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借助各种治理方式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并为此而不懈探索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蓝图时对民主给予了诸多关注，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问题的。”当然，理想和观念中的民主总是要观照现实场景，并在现实场域中得以生根发芽，这就必然使得其内在的主体性原则、制度和运作逻辑契合于这一场域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和传统民俗等实情。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随着时代发展，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

问题的提出

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实践正不断吸纳数字协商民主形态，二者走向深度融合的条件日益成熟。有学者指出，数字协商民主是政党、政府、社会、个体、企业等不同行为者，借由数字技术与平台的平等对话、沟通以达成治理共识的民主形式，是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协商民主；也有研究认为信息化时代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契合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更系统、更全面的新型民主形态。在实践上能利用大数据和网络工具，在更大规模的网络空间中，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推进政治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还有人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指党政部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建构智能数据库、设立智能协商平台、提供智能协商场景，让不同协商主体在智能网络环境下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社情民意动向进行协商、沟通和讨论的新型民主形态。在如上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背景之下，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场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试图回答：数字技术驱动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数字技术如何系统性地重塑协商民主？文章借助云南省“数字政协”项目这一深度个案，对前述问题作出回应。

数字协商民主运行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通过对建构主义的应用，搭建“情境—结构—行动者”的分析框架来阐释数字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其中，情境维度包含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因素；结构维度聚焦技术与组织互动如何影响数字协商民主；行动者维度则重视主体能动性与客体辅助性的交互作用。

情境适配：由算法为核心创设的外在物质条件

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数字协商民主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受到这一时期多重因素影响。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方面，算法现已成为获取、处理和理解信息的主要手段。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化转向塑造了以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算法正在通过对信息的编辑改写人类表达的规律，就其本质而言，算法成为信息世界的某种普遍的法则，由算法平台下的各类信息交换协议制定各种数据运用的规则。不论是人们对算法系统的理解还是算法系统本身，都处于不断建构、协商、情景化和不同的解释过程中。

不同的情境会衍生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利益格局与权力形态，进而对数字协商民主的主客体及其数字发展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情境的创设过程中，符号、言语、信息与信号推动人际互动从传统的面对面方式，转向以智能算法为信息编码中介的沟通机制，用于传递和转译民主的个体偏好与集体意见。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外在的物质支撑，并建构起相应的意义世界。信息一旦生成，便会对传播者、决策者和接受者产生效应。其中，对于决策者和接受者，他们拥有信息的多寡、利用信息的广度与深度、信息的通透度与可辨识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协商的走向和民主意见的体现。通过数字技术，各类社会事实被转换为便于储存、处理与解析的数据，政治经济活动因而能够以信息化的面貌呈现，进而重塑协商民主的交互格局、实践空间与运行模式；信息符号对意义建构的掌控，则切实塑造出数字协商民主的真实情境。

结构交融：制度化关联与非制度化关联的深度整合

结构主义的侧重点在于整体网络的形态以及节点间的互动方式，而关系主义更关注节点之间关联的强弱、疏密，以及直接或间接联系等关系属性。在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中，技术组件、组织梯度与协商子系统共同作用，将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渗透到制度机制的各个层级和环节之中。其正式结构主要体现为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连接。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算法型科层体系，有效化解了传统科层制运行迟缓、信息封闭和部门割裂的积弊；数字链接功能则能将多元化的协商主体联结起来，为公众意见的表达开辟了宽口径、多层级的通路。作为政治媒介，数字技术的“可见度”与“可供性”推动了参与范围的延展、参与方式的直接化、流程的透明化以及民主实质的真实化。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算法想象会真实影响到人民对于技术的使用方式，随着搭载高级算法系统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 GPT、DeepSeek等的深入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伦理和安全等风险和挑战。

以对话讨论方式推进的议事过程，不仅依赖于制度化的正式协商机制，也同样需要公众自主参与的、非正式的交流互动作为支撑。在数字协商民主中，非正式结构主要表现为数字空间跨越边界所形成的整合功能，这种功能有助于吸纳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中的各类非正式关系力量。因此，数字技术在协商民主中的普遍嵌入可以更好地打破公私之间、政民之间的结构壁垒，以整合化的方式建立协商民主一种弹性的非正式社会关联，拓宽互动尺度。总之，网络打破了原有的科层阻隔让大众声音能够不经中间环节直接体现，将结构推向去中心化；后技术又依照议题将原子化的个体重新联结为新的共同体，实现再中心化的重组。借此，正式的制度化平台与非正式的自主交流平台深度融合，构建出一个灵活而庞大的关系网络。

行动者网络：主体能动性与客体赋能性的统一

行动者既包括通过指导差异而改变事物状态的人，也包括被改变状态的客体。其中，人作为改造世界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汲取社会客观资源推动事物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数字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等非人类行动者以“代言人”转译的途径进行意见表达，引领其他一般行动者实现数字赋权与韧性增效。从行动者的视角出发，强调的是协商主体的能动作用，它实质上是将技术、程序与理性等各种主客体力量整合起来、使之协同发挥效能的一个有机体。

