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劳动形态正在经历新一轮结构性转变。传统以工厂制和稳定雇佣关系为核心的劳动模式，逐渐被平台化、碎片化与算法化的劳动形式所替代。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内容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系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劳动者开始以线上创作、数据处理、情绪互动和人格经营等方式参与平台生产，数字劳动的边界也由此不断扩展。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字劳工”“平台劳动”“幽灵工作”等概念展开了大量研究。Terranova提出“免费劳动”（free labor），揭示互联网用户在内容生产与数据贡献中的隐性劳动问题；Scholz、Srnicek等学者则从平台资本主义视角讨论算法控制与平台剥削；Gray与Suri提出“幽灵工作”（ghost work），强调人工智能系统背后大量被隐藏的人类劳动。这些研究推动了数字劳动研究的发展，但随着创作者经济与人格化生产的兴起，仅以“数字劳工”概念已难以完全解释当前平台劳动的新特征。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灵工”逐渐进入中文学界视野。与传统数字劳工相比，数字灵工不仅依赖平台完成劳动，更通过情绪表达、人格展示与自我品牌化参与平台价值生产。他们既是内容生产者，也是被算法持续塑造的主体。其劳动对象不再只是任务本身，而是自身的情感、生活方式与人格形象。

基于此，本文将以“劳工—数字劳工—数字灵工”的历史演进为线索，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发展逻辑进行梳理，并重点分析数字灵工形成的理论背景、核心特征与现实意义，以期为数字时代劳动研究提供新的理解路径。

一、从“劳工”到“去工业化劳工”：现代劳动概念的形成与转变

（一）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劳工”概念

“劳工”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形成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前工业社会中，劳动主要依附于家庭生产、农业劳动和手工业生产，劳动者通常具有较强的自主性。18世纪工业革命后，机器化生产推动劳动者大规模进入工厂体系，“工人”逐渐成为具有集体性和雇佣性的社会身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阶级通过出售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其劳动具有异化性和被剥削性。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以工厂为空间核心，劳动过程强调标准化、纪律化与效率化。20世纪初，Taylor主义与Ford主义进一步推动劳动流程的精细化管理，使劳动者逐渐受制于资本与技术的双重控制。

与此同时，工会组织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也使“劳工”逐渐具备政治协商能力。Marshall提出“社会公民权”概念，将劳动权利纳入现代社会权利体系，劳动者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

（二）去工业化背景下劳动结构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与去工业化趋势逐渐削弱了传统工业劳工的稳定性。Bauman提出“流动的现代性”，强调劳动关系的临时化与不确定性；Beck则通过“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传统雇佣关系的瓦解。

在这一阶段，服务劳动、女性劳动以及非正式劳动不断增长，劳动场域也由工厂逐渐扩展至消费、服务与媒介空间。传统“劳工”概念以实体生产与稳定雇佣为前提，难以解释知识劳动、情感劳动以及平台化劳动等新兴劳动形式。

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始改变劳动组织方式。劳动不再局限于固定空间，而是逐渐嵌入互联网平台与数据系统之中。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由传统雇佣关系转向更加灵活、去组织化的连接方式。这为“数字劳工”概念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数字劳工”的提出与平台化劳动的兴起

（一）数字劳工概念的形成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逐渐成为数字传播与劳动研究的重要议题。Terranova在Free Labor中提出“免费劳动”概念，指出互联网用户在内容创作、社区维护和数据贡献中的行为，本质上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形式。

她认为，平台通过用户互动、点击行为与内容生产积累数据资源，实现了劳动的隐形化与非货币化。用户虽然以“参与者”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已被纳入平台价值生产体系。

随后，Scholz提出“平台劳动”（platform labor）概念，强调Uber、Amazon Mechanical Turk等平台中的劳动者缺乏明确雇佣关系，却高度依赖平台算法与评价机制。Srnicek进一步提出“平台资本主义”，认为平台通过数据聚合与算法控制建立了新的劳动控制模式。

Casilli则指出，所谓“自动化”背后实际上依赖大量隐蔽的人类微劳动，例如数据标注、内容审核与点击任务等。这些劳动虽然维系着人工智能系统运行，却长期处于制度与认知的边缘位置。

（二）平台劳动的核心特征

与传统工业劳工相比，数字劳工呈现出明显的平台化特征。

首先，劳动关系呈现去雇佣化趋势。平台通常以“合作”“接单”或“创作者”等名义组织劳动，劳动者难以获得传统劳动法意义上的保障。

其次，劳动过程高度依赖算法系统。平台通过数据监测、流量分配与评分机制对劳动者进行实时管理，劳动者必须持续适应平台规则。

再次，数字劳动具有碎片化和情感化特征。劳动不再集中于固定工作时间，而是被拆分为大量微任务与持续在线行为。用户的注意力、互动行为甚至情绪表达，都可能被纳入平台价值生产过程。

