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对肖江虹小说的研究离不开民俗文化研究与底层叙事研究，书写城乡冲突下的文化挽歌被认为是他小说的一贯主题。然而从“民俗三部曲”中的《蛊镇》开始，肖江虹的创作开始走向神秘化。在这三部作品中，肖江虹对贵州地区的巫傩文化、精神信仰、蛊术等民间文化和民间技艺进行了详尽而深入地挖掘与呈现。这些神秘元素揭示了山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意蕴。

一、肖江虹乡土小说神秘叙事的体现

“神秘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宇宙无限与人类认知有限的根本矛盾。毛峰认为：“神秘主义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迥异于近代科学主义、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古代世界观的精髓”，“是一种把握世界的诗性世界观”。在中国，神秘主义文化深深植根于漫长的巫文化、佛道传统，以及“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等诸多哲学观念之中。神秘主义文化已经沉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与思维定式，作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持续影响着人们对生命、命运和宇宙的理解。在文学中，“神秘主义”具体转化为“神秘书写”或“叙事的神秘性”。作家通过象征、隐喻、意象、梦境、预言、变形等艺术手法，将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诗性地建构为文本中的情节、人物、结构或氛围。深耕贵州边地叙事的肖江虹，其“民俗三部曲”便以神秘主义文化为创作底色，立足边地独特语境，搭建起独具辨识度的神秘叙事体系。其作品主要以梦境、幻象、奇异风物、民间巫傩文化为核心载体，聚焦乡土文化心理、个体生存困境与地域发展命运。

肖江虹乡土小说中的神秘性首先表现为梦境与幻象的描写。在传统认知体系中，梦境与幻象常被赋予超验属性。古人将其视为预知未来的手段、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本质是对未知世界的神秘主义象征性解读。肖江虹承袭这一传统认知逻辑，使其在文本中承担起预叙个体命运、隐喻地域归宿的重要功能。他笔下的梦境与幻象不是虚无缥缈的臆想，而是最终能在现实维度中得到印证与复现的神秘预兆。这些预兆既强化了文本的神秘色彩，又提升了小说的寓言性与象征性。

就梦境而言，肖江虹小说中的梦境主要指向个体命运轨迹与潜意识诉求，“预示—应验”的闭环不仅是情节推进的手段，更是解读人物文化认同与生存选择的关键。《傩面》中，出身乡村的颜素容初入城市阶段的梦境极具代表性，她反复梦见家乡事物及傩面师为自己演唱延寿傩的场景，“最玄乎的一次，她看见好多傩面在她的额头上跳。剧目是延寿傩，黑白无常和一群小鬼，踩得她眼皮生疼”。这一梦境是对她命运的精准预判——当颜素容因病返乡后，恰是傩面师为其举办了延寿傩仪式。梦境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影响着人物的行为选择，反映出人物潜意识中对乡土文化的认同。颜素容即便成年后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仍频繁在梦中见到傩神的脸：“山王、判官、灵童、度关王母、减灾和尚。这些面孔，只在睡梦中才会活过来，在山间跳、坝子里跳、堂屋里跳”。反复出现的梦境，印证了傩文化已深入人物的精神内核，成为其无法割裂的文化基因，也为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希望寄托于巫文化埋下伏笔。

《喊魂》中王荣贵患病期间的梦境，同样承载着预叙个体命运的功能，且带有强烈的隐喻性。王荣贵梦见自己在火棘树林中奔逃，最终坠入深不见底的坑洞。这一场景与后文为他的同伴“蚂蚁”执行喊魂仪式的场地完全重合。在小说中，蚂蚁被人打伤头部沦为“憨包”。王荣贵的梦境将小说提升到寓言的高度：梦境隐喻着像蚂蚁、王荣贵这样的“城市异乡者”在城市生活中的身份迷失困境。如果继续滞留城市，王荣贵终将成为下一个“游魂”。正是受到梦境启示与仪式的触动，王荣贵最终选择回归乡村，完成了自身的精神归位。

