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加速迈向数字文明。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更多建立在工业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现实交往基础之上，其培育路径主要依赖学校教育、制度规范与现实共同体实践。然而，数智媒介推动下的社会空间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与虚拟化发展，正在改变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场域。算法推荐重塑认知方式，数字资本改变价值评价逻辑，圈层化传播削弱公共共识，智能化生存又进一步引发主体性危机与意义感缺失。因此，如何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如何回应数字文明带来的价值风险，并推动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培育实现逻辑转型，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

一、数智媒介：何以成为价值观培育的现实基础

生产力变革与价值形态演进

基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需要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最初前提，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和始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质生产力，皆深植于物质生产变化的实际需要，是特定的时代产物。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形态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推动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层调整。农业文明时期，以血缘关系与伦理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以宗法伦理与稳定秩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时期，大机器生产推动社会由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型，法治、效率、契约与制度理性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价值原则。进入数字文明阶段后，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新的深层变革。数据、算法与平台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业空间，人的交往方式、劳动形态以及认知模式随之改变。智时代人的精神需求绝非单纯的个体意识或技术命题，而是主体内在驱动力、数智技术形塑力、精神文化资源适配力、教育调适引导力以及制度规范保障力等多种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社会公共价值面临新的现实挑战。算法歧视、数据垄断、隐私泄露与网络失信等问题正在不断影响社会公平与公共秩序。在此背景下，“公正”“法治”“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现实内涵不断拓展。公正不仅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也涵盖算法公平与数据正义；法治不仅体现在现实社会制度建设中，也延伸至数字空间治理与网络规则建设；诚信则进一步拓展为网络诚信与平台责任。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从传统社会治理层面向数字治理层面延伸，其现实作用日益体现为数字文明运行的重要价值原则。数智社会的价值观培育，已不能停留在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而必须直面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构这一结构性变化。

智能化发展对人的实践方式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审视，数智时代最深层的变革在于，AI正从物质生产、社会交往与精神实践三个维度重构人的实践方式，由此推动人的价值感知与社会运行逻辑发生系统性转变。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无人仓库、无人车间、无人工厂等的出现，标志着智能机器人正逐步接管人直接操控劳动工具的职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缩短。研究表明，数字技能可以帮助劳动者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对其执行工作任务所带来的冲击，从而契合数智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进而降低其对人工智能替代风险的感知。劳动结构的转变，也同步带动了人的价值感知从“体力主导”向“技能主导”演进。

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交流形态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机、人机与人，人对机器的依赖正逐渐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移动互联网与虚拟社区不断突破传统空间限制，现实交往向平台化交往延伸，社会关系由现实共同体向虚实融合共同体转变。网络圈层、虚拟身份成为青年群体构建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社会关系呈现出原子化与再联结并存的新特征。

在精神实践中，数据化、智能化的新型生产资料使人的实践重心向数字精神领域转移。数智技术以虚拟方式重构了精神生活环节，信息获取从主动寻找转向算法投喂，思考方式从独立判断转向人机协作，情感表达从自我理解转向平台互动。由此，“自由”与“平等”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从传统上的社会权利延伸为数字空间中的主体性保障与发展机会公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回应数字文明时代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新命题。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价值生成环境转型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实践方式的变革必然推动价值生成环境的整体转型。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予核心价值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数智社会以创新驱动、科技自立自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战略核心。“富强”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提升，更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竞争力增强；“爱国”不仅表现为传统民族情感，更深化为科技报国与维护数字主权；“敬业”则进一步融入创新精神与数字劳动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实践中获得新的现实表达。

另一方面，新型生产资料深刻改变了价值观生成与传播环境。数据化、智能化与平台化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获取渠道被拓宽，传播速度被加速，内容创作模式被极大丰富。其一，信息传播由中心化走向去中心化。传统学校、家庭与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受到网络平台冲击。个体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获取信息，价值传播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特征。对于数字原住民一代来说，原生价值观生成环境已被虚拟化。其二，价值互动方式被智能技术重构。算法精准推送对标用户的认知偏好，转变了他们的信息接收方式，从原来的“主动获取”转向“精准推送”，价值观生成被技术加速。情绪化、感官化的内容比理论内容的传播速度更快，网络用户更易受到情绪驱动。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已无法停留于传统模式，而须直面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价值生成环境的结构性变化。

二、数智媒介：何以成为价值观培育的风险变量

算法机制中的认知异化

算法推荐机制是数字社会的核心运行逻辑。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精准推送兴趣内容以提升用户黏性与流量收益。但算法在提高信息效率的同时，正从认知空间、主体表达与价值评价三重维度，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根基。一方面，信息茧房削弱公共共识。算法建构的私人数字空间是狭窄封闭，逐步接管人的认知活动，个体在信息获取、价值判断与情感表达中过度依赖技术，深陷“自我重复的信息空间”，缺失异质视角，难以凝聚社会共识，从而也就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和集体认同感。

