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国家数字化战略深入部署,大数据平台、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并在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与民众满意度方面展现巨大潜力。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基石,正受数字化发展深刻影响而转型,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造时代性机遇。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中央层面推出一系列核心纲领性文件,各部委向下分解、联合设计出台规划性、操作性文件,形成上下协同统筹推进的政策格局,为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乡村治理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可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赋能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主要围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数字化生产、农村电商、数字乡村治理等领域推进,整体搭建起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支撑平台、数字应用场景三大核心模块。然而,在数字化乡村建设试点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阻滞,数字与乡村复杂治理场景未充分融合,产生大量数字化投入却未带来治理效能增长的内卷化问题。目前乡村主要以“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大屏”彰显数字化建设成果,一些地区建设了数字农业项目、农产品扫码溯源平台、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站,但深入了解后可发现,这些所谓数字亮点塑造性远大于实际成效,反而加重乡村执行事务负担。数字化成果服务于上层政府政绩创造,与 actual 乡村治理场景产生断裂带,加剧基层乡村工作负担。不仅如此,上下层级政府信息不对称长期固化着内卷化问题,并影响其他乡村在数字化治理中遵循路径依赖而暴露同质问题。新制度主义指出,政策执行需依赖国家整体制度环境,因而本研究将从制度环境角度着手,聚焦数字乡村治理领域,借助IAD理论框架理清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的机制成因。
一、文献综述
(一) 数字乡村治理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已进入全面提升阶段,数字乡村治理是其重要支柱。数字乡村治理强调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系统在技术、权力和空间三个维度的互构与重塑,推动治理结构变革,形成交互式群治理模式。其核心矛盾在于人口流失和农民信任不足,导致参与主动性缺乏,呈现单向度治理。数字技术赋能旨在打破线下参与瓶颈:通过数字平台直接回应农民,促成互动;实现治理单元细分,促进广泛参与。数字乡村治理价值包含政府数字化转型、整体化治理实践、精准高效需求回应三个关键元素。然而,数字技术影响具有两面性,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冲突时会陷入治理陷阱,学界主要围绕“数字负担”和“数字悬浮”展开研究:前者指技术赋能带来价值异化,对治理主体产生增负效应;后者指数字治理形式脱离本质、手段脱离实践、行动未对接现实问题。两者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相关研究从宏观制度组织、中观技术逻辑和微观行动能力三个维度展开,分别关注数字形式主义、技术多重挑战与治理超载、基层公务员数字素养和能力不足等问题。
(二)数字治理内卷化研究
1. 内卷化研究
相较于数字负担和数字悬浮,本文采用内卷化概念描述数字乡村治理困境,因其兼顾投入负担与实际成效双重考量,指明资源受限的前因条件,更能整体反映核心困境。内卷化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转或卷起来”,主要包括文化内卷、农业内卷和国家权力内卷三种类型。戈登威泽最早用其描述文化模式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稳定或转变,只能在内部不断复杂化。格尔茨将其引入农业生产,指外部扩张受限时,如生产工具无法进步、土地规模无法扩大,只能投入大量劳动力和资源到有限水稻生产中,使土地使用、租佃关系和劳动力安排愈发复杂,形成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黄宗智借此研究中国17世纪华北小农经济,认为无法通过技术变革和扩大土地规模提高收益时,家庭经营只能利用过剩劳动力参与土地生产以应对繁重赋税,但更多劳动投入并未带来边际效益增加,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邱泽奇进一步理清内卷化定义: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限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即在资本、土地资源限定下,劳动力持续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内部更精细复杂。杜赞奇则将其用于国家权力描述,认为国家内卷化是国家与社会旧模式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结合诸多学者定义,本文将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界定为:受乡村资源禀赋不足限制,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使数字建设精细化和复杂化,却仅带来有限的治理效能改善。
