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正经历深刻的历史性转折。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本文回归“两种生产”理论的整体性视角，重新审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文章将梳理理论产生背景与核心要义，分析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种生产”理论对新时代我国人口战略转型的启示，以期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理论借鉴。

一、“两种生产”理论形成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1.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实现了生产技术的快速飞跃，更彻底重塑了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工厂制度取代家庭作坊和行会体系，使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释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得以全面确立，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工人阶级运动不断兴起。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

2.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人口问题等凸显

这一历史进程使得“生产”问题凸显为时代的核心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在疯狂扩张物质生产的同时，却也不断地扭曲和压制了“人自身的生产”。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被压缩至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成为资本增殖的附庸；另一方面，传统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在工厂制度和城市化的冲击下开始瓦解。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人自身的生产，例如工人的生存、繁衍、家庭生活等，形成了尖锐的、制度性的矛盾。正是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剖析，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概念从单一的物质生产的角度，拓展为包含人类自身再生产在内的双重结构，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更为完整的基础，更全面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

（二）理论渊源

1.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其理论思考深深植根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历史性变革之中。尽管受限于其资产阶级立场与时代条件，这些思想家未能彻底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但他们对理性、自由、历史进步等时代课题的深入探索，以及其在辩证法与历史哲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后来唯物史观的创立积淀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启迪。例如黑格尔将辩证法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的领域，认为历史有超出个人意志的历史规律，从而把并把历史看作是按照客观规律演进的过程，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后来“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与演进提供了理论来源。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理论重心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向社会生产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受资产阶级的自身阶级局限性，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的永恒方式，将物质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从而忽略了在生产中工人自身的生命延续、家庭生活、代际延续等自身方面的生产。但是这一理论也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学基础。他们试图揭示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李嘉图对阶级对立及其经济根源的初步分析，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从物质生产的经济结构出发来理解经济社会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劳动、价值、阶级等范畴的初步科学抽象，对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研究奠定了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来源基础。

3.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与发展

随着19世纪进化论的科学思潮的发展，一大批人类学著作也应运而生。188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研究了史前社会的发展规律。该书论述了人类史前文明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社会制度、家庭、财产形态如何随着物质生产方式不断的演进发展。该书研究的氏族制度并论证了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研究了人类的家庭形式经历了杂交群婚、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等的有规律地发展，并认为私有财产是推动氏族消亡以及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他和马克思都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而马克思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摩尔根关于史前社会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史前社会的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学说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起源》的序言中，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即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最直接的定义。

（一）“两种生产”的含义

1.物质资料的生产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是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如食物、衣物、工具和住房等来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核心内涵包括：第一，它是人类历史存在与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第二，它是一个社会性过程，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展开，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第三，它包含了生产力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分工、分配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本身，同时也再生产出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并非观念或意识，而是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

2.人自身的再生产

人自身的生产是“两种生产”理论中的另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人自身生产展开了详尽的论述。人的再生产主要是指人的繁衍过程，指的是人类的生物学繁衍以及完成繁衍所结成的两性关系与亲属关系。因为人的生产是兼具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的，因而除了物质方面的人的再生产以外，还有人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其具体社会形式主要表现为不断演变的家庭形态以及由之产生的亲属制度。在原始社会，它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基础，社会组织直接由血族关系所支配。随着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出现，其外延进一步扩展至为维护财产继承尤其是父系继承而服务的专偶制家庭，从而成为维系特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单元。

（二）“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

1.“两种生产”相互区别

“两种生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范畴。物质资料的生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人生存所必需的吃穿住出行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为了获得生活资料的工具的生产；而人自身的生产主要指的是人种族的繁衍。一方面，二者生产内容截然不同。生活资料的生产指向外部自然，是人类通过劳动获取衣食住行所需及生产工具的过程，其核心是物质变换。而人自身的生产则指向人类自身，是通过两性结合实现种的繁衍与世代更替，其核心是生命再生产。另一方面二者所凝结和塑造的社会关系本质不同。物质生产主要塑造经济与阶级关系，而人的生产则主要缔结血缘与亲属关系。这两种关系体系在历史中相互交织，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不同的演进逻辑。正是这种区别，构成了理解人类社会从氏族公社向政治国家演进的一把钥匙。

