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与环境治理复杂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传统“技术主导”的生态修复模式逐渐显露出单向性与局限性。技术与政策的单向输入难以激发公众的主体性，而生态问题的解决亟需从“自上而下”的治理转向“社会共治”的多元协作。在此背景下，参与式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强调公众协作与社会赋能的实践形式，通过重构人、自然与空间的动态关系，成为激活生态意识、推动可持续行动的文化工具。例如，博伊斯的“社会雕塑”项目通过公众参与植树行动，将艺术转化为生态治理的媒介；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则以在地性创作来激活乡村社区的生态共识。这些实践表明，艺术不仅是审美表达，更是一种“关系媒介”，能够通过弱在场性、在地性与开放性的三重特征，推动生态议题的公共化与行动化。

1 参与式公共艺术

1.1 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产生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并直接地受到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壁画运动以及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影响。在中国，一般以北京首都机场壁画制作完成的时间（1979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方才出现。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的有机更新和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参与式公共艺术日益成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乡村公共艺术、社区公共艺术也逐渐走向社会公众，实现了中国公共艺术的社会转向。

1.2 参与式公共艺术

“参与”在艺术领域成为一种协作式关系。20世纪80年代参与式艺术逐渐成熟，摄影师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s）提出了“参与式艺术”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一种使观众直接参与创作过程的艺术形式。至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艺术作为描述艺术参与社会的实践开始广泛流行，在“参与”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艺术理论和实践，如参与式艺术、对话式艺术、关系艺术，还有诸如新类型公共艺术 (New Genre Public Art) 等。参与式艺术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家、艺术创作及观众的关系。“参与式公共艺术”概念来源于苏珊·雷西（Suzanne Lacy）1991年所提出的“新类型公共艺术”，特指以关注公共议题、强调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公共艺术，是由60年代中期后的装饰性公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3 中国参与式公共艺术的起点——《深圳人的一天》

直到2000年，以《深圳人的一天》（图1）的建成为标志，以公众参与、介入公共议题为特征的参与式公共艺术在中国登场。而早在90年代初，温哥华城市规划中研究的问题就有“公众的作用究竟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让人民互为关照，共享公式未来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以便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的认识从社区阶段开始？”等。

通过《深圳人的一天》的建设过程可以看出，制作其的艺术家们已经超越了“报导者”的阶段，逐渐转向“分析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已经关注到深圳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并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表现，达到真正“为民众代言”的宗旨，这在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与其说在《深圳人的一天》中，雕塑家的作用被降低了，不如说艺术家的个人表达被削弱了，其社会作用则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写实主义手法的使用，是考虑到作品的本来目的以及公众接受能力后做出的选择。所以《深圳人的一天》具有显著地关注公共议题的特征，是参与式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滥觞。

《深圳人的一天》之所以是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历程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及中国参与式公共艺术的开山之作，在于其另一个特征——公众的参与。在《深圳人的一天》的整个设计、建设的过程中，“参与性”都是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从公众的需求出发，以参与彰显了公共性。

2 参与式公共艺术转化下的生态实践

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介入一直以来是参与式公共艺术实践的重点，在生态观念影响下艺术家们通过引导公众讨论人与自然及环境的关系，传达生态理念、维护生态平衡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参与式公共艺术在生态实践中通过“三重特征”的理论构建重塑艺术介入逻辑，依托“分层赋能”的实践路径形成多尺度治理网络，最终实现“艺术表达—生态行动”的价值转化。这一过程以弱在场性、在地性、开放性为方法论根基，通过社区、城市、区域的分层实践激活公众生态主体性，将艺术创作转化为可持续的环境行动，重构人、艺术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2.1 理论构建：艺术介入生态的三重特征

参与式公共艺术的生态转化依托三大核心特征——弱在场性（艺术家退居引导者角色）、在地性（根植本土生态问题）、开放性（打破物理与认知边界）。三者共同构成艺术介入生态的理论框架，使艺术从“视觉对象”转变为“关系媒介”。例如博伊斯激发大众参与的“社会雕塑”项目，这些早期的“参与”开始消解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在艺术作品中给观众创造了对话式的体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为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创作的艺术项目《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代替城市管理》（7000 Eichen-Stadtverwaldung stattStadtverwaltung）以“社会雕塑”计划将自然、人与城市紧密相连，通过大量的公共辩论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态的认知。

在弱在场性中，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中的艺术家北川富朗邀请居民共同创作《梯田里的光之雕塑》。艺术家仅提供灯光装置框架，村民自主决定灯光布局与激活时序，作品既呈现农田生态景观，又通过参与过程强化社区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共识。使公众主动有意识地参与或带有反思地介入到环境改造中，以此来强化公众参与主体的能动性。

