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普惠金融理念自提出以来，始终以“立足机会平等、服务实体经济、惠及弱势群体”为核心目标，致力于破解传统金融体系“嫌贫爱富、重规模轻小微、重城市轻农村”的结构性痛点。传统普惠金融依托线下物理网点开展服务，受地域限制、运营成本、风控技术等因素制约，难以全面覆盖偏远农村地区、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金融弱势群体，金融服务供需失衡问题长期存在。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深度融合，重塑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风控逻辑与运营体系，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化服务渠道，打破了时空限制，降低了金融服务边际成本，通过多维度数据建模破解弱势群体信用缺失难题，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与覆盖面，成为我国普惠金融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国家多次出台政策明确提出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夯实乡村振兴金融基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度持续提升，移动支付、线上信贷、数字保险等普惠金融产品广泛落地，县域及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显著增强。但与此同时，快速迭代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相对滞后的监管体系、基础设施、用户素养形成矛盾，数字鸿沟、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歧视、伪普惠金融乱象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深度剖析其现实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普惠金融研究多聚焦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的优化，针对数字时代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机制、风险逻辑与治理体系的研究仍存在短板。本文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基于经典金融理论界定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与运行逻辑，系统剖析其发展困境的深层成因，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体系。同时，本文构建的“基建-数据-风控-监管-素养”多维优化框架，为后续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与研究视角。数字普惠金融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农村金融薄弱、居民金融服务不均等问题的关键抓手。本文结合当前行业实践中的真实痛点，提出贴合我国国情的优化路径，能够为金融机构规范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监管部门完善监管治理体系、政府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实践参考。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回归普惠本源，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弱势群体，充分发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促进消费升级、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一）居民与企业微观增收效应研究

王国松、曹磊、许玲丽基于 CHFS 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新质劳动者发挥差异化调节作用，核心机制为拓展金融信息渠道、提升居民金融参与度。秦江依托 A 股企业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信息不对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赋能企业内共同富裕，金融监管可正向强化该效应。栾香录等以辽宁省面板数据检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产业结构升级拉动农村居民增收，区域作用强度差异显著。

（二）乡村振兴与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王绍阳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优化乡村融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但区域发展失衡制约赋能成效。邹蓉等验证乡村旅游与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协同门槛效应，二者联动可扩大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朱纪广等 针对原国定贫困县研究发现，储蓄与保险服务减贫作用突出，信贷短期存在抑制效应。王凤羽、刘晨 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存在直接促进作用与差异化空间溢出特征。任晓聪、黄子龙从使用能力视角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弥合城乡收入差距，增收效果随居民数字能力提升而增强 。陈章喜从六大维度拆解数字普惠金融驱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三）产业升级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赵小强等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存在边际递增门槛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刘西川等梳理了 “十五五” 阶段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挑战与转型方向。陈晓东等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基建与区域协调发展间承担中介传导功能，作用具备非线性特征。唐海霞证实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双元创新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高强、丁嘉政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纾解融资约束、助力农业企业提质增效，区域异质性显著。曹守新等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依靠金融包容、实体创业双重机制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分析

（一）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内涵界定、演进脉络与研究共识

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是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惠及弱势群体，旨在破解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排斥性特征，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始终围绕金融包容、减贫增收、服务实体经济三大核心目标展开。传统普惠金融依托线下网点，受成本、地域、风控约束，难以覆盖农村居民、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长尾客户，国内外早期研究均证实，地理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是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外的核心成因，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原生痛点。随着数字技术迭代，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其本质是普惠金融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渠道、智能化风控、轻量化服务，打破时空限制、降低边际成本、缓解信用缺失难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高阶形态与转型方向，国外研究也验证了数字技术对金融包容的赋能作用，形成“数字技术降成本、扩覆盖、提效率”的研究共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理论支撑：金融包容、长尾理论与信息不对称

