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积极探索各种政策工具，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该制度通过确立区域或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并赋予企业自由买卖排放许可的权利，从而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减排成本的最小化。然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尤为值得关注。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根据“就业红利假说”，适度的环境规制不仅不会抑制就业，反而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影响就业结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将改变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导致就业结构发生调整。一方面，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将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导致企业减产、裁员，甚至倒闭，造成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低碳产业和绿色技术将迎来发展机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对于制定合理的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1年起，我国逐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这一举措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减污降碳的协同减排效应、绿色创新激励、经济效应、碳排放权分配、交易机制设计等。而综观已有文献，学界对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部分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其生产能力；另外，为达到环保要求而进行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可能导致生产效率暂时下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可能使企业缩减用工需求，对就业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技术革新与低碳经济转型，从而创造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同时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优化就业结构。回顾已有研究，现有文献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社会影响研究相对不足，尤其是关于该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探讨更为少见。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将碳市场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变量，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评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就业结构的政策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就业稳定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碳排放交易制度对就业结构的直接影响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自2010年起，国家层面开始系统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2017年12月，我国正式发布并实施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该方案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交易制度可能加速高碳排放行业的衰退，同时推动低碳行业的发展。然而，这种行业转移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低技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传统能源、重工业等高碳排放行业，这些行业的萎缩会导致大量低技能工人失业。新兴的低碳行业通常需要更高技能的劳动力，低技能工人可能因缺乏相关技能而难以适应新的就业需求，从而面临结构性失业。在短期内，碳排放交易制度可能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从事传统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工人。然而，从长期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可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间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简言之，碳排放交易制度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有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使就业结构得以优化。

（二）碳排放交易制度对就业结构的间接影响

1.区域绿色创新

根据“波特假说”，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证研究表明，该理论假设在我国情境下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设定排放上限和引入碳定价机制，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转型，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还促进了区域产业链的绿色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具体而言，传统产业对低技能岗位需求持续下降，而高新技术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此外，绿色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就业创造了更高质量的增长空间。因此，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区域绿色创新，不仅促进了就业结构向高技能、高附加值方向优化，还为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适度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由重污染行业向轻（无）污染行业转移等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管理者会在环保成本与收益之间理性权衡，倾向于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推动重污染企业缩减规模。也就是说，适度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激励的环境规制工具，通过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效引导市场主体采取减排行动。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就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这种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劳动力需求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岗位向高技能、知识密集型岗位转移，从而推动就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区域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推动就业结构优化

H3：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推动就业结构优化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同时为了保证数据时间的一致性，本研究选取了2000年至2022年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最终形成690个面板数据。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对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就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Structure_it为地区就业规模。DID_it表示碳市场试点政策，即双重差分处理变量，DID_it=treat_i×post_t。treat_i表示是否为处理组，即是否被纳入碳市场试点名单,被纳入碳市场试点的地区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post_t表示政策实施年份,政策实施年份之前取值为0,政策实施年份之后取值为1。X_it为控制变量。δ_i、θ_t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就业结构。本文首先根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给其划分不同的技能等级，具体而言，低技能劳动者是指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中技能劳动者是指具有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者，而高技能劳动者是指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以高技能劳动者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比值来衡量就业结构，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就业结构的高技能化程度越高，就业结构质量也就越高。

2.解释变量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需要注意的是，8个地区实施碳市场试点政策存在时间差异。因此，当企业所在地区为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重庆市且t≥2012，或湖北省、天津市、深圳市且t≥2013，或福建省且t≥2016时,post_t=1;否则,post_t=0。

