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共同发展；既不排斥或歧视，也不发生冲突。¹语言和谐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经济合作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多元文化的教育。深入推进语言和谐的调查研究，是筑牢社会根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关键之举，意义重大且深远。达普村隶属于绿春县戈奎乡埃倮村委会。达普村是由哈尼语音译过来的。达普村曾用名达甫村、达卜村，“甫”通“圃”，意为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村子位于半山腰，是世居哈尼族的聚居村落，拥有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四素同构”的典型生态系统，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在这里和谐共生。为了解达普村双语使用情况，本文将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展现达普村的双语使用情况并探讨其成因。期望能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母语保护工作、语言和谐领域的研究以及学术界深入了解达普村语言使用现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与经验。

一、达普村哈尼族的母语使用现状

达普村作为典型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其语言生活呈现出母语活力旺盛与双语能力并存的鲜明特征。为系统把握该村哈尼语的实际使用状况，本部分将从整体掌握水平与代际差异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调查数据显示，哈尼语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保存与使用状况整体良好，体现出较强的代际传承韧性。然而，在整体稳定的表象之下，不同年龄群体在语言能力，特别是词汇系统的掌握上，已开始显现出值得关注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会变迁对语言使用产生的深层影响。

（一）哈尼族母语保存现状良好

为客观、全面地呈现达普村哈尼族的母语使用状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该村进行了全覆盖式的田野调查，确保覆盖全部住户，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达普村共有115户，总人口557人。根据统计规范，其中22名6岁以下儿童不纳入后续统计分析范围；另有2人因存在语言功能障碍，亦予以排除。经严格遵循统计原则筛选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533人。调查内容涵盖400词测试、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场合等多个维度。结果表明，达普村哈尼族各年龄段的母语使用状况整体良好，村民在日常交际中均能稳定使用哈尼语，反映出较高的母语活力。为更精确评估被调查者的母语水平，本研究将其划分为“熟练”“略懂”和“不会”三个等级，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年龄段	调查数（人）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6-19	136	132	97.05	4	2.9	0	0
20-39	185	183	98.92	1	0.5	1	0.5
40-59	147	147	100	0	0	0	0
60以上	65	65	100	0	0	0	0
合计	533	527	98.87	5	0.94	1	0.12

通过对533位村民母语熟练程度的统计分析，各年龄段掌握母语的比例均高于95%。该结果表明，达普村的哈尼语保存状况良好，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熟练使用母语的比例达到97.05%，反映出哈尼语在日常交际中的代际传承成效显著，未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均能熟练运用哈尼语进行日常交流。

在6至19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中，有4人仅能略懂哈尼语。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中两人虽以哈尼语为第一语言，但因自幼在外就学，长期处于汉语主导的成长环境，与父母的日常交流也以汉语为主，接触哈尼语的机会有限，导致其母语能力相对薄弱。另外两人则以汉语为第一语言，哈尼语仅作为第二语言习得，掌握程度较低。这两人均为外孙女身份，来自不同家庭，但情况相似——在父母离异后，随母亲将户口迁回母亲原籍所在地。

20至39岁年龄段中，有两人哈尼语能力较弱，其中一人略懂，另一人完全不懂。此二人第一语言均为汉语，且汉语熟练，哈尼语则作为第二语言。略懂者系嫁入本村的外地媳妇，原籍江西赣州，婚后在村中生活期间习得部分哈尼语，后因子女就学长期在外务工，仅春节期间返村，哈尼语使用机会有限，故掌握程度不高。另一人因自幼在个旧市长大，仅在年节或特殊情况时回村，尽管父母均为哈尼族，但家庭内部以汉语为主要交际语言，因此完全不具备哈尼语交流能力。

统计结果与实地观察情况一致。在达普村，哈尼语是家庭内部与村民之间交流的首选语言。调查期间，村民在日常交谈中几乎全程使用哈尼语，网络社交亦不例外。例如，一个名为“达普人民群”的微信群中，交流几乎全部通过哈尼语语音进行，极少使用文字，因该语言无法被现有输入法有效转写。该群覆盖全村每户至少一名代表，主要用于村级事务通知，是哈尼语在虚拟空间中使用的重要例证。此外，村民在赶集、银行、商场、餐饮场所等公共空间中，也普遍优先使用哈尼语进行交流。

