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翻译专业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其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当前翻译专业教学普遍存在“重技巧、轻价值”的倾向。传统翻译教学偏重语言转换技能的训练，语言技能训练与价值引领之间形成“两张皮”现象，学生虽熟练掌握了双语转换的规则，却对“译什么”“为何译”“为谁译”缺乏系统的思考和认知。

红色文化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独特的资源支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积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也为课程思政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红色文化与翻译专业之间存在深层的内生性关联，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抗战时期红色经典外译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再到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外译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翻译活动始终深度嵌入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专业教学，既能为翻译课堂提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教学素材，又能在翻译实践中自然涵育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红色文化自信。

一、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与翻译人才培养目标的耦合

从育人功能的角度审视，红色文化的三重特性与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耦合。

第一，育人性与翻译伦理培育的耦合。红色文化蕴含忠诚于信仰、奉献于事业、担当于使命的道德观念，与翻译人才所需的译者伦理深度契合。翻译活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语言操作，译者翻译什么文本、如何翻译、为谁翻译，每一个决策都渗透着价值判断。瞿秋白在狱中翻译《国际歌》时将“英特纳雄耐尔”以音译方式保留，既传递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火种，也彰显了译者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这一翻译决策既是技术选择，更是伦理选择。将红色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引入翻译教学，有助于学生建立“翻译即责任”的职业认知，在面对价值冲突时站得稳。

第二，丰富性与翻译教学素材供给的耦合。红色文化从时间跨度到文本类型均具有高度的丰富性，为翻译教学提供了系统化的文本素材序列。从革命文献、领导人著作到红色文学，构成了一个涵盖不同语域、不同难度梯度的文本序列。学生通过处理不同类型的红色文本，能够在系统的翻译训练中逐步建立起“形式服务于内容、策略服从于目的”的翻译自觉。

第三，内涵性与家国情怀涵育的耦合。红色文化蕴含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正是翻译专业课程思政所要培育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站在中国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能力。红色文化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嵌入具体历史情境的价值体验，当学生在翻译课堂上研读《可爱的中国》英译本时，不仅在学习翻译技巧，更在接触一种深沉而炽热的爱国情感。

红色文化因其育人性、丰富性、内涵性三重特性，与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之间形成了深层的结构性耦合。这种耦合关系的存在，使红色文化具备了超越“外部资源”定位的合法性——它不是被加入翻译教学的外来内容，而是能够进入翻译教学核心环节的内生性育人资源。

二、红色文化翻译史的启示与资源转化

（一）从五四时期到新时代：红色文化翻译史的演进脉络

红色文化翻译史是红色文化与翻译专业之间最直接、最深厚的联结纽带。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传播，到抗战时期红色经典的对外译介，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至今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外译实践，红色文化翻译史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全程。近年来，学界对红色翻译史的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红色文化翻译史已从零散的研究议题发展为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系统知识体系，为翻译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五四时期是红色文化翻译史的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国际歌》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革命的火种引入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历史阶段的教学切入点在于“翻译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让学生认识到，翻译从来不是中立的语言转换，而是嵌入特定历史语境、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文化实践。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瞿秋白在狱中坚持翻译《国际歌》并将“英特纳雄耐尔”以音译方式保留。这些翻译决策既是语言选择，更是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表达。教学素材可选取《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中译本进行比较研读，让学生分析不同译者在处理关键政治术语时的策略差异，由此理解翻译与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这一阶段的翻译史教学，旨在让学生建立翻译的“历史感”，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翻译技能曾在民族觉醒的关键时刻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时期，红色文化翻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红色经典作品，通过翻译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同情与支持。此外，《人生大道：朱德传》《中国之未来》《人类的五分之一》等作品的英译与传播，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红色文化对外译介的重要图景。这一阶段的教学切入点在于“翻译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学生理解翻译在构建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中的战略价值。教学素材可选取红色经典的不同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引导学生关注译者如何处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文化特色的表述，评析不同翻译策略对目标读者接受效果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翻译史教学，旨在让学生建立翻译的“使命感”，意识到翻译是塑造国家形象、参与国际话语竞争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至今，红色文化翻译的主战场转向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系统外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出版，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政治文献外译的里程碑，此后政府工作报告、党的重要文件、领导人讲话的多语种外译形成了制度化的工作机制。这一阶段的教学切入点在于“翻译如何参与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让学生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话语权的建构过程，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理解与接受。教学素材可选取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的典型术语，让学生分析官方译法的理据，尝试提出替代方案并进行比较评析。这一阶段的翻译史教学，旨在让学生建立翻译的“时代感”，意识到当代中国正处在“翻译中国”的时代，服务国家翻译与语言战略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时代赋予翻译专业学子的现实使命。

