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农具、狩猎工具到符号、经典，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论语》有多个英译本。本文选择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和辜鸿铭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因为两位译者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化背景，他们的译文展现了不同文明的特点。韦利译本的注释非常详细，对《论语》和孔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辜鸿铭是第一位将《论语》译成英文的中国学者，他的译本在国内外广为接受。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是一种强调读者作用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言：“读者、听众和观众——简言之，接受者——在以往的文学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极其有限”（Hans Robert Jauss and Elizabeth Benziger, 1970:7）。接受美学挑战了过去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在其兴起之前，文学研究曾经经历两个阶段：浪漫主义时期侧重作者身份，作品的意义由作者赋予；20世纪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学派则侧重于文本本身，强调细读和构思。接受美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兴起，其领军人物是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姚斯深受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影响，而伊瑟尔则借鉴了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登的现象学理论。

（一）接受美学的定义

接受理论不仅涉及作者与文本，还涉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既不是纯粹的文本本身，也不是读者主观性的产物，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伊瑟尔认为：“阅读不是一种直接的‘内化’过程，因为它不是单向的，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将阅读过程描述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动态互动”（Iser, 1978:107）。在他看来，文本提供信息和结构，引导读者阅读，但真正激活阅读的是读者的参与。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使文本栩栩如生，读者的参与程度决定了作品的价值。伊瑟尔还将交流行为分为两个极点：“文本结构”和“结构化的理解行为”，他认为交流的成功“取决于文本在读者意识中建立自身作为对应物的程度”（Iser, 1978:107）。

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期待视野”“审美距离”“视域融合”“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概念将在下文分别进行阐释。

（二）研究的四个角度

1.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

读者的先验知识在接受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正如G·巴克（G. Buck）所说：“先验知识本身是经验的一个要素，它使我们在接触新事物时，能够在某种经验背景下进行解读。”(G. Buck, 1967:59）预期视野源于“前理解”与伽达默尔提出的“偏见”，是接受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读者在阅读前对文本已有的心理预期。

该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塞尔登（Seldon）、拉曼（Raman）与彼得·威多森（Peter Widdowson）所指出的：“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不会在每一个读者面前、每一个时代都呈现出相同的面貌。它也不是一座以独白形式揭示其永恒本质的纪念碑。” (Seldon, Raman, and WiddowsonPeter, 1997:54)在姚斯看来，“期待视野”是读者审美经验总和，而读者的审美经验又体现在阅读的现实体验中。在“作者—作品—读者公众”的三角关系中，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也不是单纯的链接者，而是具有历史创造力的能动主体。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离不开受众的积极参与。（Hans Robert Jauss and Elizabeth Benziger, 1970:8）

基于“期待视野”的提出，姚斯为文学理论研究奠定了两项重要基础：其一，读者是阅读的核心，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其二，文学史必须关注作品的接受和影响过程。

2.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

“审美距离”是指“既有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呈现之间的差异”（Jauss, 1982:25）。当我们接受新作品时，我们的视角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摒弃了熟悉的经验，开始意识到新的经验。正如雅乌斯（Jauss）指出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过去审美经验的熟悉程度与因接受新作品而产生的“视野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Jauss, 1982:25）。

这种差异可能非常大，以至于有些作品比其他作品需要更长时间才被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阅读和理解中逐渐显现。随着新读者的加入和新的理解资源的出现，人们不断消除误解，发掘作品中更深层的含义，并不断重申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差异是微小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差异与读者的预期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使读者对阅读失去兴趣和吸引力。

3.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在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过程中，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horizon）这一概念，指的是“从特定角度可以看到的一切事物的视野范围”（Gadamer, 1999:269）。这一定义也可理解为“前理解”，即预测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指出，存在“最初的文本视域”与“解释者视域”（Gadamer, 1999:262）。这种融合是读者所寻求的视角与文本所呈现的视角的融合，当两者非常一致时，就意味着文本得到了很好的理解。

