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以后，易学发生变化。一种着眼于变、象维度，聚合之理归结于心，于是理学开始心学化，例如王宗传的《童溪易传》；第二种则是着眼于占，聚合之理开始散落于事，理学变得史事化，例如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疏远社会、人事，多写“物色”，杨万里作为“诚斋体”的开创者，其诗作显著特色在于深入探索物我关系，同时也极度注重描绘物我关系。他的许多咏物和观物的诗篇，都在阐释他对于自然的感知和思考，从具体物象中呈现出理的存在。杨万里的书室“诚斋”即是他早年三次拜访理学家张浚后为自己书室取的名字，受理学思想影响，杨万里会在诗歌创作时加入哲学思维，将理学思想灌注到诗学审美中去，他通过深入观察和理解自然万物，探寻其本质和规律，进而在诗歌中表达对这些事物的深刻感悟。通过对杨万里的观物思想、感悟心理和语言运用方面来探讨他是如何做到在诗歌中既有诗性情思，又不失理性色彩的。

一、格物致知的观物思想

在杨万里的诗歌实践中，“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塑造了其独特的观物视角。邵雍作为北宋重要易学家，所提出的“观物”说既是一种超越主观偏好、体认万物本性及天理的认识方式，也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他以“观物”思想为基础，融合象数学与心性论，构建起一个贯通天人关系的宏大学术框架。邵雍所观之“物”，既包括自然宇宙的生成消长，也涵盖社会人事的兴衰变迁。其“观物”体系沿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太极衍化万物的自然路径，二是圣人教化百姓的社会路径，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穷理尽性，以物观物运用理性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是为了实现人格理想的追求。这些思想在宋明理学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宋儒多言“理”，但也始终强调“活泼泼地”，因为他们意识到理的世界一经确立所带来的与感性世界的紧张。在接受宋儒思想时，杨万里展现出一种近似于学者理想化“审视万物”的态度，此态度虽与诗艺创新有别，却在境界上实现了诗人洞察力与学者深思的和谐共融，成就了“见物即见道”的深刻体悟。杨万里通过创作丰富的咏物与观物诗作，详尽记录了他与自然对话的心灵之旅与哲思过程。其观物之道，巧妙融合了儒家与佛家的观物精髓，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理学思维方式，实际上包含着观物的方式。周裕锴在《宋代诗学通论》中将宋代诗人观物的方式大致分为了三种：禅定式的静观、道家式的静观和儒家式的静观。周裕锴先生认为杨万里的观物方式属于儒家式的静观，并且偏重于程颢的“静观”，是一种积极的存情的物我交感，不同于邵雍消极的忘情的“以物观物”，强调观物过程中“自家意思”和“造物生意”的契合，即主体与客体的生命的共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诗化的证道方式，这比道家的“物化”更积极、更主动，更多一份生命的热情和快乐，充满了一种“生生之谓易”的活泼精神，从大化生机中证悟人的心性，这表现在诗人在静观当中通过“活处观理”的方式，活泼的体察，化静为动，以一种透脱活泼的语言和手法来表现世界，以一种澄澈真挚的心灵来观照世界，这其实是一种以审美判断的方式去体“道”，注重的是对象世界的精神本质而非感性形象，所谓“观万物自得意”也是通过非理性的直觉而获得更深刻的理性，这也是诚斋之活法的创造逻辑。

在诚斋体的诗作中，杨万里不仅以诗人的敏锐视角直接审视天地万物，展现其独特美感，同时，他也借鉴了邵雍等学者的方法，偶尔以理学家的理性思维，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剖析与颂扬。这种双重视角的交融，使得他的诗歌既富有感性色彩，又不失理性深度。杨万里的书室“诚斋”即是他早年三次拜访理学家张浚后为自己书室取的名字。受理学思想影响，杨万里在观物时注重格物致知的过程。他通过深入观察和理解自然万物，他认为“诚意在致知”而“致知在格物”，以此探寻其本质和规律，进而在诗歌中表达对这些事物的深刻感悟。正例如杨万里观察蝴蝶刚刚破茧而出，身上那种湿漉漉的状态，从诗名当中《道傍小憩观物化》可以感受到诗人有在观察体验万物生意的意思，而后所感的“湿”和“如痴如醉”就加上了杨万里诗人的眼光，小小的蝴蝶刚刚经历完蜕变，等待风将身上的粘液组织液吹干后方可自由飞行，而“湿”不但是一个客观事实，同时也是一个主观感受，这也许是一种表达客观现象的语句方式，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诗人理学的意味，以及诗人格物致知的一个认知角度，这种格物致知的精神追求，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深厚的哲理意蕴。追求自然之美，将局部感知与错觉描写结合，展现独特美感，强调物我交融，通过观物激发美感、哲思与人之交互。