（二）红色经典译本作为教学资源的价值分析

红色经典译本不仅是翻译实践的典范，更是翻译教学不可多得的优质素材。《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红色经典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其翻译与传播本身就是翻译塑造国家形象的生动教材。董乐山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是权威译本。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通过一些教学任务，引导学生关注这部作品在将中国革命叙事转化为英语文本时所采用的策略，如何处理领袖人物的直接引语？如何平衡叙事的可读性与政治话语的准确性？这些问题既是翻译技巧问题，也是跨文化传播策略问题，更是翻译课程思政可以深入展开的教学议题。学生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不仅在锤炼翻译技能，更在理解翻译如何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塑造。

红色经典翻译不仅是文字转换，更是构建中外精神共鸣的桥梁，在向世界讲述中国革命故事时，译者需突破语言壁垒，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这一认识为红色经典译本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教学不仅要关注译文本身的语言质量，更要引导学生理解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构建精神共鸣的功能。

将红色经典译本纳入翻译教学内容，其独特价值在于：这些译本既是翻译技能训练的语料，也是理解翻译社会功能的教材。学生在研读红色经典译本的过程中，既能够学习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又能够理解翻译在塑造国家形象、促进文化交流中的战略作用，从而实现“学翻译”与“学文化”的有机统一。

三、红色文化融入翻译教学的“课堂、实践、资源”三维路径

（一）课堂教学维度：红色经典译本研读与时政翻译素材更新

课堂教学是红色文化融入翻译教学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学生接触红色文化翻译资源的第一通道。课堂教学维度的核心任务是在翻译专业课程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环节中，将红色文化素材转化为教学内容和学习任务，使学生在完成翻译学习任务的过程中自然接受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

红色经典译本的研读。研读是翻译教学的基础环节，也是红色文化进入教学的最直接通道。红色经典译本研读不应停留在通读层面，而应设计为具有明确翻译教学目标的结构化任务。具体而言，可设置“译本比较”“译者立场分析”“翻译策略评析”等教学任务。译本比较任务要求学生对比同一红色文本的不同英译本，分析译者在处理革命话语时的策略差异。例如，比较不同译者对“长征”“根据地”“红军”等核心术语的译法选择，讨论不同译法对目标读者认知的影响；译者立场分析任务则引导学生从译文的措辞、句式、注释等痕迹中推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意图，帮助学生理解翻译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语言转换，而是嵌入特定立场和目标的文化实践。翻译策略评析任务则聚焦于具体的翻译技术层面，让学生分析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政治隐喻、历史典故等难点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效果。研究表明，红色经典译本的研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翻译赏析能力，更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情操，使学生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三类任务构成了一个从“技术分析”到“立场理解”的递进链条，使学生在完成翻译研读任务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从技能训练到价值认知的提升。

（二）实践体验维度：红色文化翻译活动与研学实践设计

实践体验回答的是“怎么用”的问题，即如何让学生在真实的翻译实践中理解翻译的社会功能，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实际能力。实践体验维度是三维路径中最具“行动性”的环节，也是红色文化育人效果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环节。

