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生产能力，是衡量出口质量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对中国而言，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关键不仅在于出口规模，更在于出口产品能否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攀升。从国际层面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主要经济体围绕高技术产业、关键零部件和数字贸易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低成本出口优势受到压缩；从国内层面看，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外需波动加大，使依赖规模扩张与低附加值加工的出口模式难以持续。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意味着出口结构从低附加值加工转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品，有助于提高贸易收益和国民收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游迈进。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211.5万亿元，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75万亿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额3.1万亿元。这说明我国已具备外贸规模基础和数字化应用场景，但要把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仍需通过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推动出口结构升级。

一、理论分析

（一）数字贸易便利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界定

贸易便利化是围绕通关、监管、运输和信息交换等贸易程序进行简化和协调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数字技术嵌入跨境贸易流程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表现为数字贸易便利化，即依托电子单一窗口、无纸化单证、电子认证、跨境数据交换、数字支付以及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对贸易流程进行在线化、标准化和协同化改造。与一般贸易便利化相比，数字贸易便利化不仅强调程序简化，还强调数据在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和数字平台之间的安全流动，因而兼具“制度协调”和“技术赋能”双重属性。

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一国出口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知识密度和生产能力。Hausmann等把一国出口品结构与相应产品的收入水平相联系，强调“出口什么”会影响经济增长；Lall等进一步从产品复杂化和技术含量角度度量出口结构升级。据此，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意味着一国出口结构越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高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分工中越可能接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

（二）数字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

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和数字安全三个相互衔接的维度改善复杂产品跨境交易所需的连接、协同与可信条件，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首先，数字基础设施扩大高速网络、算力和信息节点覆盖，降低企业获取市场信息、连接境外客户和组织跨境生产的固定成本；庞中英和郭豪的跨国行业证据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次，数字应用将网络连接转化为电子申报、无纸化单证、数字支付和平台协同等实际流程，压缩交易时间并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李金城和周咪咪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通过节约信息成本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最后，数字安全以电子认证、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和可预期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稳定线上交易预期。数字安全并非简单限制数据流动；庞中英和郭豪进一步发现，过度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削弱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说明只有在安全与有序流动之间取得平衡，数字化条件才能更充分地转化为出口技术升级。综上，数字基础设施提供连接条件，数字应用提升流程效率，数字安全保障可信交易，三者协同构成数字贸易便利化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作用路径。

H1：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三）数字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

数字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一方面，数字化通关、跨境数据交换和平台化交易降低生产性服务与制造环节的协同成本，促进数字服务、物流、金融和研发设计向制造业渗透，并推动资本、劳动和技术由低附加值部门向技术密集型部门流动；已有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高级化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能够扩大高技术制造与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增强复杂产品所需的专业化分工和配套能力；相关机制检验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传导路径。因此，数字贸易便利化先改变产业间要素配置与融合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再为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提供能力支撑。由此提出：

H2：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贸易便利化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首先，数字化贸易流程降低跨境知识搜索、国际研发合作和先进投入品获取成本，透明、稳定的贸易程序也扩大市场竞争与技术溢出的范围；赵忠秀和李泽鑫发现，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并具有明显的海外创新效应。其次，技术创新通过研发形成新产品和新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性能与知识含量，使出口供给由标准化、低附加值产品转向差异化、高技术产品；毛其淋和方森辉的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姚战琪也发现研发强度在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数字贸易便利化通过改善创新所需的知识、市场与协作条件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增强复杂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

H3：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

二、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检验数字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为出口技术复杂度自然对数，为数字贸易便利化指数，Controls为控制变量，和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出口技术复杂度。借鉴Hausmann等构建的PRODY-EXPY思路，并参考Lall等关于出口复杂化特征的处理，先计算产品层面的收入水平，具体为：

其中，为国产品出口额，为国总出口额，为人均GDP；再以一国各产品出口份额为权重加总得到：

为减弱量纲和极端值影响，实证中取lnEXPY作为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贸易便利化指数（DTFI）。Wilson等的贸易便利化测度框架为综合评价提供基础，Ismail进一步将数字贸易便利化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和数字贸易安全维度；曹宇芙等在“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采用上述思路构建指标体系。据此，本文从三方面测度DTFI：数字基础设施包括每百人固定电话、固定宽带和移动蜂窝电话订阅量；数字应用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衡量；数字安全用每百万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衡量。各指标经正向化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熵值法合成综合指数，指数越高表示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

