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当代文坛上朱利安巴恩斯是一位重要作家，他长期以来把记忆及自我同真相作比较性的思考。所写作品大体是有关个体与自身历史的反思，也涉及生命经历里不能完满地说明或叙述的某些方面。就《终结的感觉》而言是记忆的分析，而《时间的噪音》已经把历史同个人作了结合，巴恩斯始终在叙事、记忆和伦理之间寻找张力的可能形式。2016年完成的《唯一的故事》继承前文思路，又把考察的焦点略向私人情感靠拢。书中保罗和苏珊二人挣脱年龄、社会所设的界限而结合，但苏珊的酗酒、心理崩溃及关系失衡又使他们最终分开。老年保罗运用回忆的方式回到那段深刻的生命经历，借重新叙述之机思考往昔的价值意义。

现在有关于《唯一的故事》的讨论基本集中于三个方向。第一类是爱情伦理方面的研究，即以年龄、社会习俗及婚姻制度为着眼点来分析亲密关系的可能形式，又考察巴恩斯对浪漫爱情的质疑。第二类是记忆叙事研究，它继承巴恩斯作品中已有的一些思路，把不可靠叙述、记忆的局限与历史事实的模糊都纳入考虑范围。至于存在主义分析，其着眼点是小说所写到的爱情、痛苦、时间或个体的困顿状态。以上诸项研究各自指明小说的某些思想特征，却未太多论述保罗不断回到过去时的感情动因及其与自我的根本关系。“回忆小说的核心特征是：叙事初始动机并非还原真相，而是将自我塑造为受害者或无辜者；叙述者通过置换记忆、建构自洽版本的过去来消解负罪感，本质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心理防御。”（Chalupský 10）

本文认为《唯一的故事》里促使保罗一而再地回顾过去的主要情感不完全是怀旧或遗憾，而是某种长期的羞耻感。他所采用的回溯性叙述不是单纯地回忆既往事实，而是把自我解释同反思一并带入思考过程之中。为了使过去有条理、有因果可依，他尝试用叙述来说明自己的行为及其意义，借以理解人生片段。但羞耻作为有关整体自我的伦理状态，不能完全靠责任归属或叙述手段予以解除。人称、叙述、记忆在小说中的变动都是保罗努力完成完整叙述所遇的内在困难。如果解释性的叙事不能促成自我和解，非自觉的记忆就会零散地、反复地回到过去，把保罗系于历史之中，亦即把羞耻不断延续下去。

文章要按三个层次来加以论述。第一章考察保罗对过去所作的解释性叙述，分析他试图达成完整叙述、获得自我理解的各种做法，同时指出叙述修改及人称变换不能完全解除叙事的局限。第二章运用羞耻理论把羞耻同内疚一类情感做比较，讨论羞耻对于整体自我的伦理意义及其对叙述逻辑的破坏作用，又给出这种结构上无法消除的事实说明。第三章借助非自觉记忆的观点来思考记忆碎片如何打破封闭的叙事，让过去不断影响现在，再论证羞耻的长期存在不是心理累赘，而是人处理历史的伦理方式。

1. 叙事作为解释：归因冲动与叙事闭合的失败

叙事对于理解过去、对于确立经验意义来说是必要的。“叙事通过情节配置将分散的事件组织为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使经验获得可理解的结构”(Ricoeur 52)。就晚年而言，保罗把所经历的爱情反复写入叙述，正好是用叙事来整理往昔的一种尝试。他力图找到造成痛苦或失意的原因，又借重新讲述分析关系本身的价值。不过所作的种种叙事努力终究没有达到完整的整合。叙述上不断修改、角度有变的事实说明，有关经历的稳定解释对保罗来说一直难以成立，而这种未竟的叙事正是羞耻感长期存在的基本诱因。

（一）叙事欲望与连贯性

“叙事受到一种趋向意义和终结的内在动力推动，促使叙述者不断组织情节、弥合空缺，并追求最终的解释”(Brooks 90)。晚年的保罗把所知的爱情故事当作一种恢复、整理旧日记忆的可能方式。