在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协商参与者并非被动接受制度安排，而是主动调整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由此形成既能凝聚广泛共识、又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可行路径。这种协商形态内含着和谐共处与开放包容的特质，它利用数字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增值利用和循环联通，在面对面交流与“数字化在场”之间搭建起对话通道，从而调动起多元主体的创造性和参与热情。数据带来的影响并非单向、局限的，其深层作用在于推动技术系统的机器语言与人类行动者的社交语言彼此转译，最终使主客体的力量、数据的赋能效应和协商者的自主能动性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数据作为一种赋能性资源，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时间维度上贯穿全程，在空间维度上实现全域覆盖。凭借其体量庞大、客观真实且高度关联的特性，数据推动协商民主走向扁平化的网状架构，并保障了信息在节点间的即时流通。与传统协商相比，数字协商包容了更广泛的参与主体，并能吸纳更多样且实用的意愿，这表明协商过程淡化了主体身份、地位等社会属性的影响。总体而言，数据作为一种协商工具，实际上承载着将个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的功能。

建构性政治的视角配合“情境—结构—行动者”的框架，为阐释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提供了有效路径。在数字协商的过程中，由算法为核心创设外在的协商情境，数字技术整合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实现结构互嵌，拓宽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其依托数据平台对客体的赋能作用与主体人的能动作用实现扁平化结构的构建与信息的实时传输，从而将个人的意志上升为集体的意志，形成解决社会冲突矛盾的有效策略，展现从情境条件的触动、结构要素的整合到行动结果的呈现的完整逻辑链条。

数字协商民主运行有效的地方性实践运作机制

揭示数字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需深入刻画数字技术在协商民主领域的实际运用。自2018年起，云南省政协着力构建一个省级统建、多级共用、协同联动、横向融合、纵向贯通、多端协同的“数字政协”平台。“数字政协”平台围绕提案管理、社情民意、远程协商、委员档案、资源下沉和政协建设等方面构建起数字业务系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专门协商机构日常运转和协商实践的赋能。为理解数字协商民主的“情境－结构－行动者”三维运行逻辑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如图1）。

• 民意表达
• 算法驱动议题生成
• 智能化信息供给
• 协商参与
• 去中心化参与网络
• 跨时空整合结构
• 大数据画像
• 全流程在线留痕
• 院坝协商
• 民主问责
• 信息获取
• 变革
• 变革
• 变革
• 算法驱动议题生成
• 民意反馈渠道
• 情境
• 民意表达
• 民意可视化
• 智能化信息供给
• 结果
• 条件
• 云南省数字政协
• 协商参与
• 远程协商
• 去中心化参与网络
• 信息获取
• 结构
• 三级信息共享
• 跨时空整合结构
• 结果
• 条件
• “数字人”委员画像
• 大数据画像
• 协商履职考核透明化
• 全流程在线留痕
• 民主问责
• 行动者
• 院坝协商
• 协商全过程动态追踪

算法支撑协商活动的情景

吸纳、整合、尊重民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基于数据投喂的预训练，算法具有识别性和筛选功能，自媒体平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信息进行类别分析，进而形成一种“千人千面”的内容生产与分类机制，使民意测量更加个性化、精细化，达成协商结果清晰化的聚类效应。在民意表达渠道方面，提案从提出到评议等各环节均已实现线上办理。社情民意信息系统则将采集、报送、办理、反馈与统计等业务融为一体，实现了随时响应、过程可溯、多级联动和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特征。与此前依赖纸质传递和邮件往来的模式相比，“数字政协”社情民意平台新部署的智能检索、统一操作界面和报表分析等功能模块，在功能聚合、构件化与智能运用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带动了数字政协建设的升级迭代，使信息技术更有效地服务委员履职，群众意见的上达渠道更为通畅，对话协商的实效性得到了切实增强。此外，该系统还打通了上下层级之间的信息阻隔，让信息的采纳与反馈变得更为及时和高效。

在民意可视化方面，大数据的数学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包括K近邻、线性支持向量机、逻辑回归、朴素贝叶斯、决策树、梯度提升决策树、随机森林、多层感知机等常用的分类算法模型。算法聚类能够清晰地呈现不同类型的意见，从而辅助决策机关进行科学决策。凭借数据处理与挖掘技术，“数字政协”平台不仅能够对提案办理过程和社情民意信息进行留痕存档，还可在此基础上对民意数据进行深层分析，并针对大量文本中涉及的议题领域、提交渠道、采纳情况和办理部门等关键变量予以系统化归整与解读，从而实现民意特征的清晰展示与实时更新。依托可视图示化的数据呈现，人民政协得以精确识别委员关注焦点与群众利益诉求中的核心议题，当这些重点议题以清晰化的方式报送给地方治理主体时，备受关注的重点议题更难受到决策主体的忽视，能够较为精准地回应民众的诉求。

