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法非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持续加深，非洲相关的艺术形象、特色物产与文化符号逐步进入法国社会，并在大众传媒、消费市场与时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空间。在法国时尚界吸收并转化这些异域元素的过程中，设计师与传媒机构往往依据当时的审美潮流与商业需求，对相关元素进行选择、重组与再表达，使之转化为可识别、可传播的时尚形象。这些形象既来源于客观的文化交互，也带有明显的想象性和艺术再造性，本文将其概括为“非洲意象”。“意象”本义为客观物象与主体意识结合后形成的艺术形象。蒋寅指出，物象本身只是客观存在，只有进入创作者的构思与表达语境，并经过审美经验、情感意识的加工，才成为意象。据此，本文所说的“非洲意象”，主要指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与非洲相关的视觉形象及其文化想象。

本文以法国时尚杂志图像与文本材料为主要依据，结合代表性设计案例，考察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非洲意象的主要类型及其建构方式。文章认为，这一时期法国时尚中的非洲意象主要集中于自然生灵、族裔人物、地域空间和物质工艺四个方面。它们共同反映出法国时尚将非洲转化为异域化消费符号的文化过程，也折射出现代主义转型期法国社会对非洲的认知方式。

一、非洲自然生灵意象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自然生灵意象，指围绕非洲植物景观和动物形象形成的视觉表达。植物意象多以热带叶片、棕榈树和丛林环境出现，动物意象则通过皮毛材质、斑纹图案和野生动物名称进入服装与面料设计。二者共同构成法国时尚对非洲自然的基本想象，使“非洲”被塑造成远离欧洲都市生活、带有热带气息和珍奇意味的自然空间。

植物意象主要通过热带景观和植物图案呈现非洲的自然环境。1931年巴黎国际博览会前后，非洲的棕榈树、热带植被频繁进入法国装饰艺术与时尚传播。1931年9月，《Art Goût Beauté》在介绍博览会中的奢侈品与设计理念时，提到让·杜南受到热带动植物启发而创作的漆艺屏风，也提到A. Godin以非洲茅屋和棕榈树为主题的瓷器设计。这些案例说明，在当时法国设计语境中，棕榈树和热带植物已经成为表现非洲的重要视觉资源。1936年《Femina》“来自阿比西尼亚的灵感”一文进一步将这一视觉资源引入服饰领域，指出法国设计师通过面料图案，把非洲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符号融入欧洲女性的日常服饰与礼服之中。植物意象在这里主要承担营造环境的作用，它使非洲呈现为充满热带植物和异域气氛的自然空间，并为后续服装图案和面料设计提供了可借用的视觉来源。

动物意象则更直接地转化为法国时尚中的材质和图案设计。20世纪上半叶，豹皮、斑马皮、羚羊皮、瞪羚皮和猿猴皮等材料常见于时装杂志与皮草报道，并与珍贵、奢华和异域趣味相联系。随着面料印染和织造技术的发展，动物纹理逐渐脱离真实皮毛，以印花、织花和仿皮草的形式进入更广泛的服饰消费。1927年《Vogue Paris》刊登的H. C. Porter & Cie面料广告（见图1）展示了ZEBRINA、THYLACINA和YARBO等面料图案，并称这些面料“如同最珍贵的皮毛般柔滑”，又“像丛林和荒野中野生动物的装饰一样奇特”。这类表述把动物纹样、高级面料和丛林想象联系起来，使动物意象从真实皮毛转化为可复制的时尚图案。迪奥1947年New Look系列中的豹纹晚装“Afrique”和日间装“Jungle”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处理方式。两件作品都使用豹纹印花，名称又直接指向非洲大陆和丛林环境，使豹纹成为连接非洲自然想象与巴黎高级女装的视觉媒介。动物意象由此塑造出一个充满野性、珍奇感和奢华意味的非洲。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自然生灵意象，围绕植物景观和动物形象展开。植物意象主要通过热带叶片、棕榈树和丛林环境塑造非洲的自然氛围，动物意象则通过皮毛材质、斑纹图案和作品命名进入服装与面料设计。二者的共同作用，使非洲自然被处理为具有装饰价值和异域吸引力的视觉资源，也使自然生灵意象成为法国时尚塑造“想象的非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洲族裔人物意象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族裔人物意象，主要表现为完整人物形象和局部面部形象。完整人物形象多通过身体姿态、服饰装饰和场景氛围来呈现，局部面部形象则主要通过肤色和漫画化表情来强化识别。它们在杂志插图、广告图像和服饰设计中反复出现，使族裔形象成为法国时尚想象非洲时的重要视觉对象，并参与构成“想象的非洲”中的人物形象。