金融包容理论是普惠金融的底层逻辑，核心是消除各类金融排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获取金融服务的权利。传统金融体系因逐利性天然形成排斥机制，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线上化服务破除地理排斥、简化准入条件破除门槛排斥、低成本运营破除价格排斥，是金融包容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实践，国内外研究均以此为基础，论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价值。长尾理论颠覆了传统金融“二八定律”，指出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海量长尾客户，整体市场价值远超头部大客户。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技术优势，实现小额、分散、高频业务的规模化处理，挖掘长尾市场价值，这一理论为数字普惠金融聚焦弱势群体、实现商业可持续提供了核心逻辑支撑，相关研究也围绕长尾客户服务模式、价值挖掘展开延伸。信息不对称理论是解释普惠金融痛点与数字赋能价值的关键。弱势群体缺乏规范财务报表、信用记录，导致金融机构难以评估风险、惜贷拒贷，是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滞后的核心成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整合政务、交易、生活等多维数据，构建智能化信用评估模型，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破解信用缺失难题，国内外实证研究均证实，信息不对称缓解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弱势群体的核心机制。

（三）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研究、现实争议与现有研究缺口

国内外实证研究已充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赋能效应：在宏观层面，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在中观层面，能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在微观层面，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拓宽增收渠道。但随着快速发展，现实争议与风险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学界研究焦点：一是数字鸿沟导致新的排斥，农村、老年群体难以享受服务；二是数据孤岛与安全风险制约赋能效能；三是算法歧视、伪普惠乱象违背本源；四是风控滞后、监管不足引发新型风险。现有研究虽覆盖效应、风险、路径等维度，但仍存在明显缺口：其一，侧重单一维度分析，缺乏“内涵-理论-效应-风险”的系统性整合研究；其二，对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新兴问题的深层成因剖析不足；其三，对策研究偏宏观，缺乏贴合国情的精准化、差异化路径。本文正是立足上述缺口，系统剖析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兼具理论补充与现实指导意义。

三、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成效

（一）发展历程梳理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探索期（2013-2015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兴起，第三方支付、线上小额信贷初步普及，打破了传统金融的线下服务模式，普惠金融开始依托数字渠道触达普通用户，但此时行业缺乏规范监管，乱象频发。第二阶段为规范发展期（2016-2020年），国家出台普惠金融专项政策，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定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商业银行、持牌金融机构纷纷布局数字化普惠业务，服务模式逐步规范化、专业化。第三阶段为高质量转型期（2021年至今），数字技术深度赋能金融业务，大数据风控、智能授信、场景化金融成为主流，数字普惠金融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精准化、可持续化、规范化发展，全面对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

（二）整体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形成“银行主导、多元参与、场景覆盖”的发展格局。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搭建线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出专属小微企业、农户的数字化信贷产品；互联网平台、消费金融公司依托场景优势，拓展小额普惠信贷、数字支付、普惠保险等业务。从服务覆盖来看，移动支付在县域及农村地区普及率持续提升，涉农数字信贷、小额经营贷渗透率不断提高，基本实现城乡数字金融服务全覆盖。从产品体系来看，已形成涵盖支付结算、信贷融资、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的全方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体系，能够满足普通居民、小微企业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从技术应用来看，人工智能风控、大数据画像、隐私计算等技术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普惠金融业务的风控效率与服务精准度。

（三）主要发展成效

1. 金融服务可得性大幅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彻底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时空限制，偏远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居民无需依托线下网点，即可通过手机终端完成支付、借贷、投保等金融操作，有效解决了农村金融网点不足、服务滞后的问题。同时，数字化授信模式简化了贷款流程，实现“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大幅缩短了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融资周期，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可得性显著提升。

2. 实体经济赋能效应持续凸显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但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困境。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轻量化、线上化的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小微企业短期、小额、高频的融资需求，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转型升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农资采购、乡村消费等场景，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3. 城乡金融均衡化水平稳步提高

传统金融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突出。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化渠道，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农村下沉，缩小了城乡金融服务差距。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能够平等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信贷支持开展生产经营、通过保险保障规避风险，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助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4. 金融服务成本显著降低

传统普惠金融线下运营、人工审核的模式人力成本、场地成本较高，导致普惠金融服务定价偏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运营，大幅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边际服务成本，同时通过市场化竞争倒逼金融服务定价下行，有效降低了弱势群体的融资成本，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低成本、广覆盖”的核心目标。