还例如《南溪山居秋日睡起》：“客至从嗔不著冠，起来信手揽书看。小蜂得计欺侬睡，偷饮晴窗砚滴乾。”其中“欺”“偷”二字充满诗思趣味，一只小蜜蜂被赋予人的性格特点，趁着诗人睡觉偷偷去喝砚台里的水，一只理论上毫无性情的小蜜蜂在被诗人加以描绘后开始变得有情绪，一个在普通意义上毫无知觉的物开始变得生动活泼惹人怜爱，这种动态美情致美，这正是自邵雍起，理学家们所持续追求的，在观察万物时所体悟到的“生意”之境。

二、感发自然的的心物关系

杨万里常常会用理学家的眼光观察世界，而诗人的身份又让他在体察万物时加入了情的成分，不再像程朱理学那样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被“理”所抑制的，“理”凌驾于世间万物之上，杨万里笔下的“物”不再是被限制的被压抑的，而在杨万里这里，自然事理本身就在自然物象之中，理见证于自然事物之中;从心物关系来看，杨万里是虚照而明的与物感应，唯有如此才能万象呈现。故而，诚斋诗中的物象尽显自然之真性情，流露出一种随性自在的韵味。相较于传统理学家通过“格物”所获得的道德训诫，杨万里（诚斋）的“格物”实践则更深刻地注入了对自然界的深厚情感。其世界观虽显质朴，却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正是在这种素朴的唯物主义与可知论哲学基础之上，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格外注重对自然万物的细致描摹，善于从日常经验中捕捉诗意灵感，而非空疏地拘守于道德性理之论，从而真正实现了热爱万物、与物契合的审美境界。

邵雍作为北宋著名的易学家，邵雍强调“以理观物”，认为应通过理性思考来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他主张在观察事物时要排除个人主观情感和意见，尽量按照事物的本来情状去了解事物。这种观察方式不仅限于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邵雍的观物思想中包含了理性思考的成分，他强调以理观物，避免主观情感的干扰。但同时，他的观物之乐也体现了一种超越生死荣辱的情感境界，表现出理性与情感的融合。

杨万里注重对自然万物的深入观察与感悟。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理学家所看重的“义理”，而是更多地用诗人的审美眼光与艺术感受去领悟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他在接触自然时，注重发掘和体会自然万物所体现的宇宙规律和万物之理，赋予自然万物和人一样的生命与灵性。将理性思考与情感融合。他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绘和深入思考，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情。他的诗歌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深刻感悟。

