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环境权是《生态环境法典》的权利基石，其入典关乎法典的价值宣示与规范构造。既有研究虽已确认其人权地位，却仍陷于概念歧义、公私权属性纠葛及请求权基础缺失等的困境之中。本文以环境权之双重法律属性为分析起点，论证其法典化的正当性。政策上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法治，规范上衔接宪法生态文明条款并回应全球人权治理，比较法上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一般规定至具体规定的模式。依“总则—分编”的体例，总则之中确立抽象一般环境权，分编将其具体化为环境健康权与环境享用权，在实体性环境权上辅以程序性环境权。从而形成公、私法协同保障，以此推动环境权从应然权利转化为实然权利。

一、环境权的法律概述

1.环境权的发展

1.国际层面

环境权根源于全球性环境危机与人权谱系的时代演进，是环境保护与人权理念交汇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一名联邦德国医生以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侵害基本人权为由提出控告，环境权由此纳入《欧洲人权公约》权利清单的动议，但经欧洲环境保护会议等多番讨论均未获通过。直至1973，环境权在《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明确为新兴人权。

（1）早期：绝对环境权说

绝对环境权说发轫于1970年的日本，其基本立场为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应优越于环境所承载的经济、社会价值，且不容利益权衡予以限缩。该学说系环境保护运动与人权理念早期汇流的产物。其论证以单一环境利益为中心，并专为该利益服务，并未将其他可能利益纳入考量，带有显著的绝对主义倾向。

（2）发展：相对环境权说

相对环境权说是绝对环境权说经多元价值调和与利益衡量后生成的修正理论，其核心在于突破环境利益的单一排他性预设，将经济社会等其他法益纳入权利内涵，从而使环境保护主张由绝对化走向适度兼容。就理论周延性与实践可操作性而言，相对环境权说均更具合理性与现实性。

2.国内层面

20世纪80年代，“环境权理论”的研究在国内环境法学界掀起热潮。蔡守秋教授首次从权利的视角出发，里程碑式提出环境权的有关概念。伴随环境法学研究的持续深化，全体人民所享有的环境权利已逐步成为中国人权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环境权利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全体人民对生态环境利益所享有的权利属性亦得到持续确认，进而使环境权利在公民人权保障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尽管环境法学界长期倡导环境权入宪，但因相关学理分歧显著，该权利宪法化进程仍显迟滞。“生态文明”条款在2018年宪法修改时纳入宪法文本，此举为环境权融入生态环境法典提供了最高位阶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环境权的双重法律属性

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定位，学界虽然已形成通说，但其权利属性的深层阐释仍显薄弱，公私权属性之争更成为制约其入典的关键症结。环境权内蕴公益与私益双重面向。在环境法律关系的调整机制上，公权主体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在履行环境治理职责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以公权力介入为基础，并以公共环境利益与治理秩序之维护为依归，具有公法关系的本质属性，应由公法予以调整；与之相对，自然人维护其个人环境利益中具有私权面向之部分，因而与他人发生冲突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则属平等主体间之私益纷争，应纳入私法调整范畴。因此，超越单一的公、私权二元分类，转换将环境利益简化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反射性利益的思维定式，实现从对号入座式进路向综合性进路的范式转换。

1.环境权主体

环境权的私权主体，指向作为权利享有者之自然人。环境权在性质上系对良好、适宜环境的享受权，其权利客体为各类环境要素。自然人为环境权的主体，国家或单位仅系自然人实现环境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国家受自然人之托，代为实现并保有自然人之环境权，非利益的最终归属者。就自然人的范围而言，诚如陈泉生教授主张，环境权主体应涵盖全人类及尚未出生之后代人。基于代际公平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需要对生态系统及环境要素的利用，须考量环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环境权的公权主体，指向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正如蔡守秋教授所言，唯有环境权利主体于行权时积极履行环境义务，全体公民方能充分行使环境权利。国家承担环境管理义务，体现为积极作为与消极不作为。积极作为要求国家作为公权主体，应持主动积极的态度，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此为公民享有良好的环境质量提供保障；消极不作为则体现为对国家行使管理职权时的约束，不得对公民环境权造成过度侵害。