除此之外，人的主体性表达方式正在被技术所解构。在算法逻辑中，人们只听自己选择的、愉悦自己的内容。算法不断替代着人的自主选择，比如导航会替代人对空间的判断、推荐会替代个人兴趣养成、AI会替代独立思考的过程。久而久之，人的认知模式就容易形成即时满足型的意识行动、低成本的思考方式，以及被安排式的成品模式，难以主动建构意义。当精神需求面临一种在高度互联与智能的表象下人的自由自觉可能遭遇的遮蔽与扭曲时，人的主体性逐渐退化为算法逻辑下的“响应式存在”，点赞替代了真正的认同，热搜替代了公共关心，标签替代了人的丰富性，社会关系越来越数据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价值共鸣也就消退。舆论成为数字资本的囊中之物，而真正的社会关切被可操作的数据水军所吞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响应受到了数据阻隔。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的快速扩张正在改变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在算法平台中，点击率、停留时长以及热度成为内容评价标准，在碎片化内容与快速迭代造成感官过载的同时，人的精神活动呈现出情绪强于理性、刺激压倒深度、娱乐替代思考的倾向，人逐渐沦为片面化的“思考者”。价值判断标准也逐渐从“正确与否”转向“有没有流量”的外部评价导向，助长了消费主义泛化和极端情绪放大，从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有的整体性叙事面的严肃性与引导力。价值观培育若仍停留在传统说教模式，便难以适应算法社会中的认知结构变化。

数字资本扩张中的价值功利化

数字资本的价值功利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向精神生活领域的深度延伸。数字资本关心的是人的数据和注意力所能带来的占有和转化作用，以获取数据租金和垄断租金，并通过数字环境来影响人消费观，解放人的消费力以占领市场。一方面，量化逻辑全面侵蚀精神价值。在数字资本的操控下，技术和网络服务于资本，凡可量化者皆被纳入数据分析与算法决策之中。不仅用于计算社会物质生产效能，更被延伸至丈量精神价值土壤，全方位激活可以增殖的一切动能。人的价值被标签化，社会关系变成可交易的数据，人文价值让位于低俗化的、同质化的内容，公共文化空间被算法茧房挤压，人们的非功利性价值被边缘化和空心化。

另一方面，流量逻辑对主流劳动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人们的生活场域延展至网络空间时，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意义让位于流量、公共价值让位于利润、长期价值让位于即时收益，从而形成了价值功利倾向。例如，新兴的网红经济在算法平台获得了数字激励，拓宽了劳动形态，催生了直播带货、自媒体运营等新型数字劳动，使灵活就业、创意劳动、情感劳动获得社会的认可。但网红经济所呈现的低门槛、高曝光、高瞬时收益的特征，使数字原住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容易产生轻视繁重体力劳动、长期的基层劳动、学业深造与技能培养的重要性，养成重颜值、重热度、轻学识、轻实干的畸形劳动取向。这种现象严重冲击了脚踏实地、敬业奉献、实干兴业的主流劳动观。AI价值对齐已成为当前AI发展的核心议题，事关技术与人类的安全底线，它要求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坚持人类价值，遵循人类的伦理基础与核心价值，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立足这一新的现实生产力基础，才能真正回应数字文明时代的价值变迁。

虚拟空间中的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人的生存方式。AI写作、智能决策与虚拟交互不断进入日常生活，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完成知识获取与社会交往。真正的数字主体性同样体现于行动前的自觉构思。这就要求人类在透彻理解数字身份构成要素的基础上，主动将现实人格中的核心价值取向融入数字实践，有意识地打造一个真实且连贯的“数字人格”，让其成为现实自我的自然延伸，而非彼此割裂的另一种身份。但在数智场域中，人的主体性面临着三重消解。

其一，智能替代威胁生存根基。从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结构的影响来看，传统劳动者面临着产业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生存危机，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替代了大量重体力的就业岗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替代了大量脑力劳动的基础岗位。若不提高培养新型劳动技能、提高数字技术素质，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其二，技术依赖消解意义生成。从人工智能对社会行动方式的影响来看，社会越来越高效，人却越来越失去意义感。数字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便利，使人们得以直接享用知识盛宴，但也失去了思考的过程。久而久之，行为的惰性使思考臣服于技术，人在主动理解世界、参与世界、创造价值以确认自身存在的过程中迷失。劳动的创造性被智能社会所削弱，信息是由大数据投喂而非主动寻找，思考是由人工智能总结而非自我选择，情感是算法所渲染而非自我理解，从而人们常常感叹“自己似乎什么都参与了，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真实经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理性的扩张容易遮蔽人的价值理性。当效率、数据与技术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标准，人的精神需求与意义追求便被边缘化。青年群体尤其容易陷入“意义感缺失”与“存在性焦虑”之中。