由此可见，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场合，哈尼语在达普村均承担着首要交际语言的功能。村落周边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为母语活力的延续提供了社会基础，也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哈尼语在日常交际与文化传承中的现实功能。

（二）哈尼语词汇量存在代际差异

母语词汇量是一个人语言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为深入了解达普村村民的语言能力情况，我们在达普村随机抽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学历的13位村民，进行了400次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将村民对词语的反应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等级表示村民能够脱口而出的词；B等级表示村民需要思考一下才能说出的词；C等级表示村民思考后仍无法说出，但经提醒能够回忆起来或知晓的词；D等级表示村民经提醒也想不起来的词。参与此次测试的被试者具体情况以及对应的测试结果如下，表2所示。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A	B	C	D	A+B	等级
龙生努	女	8	哈尼族	小学	246	39	72	43	285	良好
龙子睿	男	9	哈尼族	小学	242	83	43	32	325	良好
石然伙	男	18	哈尼族	高中	292	34	49	25	326	良好
龙子轩	男	11	哈尼族	小学	179	29	99	93	208	差
龙师发	男	20	哈尼族	大学	294	52	45	9	346	良好
陈来英	女	24	哈尼族	大学	321	39	34	6	360	优秀
龙知福	男	24	哈尼族	初中	232	61	92	15	293	良好
陈来伟	男	17	哈尼族	高中	276	54	53	17	330	良好
杜明香	女	34	汉族	大专	241	18	83	58	259	一般
龙牛然	男	52	哈尼族	初中	345	23	31	1	368	优秀
白秋农	女	45	哈尼族	小学	369	20	10	1	389	优秀
龙罗夫	男	30	哈尼族	初中	367	24	8	1	391	优秀
龙加处	男	64	哈尼族	小学	372	16	11	1	388	优秀

注：评定标准以A+B的结果为依据：结果在350词以上，属于优秀；在280至349词之间，为良好；在240至279词之间，是一般；在240词以下，即为差。

根据表2数据，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语言能力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30岁以上人群的母语水平明显优于30岁以下群体，尤其在哈尼语词汇掌握方面表现突出。在词汇测试中，30岁以上被试对绝大多数哈尼语词汇熟悉度高，需外部提示的词汇数量极少。然而，该群体在部分词汇项目中被评为C级，经分析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其一，虽然能够熟练使用哈尼语表达，但在对应汉语词汇的提取与匹配上存在困难，表现为看到汉语词汇时无法准确输出对应的哈尼语表达；其二，在表达某些对立概念时，倾向于使用常用词的否定形式而非专用词汇，例如以“不快”代替“慢”，以“不轻”代替“重”，这类表达被评定为C级。

相比之下，30岁以下人群的哈尼语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其中6-19岁青少年群体表现尤为明显。测试结果表明，该年龄段被试在面对部分哈尼语词汇时，需较长反应时间或外部提示，且存在一定比例的词汇完全未掌握。为进一步探究其原因，本研究对青少年未掌握词汇进行了系统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六类：

地域性稀缺动植物词汇：如水獭、豪猪、酸角、荞麦等在当地自然环境中不常见或接触频率较低的动植物名称；

现实生活低频事物词汇：如簸箕、柱子、茅草等在现代生活场景中出现频率较低的物品名称；

生活经验缺失相关词汇：如戒指、女婿、芝麻等因年龄阶段和生活经历限制尚未形成清晰概念的事物名称；

抽象行为与工具词汇：如孵、舂米、弩、薅秧等具有一定抽象性或专业性的行为与工具名称；

已被汉语借词替代的词汇：如窗子、火钳、鸡枞等在日常交流中常被汉语借词取代的原有哈尼语词汇；

低频人体器官词汇：如筋骨、肺、胆等日常生活中较少提及的人体内部器官名称。

对比分析显示，年轻一代的母语水平普遍处于“良好”等级，而老一辈则全部达到“优秀”等级。进一步研究表明，30岁以下群体词汇量下降主要归因于以下因素：首先，生活环境的变迁使得年轻一代与自然环境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接触减少，导致许多与传统生计相关的词汇逐渐淡出日常语用范围；其次，长期在外求学或工作的年轻人处于汉语主导的语言环境中，哈尼语使用场域大幅收缩，语言接触频率降低必然引发语言能力的渐进性退化。这一现象印证了语言使用的“用进废退”规律，也反映出社会变迁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带来的现实挑战。如今，“长期在外读书的年轻人，多出现汉语流利，母语退化的现象。”

