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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稳《青云梯》中的铁路叙事与民族精神构建
A Discussion on the Railway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 in Fan Wen’s Qingyun Stairs
引言
在当代文学叙事体系中,如何将地方性的历史经验有效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精神,始终是作家与批评界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范稳的文学创作从“藏地三部曲”对精神信仰的深入寻找,到《碧色寨》对滇越铁路修筑历史的展现,均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执着追寻。“形象地说,范稳是一个大力书写中国精神、民族文化、云南故事、勇攀高峰的‘行者’。”这种创作姿态不仅展现了他对地域文化真实性的尊重,更反映了他立足于脚下的土地进行创作。《青云梯》作为范稳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高峰,在延续其既往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叙事结构与象征体系的双重突破。小说以云南“个碧石铁路”的修筑史为脉络,并贯穿了吴、陈两大家族跨越百年的命运沉浮,从而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宏大但又充满着历史情怀与人文精神的作品。《青云梯》不仅为地域史诗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更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与意象系统,实现了民族精神的美学重构。
一、路的历程:铁路作为民族命运的物理脉络与历史舞台
“你不踏遍青山,阅尽人间百态,你就很难找到文学宝藏。”纵观范稳的历史创作,深刻地证明了文学精品的诞生,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耕。无论是探寻精神信仰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还是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碧色寨》,虽然叙事主题几经转折,但其背后一以贯之的是作家扎根大地、潜入历史创作的深沉使命感。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的《青云梯》,同样承袭并深化了这一创作追求,范稳历时四载,深入沉潜于云南红河州田野调查当中,他以个碧石铁路的创建 and 朱家花园的家族传奇故事为叙事蓝本进行创作,虽然他与那段历史岁月相隔,但他通过走访后人,亲身体会云南民间风情并不断完善历史记忆,最终成功构筑出这部以一个百年家族兴衰史和一条百年铁路发展史为主题的壮阔史诗。
(一)轨距之变:从民族创伤到自主图强的历史转折
在《青云梯》的宏大叙事脉络下,“《青云梯》里的铁路,不只是运输工具,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阶梯。”作者巧妙地通过铁路轨距的演变,从“米轨”“寸轨”到“准轨”“高铁”的飞跃,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了铁路是如何再现云南百年现代化的历史与精神嬗变。在文中,当法国人的火车开进云南大地时,人民没有欢呼喜悦,而是认为“火车就像闯进他们平静生活的一个强盗。”在有着报国之志的陈云鹤和吴廉膺的心中,看到了这钢铁巨兽身上所承载的救国之梦,他们疾呼“以铁路报国,让云南人走出大山,你我兄弟同心戮力,或有可为。”由此叙事主线也从情感上的阻洋修路的到修行动上的修云南人自己的铁路。“华屋高堂,荫及一族;修桥铺路,则惠及万民”的士人情怀与宏大抱负,这条铁路也成为了走向民族富强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陈云鹤和吴廉膺为代表的士绅乡贤决定修一条属于云南人民自己的“个碧石”铁路,虽然寸轨仅有六十厘米,时速只有十五公里,但却是不受法国管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正如文中法国人奥古斯所说:“他们则将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一个交通发达、整洁有序、国富民强、鲜花盛开的中国。”观念的变化也为中国带来了社会的巨变,当铁路修成的那一刻,吴廉膺身边的中国人都和他一样,笑逐颜开,互相道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条铁路的修筑称得上是一场豪赌。从传统的经济效益来看,这条铁路处于一个长期的亏损状态;从实际作用来看,战争频发,也使得刚修筑的铁路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实际作用。在后人眼中会认为“他们好像做了一场巨大的无用功。”但是对于当时的祖辈们来说,在那样积贫积弱的年代,这条铁路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交通运输的功能,文中说道“就像我们祖辈在当时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非要修建这条看上去意义不大的铁路一样。火车总是承载梦想,通往未来。”这样对于现代化的执着追求,蕴含着超越当时的深远目光,火车不仅成为了一个承载民族走向未来的集体梦想,也构成了民族精神最坚韧的内核,那就是在危难中不改其志、执着前行的精神,这种坚韧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云南这个多民族聚集地的强劲力量。
