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网红展”凭借沉浸式场景、互动装置和社交媒体传播机制迅速获得广泛关注。观众在观展过程中拍照、打卡并分享至网络平台，艺术展览逐渐由传统的观赏空间转变为兼具文化消费、社交互动与自我展示功能的媒介场域。观众生产和传播视觉图像的过程，不仅反映了数字媒介时代艺术消费方式的转变，也折射出青年群体通过文化消费建构身份认同、表达生活方式与彰显品味的现实诉求。基于此，本文从观众视觉实践的角度出发，结合布尔迪厄相关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对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观展实践进行分析，并对“网红展”打卡行为中的品味建构机制及其文化逻辑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理解社交媒体时代青年观众的艺术消费实践及其社会文化意涵。

一、网红展概念界定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艺术展览的传播路径和运营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展览依托网络平台的持续传播获得较高关注度，并因大量用户分享、讨论和二次传播而形成广泛社会影响，“网红展”这一称谓也随之出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带来的流量效应也进一步影响了展览策划与推广，一些展览更加注重视觉体验和传播效果，以增强公众参与度和市场影响力。因此，“网红展”并非某一固定类型的艺术展览，而是指在数字媒介环境和网络传播机制作用下，通过社交媒体形成高曝光度、高讨论度和广泛传播效应的展览现象，是社交媒体时代艺术展览与文化消费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展览举办的空间形态及运营业态来看，“网红展”主要依托美术馆、博物馆等专业艺术机构开展。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借助VR等数字技术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的新媒体艺术展，也包括以知名艺术家为核心的个展、“大师展”，或兼具两种特征的综合性展览。学者刘梦真（2019）进一步将“网红展”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融合科技与艺术、强调沉浸式体验的新媒体艺术展；二是以互动装置和场景设计为特色，吸引观众拍照分享的“打卡型”展览；三是以依托知名艺术家或热门IP影响力，形成大规模观展热潮的品牌展览。综合来看，“网红展”大致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通过营造适宜拍照打卡的场景获得广泛传播，另一种则借助知名艺术家、热门IP等话题资源吸引公众关注，从而形成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打卡”原本指工作人员上下班时在磁卡机上读取员工卡以记录出勤和下班时间的动作，被应用到网络语境中之后，衍生成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记录。¹社交媒体时代，打卡多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他者展示自己去过、看过、体验过某一事物，在这样的语境下创作者能够充分地自我呈现并实现自我展演，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同时在视觉建构过程中能对自我生活方式更为认同。

二、“网红展”观众的视觉生产过程

数字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媒介实践深入我们的生活已经成为常态。“网红展”经过线上社交媒体传播引发受众线下观展，再由受众进行图像生产并在社交媒体中发布。换言之，“网红展”的传播是一个由线上传导到线下，再由线下传导到线上的闭环过程。

（一）观前准备

社交媒体中以展览内容为主的帖文正在不断增长，围绕展览相关生产出的内容也在不断细分，除了展览现场的图片、展览信息外，关于看展服装搭配、拍照姿势、修图文案等相关内容也在不断衍生。通过对社交媒体中与展览相关的内容消费，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展览内容、场景产生了兴趣，生成对展览的消费意愿。但观众对展览的内容消费到亲自到场需要更多内容的筛选和准备。在浏览知晓展览的内容、举办地点、场景后，观众进一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展览相关内容进行搜索，浏览展览的大致呈现效果，并查看其他观众的评分、点评。大部分观众认为需要了解展品、场景布置等具体细节，再决定是否到场观展。

在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中，小红书逐渐成为观众分享和获取展览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以生活方式内容分享为特色的平台，小红书凭借其社区化传播模式，拥有较高粉丝规模和影响力的用户通常被视为意见领袖（KOL），他们通过发布观展记录、影像资料及个人体验等内容，对其他用户的观看方式和审美选择产生影响。小红书的交流平台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些意见领袖的特质，博主会在发布的内容中传递展览相关信息，如票价、展出时间、地点等，更多输出的是穿搭、拍照点位、妆容等以此在观展中出片。另外一部分意见领袖会针对艺术品、展览场地等进行评价，撰写自己的“观后感”，基本上以输出表达品味的文案为主，与专业展评大相径庭。

“如何出场”成为了观众需要提前思考的问题，观众的服饰穿搭和妆容需要和展厅的布置相搭配，同时借鉴KOL的打卡点位及出片动作，并根据这些建议对穿搭进行调整。例如最近新展《徐冰：有问题就有_》同主视觉“凤凰”装置作品的拍照打卡推荐观众穿深色服饰更好出片，与作品达到一种视觉和谐的效果。