接受美学进一步发展了“视域融合”的理论，认为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的结合，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关键。在翻译实践中，这种“融合”体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译者作为译文读者的预期视野与译文视野的融合，从而产生译文。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与原文反复对话，以构建更接近原文的新文本，并为意义的实现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则发生在译文读者阅读译文的过程中，他们的期待视野与译文文本视野再度融合。这一融合的程度直接影响译文的接受效果与意义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译文越能契合读者的理解与期待，其传播效果和意义实现度也就越高；反之，则效果较弱。（刘凤梅，2005:23）

4.不确定性和空白（Indeterminacy and Blank）

伊瑟尔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他深受现象学的影响，尤其是从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那里借鉴了多个关键概念。伊瑟尔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几乎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某种“空缺”或“不确定性”。文学文本本身无法独立地产生意义，它的“不确定性”正是激发读者想象力与解释活动的起点。

据伊瑟所说，“空白（blanks）指的是文本中连接被悬置的地方”（Iser, 1978:198）。当叙述出现断裂或不完整之处时，这些空白促使读者通过思维连接文本中不相连的部分，从而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使“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想象中获得生命”（Iser, 1978:203）。通过不断的阅读，读者不断与文本互动，在个体的感知与经验基础上填补其空白，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在多维度中生成的，并且随着读者和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解读。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对多重解读的开放性。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接受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再创造”的过程，文本的意义也随之不断被挖掘与丰富。在社会剧变时期，接受理论等新型解释路径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激发了批判性再评价和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二、孔子和《论语》简介

（一）孔子

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父亲去世后，他搬到曲阜求学，并开始学习礼仪，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在当时，人们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并称为“六艺”。孔子从小就对礼仪表现出浓厚兴趣，常摆弄祭祀器具。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短暂涉足政坛，担任一座城市的太守，负责治安和司法。此前，他还管理过粮仓和公田。公元前497年至前484年间，他周游列国，传播他的政治和伦理原则，但未能实现他的理想。68岁时，孔子回到鲁国。

晚年，他将精力投入到教育和整理古籍中。他据说编订了《书经》《诗经》，修订了《春秋》和《礼记》。他提倡“有教无类”，弟子遍布天下，不分贵贱。《史记》记载，他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其中精通六艺、品行端正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晚年相继失去爱徒颜回、子路以及妻子和儿子，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和思想整理成《论语》。

总体而言，孔子的思想至今仍深受欢迎，并广泛传播，世界各地都设有孔子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他的信念始终照亮人心；进入21世纪，孔子更被视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哲学教导人们追求智慧与道德，也赢得了西方的广泛尊重。

（二）《论语》

《四书》和《五经》在中国文学中被视为极其重要且具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五经》包括《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四书》则指《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据相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定稿于汉代中期。

《论语》共二十篇，看似杂乱无章，但主题相互关联。各章的标题通常取自“孔子曰”之后的前两个字。由于历史原因，《论语》存在多个不同版本。在战国时期动荡纷乱、思想交锋激烈的背景下，混乱之言可能掺杂于其中。秦朝时，一些典籍曾遭焚毁。至汉代兴起后，便致力于搜集散落的竹简与木牍以恢复此书。

在历代王朝的统治中，儒学受到君主的推崇，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影响力超越了道家、墨家、法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今，《论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广泛用于教学材料中，也常被作为现代社会行为的座右铭。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经典之一，《论语》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中、在中国与世界各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其定义、注释、编纂、版本演变、篇章结构、专有名词的释义以及学术价值等。

目前《论语》有多个版本，翻译家众多。因翻译方法和目的不同，他们的译本呈现出多种多样。这些译者包括传教士、中国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及翻译研究人员。