3. 控制变量

为降低遗漏变量偏误，本文结合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研究，设置四类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净流入占GDP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用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用高等教育入学率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¹为样本，考察期为2010—2024年。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World Bank WDI数据库。对少量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处理，并对连续变量进行必要的对数化或标准化。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1报告了数字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列（2）至列（5）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贸易便利化（dtf）的估计系数始终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完整模型列（5）中，dtf的系数为0.1052，t值为4.47，说明在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后，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随着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核心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显著，表明基准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变量	（1）	（2）	（3）	（4）	（5）
dtf	0.1392***	0.1238***	0.1224***	0.1101***	0.1052***
	（5.73）	（5.69）	（5.63）	（5.00）	（4.47）
lnpgdp		0.3349***	0.3349***	0.3394***	0.3392***
		（10.96）	（10.97）	（11.15）	（11.17）
fdi			0.0003	0.0002	0.0002
			（1.51）	（1.33）	（1.31）
fin				-0.0003	-0.0003
				（-1.40）	（-1.39）
hc					-0.0002
					（-0.87）
常数项	10.1949***	6.5092***	6.5080***	6.4782***	6.4899***
	（627.50）	（19.25）	（19.26）	（19.39）	（19.62）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0	600	600	600	600
R²	0.0265	0.3005	0.3014	0.3060	0.3069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算术平均法测算的数字贸易便利化指数；第二，替换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口径，采用劳动生产率口径下的ln_expy；第三，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减轻潜在反向因果问题；第四，对样本进行1%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影响。表2结果显示，四类稳健性设定下核心变量均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替换解释变量后dtf_avg系数为0.1987，替换被解释变量后dtf系数为0.0772，滞后一期变量L.dtf系数为0.1158，缩尾处理后dtf系数为0.0888，均支持数字贸易便利化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准结论。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ln_expy	滞后一期	1%缩尾
dtf	0.1987**	0.0772***	0.1158***	0.0888***
	（2.48）	（3.71）	（4.94）	（3.02）
lnpgdp	0.3391***	0.3058***	0.3404***	0.3335***
	（11.46）	（12.80）	（11.23）	（12.19）
fdi	0.0003	0.0002	0.0002	0.0010*
	（1.52）	（1.08）	（1.39）	（1.74）
fin	-0.0004**	-0.0003	-0.0003	-0.0002
	（-2.00）	（-1.54）	（-1.43）	（-0.85）
hc	-0.0004	-0.0003	-0.0002	-0.0004
	（-1.54）	（-1.35）	（-0.94）	（-1.53）
常数项	6.4311***	7.6488***	6.4770***	6.5496***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0	600	600	600
R²	0.3017	0.3388	0.3078	0.3035

（三）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国家发展阶段、数字贸易便利化内部维度以及初始数字基础条件存在差异，本文从收入水平、数字贸易便利化维度和数字基础三个方面开展异质性检验，并将结果合并列示于表3。具体而言，收入水平异质性依据World Bank收入分类划分为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维度异质性分别考察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和数字安全的作用；数字基础异质性则按照2010年dtf的国家层面中位数划分为高数字基础组和低数字基础组，以避免使用当期变量分组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变量	收入水平异质性		分维度异质性			数字基础异质性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应用	数字安全	高数字基础	低数字基础
核心解释变量	0.1307***	0.0860	-0.0047	-0.0021	0.0098***	0.1369***	0.1258
	（4.99）	（0.70）	（-0.55）	（-0.23）	（4.26）	（5.77）	（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6.1403***	7.2240***	6.4691***	6.4608***	6.4971***	6.0306***	7.0101***
	（13.78）	（13.88）	（19.56）	（19.66）	（19.58）	（14.64）	（15.5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5	345	600	600	600	300	300
within R²	0.6225	0.1712	0.2935	0.2931	0.3064	0.6016	0.2032

从表3可以看出，收入水平异质性方面，dtf在高收入组中显著为正，在中等收入组中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高收入经济体通常具有较完善的数字基础、产业配套和制度执行能力，因而更容易把流程便利转化为复杂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中等收入组的不显著结果并不意味着数字贸易便利化无效，而是表明其作用可能受到配套能力不足的约束。维度异质性方面，数字安全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应用维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安全可信的数字环境能够降低跨境数据使用与线上交易的不确定性，而基础设施或应用规模的单独扩张在控制国家和年份特征后尚不足以直接转化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不显著系数不能解释为抑制效应。数字基础异质性方面，高数字基础组中dtf显著为正，低数字基础组中dtf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数字贸易便利化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有当网络接入、数字技能和制度承载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贸易流程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改善才更容易转化为出口技术升级。