从“米轨”到“寸轨”的自主修建,范稳通过铁路轨距变化这一叙述视角,勾勒出了云南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转折。铁路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交通线路,而是成为了民族尊严与救国之梦的见证者。这条仅有六十厘米轨距的铁路,虽窄却坚,虽慢却稳,正如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改其志、执着前行的精神写照。
(二)精神之梯:几代铁路人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淬炼
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指出:“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的家国情怀。”这种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精神,在作品中通过三代人的命运轨迹得到了生动的延续。吴廉膺与山猫所生的儿子“娃北”改名为“桑进步”,继续继承父辈修筑铁路的使命,在当时地质勘测技术不成熟的年代,桑进步亲身经历过塌方,滑坡等重重险境,几乎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这条蜿蜒于群山中的铁路,他们那一代人“靠人拉肩扛,把一条铁路扛上了高原。”实现了从四川盆地到云贵高原的奇迹。及至第三代桑进步的儿子,桑小青也继续接手了这一精神火炬,在他书写死亡与对抗的信中,我们得以窥见了一位恪守职业操守的铁路修筑者的毕生追求,“我这一生参与了数十条铁路的建设,国内国外的都有。我指挥施工的隧道有127条,桥梁有301座,它们从几百米到十几公里长。”在生命的终点他回望此生,他无怨无悔,甚至从容面对自己的死亡,这种超越个人生死的精神境界,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薪火相传精神品质的生动展现。
这段跨越三代人的铁路情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物理意义上铁路的不断发展的交通脉络,更为读者谱写了一部民族精神代代相传的壮丽史诗。从法国人铁路驶入云南大地“知耻后勇”的文化自觉,到“敢为天下先”的担当坚韧精神,再到将个人生命融入国家铁路建设的崇高境界,完美阐释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代代相传的精神。
二、人的史诗:铁路叙事驱动下的家庭沉浮与人物塑造
范稳在谈到《太阳转身》的创作体会时说:“我们不能把个体的命运 and 宏大的历史割裂开来看,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都是鲜活的人物,而我们的责任是用文字呈现历史的真相。”这一创作理念在其文学实践中一以贯之。从“藏地三部曲”开始范稳就展现出了其对历史创作的不懈追求,他长期沉潜于历史长河深处,致力于打捞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片段。在创作实践中,范稳始终秉持着作家创作的历史使命感,把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历史片段,通过严谨的史料梳理与深度的文学想象,重新构建成为了充满历史气息感与血肉感的历史叙事。无论是《水乳大地》《大地雅歌》《太阳转身》,还是新作《青云梯》都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创作,他善于通过家庭叙事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在《青云梯》中,他通过吴、陈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流转,从而将微观的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的波澜壮阔建立联系,从而将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灌注到具体而微的个体生命经验之中,真正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
(一)铁路叙事中所预示的家族兴衰史
范稳的历史观兼具近代理性和现代主义特征,认为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盲动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变迁的背后有其必然因素在起作用,故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在文学叙事中将历史随意想象。因此,范稳的历史小说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社会现实,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真实。在创作中,作者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叙事策略,以吴廉膺为核心的吴氏家族,其原型取材于云南建水朱家花园,其中朱家花园的主人朱朝瑛就是历史上“个碧石铁路”的主要倡修者。作者在创作时提到“但凡豪门大户,大都免不了一个从白手起家到逐渐兴盛,再到盛极而衰、烟消云散的兴亡交替定律。”