2.数字治理内卷化研究
内卷化的概念具备成本和效益的双重角度,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理解数字乡村治理困境。 目前关于数字技术的内卷研究还比较少,主要包含将内卷作为数字治理困境的成因因素和困境表象的两类研究。张旭霞学者通过定量数据指出“好评如潮”的“好差评”制度存在“内卷 ”现象,强调这一内卷是地方政府在高压考核与排名情景下的理性策略选择。有学者指出基层数字治理中的同级创新内卷是数字治理增负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将负担的来源界定为“主动加码”和“被动加码”两类。陈锋学者以“12345”热线治理为例,从过程视角理清内卷化表征,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表现为反复性无理诉求的回应;在诉求信息处理阶段表现为投入与治理目标被替代的结果不匹配。曹银山指出大量投入却未带来效能增长的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主要根源于技术与制度、工具、组织、主体地适配性错位。李利文指出“数智”创新内卷问题表现在重平台搭建轻实际运作、数字治理能力被无限放大以及大量创新浮于表面地三类问题,但在文中并未区分内卷和形式主义、悬浮等概念的边界,也未深层次分析内卷化形成的内在机理。梳理相关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局限性:其一,对于内卷特征的表述与悬浮等概念的混淆,并未清晰地将数字治理内卷化的问题全面立体地呈现;其二,缺乏对于内卷化生成机制的深入解构,视角较为单 一;其三,对于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的关注度不足。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局限性进行探索,以期为数字乡村治理困境问题提供新的学理思路。
二、理论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由奥斯特罗姆发展形成制度分析的“元语言”,能描述并解释制度安排如何通过形塑行动情景影响行动者激励结构、互动模式和最终产出,主要包括行动舞台、外部变量、互动、结果、评价标准等要素。行动舞台是核心分析单元,指个体行动者相互作用、交换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冲突的社会空间,包括行动情景和该情景下的行动者;潜在变量包括参与者集合、身份、容许行为、潜在结果、决策控制力、信息、收益与成本等。制度分析者认为,具体行动情景结构由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通用制度规则三组外生变量决定,其中通用制度规则包括身份、边界、选择、聚合、范围、信息和偿付等7类规则。IAD框架有利于分析制度背景下的政策行动者互动,作为整合性系统框架,从宏观制度情景、中观外部变量、微观行为互动及评价结果为政策执行提供学理支持,应用于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研究具有适配性。过往学者曾借助该框架对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进行制度分析,但主要强调规则层面,构建规则供给-执行-维护框架,解释规则缺失、不适及模式对赋能未能的影响。本研究则从IAD框架整体系统出发,借助外部变量解释数字乡村治理受资源限制、乡土规则约束及合法性追求规范的制约前提;受此影响,行动舞台被形塑为压力型政府与复杂乡村环境双重挤压的制度环境,以及基于收益成本、信息、容许行为、决策控制等潜在因素考量的行动者互动关系,最终导致数字乡村治理陷入投入与成效非线性增长的内卷化评价结果。本研究据此对奥斯特罗姆IAD框架进行适应性调整,建构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生成机制IAD框架。
三、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表征:持续低效增负
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赋能被赋予时代期望,但本应是出于减负增效目的的数字技术却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过度投入而成效有限的内卷问题。这一内卷化表现的过度投入可以总结为四个维度:大量重复性平台建设、数字汇报材料生产负担、信息冗杂下回应性成本过高与亮点式创新加码。
(一)大量重复的数字平台系统空转
在“条块分割”的科层体制下,各职能部门为彰显政绩、抢占考核权重纷纷自建数字平台,形成“一部门一系统、一事项一APP”的碎片化格局。如粤中部某市村级治理平台有“村务共治”“企业生态网格”“探花故里”“一门通”等五个以上,功能高度重叠却互不联通,网格员需同时维护9个以上由政法委、组织部、民政局等不同条线部门主导的系统;浙北某网格员需登录维护9个平台,每日花费半天以上重复录入相同基础数据,因各部门数据标准不一、接口不通,被迫“线上录一遍,线下录一遍,换一个平台再录一遍”。除繁杂APP外,不同场景、事项对应的微信群同样成为额外负担,基层组织往往围绕不同工作事项、微治理单元、建设项目分别建立专属社群,导致社群数量冗余、管理分散,进一步加剧基层工作压力。更为关键的是,此类数字平台与社群实际使用率普遍偏低,村民知晓度有限,即便了解也因操作门槛、使用价值感知不足而不愿学习,致使多数平台长期闲置;唯有上级开展APP使用效果考核时,乡镇才通过刷高使用率、伪造满意评价等形式化手段掩盖低效现实。数字技术刚性还对基层治理者产生职责增量、能动受限与社会互动阻滞影响,加之学习成本上升,导致客观上的工作低效、劳动时间延长、分配不合理,以及主观上的心理压力增大。此外,此类平台开发建设投入的大量财力未能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却被诸多乡镇作为彰显数字化建设成效的核心亮点持续复制推广,进一步固化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困境。