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数字鸿沟凸显，普惠服务存在结构性壁垒

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与用户数字素养差异形成的双重数字鸿沟，是制约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的首要壁垒。从硬件基建来看，我国城市地区数字网络全覆盖、高网速，而部分偏远农村、欠发达地区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信号不稳定、网速滞后，智能终端普及率偏低，导致部分农村群体无法顺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从用户素养来看，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农村居民的数字操作能力、金融风险识别能力较弱，难以适应线上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无法有效享受数字普惠金融红利，形成“技术伪普惠”现象。这类群体被阻隔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看似全覆盖，实则存在结构性服务盲区，普惠公平性大打折扣。同时，部分弱势群体缺乏规范的数字信用记录，形成信用数字鸿沟，难以通过大数据风控审核，无法获取信贷支持，制约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度。

（二）数据孤岛严重，数据赋能效能难以释放

数据是数字普惠金融风控建模、精准服务的核心生产要素，当前我国公共数据与金融数据互联互通不足，数据孤岛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水电、司法、农业经营等公共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壁垒尚未打破，金融机构无法获取完整的用户多维数据，难以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另一方面，不同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之间数据相互封闭，行业数据无法共享，导致风控模型数据维度单一，精准度不足。同时，数据合规边界模糊问题突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金融机构在外部数据采集、使用、共享过程中顾虑重重，“不敢用、不敢共享”的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制约了数据要素的赋能效能。此外，部分平台存在数据采集不规范、过度采集用户信息的问题，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突出。

（三）风险体系不完善，新型金融风险防控薄弱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线上化、智能化特征催生了一系列新型风险，现有风险防控体系难以适配行业发展需求。一是数据安全与网络风险，海量用户敏感数据线上流转，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数据加密、存储安全技术能力不足，容易出现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二是算法风险，当前多数金融机构风控算法同质化严重，部分算法存在歧视性偏差，对农村用户、低收入群体形成隐性准入壁垒，同时算法黑箱导致风险难以溯源。三是信用风险，数字普惠金融小额、分散、线上无抵押的特征，导致部分用户恶意逃贷、多头借贷，叠加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良贷款风险防控难度加大。四是金融欺诈风险频发，虚假借贷、电信诈骗、套路贷等乱象依托数字渠道蔓延，弱势群体风险识别能力弱，极易遭受金融侵害。与此同时，多数中小金融机构重业务扩张、轻风险防控，风控体系建设滞后，智能化风控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多元化新型风险。

（四）监管体系滞后，创新与风控平衡难度大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迭代快、业态创新灵活、跨区域经营特征显著，传统分业监管、属地监管模式存在明显滞后性。一是监管规则滞后于业务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新产品、新模式持续涌现，但对应的监管细则、准入标准、处罚机制不完善，部分业务处于监管灰色地带，滋生伪普惠金融乱象，部分机构假借普惠名义开展高息放贷、过度授信业务，违背普惠金融本源。二是监管协同性不足，金融监管、网信、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交叉与空白并存，跨部门、跨区域监管联动机制不完善，难以实现全方位、全流程监管。三是尽职免责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容错、尽职免责细则不清晰，导致基层业务人员存在“惧贷、惜贷”心理，制约了普惠金融业务的主动创新与落地。

（五）机构内生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偏弱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以弱势群体为主，业务具备小额、分散、低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商业可持续性较弱。从金融机构视角来看，头部优质客户业务收益高、风险低，而普惠金融业务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不良风险偏高，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被动完成政策指标、重规模轻质量的问题。部分机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流于形式，仅实现服务线上化，未结合小微企业、农户的真实需求优化产品与服务，服务精准度不足，难以真正解决弱势群体的金融痛点。同时，部分金融机构金融科技研发能力薄弱，技术融合深度不足，数字化转型流于浅层线上化，无法实现风控、产品、服务的智能化升级，制约了普惠金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五、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数字基建，破除双层数字鸿沟

针对硬件基建薄弱与数字素养不足的双层数字鸿沟问题，全方位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础。一是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建设，加大对偏远农村、欠发达地区网络基建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实现高速网络、智能终端全覆盖，补齐农村数字硬件短板，消除地域服务壁垒。二是开展常态化金融素养培育工作，面向农村居民、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开展数字金融操作、风险识别、反诈知识普及培训，依托村委会、社区、银行网点搭建科普阵地，提升弱势群体的数字金融使用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三是优化普惠金融适老化、适农化服务，简化线上金融操作流程，保留线下基础服务渠道，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模式，兼顾便捷性与包容性，彻底解决技术伪普惠问题，保障各类群体平等享受普惠金融服务。