（二）观时实验

小红书逐渐成为连接观众与展览实体空间的重要媒介入口。在实际进入展览场域之前，观众往往已经通过平台中的他人分享、经验展示和视觉范例，对展览内容以及自身观看行为形成预设，并据此规划能展现个人审美趣味的视觉内容。部分观众甚至在到达现场前，已经通过KOL分享的内容碎片对展览作品、空间布局及拍摄场景形成较为完整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中的图像传播将完整的展览空间转化为可被观看和复制的视觉片段，而观众到场参观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成为对这些线上碎片进行现场确认和重新组合的过程。手机、相机等影像设备代替肉眼成为观展实践中的重要媒介，观众即使身处展厅之中，也常常借助屏幕完成对作品和空间的观看。此时，展览本身的艺术内容可能被弱化，空间与作品更多承担了影像生产的背景功能。观众在观展过程中受到社交媒体既有信息的影响，会主动寻找网络中曾经出现的场景，并通过模仿、复制相关视觉形式完成打卡实践。对于以拍摄和分享为主要目的的观众而言，其关注重点往往由艺术作品本身转向自身影像的生成与传播，展览体验也因此逐渐转化为一种以视觉再生产为核心的文化实践。

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个人展演下，社交平台突破了现实交往中的时空限制，人们在线上的相互了解主要依靠个体主动展示自己的信息。因此，线上交往不同于现实中的面对面交流，它更多通过文字、图片等符号进行自我表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展示的内容，从而塑造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正如阿苏利所指出的：“审美品味的方方面面会运用到所有呈现给他人观看、感知和欣赏的生活表现中。”对于观展观众而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展览照片并不仅是记录观展经历，也是展示自身审美选择的一种方式。观众会通过选择特定的展览、拍摄方式以及发布内容，向他人传递自己的审美倾向，并希望这种品味能够被理解和认可。观展观众热衷于在网络中进行自我呈现，使用种种策略以确保呈现出的特定品味能够被正确感知并得到认可。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浏览内容时会不自觉地对他人进行判断，根据别人展现出的内容可推断他人品味，并通过这种品味判断他人的身份、教育水平等。同时通过对他人的判断，也可以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对照，对自我社交形象塑造也有着积极作用。观众创作的图像重复多是对照KOL创作内容后还原其所展现出的“观看艺术展览”的高雅品味。

三、观后分享

观展结束后，出于分享和交流的需求，观众通常会将现场拍摄的照片发布至社交媒体平台。其中，小红书依靠算法推荐和流量分发机制，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提供了被更多人看到的可能。用户在发布展览相关内容时，通过添加特定标签或关键词，能够提高内容的搜索概率和传播范围，使话题标签成为连接内容与受众的重要入口。这种以流量传播为导向的平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观众在观展过程中进行拍摄、记录和分享。对于个体而言，一方面，观众主动参与“网红展”的观看与打卡，通过发布个人拍摄的图像获取关注、互动和反馈，并期待自身表达获得认可；另一方面，这种表达方式又受到社交媒体传播规则和流行范式的影响。部分观众较少分享自身对于展览内容和艺术作品的独立理解，而更多参考意见领袖或热门帖文的表达方式，对展览信息、拍摄形式和文案内容进行模仿。因此，“网红展”中的观众参与既体现了个体表达的主动性，也受到平台机制和流行模式的制约，其视觉内容生产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复制性和模式化特征。

麦克·费瑟斯通在后现代消费社会背景下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理论：揭示出后现代社会中“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²最开始，审美化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只有资产阶级才能过上这种不注重实用性的“炫耀式”生活，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商品的审美价值不再是一种奢侈，相应地，审美活动不再只是纯艺术领域内的活动，而成为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牛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社会背景下及社交媒体的传播为普通群众打开艺术的大门，使得更多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入艺术的场域。同时由于网红展观众更多关注拍照打卡所生成的图像带来的自我形象建构，较少关注对于展览本身。观众身体的自我呈现与展场中的景观相互结合，然后将自己的身体形象置于社交媒体中，使之成为可见的和被观看的对象。

四、“网红展打卡”品味的理论分析

（一）“网红展”中的中等阶层品味

布迪厄指出，品味并非个人天然具有的审美偏好，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倾向。文化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获得方式存在差异。其中，学校教育更多赋予个体以学历、资格等制度化文化资本，而对于审美判断、生活方式 and 行为举止等体现于身体层面的文化资本，则需要依托家庭环境和长期生活经验的影响逐渐形成。这种积累过程具有持续性和隐蔽性，难以通过短期转换或经济投入直接获得。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所处的成长环境和社会位置存在差异，他们往往形成不同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而品味正是在这种差异化实践中成为区分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品味不仅体现了个体的审美选择，也参与了社会空间中身份位置和阶层差异的建构。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主义通过他们对美和丑、优雅和粗俗所做的区分而被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现或体现这些区分之中。”