3.中介变量包括区域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绿色创新指标选用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4.控制变量。为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记为pgdp；二是对外开放程度，记为open；三是固定资产投资，记为inv；四是人力资本水平，记为per；五是财政支持力度，记为fin。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技能劳动者	lowskilled	690	113.0	86.43	4.945	877.0
中等技能劳动者	mediumskilled	690	293.1	237.7	-24.38	1,409
高技能劳动者	highskilled	690	78.08	96.83	-24.12	548.0
就业结构	structure	690	0.195	0.214	0.0163	1.698
碳市场试点政策	did	690	0.103	0.304	0	1
区域绿色创新	inn	690	15.68	45.22	0.00918	622.9
产业结构升级	ind	690	1.196	0.640	0.518	5.283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690	10.23	0.878	7.923	12.15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690	0.304	0.356	0.00763	1.711
固定资产投资	inv	690	8.689	1.334	5.018	11.08
人力资本水平	per	690	0.0169	0.00885	0.00213	0.114
财政支持力度	fin	690	0.218	0.105	0.0691	0.758

三、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对就业结构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碳交易制度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估计结果，系数为正但均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技能及中等技能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水平未产生显著的效应。第（3）列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为因变量，系数值为37.03，且显著水平为1%，表明碳交易制度明显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高技能劳动者与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比值来衡量就业结构,结果见第（4）列。碳交易制度就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总之，碳交易制度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使就业结构得以优化，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

	(1)	(2)	(3)	(4)
VARIABLES	lowskilled	mediumskilled	highskilled	structure
did	4.343	6.307	37.03***	0.136***
	(9.758)	(22.95)	(9.393)	(0.0188)
pgdp	71.80***	173.8***	-12.28	-0.0777**
	(16.80)	(38.44)	(19.11)	(0.0311)
open	12.20	-233.7***	-148.2***	-0.149***
	(18.65)	(60.28)	(27.30)	(0.0514)
inv	-14.84**	20.89	-17.65**	-0.106***
	(7.156)	(15.93)	(8.714)	(0.0206)
per	-1,027	-947.6	-1,107	0.910
	(929.8)	(1,172)	(683.9)	(3.137)
fin	-13.12	7.527	-2.641	-0.0129
	(17.15)	(38.34)	(15.76)	(0.022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690	690	690	690
R-squared	0.767	0.856	0.834	0.898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是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前提,即在政策实施前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平行趋势检验模型为：

(2)

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1期为基期，将政策实施前11年的数据汇总到第-11期，将政策实施后10年的数据汇总到第10期,结果如图1所示。平行趋势检验（见图1）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前，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就业结构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随时间变动的差异；在政策实施之后，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的就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基本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1.截尾处理

为避免样本中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样本值采用1%截尾。结果如表3列（1）所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在效应方向和显著性上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2.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抽取试点省份进行安慰剂检验。从样本中随机抽取碳交易试点地区作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图2报告了500次自抽样回归的P值分布和系数估计值。由图2可知，系数估计值大多集中在零附近，p值也都大于10%，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

3.缩小样本区间

本研究将样本数据限定在2017年之前，表3第（2）列为重新估计后的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did的系数估计值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4.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就业结构的效应可能受到多重政策因素的叠加影响。具体而言，2010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部分省份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均可能对就业结构调整产生协同或干扰作用。为控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了相应的政策虚拟变量。表3第（3）列至第（4）列结果显示，在低碳省区试点、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的控制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优化效应依然保持显著正向影响。

	(1)	(2)	(3)	(4)
VARIABLES	structure	structure	structure	structure
did	0.124***	0.110***	0.146***	0.134***
	(0.0169)	(0.0204)	(0.0190)	(0.0190)
低碳试点			-0.0923***
			(0.0163)
绿色金融试点				-0.0307*
				(0.0159)
pgdp	-0.0819***	-0.0948***	-0.0542*	-0.0799**
	(0.0292)	(0.0323)	(0.0319)	(0.0312)
open	-0.0745*	0.0187	-0.163***	-0.156***
	(0.0439)	(0.0444)	(0.0486)	(0.0519)
inv	-0.0730***	-0.0558***	-0.111***	-0.102***
	(0.0143)	(0.0184)	(0.0195)	(0.0204)
per	-5.291***	-11.12***	0.998	0.860
	(1.661)	(2.807)	(2.971)	(3.136)
fin	0.00124	-0.00759	-0.00603	-0.0111
	(0.0204)	(0.0195)	(0.0231)	(0.022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689	540	689	689
R-squared	0.921	0.907	0.904	0.898