（二）构建数据治理体系，释放数据赋能价值

以数据互联互通、安全合规使用为核心，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支撑体系。一是搭建统一的公共数据共享平台，由政府牵头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水电、司法、农业农村等公共数据，建立标准化数据共享机制，破除部门数据壁垒，为金融机构精准画像、智能风控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建立行业数据协同共享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持牌金融平台合规共享风控数据、信贷数据，杜绝多头借贷、虚假授信问题，提升行业整体风控水平。三是明确数据合规使用边界，细化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的全流程规范，依托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保障用户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同时，建立数据治理追责机制，严厉打击过度采数、数据泄露、非法倒卖数据等违规行为。

（三）健全风控体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适配数字普惠金融新型风险特征，构建“技术赋能、全程管控、多元联防”的现代化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强化技术风控赋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升级智能化风控系统，优化算法模型，消除算法歧视，结合用户多维数据构建精准信用评估体系，实现风险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追溯。二是分类防控各类新型风险，针对数据安全风险，完善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机制，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加密技术水平；针对信用风险，建立普惠金融不良风险动态监测机制，完善失信惩戒体系；针对金融欺诈风险，搭建跨部门反诈联动平台，严厉打击数字金融诈骗、套路贷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平衡创新与风控关系，鼓励金融机构依托技术创新优化普惠产品，同时坚守风险底线，杜绝过度授信、无序扩张，实现风险可控前提下的业务创新。

（四）优化监管框架，实现规范有序发展

构建适配数字普惠金融业态特征的现代化监管体系，破解监管滞后难题，引导行业规范本源发展。一是完善差异化监管规则，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小额、普惠、分散的特征，制定专属的准入标准、业务规范、风险指标，细化尽职免责细则，明确基层业务容错机制，消除金融机构惜贷惧贷顾虑，激发机构服务动力。二是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整合金融监管、网信、市场监管监管资源，搭建一体化监管平台，实现跨区域、跨业态、全流程穿透式监管，杜绝监管空白与监管重叠。三是整治伪普惠乱象，加大对假借普惠名义开展高息放贷、违规套利、过度营销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普惠本源，聚焦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真实金融需求。四是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对合规创新的普惠金融产品给予政策支持，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五）激发机构内生动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多措并举激发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内生动力。一是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存款准备金优惠等政策，降低金融机构普惠业务运营成本，提升业务收益水平，调动机构服务积极性。二是引导金融机构差异化布局，鼓励大型银行依托技术、资金优势深耕普惠金融数字化创新，中小银行立足属地优势，聚焦县域、乡村特色产业，打造场景化、本土化普惠金融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三是深化金融科技与普惠业务融合，推动金融机构从浅层线上化向深度智能化转型，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产品设计、授信模式、风控体系，提升服务精准度与运营效率。四是建立普惠金融绩效考核体系，将服务质量、精准度、群众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摒弃单纯以规模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倒逼金融机构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

结语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创新产物，是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赋能实体经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金融抓手。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历经多年发展，已实现规模化普及，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便捷性大幅提升，在赋能小微企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行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深层困境，数字鸿沟导致普惠服务存在结构性盲区，数据孤岛制约数据赋能效能，新型风险频发凸显风控短板，监管滞后引发行业乱象，内生动力不足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多重因素叠加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价值释放。

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立足本源、系统施策，通过完善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居民金融素养破除数字鸿沟；通过搭建数据共享平台、规范数据治理释放数据价值；通过技术赋能、多元联防健全风险防控体系；通过优化监管框架、整治行业乱象规范行业发展；通过政策激励、业态创新激发机构内生动力，构建“普惠公平、安全合规、精准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将朝着智能化、精准化、场景化、规范化方向持续升级。未来，隐私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将进一步破解数据安全、信息不对称等核心难题，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精准度与风控水平将持续提升。同时，随着数字基建持续完善、监管体系不断成熟、居民金融素养稳步提升，数字鸿沟将逐步消除，普惠金融将真正实现全员覆盖、精准赋能，彻底回归金融普惠本源，更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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