而杨万里在观物时也注重探求宇宙规律和万物之理。他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与思考，努力揭示其背后的规律和本质。杨万里继承了“气一元论”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在《诚斋集》（卷九十五）中曰：“阴阳之合以三，而元气统之以一。”“天之圜体者，一气转轮而浑茫者尔，乌有所营，乌有所度哉。”杨万里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造物主”，物质世界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性的“元气”不断运动，“气”的运作、变化沟通阴阳，继而有天地，然后万物生。“夫惟有是物也，然后是道有所措也。”“物亡道存，道则存矣，何地措道哉？”宇宙间，先有天地之存在，方孕育万物之生息，随之衍生出一系列伦理秩序。若缺失“物”之基石，则“道”之存在亦将失去其合理性与依托。他全身心地融入自然之中，赋予自然万物和人一样的生命与灵性，与自然建立了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杨万里正是将目光从对诗法规矩、流派宗脉、模山范水的关注，转移并投射向了活泼自在的自然，从而在自然物象中忽然见道。这当然不仅是诗学上的感悟，而是借助自然物象与心灵的自由会合，获得诗歌与人生境界的超越，这种探求精神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例如《道傍小憩观物化》：“蝴蝶新生未解飞，须拳粉湿睡花枝。後来借得风光力，不记如痴似醉时。” 在《道旁小憩观物化》一诗中，诗人看到了蝴蝶“睡”在花枝，而感受到了蝴蝶“如痴似醉”的状态，竟不知如痴似醉的是小蝴蝶还是自己了。在“观蜻蜓化”时，诗人看到在溪水之上欢快飞舞的小蜻蜓，蜻蜓的轻盈牵动着诗人的心灵，一时间似乎嬉戏的变成了诗人。从中能看出诗人在积极地寻找与世界的共感，杨万里从自然的生命中感受到了生机与活力，并进行活泼的体察，他将自己的生命代入到自然界的小生命当中，因此在诗歌当中会呈现一种“通感”现象，实现了物我交感的境界。诗人或许在潜意识中真的有那么一刻将自己当成了枝头上的小蝴蝶，然后以它们的视角来观察诗人、观察世界。正如诗人所说“观吾心见天地，观天地见吾心。”通过感发自然物象可以感受到事理悔吝，从而进入到“道”的审美境界，杨万里正是将目光从对诗法规矩、流派宗脉、模山范水的关注，转移并投射向了活泼自在的自然，从而在自然物象中忽然见道。这当然不仅是诗学上的感悟，而是借助自然物象与心灵的自由会合，获得诗歌与人生境界的超越。

三、言、象、意的哲学审美

杨万里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诗人，主要在于他超出了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模式，在诗歌中展现自然万物的灵性与活力，在自然万物中忽然见道，无论杨万里诗歌当中蕴含着何种观物眼光和心物交感的哲学诗思，都需要通过语意表达，“道”或者“意”是无法离开语言的。杨万里处理意、象、言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具有个性与特别价值，以句子为单位，重视诗句表达是杨万里诗歌创作的重要观念。同时他将这一哲学理论自觉地引入到其诗学体系中，在文学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意、象、言话语方式。杨万里把意义落实在了语言中、文字中，准确地说是落实在句中。在杨万里这里，创作的通脱自由与具体文字句子是相互关联的，句子的存在、语言的表述是整体诗意的基础，强调句子之内的诗歌语言意象的存在和诗意的盎然滋长。

杨万里通过阐释《易》中的意、象、言符号系统，生发出“因辞求象，象不能外乎辞，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的意、象、言理论。在其诗学中，这一哲学逻辑得以转换为诗学逻辑，而有“万象毕来”“意在句中”之论，从而形成内蕴儒家言意传统、结构谨严邃密的诗学体系。“万象毕来”论基于杨万里建构的独特的心物关系，更源于他对自然物象的青睐；他论证并建立了凭借自然现象以窥见事理悔吝、入于道境的逻辑，类推于诗学，通过感发自然物象而进入到审美自由便属水到渠成。“意在句中”论建立在杨万里认为事理或意义可以被象与辞表达这一观念之上，将意义通过句子的细致表达与言外之意的生成是并行不悖的，言外之意的存在依赖于辞藻字句的精心结撰。

杨万里易学思想中的“意—象—言”理论框架，对其诗学体系的构建具有结构性影响。该影响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更落实于文本实践与理论表述的诸多方面。例如，《易论》的撰述过程与他系统性焚毁旧作的行为几乎同步发生，而若干关键序文的整理时间，也与《易传》及相关序言写作阶段高度吻合，暗示其学术转型与诗学建构存在内在一致性。

在诗学层面，杨万里提出“万象毕来”，以及从“句中”与“句外”等维度讨论言意关系，显示出他将易学中“意—象—言”的符号结构与认知模式引入诗歌理论之中。这一引入并非机械移植，而是实现了从哲学话语到诗学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如杨万里所言，“妙万物而为言”——其中“妙”不仅指语言的表现力，更指向一种以感性直观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与理性思辨、义理推演的路径截然不同。这种思维立足于宇宙自然所激发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感动，将“妙观万物”的直觉感悟转化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灵感与情感表达，从而在诗学场域中实现物我相通、意与境合的审美理想。