斯蒂格勒指出，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劳动者的认知结构本身正在被算法重新塑造。这一变化意味着，数字劳动不仅改变了劳动形式，也改变了劳动主体的存在方式。

三、从“幽灵工作”到“数字灵工”：数字劳动的语义转向

（一）“幽灵工作”的提出

2017年以后，人工智能与内容平台迅速发展，数字劳动进一步细化。Gray与Suri在Ghost Work中提出“幽灵工作”概念，指出人工智能系统背后存在大量被隐藏的人类劳动者。

这些劳动者承担内容审核、情绪识别、数据清洗等重复性工作，但其劳动往往被技术神话所遮蔽。公众看到的是“自动化”，实际上却是大量廉价且不可见的人类劳动。

“幽灵工作”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隐形化问题，也说明算法系统并非完全独立运行，而是高度依赖持续的人类劳动支持。

（二）创作者经济与人格化劳动的出现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与内容平台的发展，使大量创作者成为新的劳动主体。他们不同于传统任务型数字劳工，而是通过人格展示、情绪互动与内容创作参与平台生产。

Jarrett提出“playbor”概念，强调数字创作活动处于娱乐与劳动之间的模糊地带。平台不仅依赖用户的创造性劳动，更依赖其情感投入与持续互动。

在这一阶段，劳动者的生产对象开始从“任务”转向“自我”。Vlog、直播、知识付费以及个人IP运营等形式，意味着劳动者不仅出售劳动成果，也在出售个人生活、情感体验与人格形象。

由此，数字劳动逐渐呈现出人格化、情绪化与品牌化特征，为“数字灵工”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四、“数字灵工”概念的提出与理论定位

（一）数字灵工的概念内涵

“数字灵工”作为近年来中文学界出现的新概念，强调数字平台中以人格化、情绪化与创意化方式进行劳动的主体。

与传统数字劳工相比，数字灵工不再只是平台规则的被动执行者，而是主动学习算法逻辑、调整内容风格并经营个人品牌的劳动主体。他们通过持续输出内容、维持粉丝互动以及塑造人格形象获取流量与收益。

数字灵工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自由”，而在于其如何以“自由表达”的形式完成更深层的劳动内化。平台算法不再只是外部控制工具，而是逐渐转化为劳动者内部的行为逻辑。创作者会依据数据反馈不断调整发布时间、表达方式与情绪风格，以适应平台流量机制。

因此，数字灵工的劳动不仅是内容生产，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劳动”。劳动者既经营作品，也经营人格本身。

（二）数字灵工的主要特征

相较于传统数字劳工，数字灵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劳动形式呈现人格化与情感化趋势。数字灵工的劳动对象不仅是具体任务，还包括情绪表达、生活方式与个人经验。

其次，劳动控制方式由外部规训转向算法内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全视监狱”概念，强调个体会在持续监视中形成自我规训。平台算法正是这一机制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劳动者为了获得流量与曝光，会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并不断优化内容表达。

再次，劳动成果逐渐表现为“人格资本”。数字灵工不仅生产内容，还积累粉丝、流量与情感认同。这些要素最终都能够转化为商业价值。

Hardt与Negri提出“非物质劳动”理论，强调知识、情感与文化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性。数字灵工正是这一劳动形式在平台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三）数字灵工与数字劳工的区别

数字灵工并非“数字劳工”的简单改名，而是数字劳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数字劳工强调平台控制、劳动碎片化与劳动隐形化，其主体通常是匿名的任务执行者；数字灵工则更强调人格表达、自我品牌化与情绪劳动，其主体具有较强的个体可见性。

此外，数字劳工更多体现平台对劳动者的外部管理，而数字灵工则体现劳动者对平台逻辑的主动内化。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算法支配，而是在流量竞争中不断进行自我优化。

这种变化意味着，平台劳动控制机制已经由传统管理模式转向更深层的主体塑造机制。劳动者不仅被平台使用，也逐渐按照平台逻辑重构自身。

五、结语

从工业社会中的“劳工”，到平台经济中的“数字劳工”，再到如今具有情绪化、人格化与算法内化特征的“数字灵工”，劳动概念经历了明显的历史转变。

数字灵工的出现，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平台不再仅仅通过制度规则组织劳动，而是通过算法反馈、流量机制与人格化生产，将劳动逻辑嵌入劳动者的自我认知之中。劳动者既追求表达自由，又在无形中不断适应平台规则。

因此，数字灵工不仅是数字劳动研究中的新现象，也反映了平台社会中主体生成方式的变化。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人格以及算法推荐机制对数字劳动的持续影响，并探索数字劳动权益保障与平台治理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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