（四）机制检验

为识别数字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潜在路径，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个机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su）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用以刻画样本国产业服务化与升级趋势；技术创新（innovation）以每百万人居民专利申请量衡量，用以反映不同人口规模国家的创新产出强度。两项指标均来自World Bank WDI数据库。

机制检验采用江艇的两步路径识别思路。第一步利用基准模型检验数字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表1列（5）显示dtf的系数为0.1052，且在1%水平上显著；第二步在相同控制变量、国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HC1稳健标准误设定下，分别以isu和innovation为被解释变量，检验dtf是否显著影响潜在机制变量。该方法不把机制变量直接纳入结果方程，可降低“坏控制”和机制变量内生性带来的偏误，但检验结果仅作为路径存在的经验证据，不对间接效应规模作严格分解。表4报告第二步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su）	技术创新（innovation）
dtf	4.0063***	73.8441***
	（2.93）	（3.03）
lnpgdp	-5.8939***	118.1707***
	（-3.59）	（2.91）
fdi	-0.0184**	0.0694
	（-2.45）	（0.60）
fin	0.0594***	1.4628***
	（5.22）	（5.34）
hc	0.0086	1.4573***
	（0.50）	（2.84）
常数项	110.6630***	-1482.7982***
	（6.23）	（-3.09）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600	600
R²	0.1259	0.1493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构成数字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传导路径。首先，表4列（1）显示，dtf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4.0063，t值为2.9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次，王娟等的机制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作用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扩大高技术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供给，完善研发设计、物流、金融等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配套，并引导要素向高附加值部门配置，从而增强复杂产品的生产与出口能力。综上，数字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能够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得到数据和文献的共同支持。

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构成数字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另一条重要传导路径。首先，表4列（2）显示，dtf对技术创新的系数为73.8441，t值为3.0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提高创新产出。其次，毛其淋和方森辉发现，企业研发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姚战琪也发现研发强度在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技术创新通过形成新产品、新工艺和知识积累，提高产品性能、生产效率与差异化程度，从而推动出口供给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升级。综上，数字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够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技术创新路径得到数据和文献的共同支持。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围绕数字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研究，构建数字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总体影响，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路径及异质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样本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基准结论在替换变量口径、滞后处理和缩尾处理后仍然稳健。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数字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传导路径，便利化水平提高能够改善产业间要素配置与协同效率，并增强创新产出，进而为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提供支撑。第三，数字贸易便利化的促进效应具有明显条件差异，在收入水平较高和数字基础较好的国家中更易显现，数字安全的促进作用较为突出，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应用的作用仍依赖配套产业能力、制度环境和应用转化效率。

（二）政策建议

当前，数字技术加速重塑国际贸易流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与数据安全风险交织，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已成为各国增强外贸韧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任务。本文发现，数字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但其作用受到收入水平、数字安全和初始数字基础约束，并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路径传导。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和数字安全建设，形成高效、可信的跨境数字贸易环境。持续完善高速网络、算力节点、电子单一窗口和跨境支付设施，推进电子单证、数字身份、电子认证及平台接口互认；同时建立清晰的数据分类分级、跨境传输评估和安全责任规则，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数据流动限制，使网络与应用投入能够稳定转化为出口技术升级。

第二，依据收入水平和初始数字基础实施分层推进策略，提高数字贸易便利化政策的适配性。对数字基础较好的经济体，重点提升政府部门、口岸和企业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与规则兼容度，加快便利化成果向复杂产品出口转化；对中等收入和低数字基础经济体，优先补齐网络接入、数字技能、海关信息化和监管能力短板。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数字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标准对接和安全治理合作，并根据东道国发展阶段和产业禀赋配置项目，避免单一模式推进。

第三，协同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路径，增强复杂产品的产业与技术供给能力。降低研发设计、物流、金融、认证和信息服务跨境供给的制度性障碍，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引导资本、技术和人才向高技术制造、关键零部件和高附加值环节集聚；同步完善高质量中间品与专用设备进口便利措施、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国际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并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研发融资和合规辅导，使便利化带来的信息、市场和要素配置优势沉淀为新产品、新工艺和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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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本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越南、文莱、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阿联酋、卡塔尔、阿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埃及、摩洛哥、南非、克罗地亚和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