“假如这是你唯一的故事，那么你一定已经反反复复讲过它，即使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给自己听。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遍遍地讲述，是离事实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吃不准。有个方法也许能知道，就是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里的自己在反复讲述中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的话，也许就说明你更加实事求是了。另一方面，也存在危险，即陷入反英雄情结的回忆：把自己说得比实际不如，这不失为一种自我表扬。”（巴恩斯 16）。此处所提的开端意味着保罗还没有找到固定的解释方法，仍要思考怎样以叙述来说明自己的经历。他所寻求的解释性叙事是有关连性及整体性的想法。关于人物、事实乃至责任的各种猜测都不断被修正，过去被当作因果链条中的一环加以安排，由此得到某种自我解释的满足。但叙述不只是对前事的整理，同时也是对个体身份的重新设计。“叙事使个体能够将分散的生命经验组织为具有意义的整体，从而理解自身经历的连续性。”（Ricoeur 143）。保罗对爱情的回忆不单是为了还原往昔，而是借叙述把自身带入新位置。不过所用的叙事若始终有自我辩护的倾向，就难以完整地呈现事实或责任，也无从达成他想要的认识上的统一。

（二）保罗的解释性叙述

“根据Phelan的不可靠叙事分类，叙事者的前后叙述矛盾存在两种本质：一是刻意误报（misreporting）事实，二是对事件本身解读不足（underreading）并进而少报关键信息，二者均指向叙事的自我服务偏向。”（Wei 94）所论的叙事闭合及自我安顿是靠某种清楚的归因来达成的：把悲剧原因划入环境或他人的范畴，用这样或那样的因果联系填补空缺，便在很大意义上避免了对自身做直接的责任交代。“当叙述者用那些符合其正面形象的信息片段来充实叙事时，他们就像是需要在陪审团——也就是公众面前展现自己最好一面的律师。此时，自传体叙事的连贯性便弥补了讲述真实故事这一要求：我们通过重述那个熟悉的故事，辅以停顿和精心设计的停顿效果，来驱散疑虑，假装叙事的严谨性就是真理的证明。”(Chaloupecká 18)

保罗先以有关外部的归因来说明关系为何失败，把悲剧所涉的责任归于戈登（即苏珊之夫）及当时的社会保守状态。他所设想的苏珊之苦主要是婚姻压制或习俗约束的结果，而保罗是被允许对抗这些束缚、帮助她的反抗者。“苏珊的人生选择高度依赖保罗的拯救与指引，这种人物塑造削弱了女性主体性，延续了‘英雄救美’的传统性别安排，使男性居于中心地位。”（Zhou 97）借助外部因素来解释问题，保罗就不用太直接地面对自己在关系中的过失，亦可保有较佳的自我感觉。“尽管这段关系带来了社会耻辱的刺痛以及诸多不幸，讲述者依然致力于推进故事的发展。”(Nawaz et al.96)

若不能用外部归因把关系失败都说明清楚，保罗就转而考虑苏珊本身的状况，把悲剧归为她所具有的性格、心理及长期生活上种种困难的结果。他所持的叙述是：苏珊的崩溃源于自身的发展历程，而他本人虽已努力仍不能扭转事实所定的结局。像外部归因一样，此处的内部归因也具有转移责任的效果，因而让保罗保有基本完整的自我认同感。

不管是从外面还是从苏珊的角度来考虑原因，保罗所用的解释性叙述都不愿正视自己在关系中应负的责任。他以某种有挑选的方式回忆过去，把故事纳入自我辩护的逻辑之中。但所采用的叙述又以局部经验为限，舍去对自我构成挑战的事实，结果便把不能闭合的叙事带入一种难以解决的根源状态。