二、达普村哈尼语稳定使用的原因

达普村哈尼语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保持较高活力与代际稳定传承，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群体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村寨的哈尼语得以稳固存续，主要得益于三个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核心条件：其一是高度聚居的地理与社会格局，为母语使用提供了封闭而稳定的自然语言环境；其二是以族内婚为主导的婚姻模式，在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中构筑了母语传承的微观基础；其三是内化于心的强烈民族认同感，从情感与价值层面赋予了母语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义。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哈尼族高度聚居的分布特点

达普村为典型的哈尼族聚居村落，除少数因婚姻关系迁入的外族女性外，村民均为哈尼族。周边村落同样以哈尼族为主要人口构成，形成较为连续的民族聚居区。这种聚居格局为哈尼语作为村内主要交际用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语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母语活力的延续构建了天然屏障，有助于保持哈尼语语音、语法及词汇系统的相对完整。在日常生活中，哈尼语是达普村村民使用最广泛、功能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该村年轻一代的母语掌握比例普遍高于97%，老一辈则基本达到100%，反映出当前哈尼语在代际传承中仍保持良好态势，尚未呈现显著衰退趋势。

语言作为民族认同与文化延续的核心媒介，是维系民族内部沟通的关键纽带，并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与集体精神。民族语言是构成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唯有将其熟练掌握并代代相传，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的保护与延续。当前，达普村在哈尼语的存续与传承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在传统节庆、祭祀活动及婚丧嫁娶等仪式场合中，哈尼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祭祀仪式中，诸如招魂祈福、神明祭拜、驱邪禳灾等环节，均需由莫批（哈尼族祭司）通过特定的哈尼语诵念仪式来完成。这些仪式语言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涵，也成为哈尼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各类祭祀仪式及生命礼仪场合中，母语的功能是任何其他语言所无法替代的，这也正是其语言地位得以稳固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哈尼族高比例族内婚姻现象

达普村长期以来以哈尼族族内通婚为主，但伴随社会发展与劳动力流动，部分哈尼族青年外出务工，村寨与外界交往日益密切，少量族际婚姻家庭也随之出现。然而，受社区语言环境影响，这些族际婚姻家庭仍普遍将哈尼语作为主要家庭交际用语。

调查显示，该村哈尼族人口共计533人，仅有2人为汉族，均为嫁入本村的外族女性。在村内生活数年后，二人已掌握基础哈尼语，目前处于略懂水平。另有一位来自老挝的老松族（老挝的哈尼族）媳妇，嫁入本村数年后已可熟练使用当地哈尼语。此外，还有一位瑶族村民，因父母离异后随母亲（哈尼族）将户口迁回母亲原籍，其哈尼语水平也达到熟练程度。

在考察村民对族内婚与族际婚的态度时发现，多数村民倾向于子女选择族内通婚，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存在差异，如节庆礼仪、家庭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可能导致共同生活中产生矛盾；第二，语言沟通存在障碍，部分长辈汉语能力有限，担心与外族子女交流不畅，影响家庭关系和谐；第三，从亲情维系与家族互助角度出发，族内婚通常使婚嫁距离较近，便于亲属间相互探望与支持，有利于构建紧密的家族互助网络；第四，部分哈尼族父母存在现实顾虑，担心若女儿远嫁，自己年老或离世时子女难以及时返回。

基于上述因素，多数父母支持子女选择族内通婚，这在客观上为母语的代际传承提供了稳定的家庭环境。若子女选择外族伴侣，父母大多持中立态度。整体来看，较高比例的族内通婚是哈尼语在该村得以稳定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民族认同感强烈

在达普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构成村民坚守母语的内在凝聚力。在针对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在您所掌握的语言中，哪种最能代表您自身”时，村民普遍不假思索地选择哈尼语，并视其为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村民们自幼在哈尼语作为第一语言的环境中成长，该语言不仅是其认知与表达世界的基础工具，也自然内化为最具自我代表性的符号，对此他们表现出显著的语言自豪感。

