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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认证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与调节机制

Paths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of Green Certification Driv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发布时间:2026-11-17
作者: 张瑞杰 ,潘清泉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柳州; ZHANG Ruijie ,PAN Qingqua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摘要: 在“双碳”目标与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背景下,绿色认证作为第三方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正成为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工具。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双重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框架,实证考察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传导路径与调节机制。研究发现: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构成两条中介路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9.9%和21.8%;环境规制政策强度正向调节直接效应及两条中介路径。据此提出完善绿色认证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政策建议。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manufacturing system, green certification,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ird-party quality infrastruc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tool driv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irect effect — dual mediation — moderating effect",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effect,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quality inspection technical services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quality inspection technical servi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is result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put and resident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onstitute two mediating paths, whose mediating effects account for 19.9% and 21.8%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direct effect as well as the two mediating paths. Accordingly,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green certific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licies.
关键词: 绿色认证;质检技术服务;制造业绿色转型;绿色创新;绿色消费;环境规制
Keywords: green certification; quality inspection technical services;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reen innovation; green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深化,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大户,其绿色转型进程已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2024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出明确的政策要求,强调将绿色化普遍融入传统制造业。在制造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绿色认证作为一种市场化、标准化的环境治理工具,其作用日益凸显。绿色认证的落地依赖第三方检验检测与认证等技术服务。数字技术普及与应用加速了检验检测、认证等质检技术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放大了质检技术服务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基于此,本文以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为切入点,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一,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是否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二,质检技术服务通过哪些传导路径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是否发挥独立中介作用?第三,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如何调节质检技术服务的绿色转型效应?

一、理论基础

其一,信号传递理论。绿色产品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通过肉眼判断产品的绿色属性,第三方认证标识因此成为其识别绿色产品的主要依据。认证以权威第三方出具的环境绩效证明为载体,降低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信息甄别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的双重激励倒逼企业从事绿色生产。

其二,波特假说与创新补偿效应。假说认为,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推动技术创新,创新收益可以补偿甚至超过规制遵循成本,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创新补偿效应具体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认证要求企业达到特定环境标准,客观上倒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生产技术优化、技术外溢与扩散、效率优化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其三,遵循成本假说。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将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增加企业的治污投入与运营成本,挤占生产性投资与研发资源,从而抑制生产率和绿色转型。绿色认证的市场化属性有助于降低强制性规制的成本冲击,但认证本身也需要投入,其成本效应同样值得关注。

其四,资源配置与优胜劣汰理论。环境规制通过优胜劣汰效应、壁垒效应与要素配置效应影响企业进入退出与要素流向,促使资源向清洁高效企业集中,进而提升整体绿色效率。绿色认证形成的市场准入门槛具有类似功能:未通过认证的企业在政府采购、大客户供应链、出口市场等方面面临壁垒,从而促使要素向通过绿色认证的企业集中。

其五,需求拉动理论。公众环保意识增强带动绿色清洁产品需求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绿色消费作为连接生产端减碳与生活端转型的关键枢纽,经由市场竞争与利润驱动传导至生产端,形成“认证—声誉—收益—转型”的正反馈,构成绿色认证驱动绿色转型的需求侧理论基础。

二、文献综述

(一)绿色认证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既有研究

近年来,围绕绿色认证制度效应的实证研究迅速增加。王东等以绿色工厂认证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政府绿色认证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盈利能力、人力资本与融资约束构成三条传导机制;宁宇新等发现绿色工厂认证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绿色技术创新、媒体声誉与环境信息披露是重要路径;姜文媛证实绿色工厂认证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张莉发现绿色产品认证显著促进绿色消费;邱香等从地理邻近性视角发现,与绿色认证机构地理邻近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量提质”;卢宏亮等发现绿色认证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二)传导机制与调节机制研究

在传导机制层面,环境规制与绿色转型的文献识别出多条路径。陈欣区分正式与非正式规制,发现两类规制均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中介作用;刘玄亦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发现绿色信贷通过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转型;徐笛等的中介检验证实,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二者呈“U”型关系。

在调节机制层面,文献识别出制度政策环境、市场需求与企业组织特征三类调节因素。碳达峰压力、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贸易壁垒会放大绿色认证的效应;王彩妮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社会责任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绿色消费研究进一步表明,认证公信力、数字金融与人力资本是绿色消费潜力释放的核心驱动因子,环境规制在绿色消费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与放大作用。