除梦境外，小说中的幻象也承担着预言命运的功能，但与梦境明显的个体指向性与现实指涉性不同，幻象侧重以象征性的方式，对个体归宿和地域命运进行预示。《悬棺》中来畏难亲历的“自身葬礼幻象”，便是个体归宿的象征性预兆。他在幻象中目睹自己的遗体被送入悬棺，后来高粱结合边地文化传统，解读出这一幻象的深层内涵——该幻象表面预示着来畏难将归葬悬棺，其实暗示他最终将偏离这一传统归宿。而来高粱所见的另一幻象，则将视野从个体上升至地域，成为对燕子峡命运的预言。幻象中“天兵天将驾着祥云停在燕王宫上，打着呼哨。云中一个穿金盔金甲的天神，一挥手，洪水从天上汹涌着下来了，一眨眼就啥都没了”。这一极具神话色彩的具象化场景，与现实中燕子峡因修建水电站被洪水淹没的结局相对应。洪水意象隐喻着现代文明对边地传统家园的冲刷，通过这一幻象，肖江虹将边地乡土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消亡困境具象化。

其二是对贵州奇异风物与民间巫傩文化的描写。边地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了迥异于中原文化的风物与民俗，肖江虹将这些元素纳入叙事体系，塑造了具有神秘特质的风物与符号。这些符号的神秘性，既源于本身的独特性，更源于与边地人生存逻辑、文化心理的深度绑定。其存在与消亡，直接映射着乡土信仰与精神世界的变迁。肖江虹在小说中虚构了鹰燕、脆蛇等仅属于贵州边地的独特风物，通过赋予它们奇异的生物习性与神圣色彩，使其成为边地信仰的具象化载体，强化了乡土叙事的神秘性与地域特质。这些风物与边地人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其命运与乡土文化的兴衰同频共振。

燕子峡的鹰燕便是典型代表，这种燕子只有燕子峡有，体形和眼神都与鹰极其相似。更为独特的是其“殉崖”习性——每隔三年，鹰燕群中失去觅食、保护幼崽能力的个体，会集体撞崖死去，为后代留存更多生存空间。这种具有牺牲精神的生物行为，为鹰燕赋予了强烈的神圣色彩，使其成为边地人敬畏与信仰的对象，而这信仰的背后，是边地人在资源匮乏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牺牲小我、成全族群”的生存精神。对鹰燕的信仰寄托着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小说中，鹰燕巢穴被偷、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直接映射着边地乡土信仰的失落。当这些承载着神圣意义的风物无法在乡土中立足，边地人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

与鹰燕、脆蛇等虚构的边地风物不同，民间巫傩文化本身就具有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主要体现在其非理性的观念如神灵观、生死观等方面，以及具有某种超凡能力的巫觋身上。肖江虹的乡土小说以贵州地区的巫傩文化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神奇本领的神巫形象。通过对巫师和巫傩文化的描写，“民俗三部曲”不仅展现出边地神秘的民俗景观，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风俗画描写，而且深入民间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发掘出巫傩文化的精神慰藉与疗救作用。

在《傩面》中，傩戏伴随着傩村人的一生，大大小小的人生礼俗均有傩戏的参与。傩戏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在对边地人生死观的塑造与精神困境的疗救上。傩戏所传递的特殊的生死观，即认为存在死后的世界，目的是引导人们跳出对死亡的恐惧与抗拒，正视这一终极人生困境，以从容安然的心态接纳生命的自然归宿。《傩面》中颜素容被现代医学宣判生命终点后，正是通过傩戏的精神滋养，摆脱了对死亡的焦虑；秦安顺面对亲友的逝去，亦能笑着面对，这份通透正是巫傩文化塑造的生死观赋予的精神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巫傩文化的精神疗愈作用，不仅惠及普通村民，同时也为巫师群体化解孤独、实现心灵自洽提供了帮助。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民间巫傩文化与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成为普遍困境，巫师们往往深陷“最后一个传承人”的孤独之中，而巫傩文化恰为其提供了挣脱这孤独的精神出口。《傩面》中的秦安顺，深知傩戏的传承面临断层，传统巫傩文化在现代文明面前逐渐边缘化，但他并未陷入焦虑彷徨，而是将这份坚守内化为生命底色。他恪守雕刻礼仪，谨慎雕琢每一寸花纹，在与神灵的精神共鸣、对传统的敬畏坚守中，消解了孤独，实现了个人价值与文化使命的和解。