其三，算法瓦解自我认同。从人工智能对社会角色的塑造来看，虚拟空间可以满足主体对所有身份的向往，满足主体角色能力塑造的各种心理。在数字时代，人的身份越来越通过社交平台、算法画像、数字表达以及虚拟互动来实现，数字化主体成为人的双重身份，身份可以被任意编辑、被精心包装，从而在社交平台上展现自我魅力。这一展示过程经历了算法的设计，身份越来越依赖外部反馈，个体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当技术理性的扩张遮蔽价值理性，效率、数据与技术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标准时，人的精神需求与意义追求便被持续边缘化，人的主体性在数智逻辑中面临深层消解。

智能媒介环境中的公共精神的弱化

自智能手机的问世以来，“低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沉浸于网络空间而牺牲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和机会，进而促使社会表达陷入沉默螺旋效应，个人自我意识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追求个人权利，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抛之脑后。这种社会责任感的系统性缺失是在智能媒介的加速下泛滥开来的，也是在算法的控制中扩大的，因为算法所形成的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公共事务、社会热点、政策的内容传播被隔绝在信息壁垒之外，阻挡在注意力范围之外，公共讨论逐渐失去共同价值基础。

首先，智能媒介重塑了个体的认知方式。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中，个体看似获得了信息自由，实则沦为孤独的“原子个人”。感受性、碎片化、非线性的思维取代了深度思维，人们无法直面内心，价值虚无与心灵空洞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网络公民逐渐退化为缺失判断理性的“单向度的人”。其次，圈层化结构瓦解了价值共识。新媒体平台驱动下，不同兴趣、文化与身份群体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个体沉浸于同质化信息环境中。价值观传播由整体性叙事转向碎片化表达，受众只知其表、不知其理，系统完整的价值观被多元内容肢解，社会共识面临新的分化风险。此外，数字资本进一步加剧价值表达的不平等。掌握平台资源与流量优势的群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普通个体的声音则容易被边缘化。资本逻辑持续侵蚀公共价值空间，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属性与引领效能。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需要增强价值引导能力，更需要重新建构数字社会中的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打造超越个体差异、寻找价值交集的共契精神生活愿景，形成普遍认同的精神追求，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四、数智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践转向

从“信息占有”到“意义生成”：构建价值引导下的深度认知重塑路径

数智时代的信息占有本质上是对“投喂信息”的占有，而不是自己选择的知识。碎片化的传播路径使“投喂的信息”以短、快、视听并茂的方式快速灌输，其浅表化特征阻碍了大脑深加工，注意力也容易被图像与音乐抢夺，形成“浅表化认知泡沫”。人们看似什么都知道，实则什么都不理解；看似拥有了全世界的信息，实则丧失了生成意义的能力。针对数智时代注意力被抢夺的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能拘于信息的传递，而须实现从信息占有到意义生成的认知范式转换。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固然是通过技术、目标、规范、功能等耦合而形成的数字化新视界，但它不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借助人机融合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其核心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意义之锚，帮助人们在信息处理中提炼与生命经验相关联的意义，在反思、批判与对话中建构整体价值观体系，最终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实践。

从培育维度来看，首先，教育工作者需要以真实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引导青年在问题解决中自主生成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使抽象价值在具体情境中获得生命力；其次，利用数智技术打造沉浸式价值观体验场景，让青年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具身体验中生成深层意义，突破碎片化认知的局限；并且，鼓励青年用短视频、播客、数字叙事等方式重新阐释核心价值观，在“表达—反馈—修正”的循环中完成意义的自主建构，使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数智时代，信息占有的泛滥并未带来意义的充盈，反而加剧了认知的浅表化与价值的悬浮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止步于信息的单向传递，而必须实现从“信息占有”到“意义生成”的认知范式转换。这一转换的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意义之锚”，通过问题驱动重塑认知结构、具身体验革新认知方式、共创表达激活认知主体，最终推动青年从“知道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走向“理解为什么认同、认同后如何行动”，在数智洪流中筑牢深层价值根基。

从“技术主导”到“价值统摄”：构建价值引领的数字治理路径

数智技术加速了社会运行的速度和效率，技术理性往往远超于价值理性。数智技术能将一切皆可量化、皆可计算，具有各种操作性的策略直接摆上办公桌，却回避“为什么做”“什么是对”的意义追问。当前，数字系统越高效，对人的异化也就越深，人常常被智能系统的效率所席卷，从而陷入内卷的焦虑而质问“意义何在？”

当治理完全依赖技术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法治”“文明”便可能被悬置为空洞的口号。因此，数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的使用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激活了多元主体的文化创新势能，也对网络文化治理提出了既要“管得住”还要“用得活”的要求。数智技术不会自动服务于善，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摄技术，使数智技术成为发展的利器，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只有让价值走在技术的前面，数字治理才能从“管住人”转变为“服务于人”。

