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面依法治国强调“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而“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包括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五个环节”，而“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一环”，这都离不开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如何通过优化培养路径，加快培养“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既精通外语又熟悉国际法律规则的专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亟待培养“外语+法律”人才

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更高质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我国社会对“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其意义重大。

（一）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需求

在国家战略层面，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规则制定、多边谈判、贸易争端解决、制裁与反制裁、国际仲裁等场合，仅仅依靠各类外语人才难以适应对外发展的战略需要，培养一批能够直接使用外语进行法律交锋的专业人才是现实所需。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跨国合同、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争议或纠纷，语言不通或法律理解偏差可能导致重大利益损失；某些西方国家对华实施“长臂管辖”、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如果缺乏既能读懂外文法律文件细节、又能用精准的法律外语提出反制方案的律师等专业人才，将会使我方陷入被动。涉外涉法事务作为涉外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国家海外利益的维护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培育大量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势在必行。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核心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使“内外联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运营中面临所在国家的法律合规、劳动用工、税务、环保等复杂法律环境。缺乏懂外语又懂当地法律的人才，企业常因合同陷阱、合规漏洞而遭受巨额损失；或者因为某些合同约定不明确而引发仲裁等纠纷，造成企业成本增加或者资源浪费。事实证明，国际商事仲裁、跨境诉讼中，聘请外国律所成本高昂且信息不对称，拥有自己的复合型法律团队能显著降低风险与成本。因此，引领企业“走出去”应以法治为支撑。需要强调的是，我国高校作为培养“外语+法律”专业人才的主阵地，要在对外交流中不断扩展国际视野，在“产学研一体化”中培养企业亟需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三）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务实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谋划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队伍建设长远规划，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律实践中，目前还缺乏能够打破“语言壁垒”与“思维壁垒”的涉外法律人才。一方面，国际法律文件如条约、判例、仲裁裁决等，大量使用特定法律英语或其他法律语言术语 and 概念，普通翻译无法准确传达其关键要义，只有具备法律素养和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精准转述和运用。另一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逻辑结构、论证方式上差异巨大；只有熟悉外语语境下的法律思维，比如判例推理、交叉询问技巧等，才能更顺畅地参与国际法律博弈。

在人才供给层面，我国专业涉外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国内高校“法学+外语”双学位项目起步较晚，法学专业课程用中文教学，有些外语专业课程只涉及文学或公共英语等，无法实现“外语”与“法律”的深度融合，“两张皮”现象明显。在涉外法律事务上，同时具备“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美国/英国律师资格+流利法律外语”的人才极为稀缺，很多优秀法学专业毕业生外语能力仅停留在普通交流层面，无法胜任专业谈判与文书撰写。另外，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比例偏低，这与中国大国地位严重不匹配，根本原因也在于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

总而言之，“外语+法律”不是简单的技能叠加，而是国家软实力、硬实力与竞争力的综合体现。能否快速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既懂国际规则，又善于法律表达”的复合型人才，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效。

二、当前“外语+法律”人才培养现状

当前“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外语课程与法律课程的融合度较低，课程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实践教学环节较为薄弱，实习基地资源有限，模拟法庭等活动与实务部门的合作不够紧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既精通外语又具备扎实法律功底的教师比例偏低，且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难以胜任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任务。基于这些事实，难以提升“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其实践能力缺乏高效的成长锻炼。

（一）“外语+法律”课程融合度不足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极为重要。当前“外语+法律”的专业课程设置，“尚未与国家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充分对接，相关教学模式和培养方案均不到位。”其通常由“外语课程+法律课程”两大部分构成，但融合度明显不足、针对性显著不强。在外语课程方面，虽然部分高校已开设“法律英语”“涉外法律翻译”等相关课程，但这些课程与国际法律实务结合不紧，满足不了涉外法律实务的现实需求，或因选用教材的科学性不够等原因，导致学生的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脱节。与此同时，法律课程的内容设计也多以国内法为主，针对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及国际经济法等涉外法律领域缺乏必要的系统性教学，难以满足当前条件下涉外事务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此外，现有针对“外语+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外语课程与法律课程之间的壁垒尚未打破，两者教学目标不够契合，内容衔接不够紧密。由此，因为课程设置的局限性，难于聚焦培养目标，影响了育人效果。