2.环境权客体

生态环境利益包含环境生态利益价值与环境财产利益价值，环境财产利益价值本质上属于财产性利益在环境法领域的延伸，是以自然环境要素为媒介谋取经济利益的活动。环境权的客体仅指向生态环境利益价值。

环境权的客体不是单一的环境要素，而应界定为环境要素集合群。例如人们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如清洁空气、优美风景、良好通风采光等，通常被视为环境权客体的抽象化表达。其中，之所以公权力要介入规范类似清洁空气权等公益性较强的环境要素，是因为其本身公益色彩浓厚且不具排他性。而通风权、日照权等私益性明显的环境要素可在私法层面进行规制，是因为其在特定范围内具有排他性，公民可基于私人权益请求排除妨害、停止侵害。

3.环境权内容

环境权应以实体性权利为本位，并以必要的程序性权利为辅助进行构造。从而促成实体性内容之实现。实体性环境处分权以主体环境私益为规范，权利构造彰显私权属性，故宜纳入私法调整框架；程序性环境权，诸如环境参与权、环境知情权，则以程序正义与公众参与为价值内核，凸显公权面向，归由公法调控。二者于环境权谱系中形成私益对应私法与参与对应公法的规范分殊。

基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实体性环境权利可归纳为公民均享有良好环境享用权，其具体权能可类型化为环境享受权、环境处分权与环境进入权。环境享受权，指自然人均有权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存，并享受良好环境利益。环境处分权，则其权能构造类似于民法物权上之处分权，指在特定条件下环境权主体可以获取或交换其他利益而主动放弃良好环境享有权，最具私权性质。环境进入权，指自然人有权直接地、自由地进入例如森林、湿地、田园等的特定环境区域。

二、我国环境权入典的正当性

（一）政策基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生态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经由法典化路径保护并发展最广大人民的生态利益，使《生态环境法典》成为新时代保障人民美好生活与优美生态环境之良法善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及环境权入典的构想，既非既有法律之简单汇编，亦非完全另起炉灶之新立新定。一方面，应聚焦损害公众健康之突出环境问题，就其预防、治理与责任追究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须在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维护及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予以全面规范。

（二）国际导向：增强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法治话语权

环境权是生态文明新形态演进阶段的标志性权利，亦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与新成果。当前，学界将环境权界定为现代社会所衍生的第三代人权已成为普遍共识

我国已先后制定并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形成国家人权保障的阶段性规范文本序列。前三期在权利类型编排上，将“环境权利”置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保障项下，作为其构成性内容，尚未取得独立权利类型之规范地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则实现环境权利的类型化升格，使其成为独立人权类型，并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形成并列式权利结构。此一规范体例变迁，标志着环境权在国家人权政策规范谱系中的独立性确认与体系地位提升，亦彰显其由附属性保障事项向自足性权利形态演进的规范逻辑。在此规范演进背景下，可在《生态环境法典》中明定环境权概念。一方面，以法典形式确认环境权，旨在奠定生态环境保护之权源基础，促进环境立法、执法与司法之体系化运行，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之教育功能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成就与实践绩效为实证依托，推进中国人权话语建构国际传播，进而在国际人权法治场域中形塑我国作为环境人权之维护者、捍卫者与践行者的国家形象。由此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我国包括环境权在内的人权真实状况，增进对我国人权发展道路与理念之认同。有助于进而促进我国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作用。

（三）法律依据：明确环境权入典的法学价值

1.相关法律规范

从公法维度观之，《宪法》序言明确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职责，构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宪法依据，其宣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相关规范为环境权保障提供直接宪法依据。其中第九条第二款确立国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植物之职权与职责，构成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基础。当前，我国已形成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基础性法源、大气与水等单行法为补充性法源的“双法源”格局，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体系化。在型构中国特色环境法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应于《生态环境法典》中明定环境权，以实现其规范确认与体系融贯。