1.国内相关研究

为了分析《论语》，学者们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其中，不少研究从文化角度切入。杨肖萍（2010）对阿瑟·韦利和劳思光（D.C. Lau）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聚焦于五个主要语境因素。刘洋（2009）在其论文中强调译文应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特征，指出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一些词汇无法完全传达原义，并认为不应为了追求字义的精准而破坏文本的整体连贯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其他角度探讨了相同主题。戴维（2011）按照历史时期对《论语》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论语》的成书到清代的研究，客观地呈现了相关细节。张洋（2012）对辜鸿铭与劳思光的两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辜鸿铭采用归化策略，而劳思光则采取异化策略，两者各具特色，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2.国外相关研究

不仅中国本土学者对《论语》进行了研究，国外一些学者也对该书有所关注。尽管《论语》在西方被频繁引用，但西方学者对其的研究仍明显少于中国学者。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最早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的人，但其译本并未出版（杨平，2012）。在书评中，大卫·索尔斯（David Soles, 2000）对大卫·欣顿（David Hinton）翻译的《论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译本使读者能以自然、自由的方式阅读，并成功塑造了孔子温和、宽厚、富有同情心且幽默风趣的形象，同时还清晰准确地表达了若干哲学观点。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展开，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关键词汇的翻译以及孔子形象的呈现。

三、辜鸿铭和韦利对《论语》的译本

关于《论语》的英文译本有很多种，其中本论文主要研究阿瑟·韦利和辜鸿铭的两个版本。阿瑟·韦利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的《论语》译本被誉为“最受欢迎的版本”，长期以来被广泛阅读和引用。辜鸿铭作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翻译了《论语》英文版，这是中国首次将儒家思想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译作。本文将在本章分别介绍这两个译本及其各自的特点。

（一）辜鸿铭和他的《论语》译文

1.辜鸿铭

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他的父亲是中国福建籍的一位橡胶园主管。辜鸿铭天资聪颖，年仅十岁时便被布朗夫妇带往西方国家接受更好的教育。1873年，他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之后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深造。直到1880年，辜鸿铭完成了十四年的留学生活。回到马来西亚后，他前往中国，成为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幕僚。之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一位坚定的捍卫者。他精通九种语言，博学多才。回到欧洲之后，辜鸿铭立志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他翻译了《论语》和《中庸》等中国经典。

在辜鸿铭之前，已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尝试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但极少有中国学者主动进行此类尝试。因此，辜鸿铭被认为是第一位将中国经典翻译为英文并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1898年，他的英文版《论语》正式出版。

2.辜鸿铭和他的译文特点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具有其独特的特色。他引用了歌德、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等西方著名作家、学者和哲学家的名言。这些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西方读者对儒家思想的陌生感。在本书的序言中，辜鸿铭指出：“为了帮助读者真正理解原意，或者说理解本书中的话语，特意添加了一些引自欧洲著名作家的注释。这些引文有助于熟悉这些作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黄兴涛，1995:89）

例如，辜鸿铭将“诗经”翻译为“poetry”（诗歌），并引用了华兹华斯对诗歌的看法加以解释。《诗经》是中国最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共收录三百余首诗歌。辜鸿铭引用威廉·华兹华斯的言论来介绍中国古代诗歌，进一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诗经》的文化价值与艺术特色。在解释某些中国历史人物名称时，辜鸿铭借用了在社会地位及其他特征上与之相似的西方人物形象。在注释中，他会寻找西方文化中的对应形象，以便更深入地阐释中国人名，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其文化含义。

（二）韦利和他的《论语》译文

1.韦利

阿瑟·韦利（1888—1966）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精通中文、日文、西班牙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他的一生中，韦利翻译和整理了两百多部作品，其中大多数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他被广泛认为是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也是通过翻译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译者。

在翻译方面，韦利毕生致力于中国和日本经典的研究与翻译。他的作品如《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8）、《道与德》（1934）以及《论语》（1938）等著作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因其对原文的忠实呈现和读者的喜爱而备受赞誉。