完整人物形象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表现族裔形象的重要方式。例如1921年《La Vie Parisienne》刊载的“非洲社交场景”以草裙和饰物塑造非洲族裔女性形象；同年8月的一篇关于“非裔审美风格”（原刊标题作“黑人时尚”）的讨论，进一步把鼻环、臂饰等装饰细节作为画面重心（见图2），使非洲人物风格被浓缩为一组醒目的视觉符号。这类图像的运作方式在于将族裔人物与草裙、饰物、舞蹈姿态和异域生活场景联系起来，使非洲被塑造成带有娱乐性、神秘感和装饰效果的人物化空间。

局部面部特征使族裔形象进一步转化为可佩戴和可传播的装饰符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流行的特定族裔半身像首饰（如经典的异域侍者形象），源自欧洲装饰传统中对远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胸针、袖扣等首饰中常被赋予浓郁的异域风情与装饰内涵。卡地亚1937年的族裔主题夹饰以黑色面部和头巾配饰构成人物形象装饰，G. Silberstein手提包上的形象图案也通过色块对比、视觉化五官和头部装饰强化装饰效果。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具有显著漫画特征的名为Golliwogg的族裔卡通形象，其具有夸张的视觉特征与趣味感。作为一种流行的视觉符号，它在法国时尚杂志与香水广告中被广泛调用（如图3），反映出20世纪前期法国时尚产业对异域形象的艺术化重塑与商业应用。

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人物形象意象，主要通过完整人物形态与局部面部特征两种方式呈现。前者借助姿态、服饰与环境塑造异域审美形象，后者则通过色彩对比、五官线条的艺术化处理形成高度识别性的装饰符号。这类视觉元素之所以频繁进入时尚传播，在于其独特的外部特征易于被转化为具有表现力的视觉资源。由此，法国时尚中的这些意象，体现了早期跨文化审美交流中，时尚产业对异域元素进行的美学重塑与商业化表达。

三、非洲地域空间意象

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的非洲意象中，地域空间意象主要由旅行叙述、自然景观和异域空间想象共同构成。与前面两种意象的呈现相比，地域空间较少直接转化为服装的形式设计，更多通过杂志图像、旅行报道以及服装与面料命名进入时尚语境。北非城市、撒哈拉沙漠、远方探险和热带景观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交叠，共同构成法国时尚语境中具有象征意味的非洲地域想象。

这一意象首先通过时尚杂志中的旅行叙述与景观描绘得以塑造。例如，1922年《Vogue Paris》将阿尔及尔描述为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同年该杂志描述巴黎人渴望前往“几乎是非洲的土地”，并将其想象为远方、温暖、自由而无拘束的去处。1925年该杂志对从摩洛哥至突尼斯的旅行路线进行详细介绍，多则广告将北非之行界定为“时尚之旅”，强化其神秘、休闲与舒适的异域想象。这一叙述延续至1930年代，《Fémina》杂志1929年的文章将“前往中部非洲”纳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时尚生活与社交想象之中，1934年的报道则进一步呈现了女性在非洲的旅行、探险与狩猎经历。这类叙述的重点集中在地理距离、气候感受和旅行气氛，使北非成为巴黎时尚读者想象中的休闲远方。1931年《Vogue Paris》一月刊封面延续了这种空间处理方式（图4）：沙漠、骆驼和远方地平线共同构成开阔、干燥、遥远的“非洲风景”，画面中的非洲由此被高度概括为具有异域氛围的景观背景。

这种空间意象也进入服装与面料命名。例如保罗·波列的“Tanger”披肩、“Timbuctou”连衣裙、“Nubienne”晚裙分别引用了摩洛哥、马里及努比亚的地名。罗迪耶公司也大量使用非洲地名和拼合词汇为面料命名，1931年还出现了“djersabrah”“rezobakory”等带有“伪非洲”色彩的虚构词汇。这些名称与服装结构、材料来源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不太明显，其主要作用在于为面料和服装附加远方地域联想。地名和拟地名词汇在这里成为一种传播手段，使消费者在阅读名称时便能进入关于非洲的空间想象。