在《青云梯》的史诗叙事中,吴、陈两大家族的命运轨迹,与“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的修筑历程、运营以及铁路的发展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这种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使得家族兴衰与铁路发展与国家兴衰形成了紧密关系。小说中,作者细致勾勒了建水吴氏的家族谱系,建水吴家起源于军屯落户,建水吴氏一世祖吴根泉在云南贫瘠的红土地开垦出了自己的土地,代代相传,到了第八代发生战乱,只剩下寡妇吴封氏小带着第九代独苗吴攸宁白手起家,重整家业,再到第十一代掌门人吴廉膺的传奇人生以及后代的命运沉浮。这一家族传递不仅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地方家族的生存智慧与应变之道,更通过吴廉膺一生与铁路修筑事业的血肉联系,将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构建出了一幅多层次的历史图景。在《青云梯》的叙事脉络中,建水吴氏第十一代掌门人吴廉膺和石屏陈家陈云鹤的关系变化构成了重要的叙事轴线。他们本来分属于建水、石屏两大传统商帮,在历史中长期处于竞争对峙的格局之中,但在1910年法国人的滇越铁路修成通车之后,云南就面临着矿产资源、路权的丧失,为了保住路权和矿产资源,吴廉膺和陈云鹤两位地方精英毅然超越家族宿怨,齐心协力,带领云南人民自筹资金攻克技术难题,共同发起自主修筑“个碧石”铁路的宏伟事业。
这场关乎民族尊严的铁路修筑事业之中,小说重点讲述了吴廉膺这个滇南巨富家族命运的盛衰起伏。他的一生从“阻洋修路”、辛亥起义、再到历史变革中站错队伍,与陈云鹤一起修筑铁路,几经波折,跌宕起伏,他自己的儿子们也同样在历史变革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代际差异折射出大变革时代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以“好血”吴孝珪、“坏血”娃西还有承继铁路事业的桑进步,每个儿子都拥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吴孝珪作为吴氏家族的叛逆者,他的一生追随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他组建了“云南抗暴抗捐义勇民军第一路军”,在人民群众心中,他是永远的英雄,他为了中国,为了贫苦人民而奋斗;而娃西则与之相反,从小被山猫带到山上生活,最终成了土匪,烧杀抢掠,文中写到吴廉膺没有想到娃西最终成为了他的一个噩梦,娃西来到吴家劫财,甚至杀死了吴廉膺的儿子,最终他求爱不得,意识到了自己的血和其他人不一样,无法名正言顺的娶妻生子,最终崩溃大哭被逮捕,最终两人在牢狱中相遇。行刑当日民众对待两人的态度让娃西明白了“真正的好汉,不会怕官,只会敬畏百姓。”失去孩子的吴廉膺失去了往日的荣光,饱受人生沉浮,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最终留留在身边只有山猫一人,而桑进步继续延续了吴家修筑铁路的事业,成为家族精神延续的象征。通过吴氏家族三代人的命运轨迹,小说既展现了个人选择与历史进程的复杂互动,又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吴廉膺传奇般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缩影。
(二)吴廉膺:民族精神在矛盾与挣扎中“人格化”呈现
在中国红色经典小说中,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小说中,英雄人物往往承载了十分崇高的理想,人物塑造也更多呈现出高大全的特点和对人情的淡化,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身上完全没有个体私欲的展现。但在《青云梯》的人物塑造中,吴廉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超越了简单的英雄主义叙事,而是通过其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承载了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在历史转型期间的复杂性。这一形象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其打破了传统史诗叙事中人物塑造的单一维度,展现出历史转型期个体命运的多重面向。吴廉膺虽为滇南富翁,但他却不仅拥有着卓越的商业智慧,更怀抱着深沉的济世之志。在经营实业壮大吴家的同时,他秘密投身于阻洋修路的队伍中,与“革命同志”李伯军秘密结社了“死绝会”等几个反清组织,文中说道“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侠客,是东方睡狮的吹哨人和殉道者。”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吴廉膺超越历史局限的历史自觉性。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吴廉膺巧妙利用自己的经商渠道,悄无悄声息地进行反清事业。然而,后因为周大祥等人起义失败,吴廉膺被朝廷认为“附逆”被查抄家产,最终用十万两银票买通官员,平息风波。这一情节既反映了清末政治腐败的现实,也凸显了以吴廉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时代变革中的矛盾处境与生存策略。之后吴廉膺与陈云鹤相联合,修属于云南人民自己的铁路,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吴廉膺又在历史的站队中选错队伍,站到袁世凯的一队,文中吴廉膺对陈云鹤说道:“子君,想当初你我求学,皆以读书求仕、兼济天下为己任……怎料世道变迁你我竟分属两个阵营?此为何故?命矣。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这段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对白流露出了吴廉膺作为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困惑与迷茫,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精英阶级在政治认同上的结构性困境。
