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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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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ew Voices in Arts and Literature

  • 主办单位: 
    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 
    3079-3602(P)
  • ISSN: 
    3080-0889(O)
  • 期刊分类: 
    文学艺术
  • 出版周期: 
    月刊
  • 投稿量: 
    1
  • 浏览量: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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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龟山先生修养论

A Brief Analysis of Mr. Guishan's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发布时间:2025-09-04
作者: 董彦彤 :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心 北京;
摘要: 杨时字龟山,宋明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上承二程,下启朱子。个人修养论在中国儒学中也叫工夫论,本文主要研究龟山先生工夫论思想。其格物观兼具内求、外求两条路径,是其工夫论的一大要点。故先论述龟山先生的格物观,之后对内求、外求两条工夫论路径展开具体讨论。最后得出龟山先生工夫论的特点——内求为主,兼以外求。内外结合的工夫论是龟山先生儒学的重要贡献,用现代的话来讲龟山先生试图寻找道德和知识的结合点。
Abstract: Yang Shi, also known as Guishan,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Neo-Confucianism. The theory of Yang Shi absorbs the thought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and enlightens the theory of Zhu Xi. The Attainment Theory of Yang Shi i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 of Attainment Theory, such a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non-germination, and Tao being shown in every and each behavior of a person.then, concludes the feature of the Attainment Theory of Yang Shi: It is mainly done through inner seeking and sometimes supplemented by outer seeking. To put it in modern terms, Yang Shi was trying to find a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knowledge.
关键词: 龟山先生;工夫论;内求;外求;格物致知
Keywords: Mr. Guishan; the Attainment Theory; inner seeking; outer seek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引言

龟山先生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龟山先生思想体系中,其工夫论最有特点,主张内求与外求并举。龟山先生认为人与万物都禀赋理一而来,即己即物,故做工夫有向内求和向外求两个路径,一方面是向外格物求理;然万物纷纭复杂,外求不可能尽,故转向内求,主张反身格物、体验未发之际。反身格物要做到格耳目之则、进而反身而诚、天下万物皆备于我。龟山先生内求为主、辅以外求的工夫论,是对二程思想的中和,对后来朱子学、阳明后学均产生重要影响。

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是八条目中的重要部分,备受宋代理学家重视,将其视为做工夫、修养的必要步骤,龟山先生亦是如此。

龟山先生的哲学本体论认为人与万物都禀赋相同的“天理”而来,此理即己即物,所以体认、把握“天理”有两条路径:一为外求,通过认知外物来认识普遍的“天理”,从而获得自我生存、处事应坚持的“道”;一为向内求,通过认知本心本性,发明、扩充自身的本然至善,进而体认、感知“天理”,认知万事、万物。其“格物致知”思想正是沿这两条路径同时展开。

(一)格物之理

从外求路径出发,首先,龟山先生重视格外在之物。他讲“非格物致知,乌足以知其道哉。大学所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国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认为大学的八条目都源自格物推出。在他看来,通过格外在事物来获得事物之理是学者的必经步骤。

其次,龟山先生论述了外求格物的具体做法,讲到“盈天地间皆物”“物物皆有理”“承问格物……六经之微言,天下之至赜存焉。古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岂徒识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天理”无处不在,格物也可从事事物物中做,如研习《六经》、深探鸟兽草木之理等。同时还讲“物格而后知至”,即格物和致知是有先后顺序的,格物在先,致知在后,物格之后才会知至。

再者,龟山先生论述了外求格物的重点不是求事物自然之理,而在于明善,在于求“天理”。讲“明善需致知”“致知在格物。”“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赞天地之化。”

(二)反身格物

龟山先生的格物说不仅需要格外在之物,也要格己身。他提到“致知在于格物,物固不可胜穷也。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龟山先生认为万事万物不可胜计,纷繁复杂,不可穷尽,且在个体没有通达“天理”之时,这些纷繁复杂、不可胜计的外物会扰乱人的内心。人与天地万物一同禀赋“天理”而来,“万物与我为一”“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故可以通过内求己身,体认“天理”,从而获得万事万物之理。

龟山先生的格物有外求、内求两条路径,一方面主张向外求理,一方面又主张反身格物,向内求理。可以看出在工夫论上,龟山先生中和程颐、程颢,内求、外求并举,但更重内求,更倾向于程颢。

反身格物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格耳目口鼻之则。龟山先生说:“《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接乎外而循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的耳目口鼻也都是物,它们可以感知声色气味,而其之所以可以感知声色气味,是因为“其有以”。这个“有以”是人的耳目口鼻感知声色气味所依据的理,这个理是完备于己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耳目口鼻入手,探究其理,从而知己身之理,进而即己即物,通晓天下万物之理。