在在地性中，中国“许村计划”与“青田范式”是2007年由广东工业大学渠岩教授发起的，是中国早期艺术乡建的标志性案例。艺术家团队长期驻留山西和顺县许村，通过在地调研、村民合作，将废弃农舍改造为美术馆、手工艺工坊，并开发本地“许村小米”品牌。艺术介入不仅激活了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还通过村民参与剪纸、布艺等非遗技艺的再创作，形成“艺术—产业—生态保护”的共生模式。通过本土生态与文化的深度嵌入，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在开放性中，马岩松的《光之隧道》通过镜面反射、色彩灯光与自然景观的叠加，重构清津峡隧道的空间体验。例如，“镜池”观景台以水面倒影将洞口转化为圆形时光通道，观众行走时身体与光影互动，物理边界消解为“超现实剧场”。这种设计不仅挑战传统观展方式，更通过游客的社交媒体分享（如打卡“隐形人卫生间”），将封闭的自然景观转化为全球网络中的文化符号，实现生态议题的跨地域传播。

2.2 实践路径：分层赋能的生态治理网络

通过“社区—城市—区域”三级实践尺度，形成递进式生态治理网络。社区层以情感动员触发微更新，城市层通过工业遗迹再生重构生态叙事，区域层借助跨域协作形成文化共振，逐级扩大参与式艺术的生态影响力。

2.3 价值转化：从艺术表达到生态行动

艺术通过符号编码唤醒生态感知，再经由集体创作将审美体验转化为具体环境行动。这一转化过程突破了传统环保宣传的说教模式，以文化认同驱动公众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共建”。博伊斯认为每棵树和每块石条，都会唤起人们作为个体参与的意识，有助于改变人们对环境漠不关心的思维。在其种下第一棵橡树后的5年里，7000棵配有玄武岩石条的橡树遍布全城。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居民、议会、学校等其他相关机构不断向城市规划部门提出和协商种植意向，激起了人们对于城市造林的广泛认同。如今，博伊斯当年的“植树计划”已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城市，持续激励着人们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造。

3 转化机制

参与式公共艺术的生态转化机制通过重构主体关系、重塑空间生产逻辑、触发可持续行为模式，形成从艺术介入到生态治理的系统链路。这一机制以“低介入性策略”消解权力中心，通过空间赋权激活公众能动性，最终借助行为触发实现生态行动的持续性，构建人、空间与生态的协同进化体系。

3.1 主体关系重构机制

参与式公共艺术通过弱化艺术家的主导性，将创作权让渡给公众，实现从“权威创作”到“协作共建”的范式转换。艺术家退居为规则制定者或流程引导者，例如设定开放性的创作框架或环境议题，而公众从被动观赏者转变为生态行动的共谋者。这种权力重构打破传统艺术生产的单向性，通过赋权激发公众的在地知识与环境责任感，使生态治理从“技术决策”转向“社会共治”。

3.2 空间生产机制

空间不仅是艺术载体，更是生态关系再生产的媒介。参与式艺术通过在地性空间激活与开放性界面拓展，重构物理空间的功能属性与社会意义。艺术家杨迪在苏州金鸡湖畔创作的《漂流纪念所》（2024）是“空间生产力”系列项目之一，通过物理空间激活与数字交互设计的双向联动，深刻诠释了参与式公共艺术的“空间生产机制”。作品以苏州水域公共空间为载体，结合影像装置与体感互动技术，重构了人、空间与记忆的关系网络。

1982年，日本札幌市政府提出的“环状绿化带计划”中构想建造一座一百八十九公顷的大型综合公园——莫埃来沼公园（モエレ沼公園）（图2）。该项目秉承“将公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再生”的理念，由一个旧垃圾处理场改建而成。公园的基础方案由世界知名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亲自设计，按照“将公园整体浓缩为一件雕塑作品”的理念进行建造。野口勇在进行公园建设时本着恢复当地生态的期望，尽可能地保留了周边地形和地貌，保存了周边的沼泽地和河流。他重新思考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并将莫埃来沼从过去的垃圾填埋地变为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生态系统。莫埃来沼公园的重修不仅成为日本公共艺术介入生态、城市与市民之间关系的成功案例，同时也通过在地性的空间激活设计诠释了空间的功能属性与社会意义。

3.3 行为触发机制

行为触发机制通过“感知唤醒－行动引导－反馈强化”的递进设计，将艺术体验转化为持续生态实践。感知层运用多感官装置（如声音景观、气味交互）唤醒环境危机意识；行动层通过任务分解来降低参与门槛；反馈层借助数据可视化或社交奖励形成行为正循环。

4 结语

参与式公共艺术的生态实践研究揭示了艺术介入环境治理的深层逻辑：通过“低介入性策略”消解传统权力结构，以“空间生产机制”重构生态关系网络，借助“行为触发机制”实现可持续行动转化。从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梯田共生，到博伊斯“7000棵橡树”的全球性生态动员，实践表明，当艺术突破形式美学束缚，转向协作性、过程性与开放性的生态实践时，能够有效唤醒公众环境意识并触发集体行动。

这一转型不仅革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从文化装饰转向生态治理工具，更构建了“艺术赋权－空间激活－行为迭代”的闭环系统。杨迪的《漂流纪念所》的数字交互设计等案例，印证了技术赋能下艺术参与生态修复的多元可能性。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元宇宙技术如何深化虚拟生态艺术实践？政策体系如何支撑艺术介入生态的制度化？唯有将文化逻辑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框架，方能真正实现“诗意栖居”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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