集成式的协商空间结构

传统的协商主要发生在实体性的协商空间，而数字协商民主则发生在虚拟会议、网络问政、互联网平台等场域。数字技术搭建起从单向传递到多方互动的复合沟通网络，推动协商民主的关系格局发生重组。由此生成的融合式对话空间将体制化与非体制化的关系加以贯通，使得协商架构在运行中呈现出灵敏的回应性、普遍的包容性和充分的自主活力。在回应性方面，“数字政协”依托线上议政系统，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多元参与路径。该平台不受物理时空所限，可支持众多协商主体同步在线、实时交流。委员们在议事聊天室内深度对话、畅所欲言，于互动中凝聚广泛共识。为促进议政成果落地，每场协商通常安排至少一位领导干部现场作出回应，或将发言要点提炼成纪要，纳入调研报告。在包容性方面，数字空间是极具包容性的场域，充分依托线上移动终端构建沉浸式、可扩展、可交互、可体验并与现实世界和谐共生的开放协商平台，在与传统部门、产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联中汇集民意，打破时空束缚性和社会不合理约束性。“数字政协”的远程协商系统创造性地将协商现场延伸至车间厂房、田间地头等基层一线，让政协委员在最熟悉的场景中参与协商，有效节约了时间和人力物力。在协商自主性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决策者与民众、上下层级之间的阻隔，实现三级信息贯通。数字协商空间中，“硬件+平台+媒介”的融合应用为协商民主注入了充足的信息资源，使协商机构得以高效共享信息。它纵向打通省、市、县三级政协宣传体系，横向联通官方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构建起“一微一端一网”的传播矩阵；同时整合政协要闻、履职荟萃、政协播报等多元栏目，将文字、图片、音频等融媒体形态融为一体，让用户能够便捷获取政协资讯。

行动者的数据赋能效应

伴随互联网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字协商民主运用数字技术采集数据，辅助决策者剖析民意、传递民意，进而为管理、服务和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协商主体可借助数字平台对政协委员实施监督，在此过程中，大数据以高效精准的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协商民主流程，使协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数据的客观效能得到充分彰显。

数字人的能动性方面，这种政务数字人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以实现政务服务智慧化、精准化、便捷化的一项创新。通过对委员履职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系统能够勾勒出每位委员的履职画像，涵盖其提案、社情民意反馈和线上议政发言等多维度信息。基于这一全景式画像，平台可向各专门委员会精准匹配所需的专业人才，为政协人才库的充实提供支撑，同时也为履职工作提供便捷的智能人才检索服务。

数据赋能协商履职考核透明化；协商民主以民主性为其内在规定性，政协作为承载这一民主形式的制度通道和专门化协商平台，其建设质量构成国家民主水准的基础性刻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地，内在地要求将委员履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确保各方利益主张在协商场域中获得完整呈现。数字手段的运用，使问责与考评机制获得了可视化、可追溯的运作形态。云南省“数字政协”的干部考评系统基于委员履职信息生成个体履职图谱，围绕预设维度展开量化测评，其功能设计涵盖指标体系搭建、考核实施、分值评定、数据汇总分析、岗位管理与进度督导等完整闭环。

依托“数字政协”架构，平台特设“院坝协商”专栏，集纳议题管理、数据统计、过程记录、制度文本、案例上报与审核、宣传推广及精选案例等模块。各级政协可通过线上通道完成资料提交、调阅与校核，将线下协商实践映射至数字空间。平台支持从议题产生、前期调研、协商展开到成果督办的全链条动态追踪，使省级政协得以全景掌握基层工作实态。同时，该专栏便利案例数据的即时采集与比对，各级参与主体可互鉴地方经验，推动协商方法持续改进。伴随技术升级与需求变化，平台已完成栏目迭代，驱动协商全流程走向数字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重构，拓展了院坝协商的辐射面和影响度。各县（市、区）政协将协商计划线上提交，线下调研协商与党政部门释疑回应、成果反馈的责任链条统一纳入系统流程，确保协商议题事事有进展、建言件件有回音，实现过程的公开化与治理的闭环。

总之，从运行机制来看，数字协商民主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制度化突破。其一，协商流程的全程留痕与可追溯特性，对公职人员和政协委员构成一种无形压力，倒逼其更敏捷地回应民众关切；其二，数字技术赋予了协商机构和参与主体对议事及执行效果更强的审视与纠偏能力。通过对讨论环节与落实过程的一体化动态监控，既确保协商本身不流于形式，又保障了共识成果的实质转化，从而将民意输入的端口与问题解决的终端贯通为一个运转严密的闭环体系。

结论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使协商民主在平等性、民意聚合度与决策科学性方面实现了整体提升，弥补了传统模式在信息获取、处理和监督链条上的短板。要理解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作用，就必须从协商民主的内在运行过程出发，厘清其功能发挥的逻辑机理，并将人民政协这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键渠道和专门机构纳入观察的中心。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加速演化，协商已突破物理时空的约束，技术力量正充分赋能政协的制度实践。以“数字政协”为载体的探索，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轴，系统性地覆盖了社情民意、民意呈现、远程议事、资源整合和履职监督等核心领域。在社情民意端，技术使民意的传递与梳理更趋高效；远程协商系统则有效控制了组织成本；院坝协商模块实现了三级资源的联通，驱动工作方法不断优化；而基于大数据的委员履职画像与动态追踪，则为监督管理提供了精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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