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女勇士》是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美国亚裔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奠定了汤亭亭在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极大地提升了亚裔文学在美国的能见度与影响力，被广泛收入《诺顿美国妇女文学选集》《希斯美国文学选集》等权威文集，并成为美国大学课堂的经典教材。《女勇士》常因其作者背景而被部分解读为自传体小说。汤亭亭的文化身份具有显著的边缘性与“他者”性：她既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规训，又需承受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排异，在两种文化中均难以获得完全的归属感。她曾明确强调：“我出生在加州的斯托克顿，我（就是）美国女人。我也是华裔美国女人……我是西岸的华裔美国人，一个说广东四邑方言的美国人。”正是这种独特的双重文化背景与边缘化位置，赋予了汤亭亭审视与批判两种文化的视角，也驱使她在作品中深刻描绘华裔女性群体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所遭遇的身份困境。本论文聚焦于《女勇士》的叙事者“我”，探讨其深陷于“非家幻觉”阴影下的精神挣扎，以及汤亭亭如何通过改写民族故事，尝试为华裔女性重构一种新的文化身份。

一、身份困境与“非家幻觉”

在全球化普遍到来的今天, 无论是第一世界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基尔·克鲁斯(Jill Krause)和尼尔·瑞维克(Neil Renwick)认为“身份的建立，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都是社会生活一个普遍、重要的方面”。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被译作文化认同，简单来说，它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特性。生活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少数族裔往往面临着身份的困惑：一方面,他们难以割舍身上秉承的固有民族文化属性；另一方面,又因身上的“文化标签”而不能被主流文化接纳。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作家，虽从小生活在西方，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深受美国思想的影响，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得到西方人的认同，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及获得成功，但是她所拥有的华裔背景却让她难以很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在文化身份上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少数族裔亟待超越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束缚，找寻属于自身群体的新文化身份。

“非家幻觉”（uncanny/unheimlich）概念为理解这种离散族裔的身份困境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1906年, 恩斯特·詹池在其论文《论恐惑的心理学》首次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了“unheimlich”, 即新奇的和不熟悉的事物造成了“非家幻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19年的论文《暗恐》（"Das Unheimliche"）中深入探讨了“unheimlich”的心理机制，指出它源于“那些本应隐秘却意外显露，或本属熟悉却因压抑而变得陌生的事物所引发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追溯至个体心理发展史上被压抑的早期经验”。童明强调，德语“unheimlich”直译为“非家的”（unhomely），其核心意涵在于“家与世界的陌生化错位感”。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借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 认为暗恐式叙述是产生新空间和时间形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谈到飞散群体的经历时, 他做出了弗洛伊德式的描述:“对于离散族裔, ‘非家幻觉’的片刻像你的影子似地偷偷袭来。” (童明，2007：114) 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巴巴这样解释：“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 或者说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由此可见, 在弗洛伊德暗恐理论的基础上，霍米·巴巴运用“非家幻觉”描述离散族裔跨越文化、跨越时空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其特征体现为“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无以名状、突兀陌生, 但无名并非无由, 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因此, 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 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这种惊恐似乎又可以追溯至当事人成长过程中的某段心理体验, 是一种反复出现、深入身体和心理的不适和忧惧。在后殖民语境下, 暗恐心理即指历史创伤在无形中对异质性文化进行话语或政治上的压抑, “这种‘非家幻觉’的时刻将个人的和心理历史的创伤性矛盾与更广泛的政治存在的瓦解联系起来。”这也正是汤亭亭作为美籍华裔作家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她的双重文化背景造成的身份认同困难的真实写照。

因此，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试图通过对民族故事的移植与改写，重构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寻求一条超越“非家幻觉”，融入，而非被同化于美国社会的路径。

二、“家亦非家”：叙事者双重身份下的“非家幻觉”体验

弗洛伊德曾指出，“unheimlich”与“heimlich”的意义存在辩证的重叠，后者本身就隐含“熟悉的/隐秘的”双重含义，其意义的滑动最终使其与反义词“unheimlich”（非家的/陌生的）产生联系（Freud, 1919/2007: 132）。这种“家”与“非家”的辩证关系，恰是叙事者“我”身份体验的核心。

