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依托“两区”建设政策优势，率先放开文化领域对外开放限制，推动国际影视合拍、文博IP数字跨境授权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我国文化IP国际化合作的核心试点区域。文化IP跨境流转与合作开发是文化产业国际化的核心路径，但其兼具财产性、地域性与衍生性的权利特征，叠加跨境合作主体多元、规则差异等因素，极易引发权属界定模糊、收益分配失衡、纠纷救济不畅等法律问题。当前学界研究多聚焦通用知识产权保护或单一影视合拍场景，尚未结合北京“两区”制度创新特色，针对性剖析文化IP合作的专属法律风险与权益分配困境。基于此，本文以北京“两区”建设为独特视角，聚焦文化IP著作权核心权益，识别跨境合作中的差异化法律风险，借鉴域外成熟机制并完成本土化适配，构建适配区域开放场景的全链条法律保障体系，为首都文化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法治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本质是文化知识产权的跨境流转与价值变现过程。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模式的迭代，文化IP的开发早已突破单一法域边界，中外联合创作、跨境授权、衍生开发等合作形态日益丰富，权益分配规则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开放背景下的利益格局与风险分担。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两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在文化领域对外开放中承担着先行先试的国家使命。2020年《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将文化贸易、文化创意列为重点发展产业，提出优化文化领域开放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专属任务。经过数年建设，北京“两区”已形成影视合拍、文博数字授权两类规模化的文化IP跨境合作场景，市场主体活跃度持续提升。

（一）现有文献研究缺口

现有研究对国际文化IP合作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包括行业维度的以具体影片为样本分析创作控制权失衡、收益分配不透明等实践问题的中外影视合拍研究；聚焦馆藏数字化成果的作品属性、公共利益限制等学理争议的著作权维度的文博IP研究；以及围绕快速维权、交易平台建设等通用议题展开的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已有少数学者关注到自贸区制度创新对知识产权私法规则的冲击，指出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监管便利化”向“权益保障法治化”转型，但该类研究仍停留在宏观原则层面，未能下沉到具体业态与交易场景。

事实上，文化IP合作具有权利复合性、地域差异性、价值衍生性三大特征，叠加北京“两区”外资准入放宽、保税模式创新、争议解决机制突破等政策组合后，风险形态与生成逻辑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需要对制度创新伴生风险进行前瞻识别与规则供给。基于此，本文立足北京“两区”的制度基础与实践场景，系统识别文化IP跨境合作的差异化法律风险，并在市级法定权限内构建前瞻性的权益保障机制。

（二）概念厘定与研究范围

“文化IP”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而是产业语境下的商业化概念。从完整权利结构看，文化IP包含著作权（保护表达内容）、商标权（保护标识性商业符号）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商品化权益（保护经营性成果）三个维度，三者分别对应IP的内容价值、品牌价值与商业开发价值。

由于国际影视摄制合作、文博IP数字授权两类场景，其核心争议均集中于权利归属、使用边界、收益分成等著作权层面的问题；而商标权与商品化权益主要作用于IP商业化开发的后端环节，更多涉及品牌运营与衍生品开发，并非跨境合作缔结阶段权益分配的核心矛盾点。是故本文以著作权规则为主线展开风险分析与制度设计，商标权与商品化权益仅在必要处作补充说明，不作系统展开。

二、北京“两区”国际文化IP合作的制度基础与实践场景

北京“两区”的文化IP跨境合作依托多级政策体系形成了差异化的制度空间，集中体现于两类核心实践场景。

（一）专属制度优势

其一，2023年《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进一步将“强化文化领域权益保护机制”列为重点任务；其二，北京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落地两项关键制度：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入驻试点。2024年12月，中国香港地区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代表处正式揭牌，成为首家落地北京的境外仲裁机构，标志着北京国际商事仲裁对外开放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北京市于2022年在国内率先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纠纷法律费用保险试点，截至2024年初已支持17家企业投保，总保障金额超1亿元，并完成首笔理赔；2025年进一步在多区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为险种优化与场景拓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二）核心实践场景

北京的文化资源禀赋决定了国际文化IP合作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当前已形成两类规模化的实践场景。

首先是国际影视摄制合作场景。2021年怀柔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中心正式运营，推动北京成为涉外影视制作的核心枢纽。据怀柔区“两区”建设五周年新闻发布会官方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9月，该中心已近5000家企业办理各类市区级政务事项6000余件。从市场主体维度看，2024年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行业中，文化产业外资活跃度也在持续提升。