(三)质检技术服务与产业赋能研究

从产业赋能视角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研究为质检技术服务的作用提供了宏观证据。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作为典型的生产性技术服务,其数字化升级将降低绿色认证的申请与审核成本、提升认证效率与公信力,进而放大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赋能效应。第三方检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亦得到广泛关注:国内层面,检验检测支撑绿色产品认证与政府动态监管;国际层面,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是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关键。此外,平靓等的博弈模型表明,绿色认证标准整合能否提升行业绿色总产出,取决于统一认证标准是否处于适中区间,标准过高反而抑制行业绿色产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总体分析框架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波特假说与需求拉动理论,本文构建绿色认证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分析框架:核心自变量为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X),因变量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成效(Y);企业绿色创新投入(M1)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M2)构成两条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供给侧与需求侧传导路径;环境规制政策强度(W)为调节变量,同时调节两条中介路径的前半段与直接主效应。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地区总人口、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强度。总体传导路径为:质检技术服务通过降低污染检测与绿色产品认证成本、倒逼清洁生产直接推动绿色转型;通过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间接驱动绿色转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度正向调节上述路径。

(二)直接效应:质检技术服务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提升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成本与约束两个渠道。一方面,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技术的完善降低了企业污染检测与绿色产品认证的成本,缩短认证周期,提高了绿色认证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独立、可信的第三方检验使企业污染行为与绿色绩效更加透明,形成刚性约束,倒逼企业清洁生产、淘汰高污染产能。同时,绿色认证作为市场信号,为认证企业带来绿色溢价、订单获取与融资便利,形成“认证—声誉—收益”的正反馈,直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据此提出假设:

H1: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

(三)中介效应: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从供给侧看,绿色认证通过倒逼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驱动绿色转型。认证标准要求企业在清洁生产、污染物控制等方面达到规定水平,将认证压力转化为研发动力;政府背书与资源倾斜为创新提供物质保障,外部审查与媒体监督抑制管理层短视,破解“创新动力不足”与“机会主义行为”。实证研究表明,绿色工厂认证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认证提升ESG表现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H2: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在质检技术服务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中介效应: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

从需求侧看,绿色认证通过提升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驱动绿色转型。认证以简洁、权威的标识提供客观可信的产品环保信息,降低消费者绿色消费决策的不确定性,强化绿色信念并转化为购买行为,绿色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倒逼企业加大绿色产品创新投入。实证研究表明,绿色产品认证显著促进绿色消费,公众环境关注与碳达峰压力正向调节该效应。据此提出假设:

H3: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在质检技术服务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五)调节效应:环境规制政策强度

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调节绿色认证的转型效应,其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调节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政府环保政策更为严格,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绿色认证展示减排承诺,认证倒逼绿色创新的压力与激励更强;同时,强规制地区消费者更依赖认证识别合规产品,认证信号的市场价值更高。其二,调节直接主效应:环境规制与绿色认证形成互补,规制越强,认证带来的合规成本节约与市场回报越突出,直接效应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绿色消费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与放大作用,且环境规制与绿色转型普遍存在“U”型与门槛等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假设:

H4:环境规制政策强度正向调节质检技术服务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效应。

H5:环境规制政策强度正向调节质检技术服务经由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的两条中介路径。

综上,本文研究假设汇总见表1。

表1 研究假设汇总
假设 内容 对应路径
H1 质检技术服务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 直接效应X→Y
H2 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发挥中介作用 供给侧中介X→M1→Y
H3 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发挥中介作用 需求侧中介X→M2→Y
H4、H5 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调节直接效应与两条中介路径 有调节的中介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策略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首先,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直接效应;其次,借鉴逐步回归法与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分别估计质检技术服务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最后,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基准模型与中介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及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检验环境规制对直接主效应与中介路径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上述模型的具体设定见式(1)—式(5)。

=α+β+γ+++ (1)
=α+β+γ+++ (2)
=α+β+γ+++ (3)
=α+++(*)+γ+++ (4)
=α+++(*)+++γ+++ (5)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与年份;X表示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M1、M2分别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W表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CV为控制变量向量;、分别为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式(4)中M依次取、,反映环境规制对两条中介路径前半段的调节。

(二)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绿色转型成效(Y),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核心解释变量: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X),从检测服务规模、认证服务规模与数字化赋能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数,涵盖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认证机构数量、绿色认证证书数量与检测数字化水平等指标。中介变量:企业绿色创新投入(M1),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环境技术相关支出占比衡量;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M2),从认知与行为两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认知维度采用居民环保意识调查得分,行为维度采用绿色产品购买渗透率等指标。调节变量:环境规制政策强度(W),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衡量。控制变量(CV)包括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地区总人口、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强度。所有回归均采用聚类到省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三)数据来源与检验策略