（三）叙事闭合的失败

即使保罗把双重归因纳入解释的考虑范围，把叙事闭合当作一次性解决的课题来处理，所提的叙事仍不稳定。有关叙述的多次修改、叙述人称的不断变换，正好说明解释性叙事内部存在某种裂痕。“随着叙述者逐渐从强烈的欲望与爱意转向失望与心碎，他的叙述视角也从第一人称切换到了第三人称。[...]愉快的回忆以第一人称讲述，而不愉快的回忆则以更超然的视角叙述，给人一种保罗正在自己的内心与这些回忆之间设置某种界限的印象。”(Bencheikh 30)最终，叙事闭合未能实现，自我理解也未能完成。

1. 叙事修订与人称转化

保罗的叙事并非一个固定完成的文本，而是在回忆中不断修订和调整的过程。“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在完全按照自己的记忆给你讲述这一切，好吗？我从不写日记，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的人生！——中的大部分参与者要么已离开人世，要么远在天涯。所以我不必按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来一一记述。我认为记忆有不同的真实性，而且这不同的真实性各不逊色。按照记忆者的要求，记忆会自动分类和切换。记忆是如何确定优先事项的，我们能否一探究竟？也许不能。但是，我猜想，记忆会优先考虑最利于帮助记忆者奋力前行的内容。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人们首先会挖掘较为快乐的记忆。但是，我重申一遍，这只是我的猜测。”（巴恩斯 18）他会重新评价人物关系，改变对事件责任的判断，并修正过去形成的理解。这种反复修订表明，保罗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解释框架。他试图通过调整归因方式弥合叙事中的矛盾，但每一次修订都暴露出新的不确定性，使原本追求完整性的叙事不断产生裂隙。“这种情感机制反映了伦理规制的支配逻辑：责任被内化，伦理则被简化为一种局限于孤立自我的孤独情感表演。”（Xin, Xiaochen,8）究其根本，是因为他的叙事目的不是还原真相，而是自我辩护。只要自我辩护的需求存在，叙事就永远要根据自我的心理需要进行调整。

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有关人称的不断变换。保罗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及第三人称交替叙述，使得叙述者和曾经的自我就关系而言一直未有定论或固定状态。第一人称叙述多涉及对往事的直接参与，而第二、第三人称的运用正好说明他要退一步、作分析乃至评判性的回顾所依附的立场。“第二人称用于描述不愉快的事件，实现叙述者的去人格化，仿佛糟糕的经历并未发生在自己身上。第三人称叙事进一步反映了保罗对自身人生的疏离与麻木，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本质是保护受伤灵魂的防御机制。”（Chalupský 15-16）此处的人称变化恰恰揭示：保罗不能把旧我当作整体来接受，也不能把它全然舍去，所设定的距离本身即为自我思考不稳定的表现。“朱利安巴恩斯认为，自我疏离是阻碍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大障碍，其危害甚至比社会疏离更为严重。”(Nawaz et al.96)

从人称上说，保罗所用的叙述方式从未是稳定的。对前此自我的认同不能达到圆满，也不能由旁观者角度加以全然说明。他一而再地改变叙事距离，实际上是在努力把自我辩护同自我反省协调起来，但所得到的、有关自我的解释始终没有完整形态。

2. 自我理解的失败

保罗所作的各种叙事不等于实际的自我理解。他一而再地找原因、修改解释、把有关经历当作因果链条来思考，但内心仍没有获得完全的安宁。问题所在是：叙述可以解释事实怎样出现，却不能解决人对自身以往生活所怀有的各种情绪性困扰。保罗以叙事方式回头审视自己，结果发现有部分旧日经验无法被归入逻辑上完整的类别，而这类未被叙事处理的感情正好是羞耻的来源或构成要素。

2. 叙事作为自我审判：羞耻感的伦理深度

解释性叙事不能把保罗的问题作真正的解决，是因为它所考虑的只是事件的原因，而不是更根本的自我状态。他所经受的不是由个别行为引起的内疚、也不是某一决定导致的悔恨，而是对自我在经历中如何定位的思考。羞耻所针对的是整体人格，故不能借归因、借叙述就把它完全排除掉。“巴恩斯的元小说并非单纯的形式游戏，而是具有思想史层面的价值，其自我审视的特质最终服务于对历史、社会与自我的深层伦理反思。”（Groes and Childs 3）当保罗以叙事方式努力保存自己的形象时，有关情感的重压正因之而未获缓解，那种无终止的自我审视亦是羞耻反复出现的基础。