第二是文博IP数字授权场景。北京文博资源富集，据北京市文物局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市备案博物馆达241家，居全国城市首位。从整体产业环境看，北京版权跨境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2025年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达2826项，其中版权输出1955项，为文博IP等新兴版权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土壤。

三、北京“两区”国际文化IP合作的差异化法律风险

上述专属政策与创新业态的叠加，催生了两类差异化的法律风险，在北京两区的产业集聚与政策组合下呈现出集中显现、影响放大的特征。

（一）外资准入告知承诺制下的IP权属合规风险

1.尽调风险失衡

北京“两区”文化领域外资准入的核心变革是审批模式从“实质审查制”向“告知承诺制”转型。根据试点政策，外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在区内实行告知承诺制，娱乐场所、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区级。在此制度下，市场主体同时面临两套合规标准：一是行政监管准入阶段的形式审查；二是私法领域的严格责任，若外方授权的IP存在权属瑕疵，中方合作方仍需向第三方承担侵权责任。在实践中，外方往往以IP权利人或授权方身份介入合作，中方需自行核实著作权权利链条完整性、授权范围边界、是否存在多重授权或权利负担等事项。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北京两区文化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更低，中小文化企业集聚度更高，大量中小文化企业缺乏跨境IP尽调能力，若外方刻意隐瞒权利瑕疵，后续权属纠纷将直接导致收益分配的基础崩塌。然而我国《著作权法》仅规定了权利归属的一般规则，未针对涉外合作场景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属瑕疵担保义务与责任分配，风险分担缺乏法定指引。

2.合规义务与著作权利分配失衡

文化产品兼具商品属性与思想价值属性，内容审查是我国文化监管的核心制度。外方基于著作财产权，有权要求对作品进行改编、剪辑以适配全球市场；中方基于合规义务，必须保障作品符合我国文化监管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内容享有修改权与否决权。则告知承诺制下，外方的商业化改编权与中方的内容合规审查权，在合同中如何分配权责与成本？若因外方要求的修改导致内容无法通过审查，项目停滞的损失由谁承担？若中方基于合规要求修改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人身权的侵犯？现行法规仅明确了监管部门的权限，未对合作双方内部的合规责任分配作出指引。随着两区外资项目增多，此类“合规义务与著作权利的分配争议”将成为新型纠纷高发点，而通用合同模板通常缺乏对应条款。

（二）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的救济衔接风险

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区内设立业务机构，是北京两区在争议解决领域的全国性突破。但制度红利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平行程序冲突、效力边界模糊、执行衔接不畅等专属救济风险。

1.管辖冲突

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中外文化IP合作合同中同时约定“境内法院管辖”与“境外仲裁”的情形将显著增多。一旦发生权益分配争议，双方可能分别向不同机构启动程序，如我国法院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享有法定管辖权，涉及著作权人身权、公共利益的事项不能通过仲裁完全排除司法管辖；而境外仲裁机构依据仲裁协议也可主张管辖权。两套管辖规则并行，极易出现裁决冲突。外方往往利用资本优势，通过拖延程序消耗中方资源，迫使中方接受不利的和解条件。同时因文化IP权益具有强时效性，冗长的平行程序将直接导致IP价值贬损，最终损失往往由处于市场弱势的中方承担。

2.跨境裁决执行机制失灵

北京两区试点的核心预期之一是提升跨境争议解决的执行效率，但从现行规则看，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文化IP争议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仍严格适用《纽约公约》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体到文化IP领域，执行层面存在两大难点：一是临时禁令的跨境执行难，文化IP纠纷往往需要及时制止侵权、禁止作品传播，但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临时禁令，在内地不具有直接执行力，需另行向法院申请，程序冗长；二是新型权益的执行认定难。数字藏品、分账收益、虚拟IP等新型权益的执行标的缺乏统一认定标准，内地法院可能因“执行标的不明确”难以执行。这意味着即便中方在仲裁中胜诉，也可能因执行障碍无法实际兑现权益。

上述三类风险，均根植于北京“两区”的试点政策，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矛盾：公法层面的制度开放先行一步，而私法层面的市场主体权益分配规则、风险分担规则与救济衔接规则未能同步跟进，形成了制度落差。

四、域外经验的本土化适配

（一）美国

美国文化产业的权益分配规则建立在两项基础之上：一是《版权法》第201条确立的雇佣作品制度；二是高度成熟的行业标准化合同体系，美国编剧协会（WGA）、导演协会（DGA）等行业组织与制片方达成的《基础协议》，对剧本版权归属、改编权、衍生权、二次报酬等均有详尽的行业标准条款，大幅降低了谈判成本与事后纠纷概率。