(二)数字建设指标考核材料操作乏力
在数字化乡村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下,数字化相关指标成为上级领导们关注的重点,由此而产生的过程考核材料也纷繁复杂。数字乡村治理绩效的确较好的乡村,有关干部会疲于对数字治理成效的材料包装;成效甚微的乡村干部也会由于担心考评压力,而将工作精力分配到造假成果的工作中去。基层年底工作的繁忙困境,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便是各类年底工作总结材料的撰写与规整。例如苏岚岚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四川省某县级市采用腾讯“为村 ”平台后,村干部面临高频次留痕、重复采集信息、高频率上传下达等多重压力,倾向于机械完成任务而非回应村民多元诉求。此类繁杂的材料性工作,进一步加重了乡村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挤占了其工作时间与精力,导致其难以将更多注意力与资源投入到能够真正提升治理效能、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核心工作中,进一步加剧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内耗。
(三)信息冗杂:无效信息造成回应性负担
公共治理的过程是信息的呈现、传递及其利用的过程,必须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相关的信息,才能做出恰当的选择和行动。然而,数字技术在推动信息快速产生、广泛传播的同时,也极易引发信息膨胀与冗杂的治理难题,这一问题在数字乡村治理场景中同样尤为突出。此类冗杂信息的产生主要源于两个方 面:一方面,来自政府层面主动生成的大量信息与基层实际治理场景不相契 合,有学者研究指出,表面上看国家通过各类数字手段获取了基层愈发详实的信息,实则因信息脱离基层实际、缺乏实践价值,导致国家与基层的距离不断拉大;另一方面,来自群众主动反馈的信息中,隐含着大量“伪需求 ”,这类伪需求具体表现为各类复杂无序、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诉求,此类诉求不仅无法体现乡村治理的真实需求,还大量侵占基层治理资源,挤占了用于解决真实诉求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成本,进一步加剧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内耗。
(四)创新内卷:过度制造的数字亮点
随着组织间数字治理创新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类数字治理亮点已成为乡村治理宣传与展示的核心侧重方向。但从实践来看,数字亮点的打造多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可视层面的精细化包装,过度追求形式上的完备与美观,而忽视了数字治理的本质目标与实践价值,最终陷入数字化内卷的困境。其中,同级组织间的创新内卷,是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在同级竞争语境下,基层各级组织普遍存在不甘落后的竞争心理,逐渐滋生出“既然他们都做了,我们可能做不好,但必须要有的 ”的扭曲认知。受此影响,各级乡镇无论自身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如何,均盲目参与到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数字平台建设中,在此基础上仅通过简单融入所谓地方特色,便包装形成自身的数字治理亮点。从本质而言,此类乡村数字建设并未实现实质性创新,反而呈现出无效同质化的突出问题,不仅对乡村治理实践无实质性助益,还造成了严重的治理内耗,进一步加重了基层组织的工作负担,持续助推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态势的蔓延。
四、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生成机制
(一)外部变量:资源限制、乡土规则、合法性追求形塑内卷
1.资源限制