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地域空间意象，主要依靠旅行叙述、景观图像和命名策略形成。这些文本、图像和名称将特定区域、地理景观及相关地名转化为时尚传播中的远方符号，使非洲被塑造成具有异域情调和神秘吸引力的空间形象。

四、非洲物质工艺意象

20世纪法国时尚的非洲意象中，物质材料与工艺是构建“非洲风情”的另一关键维度。这一意象主要通过草编、珠串、羽毛、藤蔓、粗大的项圈与手镯、夸张的耳饰和头饰等元素显现。它们在法国时尚中的运用，往往并不在于呈现非洲本土工艺传统，而是通过材料质感和身体装饰唤起天然、手工、原始和异域的视觉联想。由此，非洲物质工艺意象常以局部点缀的方式进入服装、插图和配饰设计，并成为法国时尚塑造“非洲风情”的重要手段。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物质工艺意象主要体现为装饰元素的提取与运用。1931年《La Vie Parisienne》杂志中“赤道风格对时尚的影响”一图较为直观地呈现了这种方式（图5）。画面左侧的非洲女性佩戴多圈项圈、臂环和脚饰，右侧的巴黎女性则在洋装造型中吸收了相近的项圈、高束发型、臂饰、脚饰和图案装饰。画面并未说明这些装饰物品的工艺来源或文化含义，而是将其作为可被巴黎女性借鉴的造型资源来呈现。

当这些装饰与非洲形象持续绑定，它们便逐渐脱离具体工艺背景，成为可随意调用的符号。在法国时尚的早期语境中，即使服装版型本身与非洲毫无直接关联，仅仅点缀以草编、珠串、羽毛等元素，也足以营造异域氛围。如1922年《Gazette du bon ton》刊登的以中非女性为灵感的舞裙系列（图6），其法式剪裁与面料与非洲毫无直接关联，却通过在腰部叠加珠链、臂饰与流苏披肩来构建“非洲风情”。同样的还有保罗·波烈的Nubienne礼服（图7），有学者强调“这件礼服的‘努比亚’元素难以确定，或许是手臂上的手镯以及厚重的珠饰项链或礼服肩带，而非礼服轮廓本身”。这些案例表明，草裙化的流苏、手工串珠和羽毛饰带已成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可任意拼贴的视觉资源，象征着“野性”“自由”与“未开化的自然力量”。

总体来看，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的非洲物质工艺意象，主要通过草编、珠串、羽毛、金属饰物、夸张首饰与头饰等元素被建构出来。这些材料和装饰进入法国时尚体系后，其原有的文化背景被转化为侧重于材质质感、视觉冲击力与异域联想的艺术表达。法国设计者和传播媒介通过对局部元素的提取、重组与再命名，将非洲物质文化转化为可用于服装设计和市场传播的装饰语言。由此形成的“非洲工艺”更多是一种服务于现代时尚消费的风格化符号。这一过程反映出法国时尚对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吸收，以及大众媒介将丰富文化经验转化为高度识别性视觉元素的传播逻辑。

五、结论

从意象形成的成因来看，20世纪上半叶法国时尚中非洲意象的集中出现，与全球跨文化接触的持续加深，以及现代时尚产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日益频繁的国际往来使非洲文化与物质资源不断进入法国社会，为设计创作和时尚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与此同时，巴黎时尚业在快速发展中持续追求新式样与新题材，以回应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非洲元素因形象鲜明、区别度较高，并能够唤起远方联想，逐渐成为法国时尚乐于采用的表现资源。

从非洲形象的塑造来看，自然生灵意象、族裔人物意象、地域空间意象与物质工艺意象，共同构成了法国时尚语境中的“非洲”图景。这一图景通常围绕热带植物、野生动物、装饰化人物、遥远地域和手工饰物展开。四类意象分别对应自然环境、人物形象、地理空间和物质文化等不同层面，相互补充后形成较为完整的视觉图景，使非洲在法国公众想象中成为远离欧洲都市秩序、充满异域审美吸引力的象征空间。

从背后的运作逻辑来看，这种塑造方式体现了异域审美视角、时尚消费与媒介传播的共同作用。法国社会在运用非洲相关元素时，倾向于关注差异明显、视觉效果突出的自然景观、形象特征和装饰元素，并以此构建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非洲符号。时尚产业进一步利用这些元素所具有的新鲜感和辨识度，将其转化为服装设计、商品销售和身份表达的资源。杂志、广告、产品命名与展览传播，则不断重复和强化这些形象，使其以简明直接的方式进入大众日常认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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