2.环境司法改革

以“环境权”为检索词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全文检索，并经系统梳理法院提及“环境权”可将司法裁判中法院所持立场类型化为三种。其一，环境侵权或环境污染行为之侵害客体具有复合性，既及于他人人身权、财产权，亦构成对环境权之侵害；其二，环境权主体呈多元构造，非以个人为限，例如非法占用农用地之行为，即构成对国家生态环境权之侵害；其三，个人环境权之主张，须以相关法律规范为请求权基础与行使边界，遵循法定构成要件及程序机制，不得逾越规范限度。然而，基于现行法律体系，环境权既非基本权利，亦非法律权利。纵使行为人侵害他人或国家之环境权，裁判逻辑仍应落脚于“实施了法律禁止之某种行为”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非因“侵犯环境权”而担责。此种裁判逻辑的局限，在于其以行为违法性为中心构造责任，而非以权利侵害为中心生成请求权，故无法弥补法律固有之滞后性缺陷，亦难以充分回应新型环境利益之救济需求。

环境审判专门化系环境司法专门化之重要组成，而环保法庭（院）之设置则为其关键组织载体。司法确认虽属实现环境权之路径之一，环境司法实践中亦出现运用环境权理论论证判决之现象，但以环境权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环境诉讼，尚缺乏实定法依据。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将环境权确认为法律权利，是环境权若未能完成由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之性质突破，是环境诉讼实现权利救济的前提性制度安排。因此，于《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不仅关涉权利属性之规范确认，更构成环境诉讼请求权基础生成与环境司法功能实现的制度前提。

三、环境权入典的建设构想

（一）环境权在域外立法实践的借鉴

1.《法国环境法典》

法国2004年《环境宪章》与《法国环境法典》规范构造涵盖实体性与程序性两个维度，并采取“一般规定+具体规定”之立法模式，继而于不同篇章中具体展开一般环境权所涵摄之各类权利，即“健康环境权”与“自然享有权”。

从规范体系观察，《环境宪章》确立了环境人权中人人有权在一个平衡且不妨害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实体性权利。《法国环境法典》法律部分共设七卷，总则规定任何人都享有拥有有益健康之环境的权利，此即环境权之“一般性规定”；分则具体展开相关规定。以上形成以一般环境权为统摄，健康环境权与自然享有权等为具体类型的层级化权利结构。在宪法层面提供价值宣示与权利正当性基础，法典层面则通过具体条款将一般环境权予以操作化与类型化。与此同时，清洁空气权条款偏重义务设定而未设救济机制，亦折射出环境权实证化过程中权利效力与司法可诉性之间的张力。

2.《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

与法国以宪法直接确认环境权的模式不同，爱沙尼亚模式在宪法义务导向之下，经由法典化路径实现环境权之权利化与可诉化，为环境权在实证法秩序中的展开提供了别具一格之比较法经验。在此宪法框架下，《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采“总则+分则”的体例，转而以权利规定的方式明确承认涵盖实体性与程序性双重面向之公民环境权，并赋予其可诉性。由此形成“宪法义务—法典权利”之规范分工，构成环境权实证化之另一种路径。

在实体性环境权方面，规定个人可要求行政机关保护某一环境免受损害，以此支持规定任何人有权期待与其直接相关之环境能够满足其健康和福利需求。由此，环境权不仅获得实体规范之确认，亦通过行政作为请求权之构造而被赋予可诉性与强制执行力。相关条款还就环境事务之司法救济途径作出规定，从而形成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与司法救济相互衔接之规范体系。

（二）环境权在我国环境法典的体系化表达

1.环境权入典的类型化构想

环境权的全面“入典”，需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在环境权的规范构造中，可辨识出两个递进层面。第一层面可抽象概括为一般性环境权概念。其呈现为母权性与框架性的权力谱系，具有对生态环境整体及各环境要素生态功能所享有之“权利束”的规范内涵，旨在确认权利主体享有优美生态环境并在其中实现生存与发展之法律资格。以此构成下位具体环境权之规范基础与价值统摄，具有综合性与统领性。第二层面则是对抽象环境权的具体化和类型化。一般环境权可细化为“环境健康权”与“环境享用权”两大类型。环境健康权，其范畴可展开为环境本身之优美、健康与宜居，清洁空气权等。环境享用权，基于环境共有的法理基础，则指人们对自然环境生态、区域环境空间及良好景观之享有。