西方翻译界高度评价韦利的译作，认为他对语言的掌握和对原文的理解都非常出色。他的翻译以准确忠实为特点，注重传达原文的思想和意象，同时表达流畅、精确。

2.韦利和他的译文特点

韦利对《论语》的翻译被许多学者视为其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由于韦利致力于简化译文，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理解他的著作。因此，书中的背景资料和学术问题都在引言部分进行了详尽解释，而正文部分则采用简单的词汇来表达原本看似复杂的词句。

韦利译本的序言主要介绍了孔子、古人、弟子、《论语》、术语、以及创作传统和礼仪。在序言之后，有两个附录分别讨论了孔子的生卒年问题和对原文的注释。韦利强调社会与历史背景在中国典籍翻译中的作用，开篇即指出：“思想源于环境”（Arthur Waley, 1989: Introduction）。韦利认为，为了让英国读者很好地理解《论语》，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透彻的分析。由于相关资料缺乏，大部分历史证据来自《诗经》和《尚书》。伦敦东方学院的沃尔特·西蒙（Walter Simon）在其《韦利讣告》中称赞韦利的《论语》译本是“对汉学的最佳介绍”（Simon, 1967:269）。

韦利对其目标读者有清晰的认识，他在序言中提到：“这篇序言颇为枯燥且技术性较强，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我已彻底放弃文学而只专注学术，也未忘记普通读者的需求”（Arthur Waley, 1989: Introduction），这表明他当时的主要读者群体是专业学者。

四、两个译本对比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阿瑟·韦利和辜鸿铭两种译本各具特色。两位译者都进行了充分的背景准备，但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各自对文本的理解采用了相应的翻译策略。本章通过具体实例，对这两种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一）《论语》关键词的翻译

《论语》文本中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点。文本本身不能独立产生意义，这些不确定点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在解释原文时，译者本身就是读者。“仁”“礼”和“君子”等关键概念在韦利和辜鸿铭的译本中有不同的诠释，因为两位译者对原文各自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奈达所说：“语言的不确定性是为了创造力付出的代价，也是通过象征性地重新诠释人类经验而获得新见解的必要条件。”（Nida, 1993:5）

1.“仁”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来修养个人的品德。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在人的本性中寻求最美好的品质，并坚定地坚持它来实现。“仁”是自我修养的体现，包括孝顺、智慧和勇气。从字形来看，“仁”由“二”和“人”组成，发音也与“人”相同，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林语堂，2009：13）。孔子并不经常直接谈论“仁”，在《论语》中也没有对这一术语做出完整的分析。他的弟子们经常提出关于“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对“仁”的总体认识。由于弟子们性格不同，所提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孔子的回答和解释也因人而异，但其核心含义是“爱人”或“关心他人”。

孔子拒绝对“仁”做出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阿瑟·韦利和辜鸿铭因对“仁”的理解不同，在翻译该词时也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例1：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3.3)

Waley’s version: The Master said, A man who is not Good, what can he have to do with rituals?

Ku’s version: Confucius remarked, “If a man is without moral character, what good can the use of the fine arts do him?”

Waley采用了“good”来翻译“仁”。这个词本身也是一个抽象表达，正因如此，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去体会其背后的真正含义或译者的用意。这种处理方式表明，韦利有意保持一种“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鼓励目标语读者主动参与阅读过程，参与意义的解读。再者，“good”所包含的含义较为广泛，涵盖了“善良”“乐于助人”“诚实”等多重内涵，也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审美距离”。

辜鸿铭面对的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读者，他们普遍受基督教伦理、柏拉图传统以及个人主义思潮影响。因此，“仁”这一复杂的儒家概念如果直接音译或翻为“benevolence”“humaneness”等抽象词，可能难以让西方读者产生足够的文化共鸣。而“moral character”一词在西方文化中根基深厚，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和美国清教传统中，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和人格修养的重要标准。这个词使“仁”的含义与西方的道德语境相融合，缩短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理解与接受。

2.“礼”

“礼”是《论语》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礼仪、规则等多个方面。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中“礼”字出现了74次（杨伯峻，1980:311）。