1988年4月,恩格斯在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里面,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科学论断,这一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文学创作不仅要塑造出人物形象完整的艺术性,更要将人物形象处于社会历史环境当中,从而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动向。《青云梯》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将人物置于近代滇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刻画出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而展示了其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创作者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中吴廉膺的人物形象就是其现实主义人物创作实践的生动体现,在他的身上,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也体现出来了近代滇南地区社会变革与铁路桥建设的艰巨性。吴廉膺的性格发展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对“米轨”铁路的本能抗拒,到后来对铁路现代性价值的深刻认识,再到最终投身“个碧石铁路”的自主建设,这一思想转变轨迹不仅是个体认知的深化,更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微观呈现。然而,范稳并未将这一过程简单化,而是通过吴廉膺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困境,展现了其性格的复杂性。不仅流露出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认同上的普遍困境。吴廉膺形象的独特价值,也在于其通过个体命运的微观叙事,承载了民族精神的宏观命题。在他身上,我们既能看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士人风骨,又能感受到敢为天下先的现代革新精神。他对铁路事业的执着追求,不仅是对个人理想的坚守,更是对民族自强道路的探索。
通过吴廉膺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青云梯》成功地避免了对民族精神书写的单纯概念化与空洞化,而是将民族精神的发展内化为一个鲜活人物在特定历史转折时期中的真实体验与抉择。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增强了《青云梯》的人物描写艺术感染力,也使民族精神的表达获得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厚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吴廉膺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人物,而是成为了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建构与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窗口。
三、灵的升华:天梯意象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性构建
在历史书写中,范稳选取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突显生活在动荡历史人的命运变迁,他们在历史的大潮中摇摆颠仆,充满命运的偶然,但人性却是饱满而丰富的。在《青云梯》中范稳这种书写方式并非简单停留于对个体命运的书写,而是试图在人物命运浮沉与时代交际中,开掘出更为深刻的民族精神命题。范稳在书中写道:“这架‘云梯’从来不是凭空而起,它是用铁轨、人心和百年的脚印,一步步铺成的。”这一精辟论述揭示了“青云梯”意象的实质内涵——它既是物质性的铁路工程,更是精神性的文化建构,是百年历史积淀与民族自强奋进精神所交融的结晶。
范稳在小说后记中坦言:“作为一位在云南生活工作四十多年的外省人,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证明的是:地处大西南一隅的云南,从来不缺乏现代性,更不缺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让读者明白了小说《青云梯》书名的确立,其本身便是一次极具民族精神的主题凝练,“青云梯”在此被作者赋予了多重的象征含义,在物质层面,它指向了云南高原人民通过自身智慧克服艰难险阻所建立的“个碧石”以及其他铁路工程,是近代云南人民突破地理阻隔从而追求现代性联通外部世界的现实依据;在精神层面,它则隐喻了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持续向上的攀登姿态以及不甘沉沦执着追寻现代文明的民族集体意志。