此外，环境权还可划分为实体性环境权与程序性的类型。实体性环境权以权利主体在审美、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利益需求为重心，其权利客体指向整体环境及各环境要素，构成环境权的价值内核与目的性权利。程序性环境权则具有过程性与保障性，指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各环节的动态性权利，涵盖公众对环境事务之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与监督权等。就二者关系而言，唯有实体性环境权与程序性环境权相互衔接、协同运作，环境权方能由静态宣示转化为动态实现，并在规范体系中获得完整效力。

2.环境权入典的具体表达

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以“总则—分则”的编制体系，形成以总则统领价值与原则、以分则展开制度与规范、以责任编实现救济与闭环的体系格局，环境权入典构想以此为大致脉络。

总则：环境权的基础性概念

总则编宜从“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对国家义务之范围及内容要求作出概括性、统摄性规定，而各分编将国家保障环境权义务之条款予以细化。在总则编中，应就环境权之总括性内容予以规定，内容涵盖实体性环境权与程序性环境权两个方面。将环境权置于总则编“基本权利与义务”一节，既可确立其作为环境法典权利基石之地位，亦可为分则具体制度提供教义基础与价值依归。

分则：环境权的保障性规范

分则各编应依全链条生态保护的构建思路，在法典内部形成“总则确认—分则展开—责任保障”之规范链条，并将总则所确认之一般环境权予以具体化，细化为“环境健康权”与“环境享用权”两大类型。

环境权之体系化保障，有赖于《生态环境法典》各分编的功能分殊与规范协同。污染防治编应以环境健康权保障为规范核心，综合运用限制、许可、命令等多元行政规制工具，构建风险预防型制度体系。自然保护编应以生态环境享有权保障为目标，明确其生态功能维护的功能，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维护生态平衡、防治生物多样性减损。绿色低碳发展编应以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共赢为理念，涵盖清洁生产、循环利用与减碳降碳为重点，在既有法律框架内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构建绿色发展权保障制度体系。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以及公民行使环境权奠定物质基础与法治保障。生态环境责任编以总结并完善前述分编及总则编所设法律责任为指引，通过程序性制度配置，在现行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公益救济机制，实现环境权保障的体系融贯与程序闭环，规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损害填补与修复责任。

参考文献：

1. [1] 吕忠梅. 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2): 4-11.
2. [2] 刘启源. 环境法典编纂中环境权“入典”问题研究[J]. 黑龙江环境通报, 2024(37): 148-150.
3. [3] 吕忠梅. 环境法典编纂论纲[J]. 中国法学, 2023(02): 25.
4. [4] 肖磊, 王宗涛. 复合权利视阈下环境权的新认识——兼论环境权的法典化表达[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7): 96-106.
5. [5] 肖磊, 王宗涛. 论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与实施路径[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5): 80-92.
6. [6] 朱谦. 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合宪性思考[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5): 112.
7. [7] 朱谦. 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权“入典”的阻却[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4): 90.
8. [8] 胡静. 环境权入环境法典之必要性商讨[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4): 76.
9. [9] 吴卫星. 环境权在我国环境法典中的证成与展开[J]. 现代法学, 2022(44): 118-130.
10. [10] 王雨荣. 环境权的概念：反思、证成及其外延展开[J]. 环境法评论, 2022(02): 144-146.
11. [11] 刘长兴. 环境权的内容辨识与实践路径考察——以典型案例为对象[J]. 人权法学, 2022(03): 148.
12. [12] 陈海嵩. 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环境权问题——研究方法论视角的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5): 53.
13. [13] 吕忠梅. 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J]. 当代法学, 2021(06): 15.
14. [14] 汪劲. 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J]. 当代法学, 2021(06): 29.
15. [15] 杨朝霞. 论环境权的性质[J]. 中国法学, 2020(02): 280.
16. [16] 张震, 杨茗皓. 论生态文明入宪与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完善[J]. 学习与探索, 2019(02): 86.
17. [17] 王建学. 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以环境公益与环境人权的关系为主线[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0): 68.
18. [18] 张忠利. 迈向环境法典：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法总则》及其启示[J]. 中国人大, 2018(15): 53.
19. [19] 王小钢. 揭开环境权的面纱：环境权的复合性[J]. 东南学术, 2007(03): 140.
20. [20] 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21. [21] 汪劲.类型化视角下的环境权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