与秦安顺的“坚守自洽”不同，《蛊镇》中的王昌林则通过另一种路径完成精神救赎。作为蛊师，他既渴望将蛊术技艺传承下去，也期盼留住乡村昔日的繁盛景象，然而现实却屡屡落空。在现实心愿难以达成的困境下，王昌林借助蛊术营造的幻象，让渴望进城的孩童细崽在幻境中圆了进城梦，也让自己重温了乡村人声鼎沸、烟火繁盛的旧景。王昌林通过巫傩文化，在虚幻中达成了心灵的圆满，获得了对抗孤独与失落的精神力量。

二、肖江虹乡土小说神秘叙事的渊源

肖江虹神秘叙事的生成，首先源于其创作的自觉转型，他主动突破传统乡土叙事的桎梏，推动自身创作从“挽歌式书写”向神秘叙事转变。肖江虹最为人广知的作品是他20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百鸟朝凤》，小说后来被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为同名电影。《百鸟朝凤》限定了肖江虹的创作道路，为乡村传统文化书写挽歌成为他小说的一大标签。《百鸟朝凤》的主题内核与王润滋《鲁班的子孙》、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家的“传统失落”叙事一脉相承。肖江虹自己对这种叙事范式的局限性也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曾在访谈中明确指出：“这个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其实前辈们早就表达完了……所以这些年我写了一系列关于民俗的作品，就是希望能在主题的拓展和表达上能有所突破”。

基于对创作局限的清醒认知，肖江虹在后续创作中持续探索民俗叙事的新可能与新路径。从2010年《喊魂》、2013年《蛊镇》到2016年《傩面》，其民俗书写完成了从“外在观察”到“内在融入”、从“仪式展演”到“精神探索”的转型。在2010年创作的《喊魂》中，肖江虹的民俗书写仍处于“外在观察”的初级阶段，对传统民间巫傩文化的呈现完全依托外来者王荣贵的视角展开。在这一文本中，民俗元素与叙事主线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进入2013年《蛊镇》的创作阶段，肖江虹开始主动放大民俗文化的神秘特质，将民俗书写从“外在观察”转向“内在挖掘”，叙事重心实现了从仪式描摹到精神内涵的深化。此时民俗书写的神秘性已不再是单纯的叙事点缀，而是成为慰藉人物生存焦虑、化解人物精神困境的核心。肖江虹的叙事风格开始向神秘化方向转型。

到了2016年发表的《傩面》，神秘化的叙事进一步成熟。小说中民俗的神秘性与叙事文本浑然一体。傩面“通灵”的神秘设定，不再是孤立的超验元素，而是深度融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成为其信仰与救赎之道。此时的民俗书写，彻底摆脱了传统挽歌式叙事的悲情基调。

如果说创作的自觉转型为肖江虹的神秘叙事提供了动力，那么贵州边地文化的滋养则为神秘叙事指明了创作突破的方向与路径。严苛的边地生存环境与巫傩文化的历史积淀，为其民俗书写的转型提供了素材支撑，也塑造了神秘叙事的核心精神特质。没有地域文化的根基支撑，神秘叙事便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相互赋能，共同构成了肖江虹乡土小说神秘叙事的基础。肖江虹神秘叙事的独特性，根本源于其对贵州边地特有文化生态的深度挖掘。