该经验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标准化规则减少交易成本，明确权利预期，但我国没有行业工会主导集体谈判的制度基础，同时如怀柔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中心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也不具备强制推行标准合同的职能。基于此，北京可通过行业协会年度工作规划推进商业条款制定，吸收行业成员的共同需求及行业惯例与裁判规则设计标准化合同，平衡投资方与创作方的权利义务；之后由公共平台提供规范合同范本推荐入驻企业使用，降低平台自身的服务风险；政府部门则可提供行政指导，为企业提供合规参考、降低合规成本，重点明确内容审查、数据安全等法定要求的合同嵌入方式，填补行业自治的合规盲区。最后标准化合同也需对接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关于视听作品的规定：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编剧、导演等作者享有署名权与获得报酬权。

（二）日本

日本动画行业的“制作委员会”制度是各方通过共同合同事先约定出资比例、著作权共有份额与权利行使规则，有效制衡了单一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制作委员会的核心并非“事先分割著作权”，而是在著作权共有的基础上，通过合同详细约定共有权利的行使规则与收益分配比例，但权利行使需遵循约定的决策机制。该制度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动画等视听作品，对应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的视听作品规则。

北京文博授权与影视合拍场景均有多方主体的现实需求，在我国法下，合拍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制作者”，投资方之间的权利分配需要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实现。因此，北京借鉴日本经验时，示范合同应聚焦于制作者确定后的著作财产权份额转让约定与权利行使规则，而不是直接套用第14条的合作作者共有规则。文博IP授权涉及博物馆、交易平台、被授权方、技术服务商等多方主体，未来批量授权将面临复杂的利益协调。北京可借鉴“事先约定共有份额与行使规则”的核心思路，从源头降低权益冲突的概率。需注意的是，文博IP涉及国有博物馆的公共文化资源属性，权利处分受到《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等公法规范的限制。

五、北京“两区”国际文化IP合作权益分配的法律保障机制

针对上述差异化风险，应尝试依托现有政策框架与平台载体，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

（一）前置引导权益分配

合同是权益分配的核心载体，示范合同是降低交易成本、统一规则预期的最有效手段。由北京影视行业协会、北京市博物馆协会分别牵头，在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制定两类场景示范合同文本，由怀柔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中心、中国（北京）数字版权交易平台作为推荐范本推广使用。

其中影视合作示范合同应严格对接《著作权法》第17条规则，先依法确定境内制作者主体，由制作者原始取得视听作品著作权；再通过合同约定，由制作者向境外投资方转让对应比例的著作财产权份额，明确约定共有权利行使的表决机制——重大事项（如转让、专有许可、出质）需全体投资方同意，普通授权可由执行方单独行使，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但若合拍项目签约时视听作品尚未创作完成，权属条款实质上是将来著作权的转让约定，则需符合《民法典》第495条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明确约定制作者的确定标准、转让份额的计算方法与权利行使规则。对于准据法选择，示范合同应提示当事人：著作权的归属与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建议针对中国境内权益明确适用中国法，降低法律适用冲突风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明确内容合规与数据合规的责任主体、成本分担机制与违约后果，将公法层面的合规义务转化为私法层面的合同责任。

对于文博授权示范合同，则首先要区分“复制件”（不构成作品，仅为物权利用）与“独创性数字化创作”（构成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分别约定授权规则与费用标准；同时明确商标授权的使用范围与规范要求。若数字化成果的著作权定性，应参照司法实践已形成的裁判标准，即仅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进行高精度还原与复制、未融入制作者个性化选择与创作的，属于对原作品的复制，不产生新的著作权；若数字化过程中在视角选取、光影设计、内容编排、呈现形式等方面体现了独创性劳动，则可构成演绎作品。示范合同应以此为标准，引导双方在签约时明确数字化成果的独创性程度与对应的权利类型，提前规避权属争议。同时重点明确被授权方二次创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成比例与转授权限制，平衡原始权利方与开发方的利益。北京市博物馆协会可引导双方约定授权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反哺机制，平衡商业化开发与公共文化资源属性。

（二）依托知识产权保险试点，构建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

保险工具是分散跨境合作风险的市场化手段，可在现有知识产权保险试点框架内优化升级，比如在北京市现有知识产权海外纠纷法律费用保险基础上，推行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对注册在两区的文化企业投保相关保险的，给予更高比例的保费补贴；对中小微文化企业投保的，进一步提高补贴比例，降低企业的风险应对成本。最后可以联合保险机构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前置的IP权属尽调、合规审查服务，从源头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同时减少保险理赔的争议。