（一）替代性情感及其局限性

保罗就曾用爱、内疚或怨恨乃至遗憾诸种感情来分析自身所历。所用的每种情绪都有其对象及说明方式，是叙述较易处理的内容，但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的根本焦虑予以排解。

爱是保罗最初用来解释这段关系的概念。他把与苏珊相爱当作合理的选择，但关系一旦中断，爱情本身便不能很好地解释或辩护所发生的事。“爱是如此残忍，它犹如化学反应，会演变为怜悯和愤怒。不是对苏珊愤怒，而是对一切毁灭苏珊的事物愤怒。但即便如此，也是愤怒啊。而一个人心中的愤怒使他厌恶。所以，现在，除了怜悯和愤怒，他还得应对自我厌恶，这是他的羞耻的一部分。”（巴恩斯 168）它能指明行动的动因，却不足以抹去行为的现实结果。“保罗感受到的不是遗憾，准确说是内疚，或是更尖锐的悔恨；三者存在清晰的情感强度与指向差异。”（Barman 445）内疚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保罗实际的心理困境，因为其指向确定的行为。不过内疚仍有改正、有补偿的余地，保罗可承认错误行为的存在，却不能说清自己曾怎样活在这段关系之中。怨恨借助外在归因来保存自我形象，遗憾又假想的可能减轻痛苦，但两种情绪都不能解决保罗与旧我之间的联系。所提情感能说明若干事实，但未必触及保罗面对过往时的真正焦虑。他所受的困扰不是个别选择或单独行为造成，而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思考，这种思考正好构成羞耻的基础。

（二）羞耻作为道德自我评判

羞耻是一种比内疚更深刻、更具整体性的负面自我情感。它不是对某个具体行为的道德评判，而是对整个自我存在方式的否定。它是一场内在的伦理审判，关乎的是“我是谁”，而非“我做了什么”。

1. 羞耻的整体性本质

“加布里埃莱·泰勒曾精辟地指出：‘羞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情感’，而在羞耻的体验中，人的整个存在似乎都变得萎缩或贬损了。在我体验羞耻时，即使羞耻的诱因仅停留在表面——例如我的外表——他人也能看透我的全部，甚至透过我看到一切；而羞耻的表达，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即尴尬，都不仅仅是一种想要隐藏或遮住脸的愿望，而是一种想要消失、不愿存在于此的愿望。这甚至不是人们常说的‘想钻进地缝里’，而是希望我所占据的空间能瞬间变得空无一物。”(Williams 89)由于羞耻指向整体自我，而非单一行为，它难以通过责任归因或行为补偿被消解。对于保罗而言，真正无法面对的并非某一具体错误，而是他如何看待经历这段关系后的自己。

2.保罗的三重自我审判

《唯一的故事》里所写到的保罗羞耻不是抽象的、单纯的自我否定，而是有具体伦理内容的。他有关的自我审判集中于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保罗的羞耻最初即来自对既往自我的否定。年轻时候他便把爱情当作救赎手段带入苏珊的生活，将个人的爱情幻想加诸于对方身上，而没有诚实地对待苏珊所处的个别处境或困难。成年后回顾往事时已看出：旧日的理想主义实为自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这是不能略去的反省对象。同时他不能完全宽恕自己逃避的行为。苏珊开始酗酒、精神失常之后，他由陪伴者转为退缩者，又用无力感来解释自己的不作为。“就从这里，他有责任回顾那个曾经的自己。真奇怪，年轻时你对未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等你老了，却要对过去负起责任。对你唯一无法改变的事情负起责任。”（巴恩斯 158）但很清楚地记得自己曾于关键时候离开苏珊，那是一直折磨他的伦理事实。