据《说文解字》记载，“礼”最初的含义是祭祀鬼神。正是通过“礼”，人类才得以区别于动物，文明才得以区分于野蛮。“礼”也体现着社会伦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被称为“五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结构。“礼”被视为维持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此外，“礼”还可指国家的典礼制度和礼仪规范。

在《论语》中，“礼”是解读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阿瑟·韦利和辜鸿铭对该词也有不同的翻译与理解。

例 2：礼之用，和为贵。(1.12)

Waley’s version: Master Yu said, In the usages of ritual it is harmony that is prized;

Ku’s version: 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

Waley将“礼”翻译成“ritual”。根据《柯林斯COBUILD高级学习者英语词典》的定义，“ritual”被定义为“涉及一系列按固定顺序执行的宗教仪式或其他仪式活动”。从以上定义来看，“ritual”更多关联于宗教方面。“接受过程”发生于读者的视域与翻译视域交汇之时，在对不同词汇的理解中，读者与译文建立起不同的联系。“ritual”则让读者更容易联想到真实的仪式场景，甚至能够想象仪式的具体步骤。

辜鸿铭将“礼”翻译成“art”，将“礼”从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仪式概念中脱离出来，赋予其一种更广泛、富有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意涵。这就拉开了原文与读者的审美距离，让读者从更广阔、更感性的视角去体验“礼”，可能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陌生感，激发读者的文化兴趣和想象。并且“art”会引导读者从文化艺术角度去解读“礼”，这可能会让他们更愿意去接纳和理解其中蕴含的社会秩序与伦理精神，而不是简单地视其为生硬的规矩和仪式。

3.“君子”

“君子”一词出现超过一百次，可以在先秦文献中找到，说明该词语已经产生并使用了很长时间。这个词散见于《诗经》（向熹，1986:182）、《孟子》（杨伯峻，1960:82）等著作中。众所周知，《论语》中的“君子”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但对其解释多样，且部分解释存在不准确之处。“君子”的含义经历了三次转变：从“贵族男子”到“有地位的人”再到“丈夫或女性的情人”。“君子”含义从强调“地位”转向“道德”的转变，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从宏观视角看，“君子”的含义经历了从贵族统治者，到兼具社会地位与道德的贵族男子，再到有道德的贵族，进而到有道德的人，最终发展成为具有道德品质的人群。因此，《论语》中的“君子”具有积极的隐含意义，自此该含义深深扎根于汉语之中。

例3：子曰：“君子不器。”(2.12)

Waley’s version: The Master said, A gentleman is not an implement.

Ku’s version: 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

Waley将“君子”翻译成“gentleman”更侧重于表现君子行为上的善良，通过一个容易理解的词汇来表达含糊的“君子”一词，给读者留下较大的解释空间。读者在阅读时需要结合自身知识和文化背景去理解“君子不器”的深层含义，形成自己的阐释和想象空间。这种翻译制造了一定的审美距离，留白较多，激发读者更多想象和反思。通过这种方式，韦利使“君子”成为一个西方学者熟悉的形象。

辜鸿铭则更倾向于解释性和叙述性，采用了较长且明确的句子来阐释“君子不器”的含义。他用“wise man”这样的比喻，生动具体地引导读者理解，降低审美距离，使意义较为清晰直白。读者接受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解读，参与文本的主动性较弱，更像是在接受一个权威的注解或解释。

（二）《论语》中修辞手法

《论语》中使用了许多修辞手法，例如明喻、暗喻、借代、对偶、设问、排比和夸张。在描述抽象或复杂的事物时，孔子往往运用比喻性的语言，使自己的思想更容易被理解。

1.比喻

比喻分为明喻和隐喻。明喻是用“像”或“如”一词或短语将某物与另一物进行比较的一种表达方式。明喻是一种表达不同事物相似性的修辞手法。明喻通过标志词连接，主要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所指、能指和标志词。能指是指示的形象或词语，所指是能指所指示的概念或意义。常用的标志词有“如”“像”“看起来”等。

隐喻是“用一个词或短语来描述某人或某物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以表明两者具有相同的特质，从而使描述更有表现力”。也就是说，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其中表达被用作对某事物的想象性描述，以展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或使描述更生动、更有力。在隐喻中，能指与所指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比喻词（如“像”“如”等）则可以被省略。

例4：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12.19)

Waley’s version: The essence of the gentleman is that of wind; the essence of small people is that of grass.