（三）完善多元解纷衔接机制，提升救济效率

依托北京独有的境外仲裁机构入驻政策与司法资源，在怀柔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中心、数字版权交易平台设立文化IP争议调解点。争议发生后优先进入行业调解程序，达成的调解协议可同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联合中国香港地区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代表处等境外机构，共同制定文化IP跨境争议仲裁指引与调解规则，并向市场主体明确提示境外仲裁机构驻华代表处的业务边界，避免无效仲裁条款的风险。同时，加强仲裁机构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的衔接，针对文化IP纠纷的行为保全、禁令执行等紧急事项建立快速办理通道，降低程序拖延对IP价值的损耗。

（四）构建多层次合规支撑体系

为了增强监管力度，可依托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库，针对文化IP跨境合作的主要目标市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建立国别法律风险指引与纠纷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发布主要市场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侵权认定标准等合规报告；建立文化IP跨境纠纷快速响应机制，为企业提供海外维权法律资源对接服务；将文化IP海外维权服务下沉至各区知识产权保护分中心，提升服务可及性。

六、结语

国际文化IP合作是推动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北京“两区”建设的重点领域。本文立足自贸区及北京“两区”的专属试点政策，区分了共性集中显现风险与专属制度突破风险两类不同形态，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法开放与私法供给不匹配的解释视角。这一分析思路不仅适用于文化IP领域，也可为自贸区其他行业的法治保障研究提供参照。在制度设计层面，本文通过行业示范合同前置明确权益分配规则，通过知识产权保险市场化分散风险，其共同作用消解规则冲突。当前北京两区文化IP合作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相关纠纷与裁判案例数量有限，风险分析主要依托法理推演等，待纠纷规模化暴露后，可待本文进行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1.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国发〔2020〕10号）[EB/OL].(2020-09-21)[2026-05-05].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1/content_5544926.htm.
2. [2] 侯之帅.“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影视企业对外版权贸易的困境及其应对[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3(05):99-110.
3. [3] 谭观福.数字文化产品市场准入的国际法规制[J].武大国际法评论,2025,9(01):19-35.
4. [4]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首家境外仲裁机构代表处落户CBD[EB/OL].(2024-12-18)[2026-05-05].https://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412/t20241218_3968666.html
5. [5]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十年审判工作白皮书[EB/OL].(2024-11-11)[2026-05-05].https://zscqj.beijing.gov.cn/zscqj/ztzl/zscqjfdydj/gzyl11/543453260/index.html.
6. [6]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中心.北京市知识产权海外纠纷法律费用保险试点风险管理服务培训会成功举办[EB/OL].(2024-02-01)[2026-05-05].https://zscqj.beijing.gov.cn/zscqj/ztzl/zscqbxsd/gzyl/436352859/index.html.
7. [7]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EB/OL].(2023-03-16)[2026-05-05].http://fms.mofcom.gov.cn/cms_files/oldfile/fms/202303/20230316085002289.pdf.
8. [8]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五年成效发布 怀柔“两区”建设 亮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EB/OL].(2025-09-01)[2026-05-05].https://www.bjhr.gov.cn/ywdt/hrkx/202509/t20250901_4188680.html.
9. [9]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凝心聚力促发展以新提质育动能——《北京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EB/OL].(2025-03-20)[2026-05-05].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503/t20250320_4039794.html.
10. [10]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法治护航博物馆之城建设谱写首都文化发展新篇章[EB/OL].(2025-06-02)[2026-05-05].https://www.bjrd.gov.cn/fwhd/bjrdzz/2025n/d5q/tbbd05/202506/t20250602_4103705.html.
11. [11] 国家文物局.全国首单博物馆数字版权交易落地服贸会[EB/OL].(2025-09-13)[2026-05-05].http://www.ncha.gov.cn/art/2025/9/13/art_723_198534.html.
12. [12] 北京日报客户端.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30万人次北京展区达成版权合作意向150种[EB/OL].(2025-06-22)[2026-05-05].https://wap.bjd.com.cn/news/2025/06/22/11208017.shtml.
13. [13] 戴颖洁.中外合拍片创作的博弈研究——以《长城》为例[J].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24(02):187-202.
14. [14] 王雪姗.著作权共有制度的检视与完善[J].法治论坛,2022(04):357-366.
15.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的意见[EB/OL].(2025-03-21)[2026-05-06].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3/21/art_75_198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