针对“您认为哈尼族是否应当掌握哈尼语”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受访者态度明确且坚定。在他们看来，作为哈尼族成员，熟练使用哈尼语不仅出于交际需要，更被视为一种文化责任。对于那些外出返乡后回避使用，甚至完全放弃哈尼语的个例，村民普遍表示难以理解，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根源的疏离”。这种态度表明，母语在村民心中具有超越工具性的深层价值：哈尼语不仅是交流媒介，更是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载体，掌握母语的程度已成为辨别族群身份的重要依据。

调查还发现，若村民使用其他语言与长辈交流，即便对方能够理解，长辈也常以“我有点听不懂你讲什么”等表达含蓄提示，暗示在本地语境中使用哈尼语的恰当性。这类言语行为无形中强化了哈尼语在社区中的规范地位，客观上促进了该语言在代际与社会互动中的持续使用。

三、达普村哈尼族的汉语使用现状

达普村的村民不仅熟练掌握哈尼语，还在不同程度上兼用汉语。为深入了解村民的汉语兼用情况，笔者对全村村民的汉语水平熟练度展开了统计。结果显示，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均具备一定程度的汉语运用能力。具体数据详见表3。

年龄段	调查数（人）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6-19	136	106	77.94	25	18.38	5	3.67
20-39	185	170	91.89	10	5.40	5	2.70
40-59	147	43	29.25	64	43.53	40	27.21
60以上	65	4	6.15	25	38.46	36	55.38
合计	533	323	60.60	124	23.26	86	16.13

注：6-19岁为少年段；20-39为青壮年段；40-59为中年段；60以上为老年段。

根据表3数据，达普村具备汉语“熟练”与“略懂”能力的村民共计447人，占总人数的83.86%，表明绝大多数村民具备汉语兼用能力。另有86人被评定为汉语水平“不会”，其听说能力均较为有限。

从年龄分层来看，6-19岁青少年群体中，汉语熟练者106人，占比77.94%；略懂者25人，占比18.38%；不具备汉语能力者5人，占比3.67%。经进一步调查，其中4人为今年新入学学生，尚未接受系统汉语教育，日常语言环境以哈尼语为主；另1名18岁青少年因存在听力及认知障碍，汉语掌握程度较低。在略懂汉语的群体中，11岁以下小学生占比较高，该部分学生多就读于行政村内学校，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课余交流以哈尼语为主。

20-39岁群体中，汉语熟练者170人，占比91.89%；略懂者10人，占比5.40%；不会者5人，占比2.70%。其中汉语能力较弱者主要为30岁以上女性。该群体多数未接受完整教育，部分人仅就读一至两年或从未入学，受教育程度局限影响其汉语习得水平。

40-59岁中年群体中，汉语熟练者43人，占比29.25%；略懂者64人，占比43.53%；不会者40人，占比27.21%。此年龄段以略懂汉语者居多，熟练与不会者比例接近。调查显示，略懂者中男性占比较高，虽然普遍受教育程度有限，但因外出务工经历较多，在工作与生活中接触汉语的机会相对丰富。

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汉语熟练者仅4人，占比6.15%；略懂者25人，占比38.46%；不会者36人，占比55.38%，表明该群体以不具备汉语能力者为主。历史经济条件限制使该年龄段多数人未能接受系统教育。其中1名73岁前医生汉语能力突出，为该年龄段汉语水平最高者。

综上所述，达普村哈尼族的汉语使用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各年龄段汉语兼用水平存在差异，按熟练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20-39岁、6-19岁、40-59岁、60岁以上；第二，在中老年群体中，男性汉语水平普遍高于女性，老年群体中汉语熟练者均为男性。随着社会发展与智能设备普及，3-6岁儿童通过手机视频等媒介接触汉语的机会增加，预计其未来汉语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双语和谐的成因

达普村“哈尼—汉”双语和谐生态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文化、心理及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部分将从语言态度、社会功能及语言本体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

达普村作为哈尼族高度聚居的村落，在语言态度上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哈尼语作为承载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母语，在村民语言认同中具有核心地位，既是日常交际的重要工具，也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重要基础。

然而，村民在高度认同母语的同时，并未表现出对外来语言的排斥倾向。相反，当地居民对多语言学习与使用持积极接纳的态度，尤其认识到掌握汉语在对外交流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在许多村民看来，学习汉语是连接外部世界、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

村民李为收表示：“让孩子掌握汉语，能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进行学习，与教师沟通也会更顺畅。如果还能学习其他语言，自然更好，多掌握一门语言总有益处。”从这类表述中可以看出，达普村村民普遍对语言学习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语言观为村落的语言生态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对外交流的必要性