保罗所受的羞耻亦与他是见证者有关。他既知道苏珊怎样走向衰败，又记得当时自己未尽责的一份参与。对苏珊过去的回忆是反复出现的，也把旧有自我带回到现在。他的羞耻不是由单独的错行引起的，而是在无法接受关系中实际所处状态时发生的。此时情感不只限于局部分析或责任归属，不能靠简练说明予以排解。所面对的自我审判从一开始便没有脱罪的可能。

3.羞耻与无法化解的困境

羞耻所针对的是整个自我，不能像内疚那样借具体行为的修正而得到缓解。叙述可以说明事件为何发生、谁应负责，却不能把既有的自我经历予以改写。“小说呈现的成长本质是幻想破灭的过程，青春的爱情神话无法复原，自我身份只能在回望中持续重构。”（Zhou 102）从保罗的观点看，过去那个自负、退缩又逃离的自己，是其生命经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那时，他已经看透了自己人生中最可怕的事，这可能给他之后的所有关系都蒙上一层阴影：他意识到，爱，就算是最炽热、最诚挚的爱，若是遭到‘恰当’的攻击也有可能转化成怜悯和愤怒交织的混合物。他爱过的人早已离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没有留下痕迹。可是令他惊讶的是，各种替代性的感情（从前的或现在的）都以同样强烈的势头涌来。因此，他所处的生活、所感的心绪依然如旧，只是苏珊不能再做抚慰者。”（巴恩斯 163）羞耻的持续性正来自这种状态。它不以他人的看法为前提，而是由个体反复回顾自身历史而产生；它也不可单靠解释或补救予以解决，因为要应对的不是某项行动，而是行动所显示的自我形态。保罗不断思考叙事，是因为他不能完全否定过往、不能用解释达成真正的自我安宁。解释性叙述虽能处理经验，却不足以驱散羞耻。当他把原因、把辩护都纳入故事时，未被说清的部分依旧回来，将过去带入现在。羞耻因而成为自我及其历史间不能割裂的伦理联系。

3. 叙事作为复现记忆：非自觉性自传式记忆（IAM）与伦理持续

若解释性叙事是靠建立有关过去的连贯说法来处理羞耻的话，非自觉性的自传记忆就一而再地打破闭合。所忆之物不是完整一片，而是分作许多小块回到现在。按保罗的观点来看，这类记忆的重复不会让羞耻终止，而是将他同过去联系起来，使伦理上未解决的关系得以维持。

（一）IAM与叙事重构

非自觉性记忆并非简单地补充过去的信息，而是在不断返回中揭示解释性叙事无法消除的矛盾。它使保罗无法通过重新组织过去获得最终的自我解释，也使羞耻保持为一种持续的自我关系。

1.IAM与叙事回归

现在所称的现代记忆理论一般把自传体记忆划为自觉性与非自觉性两种。自觉性记忆是主体有意识地运用、用来配合当前叙述的记忆。保罗的解释性叙事基本以这类记忆为基础，借由挑选旧事加以安排，来形成因果上合理的自我辩护性说明。而非自觉性记忆不以意志方式出现，不能由主体自由加以利用。它多以零散状态重新带入曾被搁置或否定的历史，因而有可能破坏既定叙述的完整形态。“非自愿记忆可通过‘直接检索’机制予以解释。一旦线索恰好与事实性知识对应，直接检索就可被启动……该激活……会自然扩展……最后促成有关过去的自动重构。”（Berntsen 29）按保罗的说法，有关苏珊的记忆不是全然可控的。那些被解释性叙事忽略的细节又会回来，让其无法长期坚持某种关于过去的说法，也迫使他重新思考责任及羞耻问题。

2.复现作为叙事重构

每次非自觉地忆起某种记忆时，保罗都要对既有的叙事作重新考虑。所忆及的片段不能全部按原因果关系加以说明，因而对自我的解释有矛盾之处，叙述也就不能一成不变地成立。但所作的修正不以逼近事实为目标，而主要着眼于自我形象的稳定化。新解释虽可部分解除困难，仍然不能令叙事达到完整的、确定的状态。