反身格物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反身而诚。“诚”向来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范畴。《大学》中讲“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所谓诚意,勿自欺也”……《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其中“诚”具有很高的地位。张岱年曾说:“中庸并不是该书最重要的观念,其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诚,《中庸》以诚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人道的第一原则。”《孟子》全书共出现22次“诚”字,其中《孟子·离娄上》论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即“诚”是上天之道,而对于人,应该努力做到“思诚”。《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指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明确提出了“反身而诚”这一概念,将反身求己作为功夫论,而反身求己的目的便是达到“诚”。宋代儒者也十分看重“诚”,周敦颐讲“诚者,圣人之本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张载讲“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程颐讲“至诚通圣”,程颢讲“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

龟山先生继承、发展了前人关于“诚”的观念。龟山先生讲“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盖天下国家之大,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所谓神道,诚意而已,诚意,天德也。”“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务,反不知诚其身,岂知一不诚,他日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乎!”在龟山先生看来,“诚”是天道、天德,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君子修身、成圣的方法,反身格物的目的就是要注重反身而诚。龟山先生认为诚意与私截然相对,诚意最重要的是无伪。他讲“夫圣人所为‘毋意’者,岂恝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诚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谓示现者,则非诚意矣,圣人不为也。”“孟子论舜:‘彼以爱兄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毋诚意,是伪也。”“无诚意以用礼,则所为繁文末节者伪而已。故老子绝灭礼学而曰:‘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诚意是毋私意,是无伪,诚意不是刻意做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像舜爱自己的兄弟,是真心诚意的爱,毫无伪意。同时,也正是因为“诚”就是无私、无伪,所以在做工夫的时候要紧的是反身求己,保持无私欲的状态,做到无私就可以接近、成为圣人了。

龟山先生还讲“诚动于此,物应于彼,速于影响,岂必在久。”“救世修身本无二道”“知合内外之道,则颜子、禹、稷之所同可见。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观其意诚心正,则知天下由是而平,观其平天下,则知非义诚心正不能也。”“君子所往而不以诚,但至诚恻怛,则人自感动。”在龟山先生看来,做工夫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反身格物、诚意正心,此是修身之本,也是外推之本,做到“诚”,认识到心中原有的本心、善性,从而向外推扩,推之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内外合一。

二、体验未发

龟山先生向内求的工夫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体验未发,在这部分中,笔者将从体验未发之际、守静、主敬来论述龟山先生体验未发的工夫论。

(一)未发、已发、求中

未发、已发、中的概念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之后关于未发、已发、中的讨论一直不断,其概念也备受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其中,程颐对未发、已发的阐述对龟山先生体验未发之中的工夫论影响较大。

程颐最初认为“心”是已发的,他讲“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吕大临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俱在,已发乃心之用也。”意即心之体在未发、已发阶段都一直存在,已发只是心的用。程颐基本接受了吕大临的观点,修改了自己的主张:“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从而可以看出,程颐认为心是本体意义的心,而非实体之心,已发是心之本体的“用”,是“感而遂通”;未发是心之体,是寂然不动。

《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二程十分推崇中和学说。其中,程颐反对“喜怒未发之前求中”,他说:“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求即思,而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故求便是已发,发便不可说“中”,所以不可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求中”。程颐说:“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提倡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涵养。涵养久后便可发而皆中节,便是和。程颐的这一主张对龟山先生工夫论有很大影响。

(二)体验未发之际

龟山先生在程颐的基础上提出体验未发之际,龟山先生讲“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其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而中节矣。”与程颐的涵养喜怒哀乐之未发相似。对于“中”,龟山先生主张“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之际以心体之”。陈来认为龟山先生的这一主张是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体验者尽可能跳出自己的一切意识活动,努力平静思想、情绪,让整个意识转为相对静止、宁静的状态,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下认真感知、体验,获得一种内向的直觉。而这感知、体验到的直觉便是“中”。

同时,龟山先生认为喜怒哀乐是自然情感,每个人都有这些情感,即使是圣人也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的正常表露不会影响“中”。正常的喜怒哀乐就是当喜时喜,该哀时哀,“发而皆中节”。情感的表露就像镜子照物,物来而应,物去不留,因物因事该喜则喜,该哭则哭,不迁怒,不留乐。龟山先生说:“发而皆中节,中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鉴之照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若圣人则无喜怒哀乐,则天下之达道废矣。……故于是四者,当论其中节不中节,不当论其有无也。”

(三)静与敬

龟山先生主张体验未发之际,这一体验要求努力超越所有的意识活动,保持平静、安静的状态,这便“静”的工夫。而在感知、体验到“中”的状态后,需要努力保持、保留这一状态,便会涉及喜怒哀乐,涉及行为处事,这就需要用“敬”,执而勿失,需要有敬。故龟山先生非常重视“静”与“敬”的修养方法。