在社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此时代背景下，采取封闭姿态既不利于民族间的互动交流，也不利于民族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不同民族之间沟通协作的重要桥梁。达普村村民对此具有清晰认知，普遍主动、积极地学习普通话。受当地方言影响，村民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绿春方言”，该方言既保留了地域语言特点，又兼具普通话的交际功能，成为当地村民对外交流的有效工具。

基于对外交流的实际需求，达普村哈尼族主动接触并学习汉语。同时，电子产品的普及在满足村民娱乐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其汉语能力的提升。汉语习得为村民拓展了发展空间，使其在知识获取与社会交往方面更为顺畅。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差距，不少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进一步增强了村落与外界的社会联系。调查显示，许多30至50岁的村民正是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开始系统学习汉字。如今，这部分村民的汉字识读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了从汉语零基础到能够进行流利口语交流与书面表达的能力跨越。村民郭丘表示：“我以前没上过学，外出务工前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这些年在外面打工，现在不仅能说流利的汉语，还能用汉字在微信朋友圈发信息。”

由此可见，对外交流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语言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认知视野，促进个人成长。它不仅使村民掌握了汉语这一重要的交际工具，打破了语言壁垒，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这种交流同时促进了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一方面使哈尼族文化得以传播，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注入活力，进而推动整个民族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前进，逐步弥合与外界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实现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汉语哈尼语互补共存

在达普村，哈尼族的语言生活呈现出双语和谐共融的特征。村民能够依据不同交际场合灵活进行语码转换。在家庭、村内集会、传统集市等非正式场合，哈尼语作为母语仍是主要的交际工具；而在学校、政府机构、银行等正式场合，汉语的使用频率则显著提高。实地调查显示，在村庄的各类生活场景中，哈尼语与汉语常交织使用，反映出大多数村民具备双语能力。村民在交际中通常遵循一项隐性规则：根据对话发起方使用的语言来选择回应语言，形成了一种自然稳定的语用默契。

汉语与哈尼语在达普村的语言生态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根据交际对象、场合与目的的差异实现动态互补。这种功能性分化既保障了民族语言在文化传承与社会认同中的核心作用，也发挥了国家通用语在对外沟通、教育获取与公共服务中的桥梁功能。两种语言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有序分工、和谐并存的格局，不仅为社区内部及对外的顺畅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也通过语言接触促进了文化资源的流动与整合，进一步丰富了村落的文化多样性，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可持续的活力。

五、结语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达普村哈尼族构建了一种兼具文化传承功能与社会适应性的双语和谐生态。该模式既在民族文化实践中坚守母语，又在社会交往与发展中积极运用汉语，实现了民族特色保存与时代发展需要的有机统一，为多民族地区的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现实案例。

调查表明，达普村形成了典型的“哈尼语—汉语”功能互补型双语生态。哈尼语作为承载民族历史、维系文化认同的母语，在家庭、村落内部及传统仪式等场域中保持稳定使用；汉语则凭借其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社会功能，在教育、公共服务、对外交流等场合发挥重要作用。两种语言并非简单并存，而是在不同语域中形成有序分工、动态协调的共生关系，体现出较高的系统稳定性与发展可持续性。

村民在语言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双言能力与语码转换意识：一方面通过代际传承、社区语言规范与仪式语言使用等方式自觉维护哈尼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依托教育普及、媒体接触与城乡流动等途径主动提升汉语能力。这种双语实践不仅体现在个体的语言选择中，也内化为社区共享的语言态度与交际伦理，构成支撑双语生态持续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社会文化功能来看，这一双语和谐模式在多个层面产生积极效应：在交际层面，它有效促进了族内团结与跨民族沟通，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社会融入能力；在经济层面，汉语能力的提升为村民拓宽了就业、教育与信息获取渠道，助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文化层面，哈尼语的使用维系了民族文化传承，而汉语的介入又促进了文化间的对话与创新，形成兼具传统底蕴与开放活力的乡村文化格局。

综上所述，达普村的语言生活实践表明，在保护民族语言遗产的同时，有序推进国家通用语的学习使用，能够形成相互促进、功能互补的语言发展路径。该案例也为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语言多样性保护、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地方经验。未来可进一步关注双语教育政策、新媒体语言传播、城乡流动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等议题，以推动该地区语言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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