结合当前“AI+”和“教育智能体”等应用实际，“外语+法律”专业课程普遍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和时代性。外语课程仍较多集中于基础语言技能训练，而忽视了法律语境下的专业语言能力培养；法律课程则偏重于理论讲授，未能及时融入国际热点法律问题、国际法的应用场景或者涉外法律实务案例。比如，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跨境投资法律合规等领域，相关课程内容不能体系，未能充分体现最新的法律动态与实践需求。这种滞后性影响人才培养成效，亟待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二）“外语+法律”实践教学效果弱

实践教学是“外语+法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然而，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教学还不扎实，组织案例分析、专业实习、模拟法庭等活动等情况不尽人意。高校涉及法学和外语结合的实践教学资源普遍匮乏，已成为制约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一大瓶颈。缺乏专门的实践教学平台，或者平台资源匮乏，难以达成实践教学的效果。一些“外语+法律”的场景模拟活动，往往受限于场地、设备以及专业指导教师的不足，导致覆盖面和实际效果不佳。缺乏校外实习基地，或者高校与涉外律所、外资企业等合作机制不健全，使得实习基地利用率低、法律实务训练质量差。

专业实践教学效果不好的原因还在于培养单位与实务部门的合作不够紧密。不能与行业需求有效对接，无法体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实践性。调查发现，在专业实习过程中，由于组织不够严密或者协调不够顺畅，使得培养对象缺乏接触真实案件的机会，或者实践内容与课堂理论脱节，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同时，忽视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不善利用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资源，也是问题所在。

（三）“外语+法律”师资队伍还不强

针对培养“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师资队伍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与培养效果。当前，师资队伍中既精通外语又擅长法律的教师比例较低，教师专业背景单一的问题尤为突出。大多数从事“外语+法律”教学的教师，要么具备语言学背景但缺乏法律专业知识，要么具有法学教育经历但对涉外法律实务了解有限，这种专业背景的局限性，使得教师难以胜任复合型课程的教学任务。另外，教师的实践经验普遍不足，尤其是在涉外法律领域缺乏国际法律事务的参与机会，导致其在教学中难以结合实际案例深度阐释和实践引导，从而削弱教学效果。

在实践中，部分高校尝试通过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涉外法律实务经验的优秀人才来充实师资队伍，但这一举措仍面临诸多困难。比如，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数量有限，人才政策支持不足、薪酬待遇缺乏竞争力等。同时，尽管一些高校组织了国内外培训与学术交流活动，但其覆盖面与持续性不足；专业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仍然相对单一，缺乏有计划的系统培训与提升机制。因此，构建既具备跨学科知识又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成为培养“外语+法律”人才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优化“外语+法律”人才培养路径

复合型人才培养等相关理论认为，强调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实践能力培养，单一学科背景已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期待。涉外法治事务的复杂性要求从业者具备语言与法律双重素养。在涉外法律事务中，精准的语言表达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是涉外法治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着眼破解课程融合度不足、实践教学资源匮乏、教师专业背景单一等难题，进一步优化“外语+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才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高素质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

（一）构建专业化的课程体系

在“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中，如何设计跨学科课程、如何实现课程内容与国际法律实务的对接等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案。为此，应融合人才培养目标、交叉学科方向、未来应用需求等实现科学融合设计、推进课程改革创新。

