也存在大粉、散粉、氪金粉等角色分工。这些层级与角色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承认分配系统,第二条馈赠线由此得以独立运转。给予换来承认,承认激励更多给予。问题出现在它与向偶像的馈赠关系上。当偶像那条线的回礼长期不可得,粉丝的回礼期待会向社群内部转移——付出依然指向偶像,对回应的期待却落在了同好身上。这一转移有可观察的经验表现,公益行动的动员通常由社群核心成员发起,行动完成后,参与者获得的主要反馈来自社群内部的公开致谢与身份认可,偶像本人极少出现。
这一转移带来一个不易察觉的后果,即互惠的真实对象发生了替换。偶像从交换的对象变成共同指向的符号,真正与粉丝构成交换关系的是同好。这也解释了社群内部竞争性倾向的来源,既然回礼来自同好,而承认具有相对性,那么只有具备区分度的贡献才能换回承认,行动的标准因此不断被抬高。横向互惠越是自足,纵向馈赠的失衡就越被掩盖,粉丝公益的意义生产由此退回社群自身。
2.3 向受助者的馈赠:单向给予与回礼期待的错置
第三条馈赠线指向偶像与同好之外的受助者,比如农户、受助学生、植树项目所在的地区等。受助者既不处于回礼的位置,也不应被要求回礼,公益的道德属性恰恰建立在这一不对称之上。潘泽泉所说的无须回礼、单向流动的礼物馈赠类型,在此得到体现。然而,蒂特马斯的研究表明,这种单向给予需要外部环节来接住回礼期待;赵杰翔等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数字公益中承担这一功能的是专业公益组织,它以制度化的回赠把回礼期待落到实处,使捐赠者获得象征性回报而不必向受助者索取。粉丝公益的困难正在这里,它的回礼期待落在了偶像与社群身上,制度层面缺乏承接环节。当公益行动被冠以偶像的名义组织起来,行动就同时被挂在了三条馈赠线上——向受助者的给予,成为向偶像与同好表达忠诚的方式。受助者在这条线上是沉默的,他们不参与互惠,也不提供回礼,其作为关系一方的位置被悬置在馈赠结构之外。
这一错置的根源在结构,与参与者的道德水准无关。公益行动的组织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动员尽可能多的人,而偶像的名义与社群的归属感是最有效的动员资源。动员效率越高,三条线的缠绕就越紧,回礼期待的错置也就越深。三条线单独来看都可以运转:第一条线靠信念维持,第二条线靠互惠维持,第三条线靠道德维持。问题产生于三者被组织在同一场行动之中。三重馈赠关系在结构上无法对齐,粉丝公益的意义危机由此产生。
3 回礼结构的错位及其影响
3.1 回礼稀缺与关系的瓦解
第一条馈赠线上的单向欠债无法长期持续。莫斯指出,拒绝回礼等同于拒绝联盟。粉丝公益中的回礼缺失虽源于结构约束,并无任何一方的主动拒绝,但就后果而言,两者效果相近:当粉丝长期给予而得不到人格化的回应,礼物关系便失去了延续的可能。布劳与爱默生的分析在粉丝研究中已有对应的经验表现。布劳指出,单方面的给予如果长期得不到回报,会使关系转向不对等的支配;爱默生则说明,处于弱势的一方会尝试降低依赖以重建平衡。既有研究对“退圈出走”粉丝记录了降低依赖的具体形态,粉丝并不与偶像或社群正面对抗,而是转向“躺平追星”这类不作为的追星方式或在平台之间迁移、切断原有关系、另建社群。在粉丝公益中,降低依赖表现为投入的递减与最终的退出。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退出并非瞬间断裂的事件,而是经历期待反复落空、自我合理化,直至沉默离开的累积过程。退出的形式是安静的,粉丝对偶像施加压力的手段十分有限,因为给予本身具有可替代性,他们所能采取的主要策略仅是停止给予。粉丝社群中关于“线下疏离”的讨论,以及核心成员悄然流失的现象,均可在这一“瓦解”的框架下得到结构性解释。
3.2 横向互惠与承认竞争的内在限度