在布迪厄看来，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本类型和生活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会形成明显差异化的审美倾向 and 消费方式。资产阶级通常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其审美偏好倾向于追求超越实用目的的形式价值，更关注艺术活动中所体现的独特性、距离感以及象征意义。相较而言，受经济条件制约的社会群体，其审美选择更多受到现实生活需求的影响，更强调艺术消费的实际价值。处于中间位置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则往往形成一种以积累文化资本为目标的“节制型”品味，他们希望通过相对有限的经济投入获得更多文化资源和社会认可。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看戏、看展览或看艺术电影这些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以最低经济费用求得最大的‘文化收益’。”因此，相较于能够通过购买艺术品实现私人占有的优势阶层，中产阶层更多依靠进入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参与艺术消费，通过观看、理解和阐释艺术作品来获得文化资本。因此现代生活中青年更多的模仿那些社会中受到认可的人群的品味（类似于小红书KOL），追逐一些在展览过程中生成的视觉形象，网红展览以及意见领袖的打卡拍照为观众生成对文化精英品味的模仿提供了范本。

（二）身份不认同下的品味焦虑

喜欢打卡网红展的青年以大学生和城市白领为主，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当代青年群体往往将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想状态，并期待通过职业发展和生活改善实现社会位置的提升。然而，现实处境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使部分青年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不确定感。在这一背景下，审美消费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想象理想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通过参与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并建构对于未来身份的想象。

与此同时，当代青年的审美经验形成也受到教育环境的影响。布迪厄指出，社会优势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趣味往往被赋予正统性，并通过教育制度进一步转化为普遍认可的文化标准。学校教育在传递艺术知识和审美规范的过程中，使学生了解何种艺术形式被视为高雅，以及相应的审美评价方式。然而，学校教育更多侧重于知识层面的传授，而艺术经验的形成还需要长期的实践参与和生活积累。当个体仅通过课堂学习获得关于艺术的理论认知，却缺少实际接触艺术作品和文化场域的机会时，容易形成对艺术“知其概念而缺乏体验”的状态。这种审美经验上的不足，也促使部分青年通过参与展览、文化消费等方式进一步接近理想化的文化生活。

其次，品味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对于工作和社会关系尚未稳定，职业生涯尚未成熟的青年人来说，无论是金钱还是闲暇时间都是稀缺品。他们难以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艺术流派、艺术家的风格特征、具体技法等，难以对艺术品的强烈感知。那么青年观众利用碎片时间搜索网红展相关内容，并抽出空闲时间到现场拍照再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过程，不仅建构了社交形象，而且也“以小博大”地实现和中产阶层一样追求内心体验、物质和精神享受，追求生活品味和情调。受这种话语影响的青年对“中产阶级”的品味有着较强的认同，将此作为自己的品味建构目标，在生活中处处以“中产生活”和文化品味为榜样，不止是观看网红展，打卡音乐节、演唱会等亦是如此。

五、结论

社交媒体逐渐融入观众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其参与艺术展览的方式。观众在社交平台中接触展览信息，并将线上获取的视觉经验带入实际观展过程，由信息接收、现场体验到内容分享，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视觉实践过程。在观展之前，观众通过浏览社交媒体中的展览相关内容，对展览空间、展示形式和拍摄方式进行了解与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初步的观展期待。进入展览现场后，观众将网络中接触到的视觉经验转化为现实中的观看和拍摄行为，手机、相机等影像设备成为观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介。此时，影像设备不仅承担记录功能，也影响着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观看关系，拍摄逐渐成为观众参与展览的一种主要方式。观展结束后，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自身拍摄的图像和体验内容，使个人经历转化为新的视觉信息，并进一步参与展览内容的传播与扩散。

受社交媒体和大众传媒传播影响，网络社交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日常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平台上的自我形象也逐渐成为个体关注的对象。为了展现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倾向，青年往往会主动选择社交平台的表达内容，以呈现特定的自我形象。“打卡”行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展示方式，它通过对生活场景、消费体验和个人经历的视觉化呈现，使日常生活转化为可被观看和分享的内容。对于青年观众而言，展览打卡不仅是记录观展经历，也是建构个人品味和表达身份认同的实践过程。“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图像在自我呈现中的作用，使个体更加倾向于通过视觉形式塑造具有审美意味的生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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