“静”本是道家、佛家的重要观念,后被儒家吸收借鉴。特别是宋代儒者,不少人都讲“静”。如周敦颐提出“主静”;程颢主张直觉体仁,讲“动亦定,静亦定”;程颐也有涉及静,他讲“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可见,宋代儒者都很重视静的修养方法。

龟山先生提倡体验未发之际,其中需要“静”。他讲“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中”“道”是不能通过言语文字体现、把握的,需要在“燕闲静一”时静心体会,需要在安静、平静、专注、专一、没有外界纷扰的情况下向内体验,进而感知、把握“中”“道”。

“敬”一直以来都是儒家一个重要的做工夫方法。《论语》中有20多处讲到“敬”,有指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如《学而篇》的“敬事而信”《子路篇》的“居处恭,执事敬”;也有指修身的方法,如《宪问篇》的“修己以敬”。后来《孟子》有44处谈及“敬”,并为“敬”的范围增加了一层含义:“陈善闲邪谓之敬”,即陈述善、去除邪便是“敬”,也就是为“敬”增加了内心省察的含义。之后荀子、汉唐哲学家也都对“敬”做了阐释。到了宋朝,程颐讲“敬而勿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也。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程颢讲“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敬是把握“中”的重要方式,同时敬需要把握度。

龟山先生也重视“敬”。龟山先生讲“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所谓敬,无适之谓一。”龟山先生将“敬”解释为主一,无适。龟山先生重视“敬”与“义”的内在贯通,他说:“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

三、道在行止疾徐之间

龟山先生认为道在行止疾徐之间,工夫在日用常行之中,平时的为学、为政,都是践履,也是工夫。

(一)为学

为学备受理学家的重视,龟山先生亦然。龟山先生说:“人而不学,则失其本心,不足以为人。其病盖无益于饥渴者,此固学之不可已也。”在龟山先生看来,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保持纯然至善的本心,否则将会失去本心,不足以为人。人要学习就像是要喝水一样,饥渴时必须饮食,否则将会得病、死去。

龟山先生明确指出学习的目标是“志于仁”,学以成圣。学习圣人要以圣人为标榜、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圣人的言行举止。龟山先生讲“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故学者必以圣人为师,犹之射者栖鹄于侯以为的,惟巧力具然后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盖有之矣。然不为之的,则莫知为中否也。”射箭一定要有靶子才能知道是否射中,与之相似,学习也需要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圣人。只有将圣人作为学习的对象、标准,才不会不知所措、迷失方向,才有可能成圣。

龟山先生认为只有读圣贤之书,才是正确的求道方法。龟山先生讲“夫学道者,舍先圣之书,何求哉?”圣贤之书,龟山先生认为首当推四书和六经。龟山先生特别重视《中庸》,他说:“《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余以谓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他说《大学》“乃圣人之门户,取道之至径,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龟山先生也十分重视《论语》《孟子》,他讲“夫《论语》之书,孔子所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认为《孟子》:“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此外,龟山先生也推崇六经,他讲“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救弊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纲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论曲譬。”关于读书的要旨,龟山先生讲“六经虽圣人微言,而道之所存,盖有言不能传者,则经虽具,犹不能喻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类皆分文析字,屑屑于章句之末,甚着广记问,工言辞,欲夸多斗靡而已,是乌用学为哉。”龟山先生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文字辞藻,不能追求文辞华美,不能追求博文广记,而应多加思考,领会文章的言外之意,把握文章的核心义理,并加之以身体力行。

(二)注重践履

知行问题向来是儒家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二程在知行关系上,主张以知为本,同时认为知必须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主张“识必见于行”。龟山先生继承了二程关于知行的观点,同时更注重行。

治学顺序上,知在先,行在后。龟山先生讲“自致知至于虑而后得,进德之序也。譬之适四方者,未知所之,必问道所从出,所谓致知也。知其所之,则知止矣,语至则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学者力行而已。”

知之后必须落实在行。龟山先生说:“六经之义,验之于心而然,施之于行事顺,然后为得……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侥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说经义至不可践履处,便非经义。”通过学习六经获得的知识必须验于心、施于行,要内化为心中道德,更要落实到实际行动,若只是将其看作知识的学习,不内化、不践行,即便高中科举也毫无意义。

道在行止疾徐之间。龟山先生早年曾研究佛学义理,受佛学“挑水劈柴,无非秒道”的影响,提出:“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之间。”儒家的尧舜之道不是远离生活的,相反,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间。龟山先生还讲“行止疾徐之间有尧舜之道存焉”“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为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皆夫妇之愚所与知者。”既然儒家的尧舜之道就在行止疾徐之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个体就要在生活中体察道、领会道;另一方面,个体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落实道。