因此通过运用“青云梯”这一意象,范稳成功将个体命运、家族的历史沉浮与民族的精神追求编织为一体,使“青云梯”最终成为了承载云南高原百年乃至近代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梦想象征。例如在小说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历史性瞬间,当陈云鹤回忆起建水铁路快通车之际时吴廉膺带他去俯瞰铁路工地时的感慨:“此乃云梯也!李太白有诗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我等现在不需要‘谢公屐’我们有铁路!”这一话语,看似即兴之语,但却蕴含着深厚的时代转化讯息。“谢公屐”作为古代士人登山探幽的工具,象征着古人的个体生命与自然相融的精神超越;而“铁路”则是代表着近代以来现代化技术对于高山大河地理阻碍所超越的产物,将两者并置,从而使蜿蜒于云南大地的铁路不仅是交通运输通道,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用汗水和理想造就的精神天梯,最终指向一个民族的集体抱负与精神攀登。然而,范稳并未停留于对传统民族精神的简单化表达,他通过人物命运与铁路发展的交织书写,揭示出了这种追求现代化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开放包容格局与世界性追求的眼光,小说中老挝女孩朱迪对云南修通国际铁路的感谢就体现出了云南人民不仅渴望修通一条铁路,更想通过一条条“青云梯”,让云南边地融入世界潮流,使云南现代性追求不断进步。总之,这种精神追求赋予了《青云梯》更加深厚的意义,它既是云南边地铁路的百年发展史,更承载了一个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追求与文化自信。
因此,小说依托于“青云梯”这一核心意象,系统地建构了一套民族精神谱系。首先,是充满韧性的民族实践攀登精神。这种攀登精神在修建“个碧石”等铁路的全过程之中得到了生动展现。在面对云南大地上险峻的地理条件、匮乏的资金与技术,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阻力中,以吴廉膺、陈云鹤等为代表的第一代铁路建设者们所展现出的非凡毅力与解决问题的智慧,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民族精神在近代历史的辉煌书写。小说中“个碧石”铁路的修建充满重重困难,一代人在技术空白面前选择从零开始,在战争频繁、铁路屡次被毁的困境中仍然不改充满韧性的民族精神。其次,是从封闭到开放的民族觉醒精神。这一精神内涵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上,并主要表现在主角吴廉膺的思想成长转变当中。从最初的阻洋修路,到深刻认识到铁路发展代表着向现代性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认知转变同样也是我们民族意识现代性觉醒的关键体现。它标志着我们民族基于国家命运从而追求全球视野的开放性认同。由此,云南大地拥抱世界潮流不再是被动的冲击承受,而是主动的战略选择,铁路正是实现这一选择的现实“梯子”。最后,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小说的史诗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云南多民族社会图景的描绘。“朱家花园的遗世独立,也足可说明在一片多民族聚集地区,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无声地诠释着民族共同体强劲的力量。”在云南这种多民族交错共生、文化相互交融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目标下,超越了各自的文化差异,从而凝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条“青云梯”因而也成为连接云南与内地、云南与世界,共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形纽带,也体现出了在内忧外患中云南民族凝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体现。
总之,通过“青云梯”这一核心意象的精心营造,作者成功地将物质性的铁路工程升华为民族精神不断攀登与充满韧性的文化象征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从而构建了一部关于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进程中精神追求的壮丽史诗。这条用铁轨铺就的“青云梯”,不仅镌刻着云南人民百年现代化历程中的集体记忆,更承载着一个民族面向未来的梦想与勇气。
四、结语
《青云梯》中,范稳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探索和铁路叙事的挖掘,展示了几代人承继的民族精神,小说通过对云南地方性历史记忆的深度挖掘,实现了对民族普遍性价值的升华;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完成了对“青云梯”精神的延续。这部作品不仅为地域史诗的书写开辟了新的路径,更以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丰富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云南铁路的攀登之梯,更凸显出了作者在创作时的文学攀登精神,为当代文学在新时代的赓续和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文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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