就保罗所叙述的内容来说，从未有完整形态。对过去的自觉性记忆是有关连续性的整理，而无自觉性的记忆却把遗漏的过去又带回来，干扰此一连续性。所不能彻底说明的记忆若再度出现，羞耻便随之复活，亦即保罗所不能避免、必须面对的自我分析或审视。

（二） 苏珊与碎片化记忆

对苏珊所知的一切并没有构成完整、统一的叙述，而只是许多零散的、分隔的记忆档案。“时隔这么久远，他意识到自己不再记得苏珊的身体了。当然，他记得她的脸，她的双眼、嘴巴和雅致的耳朵，以及她穿着网球裙的模样。有照片来证实这一切。”（巴恩斯 184）碎片是保罗同过去唯一的可利用的记忆形式。保罗最后承认自己不能把有关苏珊的事情讲清楚，不能给两人关系做完整的界定或结论。他所掌握的只是某些不相连的记忆片段。这些片段彼此间缺少因果联系，不能组成一种封闭、完足的历史性故事。碎片化现象不是单纯由于记忆的残缺，而是羞耻对过往长期施加影响的结果。完整叙事即对过去加以整理，但保罗一直找不到这样的和解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提示特征是检索情境中的边缘性（非内容导向）部分，而在被记忆的事件中，它则是核心的（内容导向）部分。”（Berntsen 34）有关苏珊的记忆注定要以碎片状态延续下去。若不追求整体性解释，所遇的种种碎片便不会被自我逻辑吞没，羞耻及责任也就不曾终结。

每回有关苏珊的记忆出现，实质上就是保罗以某种方式回到过去的自我。她所代表的各种形象都依附于各时期保罗的身份，又随记忆重现而再度出现。对苏珊的记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于他者的怀念，而应视为保罗自己的历史。所记之物不断提示曾和苏珊一起生活过的自我，因而要处理旧日责任及羞辱两类问题。记忆一而再地回来，不是因为苏珊不能被忘记，而是因为保罗无法完全脱离那个过去的自己。

（三）记忆与伦理持续

IAM所指的那种持续状态是保罗同过去关系未获解决的证明，亦即羞耻没有完全消失。但不能把这种未完成当作心理上、感情上的失败，应视为伦理性的延续。若保罗借解释或叙述很快原谅自己、把往事归类后一劳永逸地放下，那么所称的和解也许只是对责任的回避。IAM的反复出现正好避免这种封闭，又让保罗不断思考自己的历史及所欠之责。此时的自我审视不是终结，而是羞耻的延续，亦即与过去伦理相连的状态。

叙事闭合所经历的失败不等于伦理的失败。若解释性叙事已无力作自我辩护，那么保罗就无法把记忆或羞耻都予以消解或掩盖。伦理联系恰恰是在没有完形的自我考察中成立的。巴恩斯所言的责任不是靠追溯往事来得到原谅，而是对既往事实持坦率态度、不否认其缺陷。就保罗来说，记忆不断回来是责任继续存在的标志，而羞耻正说明他尚不能把过去彻底隔绝于自我之外。

四、结论

朱利安巴恩斯所著《唯一的故事》表面上是有关年龄差异之爱情的悲剧性叙述，但实际涉及自我、叙事及伦理责任诸项的复杂关系。对晚年的保罗来说，回顾性思考是解释历史、重新获得自我的方式，亦是心理上闭合的尝试。不过所用的叙事手段、人称设定并不能真正解除羞耻感的困扰，也不能使过去完全消失。此处要说明的是：保罗的失败乃由羞耻这类整体性的伦理情感所导致。与只限于个别行为的内疚不同，羞耻是“我成为了怎样的人”中自我施予的判断，不能靠解释或归因予以根除。同时，IAM又以碎片状态不断重现，干扰保罗想要完成的叙述，把过去带入现在并维持其伦理未竟的状态。巴恩斯并不把记忆当作过去简单地加以还原，而是看作对主体有连续作用的伦理力量。羞耻不等于心理失败，而是人不得不应对的、有关自身过去的伦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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