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乡村治理高度依赖硬件设施与高数字素养人力配套,但这一需求在乡村实际中难以满足,难以支撑数字系统搭建与运维。从设施维度看,数字乡村治理高效运行离不开网络、电力、通信等基础数字设施稳定保障,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虽已广泛覆盖,但在运维保障与效能发挥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核心体现为设施检测更新成本偏高与数据运维低效滞后。例如在村民收入等核心治理信息核对、录入与动态管控中,基层治理主体虽可通过数字技术完成初期数据采集与分析监控,但后续信息补充、动态更新往往明显滞后,难以实现数据与乡村实际实时同步,导致数字系统决策支撑价值大打折扣,根源在于乡村数字设施运维资金不足、技术保障薄弱,难以承担常态化检测与动态更新的高昂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适配性应用往往需要与市场技术主体深度合作,而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缺乏与市场主体合作的坚实经济基础,难以支付高昂技术服务费用,导致数字技术应用多依赖公益性质技术支持,不仅限制适配性创新,也进一步制约数字治理效能释放。从人力维度看,乡村基层治理队伍的数字素养与工作心态直接影响数字乡村治理推进质量与实效。当前乡村村委干部队伍能力参差不齐,整体数字素养偏低,对各类数字治理平台、软件操作熟练度不足,其参与的数字APP普及、数字技术推广等工作多流于形式、悬浮于表面,难以真正引导村民参与数字治理,也无法实现数字系统规范运维。更为关键的是,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急功近利心态,对数字乡村治理这类周期长、难度大、见效慢的长期性工作存在较强职业倦怠感,缺乏持续投入的耐心与动力,导致相关工作推进乏力,难以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
2.乡土规则
数字技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层级政府对基层治理场域信息的了解与控制,但机械化的数字并不能较好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在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乡土社会固有的内生规则未得到充分考量与适配,导致大量数字化治理工作与村民的实际需求相脱嵌,无法切实回应乡村治理的现实诉求。数字是冷
冰冰的,但治理工作应该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有温度的。有学者也指出,村民并非是一个个原子化的经纪人,脱离了乡土伦理格局的公共治理必将让村民们成为疏离的局外人。在浙江 L 市,一位村干部坦言:“ 以前调解矛盾靠一碗茶、几句家常话,现在要填表、拍照、录视频,群众觉得我们不近人情,连村干部都变成了‘数字打工人 ’。 ”除此之外,数字技术在乡土社会场景中的落地,还可能遭遇传统社会格局的天然排斥与抵触;而为保障数字化考核指标的完整性与达标率,诸多基层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出卖人情、维系私人关系等非制度化方式,获取部分数字指标的测量与填报权限,这一过程不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更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治理与乡土社会的适配困境,持续助推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态势的深化。
3.合法性追求
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生成于乡镇政府维系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乡镇政府迎合下级寻求上级认可以及向下维持乡村整体稳定的两个方面。
乡村地区历经分税制改革后,治理资源的获取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由过往依赖土地税收的自主供给模式,转变为以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为主导的供给模式。受此资源供给方式的约束,乡村治理活动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监管与控制体系之中,迎合上级政府的指标考核,成为乡镇政府维持组织正常运转、获取治理资源的关键路径。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导向高度契合,自然成为上级领导注意力偏好的核心聚焦领域,而这种注意力偏好主要通过标准化的指标考核体系传递至基层。基层政府为了完成认为,采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权力向乡镇推行各种信息技术软件。另外,由于上下级政府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乡镇组织在应对数字治理考核时,往往采取迎合性策略,倾向于以最低的治理成本,获取上级领导的最大程度关注与认可。在这一行为逻辑的主导下,乡镇政府开展的各类数字治理相关工作,逐渐偏离数字治理的本质目标,转而围绕数字考核指标的达标建设,以及易于被上级感知、便于宣传展示的数字亮点展开。其中,乡镇及以下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需耗费大量精力打磨新闻宣传材料,并向各类新闻平台推 送,而一次高水平宣传平台的报道,不仅能够彰显当地数字乡村建设的“成 效 ”,更成为乡镇组织参与各类获奖评优、获取更多治理资源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固化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卷化逻辑。
(二)行动舞台: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互构
1.制度环境:压力性体制和乡土社会的双重挤压