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作家，从小在父母讲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但是现实生活中却生活在美国这个异质文化中。她需要在自身的中国文化和所生活的美国文化中寻找差异并且利用差异，“通过差异来定义身份”。叙事者“我”在美国出生长大，深受美国文化价值观浸润，表现出鲜明的“美国”特质：追求平等独立、重视个体发展、渴望自由。她强烈反感母亲转述的如“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女人胳膊肘朝外拐”“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头鹅不养女仔”等充满性别偏见的偏激中国传统观念（汤亭亭，1998：46-47），在校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其血脉中的华裔族性使其无法完全割裂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中国传统观念依然构成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她从母亲讲述的故事中继承了坚忍不拔、勤劳勇敢等传统品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质。这种内在的文化二元性，使“我”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中国人”，外在的美国生活环境无法彻底置换其内在的中国文化印记，“在家的”感觉不断被“非家的”疏离感侵蚀。

汤亭亭借“我”之口讲述他人的故事、遭遇, 运用民族文化元素, 重新构建民族属性，叙述作为一个华裔女性的独特成长经历与生活背景, 她作为华裔女性，身体里所存在着的双重文化元素，以及她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抗诉。主人公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与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转变，尤其是当其发现自己无法摒弃自身华裔女性的身份而真真正正地成为纯粹的美国人时，外在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无法改变内在的中国观念，“我”在美国依旧是个局外人，是个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在家的”感觉不断被“非家的”感觉所取代。

“异化焦虑首先来自对自我的误识”。叙事者早期的身份困惑集中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排斥与对美国身份的强烈渴望。在《白虎山学道》章节中，“我”明确表达了挣脱父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意愿。她借用无名姑姑（因通奸在产后遭村民袭击并致婴儿死亡，随后被家族彻底遗忘）的故事，质疑母亲所维护的传统伦理秩序。在叙事者眼中，姑姑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而“真正的惩罚”在于“全家人故意要把她忘掉”。此时的“我”对中国文化充满困惑与疏离：“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她甚至将中国人说话的方式视为粗鲁难听，并努力模仿她心目中“地道”美国人的行为举止（“走路正，说话轻”），渴望消除口音、避免被歧视，成为不被视为“他者”的美国人。这种对自我族裔文化根源的“误识”与刻意疏离，反而加剧了其内心的焦虑与异化感。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论，异化发生在“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当主体无法再认识自己，或只能通过他者的目光来定义自己时，异化便产生了。

梅洛尔指出“异化发生在我和他者的对立之中, 它描述了主体的状况, 即他无法再认识自己, 或者说只能通过他者认识自己。”这种对母国文化联系不够深切，同时又缺乏对美国文化真切归属感的状态，使叙事者陷入“非家幻觉”的泥沼：既无法完全“中国化”，也无法将美国完全视为精神家园，“家”的概念变得模糊而摇摆。然而，叙事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她逐渐从母亲勇兰身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力量：勇兰自强独立（独自赴广州学医）、意志坚定、医术精湛、具有无畏精神（如敢于对抗“鬼魂”）。更重要的是，通过母亲讲述的花木兰和蔡琰故事的重塑，“我”的态度开始从对立转向和解乃至部分认同。特别是蔡琰的故事，为叙事者（以及作者汤亭亭）提供了一种在异质文化中坚守与沟通的可能模式，暗示着精神家园的重构并非固守一端，而是如书中主人公所悟：“如果她们和地球上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她们就属于整个地球”，“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这预示着汤亭亭试图在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为华裔女性发出建构精神家园的诉求。

三、重构之路：民族故事改写与文化身份协商

作为早期赴美移民的后代，面临着美国社会中所遭遇的身份认同的尴尬和困惑，汤亭亭曾坦言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使其难以被任何一种文化完全接受，因此“必须找一种解决方法”。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文化身份的观点提供了重要启示：身份“并非重新发现，而是生产。它不是植根于考古学，而是植根于对过去的重述（retelling）之中”。汤亭亭正是以笔为武器，立足（而非固守）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对中国经典故事的重述，在两种文化之间建构了独特的“女勇士”形象，以此作为重构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实践。