本文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300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机构名录、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信息平台与各省统计年鉴等。为缓解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各省份1985年国有科研机构数作为工具变量开展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并辅以替换变量、排除特殊政策干扰、系统GMM与Tobit模型等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制造业绿色转型成效(Y)的均值为1.023,标准差为0.087;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X)的均值为0.342,标准差为0.185,最小值为0.056,最大值为0.874,表明各地区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统计特征处于合理区间。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1.023 0.087 0.812 1.268
X 0.342 0.185 0.056 0.874
M1 0.156 0.076 0.032 0.412
M2 0.287 0.124 0.089 0.623
W 0.0043 0.0028 0.0008 0.0156

(二)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主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X)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列(2)中,X的系数为0.156,表明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15.6%,假设H1得到支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Y (2) Y
X 0.187***(0.041) 0.156***(0.036)
控制变量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00 300
R² 0.623 0.718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三) 中介效应

表4报告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列(2)显示,X对M1、M2的系数分别为0.092、0.118,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依然显著。据此,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为0.031,占总效应的19.9%;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的中介效应为0.034,占总效应的21.8%,两条路径合计解释总效应的41.7%,Bootstrap检验(抽样5000次)证实两条中介路径显著,假设H2、H3得到支持。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M1 (2) M2 (3) Y
X 0.092***(0.024) 0.118***(0.028) 0.087**(0.030)
M1 — — 0.342***(0.066)
M2 — — 0.285***(0.0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00 300 300
R² 0.654 0.587 0.786
中介效应值 M1路径:0.031(19.9%) M2路径:0.034(21.8%) —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调节效应

表5报告了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至列(3)分别以M1、M2与Y为被解释变量,加入X与环境规制强度W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X×W的系数分别在1%、1%与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正向调节质检技术服务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以及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直接促进作用,假设H4得到支持。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M1 (2) M2 (3) Y
X 0.078***(0.022) 0.095***(0.026) 0.071**(0.028)
W 1.234**(0.512) 1.567**(0.623) 0.876*(0.465)
X×W 2.847***(0.887) 3.156***(0.881) 2.134**(0.744)
M1 — — 0.318***(0.063)
M2 — — 0.264***(0.0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00 300 300
R² 0.687 0.621 0.803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X和W均已中心化。

(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中介路径前半段的调节作用,本文借鉴Hayes(2015)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采用Bootstrap(抽样5000次)计算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的条件间接效应。当环境规制处于低水平时,M1、M2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21与0.024;处于高水平时分别增大至0.043与0.047,约为低规制水平的两倍;中介效应差异指数均显著,证实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假设H5得到支持。

(六)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组回归。结果显示,质检技术服务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0.198),中部次之(0.134),西部相对较弱(0.087);按制造业污染强度分组,高污染行业的效应(0.213)显著强于低污染行业(0.108),绿色认证对高污染行业的转型倒逼作用更明显。中介路径上,东部供给侧中介占比更高,中西部需求侧中介占比相对更高。

(七)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可靠性,本文开展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和绿色专利产出占比替换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检验检测机构数和绿色认证证书密度替换核心自变量、以绿色专利申请数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分别替换M1、M2、以单位产值排污费收入和环保行政处罚案件数替换调节变量,回归结果均与基准一致;以各省份1985年国有科研机构数作为工具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大于10,X系数仍在1%水平显著;剔除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与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等政策冲击年份后结论保持稳健;采用系统GMM与Tobit模型重新估计,结果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为核心自变量,实证考察了绿色认证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传导路径与调节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质检技术服务发展水平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居民绿色消费认知与行为构成两条独立中介路径,需求侧中介略大于供给侧;第三,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发挥多层次正向调节作用,高规制水平下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约为低规制水平的两倍;第四,绿色转型效应存在区域与行业异质性,东部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高污染行业强于低污染行业。

(二) 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绿色认证体系,强化第三方检验机构全链条监管,压实机构主体责任,打击虚假认证与“漂绿”行为。优化认证机构空间布局,降低企业认证的地理壁垒与成本;第二,强化政策工具协同,打通“认证—融资—消费”链条,推动认证结果与国际规则互认,助力出口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第三,坚持认证与规制协同、区域差异化施策,根据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匹配认证激励水平,避免“一刀切”;第四,加大绿色创新支持,支持企业将认证压力转化为绿色创新产出,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提升质检技术服务效率与认证公信力,放大绿色认证对制造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的赋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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