例如《亦山亭前梅子》“道傍小树复低枝，摘尽青梅肯更遗。偶尔叶间留一个，且看漏眼几多时。”道旁小树上的青梅已经被人全部都摘完了，偶尔风吹叶动还能看到几个余下的果实，但它又能被忽略多久呢？杨万里对于诗歌的虚实描写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在《诚斋诗话》中写道：“诗有实字而善用者，以实为虚。”说明写诗有实写虚写之分，而这两者可以在诗歌当中相互融合，成为诗人的独特格调。看似全部摘完的青梅是实写，而不知道何时会被摘下的剩余果实是虚写，果实成熟落地的自然规律加上诗人的感性诗思，杨万里想要表达的意也在实写虚写的诗性语言中得以阐发，借助于诗性话语表达出来，再例如《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得十诗》“南风融雪北风凝，晚日城头已可登。莫道雪融便无迹，雪融成水水成冰。”不要说雪化了以后了无痕迹，雪化成水水又凝结成冰，不同的现象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态，用创作主体驱使万物，使得“物为我役”，才能写出如此源于生活又跳出生活的哲学诗词。《食莲子》“蜂不禁人采蜜忙，荷花蕊里作蜂房。不如玉蛹甜如蜜，又被诗人嚼作霜。” 比喻的手法将小蜜蜂当作工匠，不知玉蛹所产的甜美如蜜，反而被诗人吞食时感觉冰凉如霜，杨万里将生活真实转换为艺术真实，语言在其中起了桥梁的作用，在这些作品中，杨万里本着“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诚”的主观愿望，将自然界中春天来了绿色柳树枝条堆满枝头、冬天雪化成水而水又冻结成冰的客观规律加以揭示，又将彼此对立却又相互映照的物象奇趣来达到意味悠长又迷离的境界。在杨万里的诗歌中几乎不会出现“动物”“植物”这类笼统的意象名称，而是都代之以具体的物象名称，例如“蜜蜂”“野鸭”，这些具体的物象都是具体的生命，物我之间的描写都蕴含着“诚”，而“诚”是随着诗人所感而被发生的，这种“感”本身就是一种诗性思维。

四、结语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杨万里将格物致知的观物方式、心物交融的情感体验，以及言—象—意的哲学表达结构有机整合，形成其独特的诗学建构路径。在他看来，理学思想并非仅是提升诗歌品格的外在工具，二者也非简单的依附关系。作为一位深谙易学的诗人，杨万里并未重复宋儒“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的旧论，而是将文学视为实现心灵内在超越的重要途径。通过在思维、情感与审美层面贯通易学与诗艺，他真正实现了哲学与诗学的深度融合，并为理解易学思想如何通向诗学提供了一条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阐释路径。

参考文献：

1. [1] （宋）邵雍,著;郭彧,点校.邵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2] 曹栋,江文思.邵雍“观物”要义及源流略论[J].陇东学院学报,2023(06):62-66.
3. [3] 程刚.“观物之乐”与“天地境界”——邵雍三“乐”与冯友兰四“境界”之比较[J].中国文化研究,2008(02):132-140.
4. [4] 戴景贤.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二)[J].长江学术,2017(03):5-21.
5. [5] 戴景贤.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三)[J].长江学术,2017(04):5-20.
6. [6] 方向红.观物——与海德格尔和邵雍一道思物之物性[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26-34.
7. [7] 方旭东.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J].湖南大学学报,2012,26(06):51-56.
8. [8] 郭艳荣.杨万里观物取象方式的《易》学观照[J].文艺美学研究,2022(01):66-92.
9. [9] 何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0. [10] 李瑞卿.杨万里诗学中的意、象、言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18(06):25-33.
11. [11] 李文钟.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活法”与释道美学思想之关系[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94(12):24-26.
12. [12] 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J].求索,2001(04):105-110.
13. [13] 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4. [14] 邵雍.伊川击壤集[A]//邵雍.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5. [15] 唐明邦.邵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 [16] 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7. [17] 赵二照.“诚斋体”新论——从杨万里诗歌的物我关系说起[J].理论界,2019(05):78-85.
18. [18]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