构建价值引领的数字治理路径可从三条主线推进：其一，以制度嵌入锚定价值底线。加强数智技术领域的立法，使“公正”“诚信”“友善”成为数字治理的法律原则；建立算法价值观审查委员会，在算法结构中审查公正性、非歧视性和透明性，推动算法数据推送过程可追溯、可解释、可问责，打破信息茧房，防止价值极端倾向。其二，以技术重塑承载价值逻辑。技术开发者需要以社会责任约束自身行为，怀着对人的关怀的初心开展技术研发。其三，以素养培育激活价值主体。技术使用者也需不断提升数字素养与价值判断力，在实践中不仅会用技术，还知道如何用价值判断技术。通过顶层制度嵌入、技术底层重塑与数字素养培育三条路径，让价值走在技术前面，使治理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进而让数智治理真正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力量，而非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治理陷阱。

从“规训主体”到“激活主体”：构建“现实－数字”协同的主体性培育路径

数智时代，传统规训式的主体培育模式已难以回应青年在虚实交融空间中的主体性诉求，必须从“控制—服从”的单向规训转向“赋能—激活”的双向共生，通过现实与数字双场域协同，培育既能在线下扎根、又能在线上担当的能动性主体。规训主体模式的本质是“我替你想、你照我做”，它预设主体是被动接受者。但数智时代的青年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早已是自主的意义生产者。用工业时代的重规范、重灌输、重统一的模式去规训数字时代的网络主体，结果只能是主体越规训、越疏离。激活型培育能够唤醒数字主体内在的价值体验和价值认同，在互动中共创意义，在场景中共生价值表达方式，从而从主体的内在出发，确认真正稳定的价值认同。

现实与数字协同的主体性培育路径主要从场域协同出发，要打破数字空间与现实生活割裂的状况。首先，将现实公共实践规则延伸到数字空间，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价值实现机制，并进一步让数字参与反馈到现实行动中，将数字空间中优质讨论反哺现实课堂，形成线上生发到线下深化再到线上再传播的闭环；其次，以多元评价黏合双域价值，将双域的价值行为进行多元评价、双域互证，从而同步反馈公共精神，黏合线上线下的价值实现机制；同时，以身份转换激活主体能动性。在现实中做，在数字中创造，使人人都可以是学习者、创造者、传播者，从而激活其主体性，寻找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不是要培养听话的人，而是要培养有主体性的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数字信息中自主判断、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的能动主体。只有激活主体，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外部要求内化为生命自觉。

从“情绪聚合”到“公共联结”：构建数字公共参与的价值实践路径

数智时代，网络空间中的情绪聚合虽能在短时间内制造舆论声浪，却因缺乏理性协商与价值共识而滑向喧嚣的虚无。网络空间的主体性异化源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个人价值准则的持续浸润重构了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超越情绪化的数字表达，走向以理性对话和公共责任为内核的公共联结，在数字公共参与中实现从情绪宣泄到价值共建的实践跃升。

一方面，应以理性对话机制重塑公共讨论生态。通过在数字平台搭建公共议题讨论区，并引入辩论与共识机制，推动算法从情绪流量导向转向理性内容导向，对高质量理性讨论给予流量倾斜，从而促进算法向善，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与道德水平，激励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应以多元叙事平台破除圈层壁垒。通过搭建多元叙事平台，破除圈层化的价值壁垒，实现跨圈层对话与共情，引导价值共享与互判，打破信息茧房效应，推进公共参与的价值数字空间建设。除此之外，还应以激励机制驱动价值内驱力。鉴于数字空间的即时效应，价值的长期培育需要破除注意力困境，用奖励机制驱动公共联结，催生价值内驱力。例如建立价值成长档案记录公共参与历程，使参与可见、成长可见；设置公共贡献积分，将线上理性讨论、线下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建议纳入数字公民积分体系，积分可兑换学习资源或社会实践机会；打造价值共同体的双域社群，让公共联结由事件驱动走向关系驱动，从而在数字公共参与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念到行动的真正落地。

五、结论：从生产力革命走向文明形态重塑

数字化、智能化与平台化正在重新塑造人的生存方式、社会关系与价值生成机制，也由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未改变其根本价值立场，而是在回应数字文明风险与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断实现时代性拓展。其现实功能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教育，而逐渐成为数字社会治理、公共精神建构与人的主体性维护的重要价值基础。因此，数智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核心任务，已经不仅是维系社会共识，更是在技术快速演进条件下重建人的主体性、公共价值与社会意义系统。可以说，当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迈向数字文明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也正在完成从工业文明逻辑向数字文明逻辑的深层转换，其根本目标正在由“适应现代化”逐渐走向“引领数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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