Ku’s version: The moral power of the rulers is as the wind，and that of the people is as the grass.

此句将“君子”和“小人”的德性进行对比，暗示“小人”总是屈从于“君子”。通过“风”与“草”的描写，我们可以借助对这两个意象的理解来推测其寓意：风强劲有力，草则柔弱顺从。风吹草动，象征着君子的权威不可抗拒，而草必须随风而动以维持自身不被连根拔起，这也暗示了“草”相较于“风”的附属地位。通过“风吹草”的画面，读者可以更直观地把握这一隐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Waley的翻译保留了“风”与“草”的自然比喻，没有解释或转换。语言简洁直译，保持原文的对称与简练。保持了审美距离，让读者自行解读其中的隐喻意涵，有利于具有一定文化背景或学术素养的读者进行思考。

辜鸿铭的翻译将“君子”解释为“rulers”（统治者），将“德”翻译为“moral power”。从而明确指出社会阶层与影响力的关系。运用明喻手法，通过“as the wind/as the grass”结构使比喻更清晰直接。缩短文化隔阂，引导读者主动融合视域。更适合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通西方读者。

2.排比

排比是一种修辞手法，指的是“在诗歌或散文中连续使用在语法结构、音韵、意义或句式等方面相对应的语言结构”在排比句中，采用结构相似的表达方式来传达紧密相关的思想或观点，从而使句子更具强调性和感染力。

例5：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28)

Waley’s version: The Master said, he that is really Good can never be unhappy. He that is really wise can never be perplexed. He that is really brave is never afraid.

Ku’s version: Confucius remarked, “Men of intelligence are free from doubts, moral men from anxiety, and men of courage from fear.”

Waley保留了排比句是的整体结构，每句以“He that is really…”开头，构成整齐的三段式重复句，节奏感较强。使用“can never be…”适合英美读者的理解习惯。排比句式强化了节奏与逻辑感，有助于目标读者更好地感受到儒家思想的条理性。

辜鸿铭采用“men of…”结构，而不是重复相同句式，从而使排比结构略微弱化，更加贴近现代英语语感。将“知者”、“仁者”、“勇者”分别译为“men of intelligence”、“moral men”、“men of courage”，保持原意的同时提升了英文表达的抽象程度。符合辜鸿铭将儒家思想向英语世界传播的目的，即让一般受众更易接受。

五、总结

《论语》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体中国人的精神财富。翻译这类经典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理解。但经典翻译并不容易，常常面临人名、地名、专有词汇的处理、修辞的运用，以及目标读者接受能力的差异等挑战。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以目标读者为中心。

本文以接受美学中的“审美距离”为视角，比较了两种《论语》译本，探讨哪一种更适合目标读者，并分析其受欢迎的原因，为其他作品的翻译提供参考。由于读者不同，辜鸿铭与韦利在翻译方法和语言风格上有所区别。两人虽都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但因面向的读者群体不同，辜鸿铭更倾向非正式表达，以便普通英语读者理解；韦利则采用更正式的语言风格，以适应专业读者的阅读习惯。

总之，翻译方法和语言风格应根据读者的教育背景和审美水平作出调整。受限于个人能力和资料，本研究未能全面覆盖接受美学理论，文本分析也有待深入，未来可结合其他理论展开更全面的研究。

本文四个部分的内容，仅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的一些初步思考。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实践有所帮助，始终牢记“以读者为本”，才能不断提升译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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