花木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章节中对其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创造性改写，融入了大量西方文化元素和个人诉求。在汤亭亭笔下塑造出了一位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语境的花木兰形象，相较于国内广为流传的传统版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写，使得花木兰的故事同时具备了中西方的文化元素。汤亭亭运用花木兰的故事框架，将中国的历史典故、武侠故事、与好莱坞电影和妇女运动融合在一起，使得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为丰满立体，将传统的中国故事融入美国特质。在叙事者的讲述中，花木兰七岁随神鸟入山，遇仙人在“当武士”与“回去挖山芋”之间选择了前者，这本身就蕴含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意志。她历经十五年修炼，兼具“虎”的威力与“龙”的智慧。其学艺初衷是为村民报仇、夺回被掠粮食，彰显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更颠覆传统的是，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在战场上结婚生子，杀死暴君为女性同胞复仇，治军严明，功勋卓著。在战场上木兰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并且，木兰军纪严明，爱兵如子，具备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英勇气势。即便是军营也没影响木兰的爱情，她在军营里和未婚夫成婚，并在马背上分娩。她甚至将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符号嫁接到花木兰身上，模糊了性别界限。汤亭亭明确表示：“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人的力量。”这种改写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将中国传统故事置于美国的文化语境（如个人主义、女性主义意识）中进行重构，创造出一种融合中西特质的、新的华裔女性英雄谱系，象征着在协商中建构新身份的可能。

在小说终章《羌笛野曲》中，蔡琰（文姬）的故事更清晰地传达了汤亭亭关于文化身份重构的核心构想。历史上，蔡琰在战乱中被掳至匈奴，被迫为妻生子，后作《胡笳十八拍》以抒悲愤。汤亭亭在小说中丰富了这一故事，增添了浪漫色彩：蔡琰在匈奴生育孩子，并教他们说汉语。她身处异族文化之中，寻找着既能守护自身文化（汉族文化）又不被匈奴文化完全排斥的平衡点。“终于，从与其他帐篷分开的蔡琰的帐篷里，蛮人们听到了女人的歌声，似乎是唱给孩子听的，那么清脆，那么高亢，恰与笛声相和。”其创作的琴曲，“歌词似乎是汉语的，可蛮人却听得出里面的感伤与怨恨”。这个情节极具象征意义：蔡琰用匈奴的“羌笛”演奏融合了汉胡情感的乐曲，其悲怨之声能被“蛮人”理解。更关键的是，汤亭亭描写了蔡琰归汉后，其作品《胡笳十八拍》被“翻译”和传唱的故事、。这强烈地表达了汤亭亭的立场：文化身份的重构如同蔡琰的“胡汉和音”及其作品的“翻译”与接受，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协商与相互理解（即使是部分的）中实现的。华裔美国人无法也不应抛弃任何一种文化根源，其身份必然是杂交性的（hybrid），是在“非家”的夹缝中创造出的、具有独特韧性的新文化空间。通过花木兰与蔡琰这两个被重赋新意的“女勇士”形象，汤亭亭为其笔下的华裔女性族群，也为其自身，建构了一种既区别于刻板化的“中国性”和“东方主义”想象，又能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出独特声音的新文化身份。

四、结语

身份错位与认同焦虑是离散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也常将其人物置于双重身份的困境之中。本文分析了汤亭亭《女勇士》中叙事者“我”所深陷的“非家幻觉”——一种源于文化夹缝状态、交织着熟悉与陌生的深层疏离感与不安感。这种幻觉生动呈现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边缘处境与身份困惑。面对这一困境，汤亭亭并未选择简单回归母国文化或全盘接纳美国文化，而是通过对中国经典女性故事（花木兰、蔡琰）的创造性重述，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协商实践。她解构了传统叙事的边界，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与族裔诉求，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建构出一种超越非此即彼二元框架的、杂交性的新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既包含“美国自我”对平等、自由、个人价值的追求，也蕴含“华人自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坚韧品质。汤亭亭的写作实践，不仅赋予了中国文学经典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为华裔女性乃至更广泛的处于文化夹缝中的群体，提供了一种在“非家”的世界中重构精神家园、赢得文化认同的可能路径。

参考文献：

1. [1]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4.
2. [2]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M].London:Penguin Classcis,2003.
3. [3]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M].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0.
4. [4] Kingston M H.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
5. [5] 单德兴.文字女勇士：汤亭亭访谈录[C]//“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6. [6] 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04):106-116+159.
7. [7] 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J].中国比较文学,2005(03):150-168.
8. [8] 王素英.“恐惑”理论的发展及当代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4,35(01):13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