一要推动课程融合设计。培养“外语+法律”复合型人才，课程融合设计是优化课程体系的关键环节。首先，应当摒弃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不再将外语与法律课程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模块，而是聚焦“语言能力与法律应用相结合”来设计课程。从设计融合性课程开始，探索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交叉渗透，比如设置“法律英语实务”“涉外法律翻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涉外法律案例”等课程。法律英语（或其他语言）实务课程，可通过合同审查、法律文书写作等实际案例，培养学生掌握法律语境下的语言表达能力；涉外法律翻译课程，着眼提升其在跨文化法律交流中的专业素养，强调注重培养学生对国际条约、双边协定等法律文本的精准翻译能力。其次，实施融合性课程设计，还要结合具体法律领域的需求，例如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以确保课程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要推动课程内容更新。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各类涉法问题趋于复杂化，涉外法律实务领域不断涌现新问题，这对“外语+法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为提升课程的时代性和实效性，课程内容务必应及时更新。高校或培养机构应根据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动态，将国际热点法律问题纳入课程体系，或者体现区域特色与国家战略需求，引入前沿法律问题，科学设计相关专题课程。例如，及时回应和解答数字经济时代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绿色金融背景下的国际环境法议题、“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国工程项目争议等法律问题，从而针对问题完善课程体系。

（二）加快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推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只集中于自身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拓展校外实习基地、深化与涉外律所及外资企业的合作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拓展。

提升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水平。高校自身的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是培养“外语+法律”人才的重要支撑。采取模拟联合国场景、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形式，能够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法律实践环境，弥补传统理论教学的不足。比如，在模拟法庭中开展实践教学，学生通过扮演法官、律师等角色，参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从而熟悉法律程序并提升法庭辩论能力。举办法律诊所，则强调通过指导学生处理真实的法律案件，促使法律知识“学以致用”，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AI赋能实践教学，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虚拟仿真实验室，开发AI法律咨询数据库，模拟国际仲裁、跨国并购等复杂场景，从而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机会。

拓展合作实习基地平台资源。加强校外合作的实习基地建设是加强“外语+法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举措。通过与涉外律所、外资企业及国际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高校不但可以提供更多学生实习平台，而且可以丰富涉外法律实务资源；也可以共同开发实践课程、开展专题讲座等，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由此使学生更加熟悉涉外法律事务的具体运作模式。比如，组织涉外律所实习，学生可以参与国际商事谈判、跨境诉讼等工作，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而在外资企业实习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国际贸易合规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业务。制定科学的实习指导方案，明确实习目标与考核标准，并聘请行业专家或导师全程指导，才能更好地增强“外语+法律”人才的培养成效、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

（三）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缺乏针对教师专业背景提升与实践经验积累的长效机制，已经成为影响“外语+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打造高水平、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加强培训、强化能力，加大引进力度。

强化培训质量提升教师水平。优化人才培养路径，加强教师培训与能力提升是重要保障。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培训项目，鼓励多参加专业化的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专业化的系统培训与考核检验，才能更好地帮助教师掌握最新的法律理论与发展动态，同时提升“外语+法律”的综合应用能力。一些高校选派教师赴海外知名法学院进修、组织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法律实践技能，在了解全球法律教育的前沿趋势的同时明显提高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另外，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涉外律师、法官等担任兼职教师，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都是增进行业学习交流，促使教师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能力的有效举措。

加大引进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我国不断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支持保障机制，客观上促进了高校发挥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职能作用。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涉外法律实务经验的优秀人才。只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科研启动经费等方式，给予优厚待遇和良好平台，才能引进更多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功底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秀人才。引进人才应注重考察其学术背景与职业经历，优先考虑那些在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跨国公司或国际组织中有过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由此，为教学团队注入新鲜血液，为学生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法律案例分析与实践指导，为构建一支既精通外语又擅长法律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综上所述，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与师资队伍建设的协同推进，是优化“外语+法律”人才培养路径的核心所在，对于加强培养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具有重大意义。高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应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辅助法律文本翻译教学，构建沉浸式法律实训环境；深化跨学科合作，丰富“外语+法律”人才的知识体系；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外语+法律”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着眼于新技术应用、跨学科融合、需求导向及评价机制优化等多个维度，以推动“外语+法律”人才培养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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