红色文化翻译竞赛活动。竞赛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有效手段，将红色文化融入竞赛活动，能够在“以赛促学”的同时实现“以赛育人”。具体操作中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献段落，设置“最佳译文奖”评选机制，使学生在备赛过程中主动钻研红色文化内涵、推敲翻译策略选择。教师应鼓励学生用所学外语讲述中国革命故事，在备赛过程中学生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研究术语的规范译法、讨论翻译策略的优劣，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度的红色文化学习。

红色场馆现场教学。现场教学是翻译实践体验的关键环节。当学生置身于革命纪念馆、旧址的真实空间中，面对展陈板上的英译文本时，翻译不再是作业本上的练习题，而是正在影响着外国游客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存在。例如，可组织学生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开展现场教学，在展陈现场对照中英文展板逐一记录和分析翻译问题，发现术语不一致导致的认知混淆、文化信息缺省造成的理解障碍、句式直译带来的阅读生硬感，这些问题在真实的展陈语境中变得格外突出。这种“现场感”带来的认知冲击是课堂教学无法替代的。

（三）资源支撑维度：红色文化翻译资源库建设

课堂教学与实践体验的持续开展，需要系统化的资源体系作为支撑。资源支撑维度是三维路径中的基础性维度，它为前两个维度的运行提供素材保障和规范指引。

红色文化翻译术语库的建设。术语翻译的随意性和不统一是制约红色旅游文本英译质量的核心症结之一。术语库建设不仅具有教学价值，更具有行业规范价值。在翻译教学中引入术语库资源，可以让学生在翻译红色文化文本时能够参照标准化译法，建立术语意识，避免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随意变译。高校教师可对红色文化文本进行术语提取与归类，形成“红色术语翻译对照表”供学生参考，在训练学生术语意识的同时提升其翻译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红色文化翻译案例库的建设。案例库收录红色文化翻译实践中的典型问题和解决方案，为教学提供“以案释译”的素材基础。具体可包括：红色文化负载词翻译案例、红色场馆展陈文本翻译修订案例、红色经典译本研读案例、时政翻译典型案例。案例库的独特价值在于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直接对接，为教学提供“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完整思路。

红色文化翻译语料库的建设。语料库为翻译教学提供真实、可检索的文本数据支持。可参照语料库语言学的建设方法，收集和整理红色文化翻译的中英平行语料，通过双语检索和对比分析功能，支撑学生开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策略研究和译法比对。同时，也可以通过建设多模态展示平台，使语料库实现从纯文本到多模态的拓展，进一步丰富教学的资源类型和呈现方式。

“课堂、实践、资源”三维路径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课堂教学是基础环节，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实践体验是深化环节，将课堂教学成果转化为学生的行动能力。资源建设是保障环节，为前两个维度的持续运行提供素材和规范支撑。三者协同推进，共同实现了红色文化从认知输入到能力转化再到价值内化的完整育人过程。

四、结语

本文从逻辑理路与三维路径两个层面，系统探讨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案。研究表明，红色文化与翻译专业之间存在基于历史关联和育人功能耦合的内生性联系，红色文化因其育人性、丰富性、内涵性三重特性，与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形成深层契合。红色文化翻译史的三阶段演进、红色经典译本的教学价值以及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可系统转化的教学内容体系。在实践层面，本文构建的“课堂、实践、资源”三维路径将红色文化从外部教学资源转化为翻译专业教育的内生动力。课堂教学实现知识输入，实践体验实现能力转化与价值深化，资源建设提供持续支撑。三维路径的协同实施，使红色文化教育从认知走向认同、从课堂延伸至社会，实现了翻译技能训练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专业教学，本质上不是“在翻译教学中增加红色内容”，而是让翻译教育回归其作为“文化传承”实践的本真状态。唯其如此，翻译专业才能培养出既有专业硬实力又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翻译人才，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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