回礼期待向社群内部的转移,使第二条馈赠线上的承认成为稀缺品。其根源在于承认的相对性:承认要有意义,就必须具备区分度。当参与公益成为群体中的普遍行为,参与本身便不再构成区分,参与者唯有通过更高的投入才能获得同等程度的承认。这构成一种“投入的通货膨胀”。马志浩与林仲轩在分析SNH48 Group粉丝应援会时曾指出,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伴随着内部阶层的形成,而以金钱与时间衡量的投入,正是粉丝在阶层中流动、积累社会资本的主要动力。本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阶层形成的动力正来自承认的相对性,既然承认只能由同好给予且分配依据是相对贡献,那么任何参与者要维持既有位置都必须持续加码。这一机制也解释了另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粉丝社群在公开表述中普遍反对攀比,行动中却难以摆脱攀比。反对攀比是对公开规范的道德表述,加码竞争则是互惠结构的必然产物,二者并存恰恰说明问题不在成员的道德水平,而在承认分配机制本身。
然而,这种通胀存在内在限度。当投入门槛高到超出社群多数成员的承受阈值时,要么触发新一轮的退出潮,导致社群规模萎缩;要么迫使承认体系发生重构,催生新的、低门槛的象征资本形式以维系互惠循环。因此,承认竞争的边界条件构成了粉丝公益能否持续运转的关键变量。
3.3 回礼错置与正当性的双重焦虑
第三条馈赠线本应是单向的。然而,当公益行动的动员以偶像的名义展开,这条线便被重新接入了互惠链条:粉丝期待公益能够换来偶像的肯定或换来公众对偶像的正面评价。一旦这种期待被外部看见,行动的道德纯粹性便面临瓦解的风险。礼物交换依赖于对无私性的共同信念,公益对这一信念的依赖更为根本——它不仅要求给予者不求回报,还要求给予的对象在结构上不可能回报。当回礼期待渗入其中,误认便无法完成。外部的作秀、洗白等指控因此并非全然无据,这些指控所指向的正是回礼期待的存在本身。不过,指控抓住的是结构留下的线索,却 B 归给了参与者的动机。反过来看,粉丝社群内部对“真心”的反复强调与自我审查,同样是误认机制在运转。参与者必须持续确认自己与同伴的无私性,因为一旦无私性不成立,整个行动的意义基础便会坍塌。外部的道德指控与内部的真实性焦虑,实为同一困境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揭示了粉丝公益在“礼物”与“公益”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4 结论与讨论
粉丝的付出同时指向偶像、同好与受助者,三条馈赠线上的回礼在形态与供给上差异显著,向偶像的馈赠因规模不对等与组织化管理而长期得不到人格化的回应、向同好的馈赠回礼充足并因此吸收了转移而来的回礼期待、向受助者的馈赠则缺乏承接回礼期待的制度安排。三者的错位分别导致关系的渐进式瓦解、承认竞争与正当性质疑。
礼物社会学此前主要处理交换对象明确的馈赠,其分析单位是具体的两方。数字社群中的给予引入了新的复杂性,即回礼期待具有流动性。本研究为理解粉丝公益提供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动机取向与结构取向的争论,实质上是在“真诚”与“功利”之间做判断。纳入回礼结构之后,粉丝的行为可以在不涉及动机的前提下得到说明:攀比的根源在承认的相对性,退出的根源在依赖的不对称。但是,三条馈赠线的划分是分析性的建构,经验中三者往往交叠难分,其边界需要系统的经验检验,公开材料也无法呈现粉丝在三条线上的实际感知与权衡。此外,三条线并非孤立运作,横向承认竞争的强度可能加速纵向关系的瓦解,而对受助者的正当性质疑也可能反向重塑社群内部的承认标准,其交互效应如何调节各自的结构性后果,亦是后续经验检验需关注的维度。后续研究可通过长时段追踪与深度访谈,观察回礼结构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影响行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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