综上,龟山先生认为知先行后,道在行止疾徐之间,龟山先生注重知的在先性,更注重行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说。

(三)关注政治、典章制度

龟山先生关注政治,注重典章制度,提倡积极入世,身体力行为天下百姓造福,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价值才会得到实现,将关心政治、重典章制度纳入其修养工夫中。

1.民本思想

龟山先生认为民为邦本,百姓生活稳定、民心所向决定了统治的稳固、国家的安宁。龟山先生说:“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则邦本摇矣。”君主需要有“爱民如子、若保赤子”的仁心、关心百姓,尊重民意。龟山先生讲“古之圣人以天下为心……食而饱,必思天下之有未饱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诸民而已。民之所弃,天实讨之。”“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民之乐其乐。出乎尔者必反之,理之故然也。”作为统治阶层,必须心怀百姓、心系天下;要像关心、呵护赤子一样对待、热爱百姓,要努力解决百姓的问题,为百姓造福、谋福祉;要顺从民意,按照百姓的心意、诉求来制定治理制度。只有想百姓所想,百姓才会支持、拥护统治,反之必会带来动乱,危害天下苍生。其次,君主要为民置产,财政收入要应用于养民。龟山先生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他主张制民之产,为百姓提供固定、足够的田地,让其耕耘,从而有自己的生活来源,可以稳定地过日子。同时,朝廷国库主要收入要用于养民,而非用来大肆修建宫殿、寺庙。龟山先生讲“某窃谓当今政事,惟理财最为急务”“自汉唐以来,善治财赋者,必以刘晏为称首。晏之言曰:‘理财当以养民为先,户口众多,赋税自广。’”。另外,臣子要“致君行道”。保障民本思想的推行、落实,单靠君主一人显然不够,龟山先生指出作为臣子,应该“夫贤人才士……无致君行道之心,谁与为治?”“事其君,当使其君如尧舜。”具体做法是大臣要在正己心的基础上,“革君心之非……正己则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帮助君主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正确引导君主,助其正心。

作为一名入世的儒者,不仅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同时也要关系百姓、心系天下,龟山先生以上的政治思想都围绕利百姓、利天下而展开,故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龟山先生外向工夫论的补充点。

2.注重典章制度

在具体的君臣关系中、在个体的具体行为处事中又该怎样做呢?仅仅依靠内心的善、行为动机的善就够了吗?显然,龟山先生认为这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典章制度。

首先,龟山先生肯定了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龟山先生说:“先王之礼,本诸人心,所以节文仁义是也……夫礼,文其质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礼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礼,则天下乱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都源于人心,是人心、人性的体现,符合本性。同时,典章制度、礼仪对于社会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典章制度和礼仪,会导致人心涣散、天下大乱。

其次,龟山先生论述了遵循典章制度的具体做法,并将其与个人修养挂钩。他讲:“古之学者,视听言动无非礼,所以操心也。……无故不彻琴瑟,行则佩玉,登车则闻和鸾,盖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气得而入焉。”“书云以礼制心,所谓操也。如颜子克己复礼,最学者之要。”具体做法为克己复礼,在视听言动各个方面严格遵照礼仪规范,这也就是操心,如此行之,长此以往可以达到收心的作用,可提高自我修养。

再者,在君臣关系中,龟山先生尤其重视择轻重,重视等级制度。宋神宗认为周公用天子的礼乐是不符合规定,是大逆不道的。对此王安石提出异议,他说周公用天子的礼乐同他所建立的功业是相称的,周公这一行为是合理的。龟山先生坚决反对王安石的这一观点,他说:“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是过,岂足为周公哉?是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也。”在龟山先生看来,为朝廷、国家做贡献、建功立业是一个臣子的分内之事,不能因其功劳大而破坏典章制度、破坏君臣秩序。

仔细审察龟山先生的工夫论,可以发现内求的主要内容是内心的仁德,可以总名为道德;外求的主要内容是相关的学问、道理和规矩,可以总名为知识。其修养论是内求为主、辅以外求,用现在的话语讲,是在寻求道德与知识的结合,是以道德为核心,辅以知识,两者有机结合不断完善道德自我。

四、结语

龟山先生学说上承二程洛学,下启朱熹闵学,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其内外结合的工夫论思想独具特色。就修养工夫而言,内求外求不可偏废,龟山先生内外结合,以内求为主外求为辅的工夫路径对我们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从个人成德成圣的角度看,内求的主要内容是内心的仁德,是道德;外求的主要内容是相关的学问、道理和规范,是知识。龟山先生内求为主、辅以外求的工夫论思想用现在的话语讲,是寻求道德与知识的结合,是以内在的德性为核心,辅助以认知与践行,两者有机结合不断完善道德自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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