2.“两种生产”相辅相成

“两种生产”之间不仅是相区别的，更是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深刻而动态的相辅相成关系。这种相辅相成体现在二者互为前提与基础。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没有人口的自然繁衍与代际更替，物质生产便失去了主体与持续动力；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自身生产的保障，若无物质生产提供生存保障，人类种族的繁衍亦无法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双重基石。此外，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社会结构及其演进路径。一方面，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推动了人自身生产的社会形式变革，推动了婚姻制度从群婚制到对偶制度到专偶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特定家庭形式一旦确立，便通过稳定财产继承关系反过来巩固和维护了私有制的物质生产关系。如《起源》中所言，“专偶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三）“两种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1.母系时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

在史前社会时期，主要是人的自身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劳动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支配。”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在这一时期，部落人口数量直接关乎集体的生死生存。高死亡率与低寿命使族群延续高度依赖女性的生育能力，族群规模成为抵御自然威胁、进行集体劳动的基础。因此依赖母系所形成的血缘关系构成整个社会组织的核心。以母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其生产分配、居住继承皆围绕女性世系展开，女性因其生育功能及在原始农耕、采集中的主导角色，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群婚、对偶婚等形态的婚姻制度与亲属制度均服务于人口繁衍与氏族团结的需要，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以生育关系为轴心建构的。因此，这一时期人的自身生产不仅支配着社会结构的形成，也深刻影响着物质生产的方式与规模，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早期“生命生产”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物质资料的生产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剩余产品的形成，推动了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变。

2.父系时期：受所有制关系支配形成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资料超出了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从而私有制也萌芽并逐渐巩固其地位出现了。本身由集体所占有的物质生产资料逐渐为个人所有占有。男性因在犁耕农业、畜牧及手工业等新兴主导生产部门中占据优势，逐步掌握了财产所有权。财富的私人积累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得父系家庭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母系氏族公有制逐渐瓦解。在这个时期，婚姻制度和所有制的支配随之发生变化，针对女性的专偶制成为一种新的适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家庭模式出现。

在家庭层面发生变化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氏族制度解体后转变为国家制度。恩格斯在《起源》中罗马、雅典和德意志是如何由氏族转变为国家的共同规律与不同形式。雅典代表了“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其国家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罗马的转变同样源于内部平民与氏族贵族罗马人民的激烈斗争；德意志国家则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是在“两种生产”发展的现实过程中通过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直至在氏族社会的胞胎里孕育成熟，最后才以全新的社会机关形态出现的历史发展阶段性的产物。

三、从“两种生产”理论看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

（一）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老龄化现象

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二是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近年来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三是老龄化程度加深，预计2035年前后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四是家庭小型化，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养老和抚幼功能弱化。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卫健委党组对新时代我国人口形势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面临重大转型，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规模逐渐缩减、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逐渐加剧等人口结构问题凸显，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2.人口老龄化特征

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特征：一是“未富先老”，即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二是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会导致我国传统产业优势丧失，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老龄化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会加重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劳动适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用工成本攀升。此外，人口负增长会引发社会有效消费减少，社会生产动力不足，生产过剩的问题无法解决，进一步引发企业破产、失业率增高等问题。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人们购房意愿降低，对住宅建设投资产生冲击，从而波及市政公共设施以及生活必需消费品的生产投资，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抑制经济增长

（二）“两种生产”理论为新时代人口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物质资料的生产制约着人自身的生产，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与其物质生活状况密切相关 sleeper。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首先，必须保障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降低生育成本，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其次，推进住房制度和婚俗改革。购房是影响适龄婚育人群是否选择结婚和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定位，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精准实施租房购房倾斜政策，不能让居高不下的房价浇灭社会生育的热情。坚持破旧立新，全力推进婚俗改革，整治“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提倡适度朴素，婚事新办、简办。创新婚俗礼仪，积极营造良好婚嫁氛围，推动传统婚俗文化朝着文明、健康、向上的方向创新性转变、创造性发展，以此逐步消除人们对婚嫁的负面情绪，积极引导适龄婚嫁人群组建家庭是提高生育率的前提条件。最后，要多级联动、多方发力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生育支持配套措施，遵循生育文化友好、生育权利友好、生育福利友好的原则，共同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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