四、机制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分析

为检验区域绿色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与就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本文展开具体论证。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实证分析方法，将区域绿色创新能力(inn)与产业结构升级(ind)确立为机制变量，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上述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指标选用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来衡量，产业结构则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碳交易制度试点对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碳交易制度试点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优化就业结构，假设H2、H3得到验证。

	(1)	(2)
VARIABLES	inn	ind
did	12.60*	0.177***
	(7.045)	(0.0403)
pgdp	-23.98	-0.727***
	(16.10)	(0.0946)
open	-71.19***	-0.0939
	(26.18)	(0.0965)
inv	15.20**	-0.133***
	(6.883)	(0.0513)
per	22.08	0.414
	(171.1)	(5.777)
fin	83.13***	-0.0383
	(19.32)	(0.0713)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690	690
R-squared	0.417	0.912

（二）异质性分析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地理区域划分标准，将研究样本中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并分别进行回归。由表5可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碳交易政策促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升级或转移，从而对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西部地区的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工业为主。碳交易政策对这些高碳排放行业的约束较强，导致企业不得不调整生产模式或关停部分产能，进而对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均衡，既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也有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撑。碳交易政策对中部地区的冲击相对较小，因为其碳排放强度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且经济结构更具韧性，就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明显。

	(1)	(2)	(3)
VARIABLE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d	0.199***	-0.0115	0.0881***
	(0.0337)	(0.00936)	(0.0127)
pgdp	-0.0198	-0.0394	-0.0369
	(0.0783)	(0.0272)	(0.0291)
open	-0.103	-0.459***	-0.222***
	(0.0673)	(0.0699)	(0.0461)
inv	-0.155***	-0.0295***	-0.0293***
	(0.0357)	(0.00833)	(0.0113)
per	1.461	-0.351	-0.231
	(3.282)	(0.506)	(1.125)
fin	-0.0359	0.0326*	-0.0128
	(0.0478)	(0.0167)	(0.0183)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99	138	253
R-squared	0.895	0.965	0.941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在当前强调“稳就业”与“双碳”战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深入探究碳交易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调节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低碳发展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理。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框架，选取2000—2022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就业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试点政策显著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而对低技能及中等技能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水平未产生显著的效应，即碳排放交易的试点优化了就业结构。第二，区域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碳排放交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碳交易制度推动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使得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优化就业结构。第三，碳交易制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明显差异。相较于中部地区而言，碳交易制度有助于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优化就业结构。本文的结论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就业效应，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兼顾环境保护与就业稳定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对于完善我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绿色就业具有显著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应进一步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改革与完善，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应。政府应加强对碳交易市场的监管和引导，确保碳配额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避免高耗能行业因碳成本上升而大规模裁员。同时，应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绿色金融等手段，鼓励企业投资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绿色技术领域，从而创造更多高质量的绿色就业岗位。其次，碳交易制度通过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为就业结构优化提供重要动力，但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来确保其效果。政府应推动碳交易市场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深度融合，鼓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制定差异化的绿色创新战略。同时，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碳交易收益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从而创造更多灵活多样的就业机会。最后，应完善碳交易政策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分析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时调整政策重点，确保碳交易制度在推动绿色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转型与就业优化的双重目标。最后，碳交易制度在优化东部和西部地区就业结构方面效果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弱，这一现象需要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来加以改善。可以通过适度放宽中部地区的碳配额限制，同时鼓励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逐步降低碳排放强度，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目标的平衡。政府还可以推动东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协同合作，通过技术转移、资金支持和人才交流，帮助中部地区培育绿色产业新动能，缩小区域间绿色发展的差距。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约束力，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绿色转型，同时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和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高端制造业、绿色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高技能、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而在西部地区，政府应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生态优势，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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