数字乡村治理处于自上而下监控督责压力与自下而上社会阻碍压力双向挤压的制度环境中。自下而上的压力主要源于乡村治理对象自身局限,集中体现为村民参与意识薄弱与数字素养偏低,使数字乡村治理短期内难以落地,甚至被部分基层视为“难以实现的目标”。村民层面的数字排斥与使用能力不足是制约数字治理覆盖面的关键瓶颈,引导广大村民真正参与需要乡镇干部长期开展数字素养培育和治理理念引导,短期内难以见效。面对这一约束,基层乡镇为快速完成任务,往往采取简单化处理,将乐于参与、具备一定数字能力的少部分村民作为主要参与对象与服务主体,这种局限于少数群体的治理实践本质上是低效内卷,难以识别和回应大多数村民核心需求,导致数字治理沦为“形式化操作”,重复服务少数群体而无法实现治理效能实质提升。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监控督责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上级政府对基层数字乡村建设的高期待加剧了同级乡镇间竞争,也加重基层发展压力与工作负担,使数字乡村治理逐渐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性事项”。更为关键的是,基层乡镇工作人员面临两难抉择:严格按上级要求推进往往陷入与乡村社会实际脱嵌的困境,立足乡村实际解决具体问题又可能耽误上级摊派的数字行政任务,影响考核评价;出于维系自身治理合法性的核心考量,基层往往优先选择“向上迎合”,即便可能脱离实际、违背初衷。此外,在强问责机制约束下,面对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的村民,乡镇村干部还存在“怕村民过度介入”的顾虑,担心广泛参与可能滋生社会矛盾、引发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自身治理合法性,这进一步限制了数字治理参与覆盖面,加剧了形式化与内卷化倾向。
2.行动者:利益权衡下的非对称性互动博弈
数字乡村治理主要包含乡镇政府干部、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三类关键行动者,他们在压力型体制与复杂乡土社会双重挤压中形成策略性互动模式,成为内卷化的直接驱动动因。IAD框架指出行动者受参与者集合、身份、容许行为、潜在结果、决策控制力、信息、收益与成本等潜在因素影响,并遵循选择、报酬、容许、聚合等规则互动。从角色身份与权责配置看,乡镇干部拥有强控制能力,主要负责数字方向引领、技术发包和考核监督;村两委干部是数字技术执行主体,承担执行责任却缺乏设计、灵活调整权限,存在权责不匹配问题,容易掣肘并畏惧风险;村民理想角色是治理主体,现实却偏向治理客体,被赋予权力最小、容许行为受限,主要参与简单浅层数字活动。在此基础上,三类行动者围绕数字治理任务形成差异化策略性行为,构成内卷化导向的互动逻辑。乡镇干部关注结果指标而忽略实际成效,以结果指标判断村委两级数字化建设成效,同时为防止造假而创造的过程性材料成为村委数字化治理合格的重要内容。村两委干部负责村级数字指标执行,出于“避责”考量采取数字达标策略,学习同质化治理手段以跟上节奏,确保泛滥材料符合上级要求;具体行动中充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争取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指标性收益,导致需长期投入的数字化建设被滞后,盆景打造被优先处理。村两委干部还与关系良好的“精英”类村民达成数字协作,依靠其完成指标材料任务,并关注特别困难群体的数字化信息,将其作为数字化亮点产出场域。村民缺乏权限,扮演边缘角色,难以产生主动参与动力;随着乡土社会“空心化”,村民对乡村事务和公共生活关注度较低。这种泡沫式互动无法生成真实治理产出,却持续消耗组织信任与制度合法性,最终深陷“投入增加—效能停滞—负担加重”的内卷化泥潭。
五、小结
本文基于IAD理论框架,揭示数字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生成机制.研究认为,其核心机制为:在资源限制、乡土规范与合法性追求三重外部变量约束下,压力型体制与复杂乡土社会构成双重挤压型制度环境,驱动乡镇政府、村两委与村民形成非对称博弈,最终陷入内卷困境。
首先,资源限制、合法性追求与乡土规范约束构成内卷化生成的外在变量。资源限制表现为数字设施运维成本高、技术适配弱、干部数字素养匮乏,导致“重建设、轻运维”、数据滞后、系统空转。乡土规则约束体现为数字治理与熟人社会的情感逻辑、人情关系存在张力,强制留痕、视频打卡取代传统调解机制,造成干群疏离与治理温度丧失。合法性追求源于乡镇财政自主权萎缩,治理资源依赖上级考核与项目分配,迫使基层将平台建设、数据留痕、宣传报道等“可量化、可展示”指标作为获取资源的核心手段,治理目标从“解决问题”异化为“应付考核”。
其次,制度环境与行动者互动构成的行动舞台是内卷化的植根场域。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通过考核排名、问责追责制造竞争压力;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因空心化、数字排斥与参与低迷,形成需求低响应性。双重挤压下,三类行动者形成非对称博弈:乡镇政府掌握发包权与考核权,追求可视化政绩;村两委干部权责不对等,为“避责”采取材料达标策略,又因不甘落后学习同质化创新,陷入内卷陷阱;村民因权力缺位、渠道狭窄与数字鸿沟沦为治理客体,真实需求被过滤,形成泡沫式互动。这导致数字技术从赋能工具异化为负担载体。
破解内卷化需构建以乡土适配为核心的长期布局:按自身资源实际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本土数字人才,提升村干部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健全容错激励制度,以逐步增长的考核方式替代直接高要求;兼顾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充分调研民意,使数字工具成为激活而非取代乡村内生秩序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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