贵州多山地、少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边地人“靠山吃山、敬畏自然”的生存方式。严苛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十分依赖自然，不得不直面自然的未知力量。在无法完全掌控自然、摆脱生存困境的前提下，边地人亟须一套精神体系安抚焦虑、构建生存秩序，由此孕育出各种信仰。傩戏、蛊术等仪式深度嵌入边地人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生存焦虑与精神诉求，为神秘叙事的生成提供了现实驱动力。

肖江虹的乡土小说创作之所以走向叙事的神秘性，也与他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有关。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本土化转化，为其神秘叙事提供了艺术表达路径。肖江虹以“民间内核”与“魔幻外化”的融合机制，实现了魔幻现实主义与边地民俗的有机统一。具体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打破人神、人畜的固有界限，强化叙事的神秘超验特质。依托“人神相通”“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小说中秦安顺与死人对话、来畏难与祖先共鸣、王昌林与脆蛇及老鼠沟通等情节，将现实与超现实场景交织融合，既符合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特质，又扎根于边地民俗文化土壤，使魔幻表达始终服务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与主题内涵的深化。

其二是塑造民间奇人形象，以承载文化传承的核心主题。傩面师、蛊师等主要角色作为民间特殊技艺的传承者，被赋予独特的超验能力，其坚守传统的形象是边地文化传承者的缩影。魔幻手法的运用使这类人物的精神特质更加鲜明突出，进而服务于“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的现实主题。其三，运用内部叙事视角，实现魔幻与现实的有机统一。通过秦安顺、王昌林等人物的内部视角展开叙事，既实现了对理性化的现代世界的“赋魅”，又使奇幻情节获得合理性的阐释，避免了魔幻元素与现实叙事的脱节与割裂。

此外，肖江虹还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夸张、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结合边地文化元素塑造出了独特的魔幻意象。脆蛇、鹰燕等动物意象被赋予鲜明的灵性与奇异品质。鹰燕“殉崖”的习性象征族群延续的牺牲精神，脆蛇“断体复合”的能力隐喻边地文化的韧性与生命力。洪水意象则借鉴东西方洪水神话的原型内涵，隐喻着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家园的重构与转型。此外，细崽脸上的红斑与蛊镇命运的同频共振、二老祖在洪水中乘自制翅膀飞入棺木等情节，以夸张与象征手法具象化了边地文化的衰亡困境与传承坚守。

概言之，肖江虹神秘叙事的生成，是创作自觉驱动、地域文化滋养与艺术手法本土化三者深度耦合的结果。这一叙事范式不仅承载着作家对乡土文化命运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思辨，更在主题表达与审美呈现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三、肖江虹乡土小说神秘叙事的价值

《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的卷首语指出：“《傩面》不是一般的民俗小说，‘常’之固守和‘变’之瓦解已经不能概括作品的诸层面，在这条文脉上，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再到肖江虹，恒久的极致手感的养护，所面对的是世风的粗糙度渐次变大，实情实景几乎已经框不住心神的奔突”。这一评价是对肖江虹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民俗书写与前辈之间的承继关系。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诗意书写，到王润滋和李杭育的寻根书写，再到肖江虹的神秘叙事，一以贯之的是对乡风民俗的描摹，不断发生变化的是作家的价值立场。

“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在处理民间文化时均带有鲜明的价值预设——前者以启蒙立场审视民间信仰的封建迷信色彩，后者则试图在民俗中发掘民族文化的“根性”。肖江虹的创作则有所不同，他悬置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既不居高临下地批判民间信仰的“愚昧”，也不刻意美化乡土世界的诗意与温情，而是以“万物平等”的视角，将傩戏、蛊术等巫傩文化作为乡土社会的“内在真实”予以呈现。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这种悬置判断的叙事姿态，使其小说获得了超越单一文化立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而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正得益于神秘叙事的创作转向。通过神秘叙事，肖江虹跳出了对民间传统文化消逝的挽歌式书写，转而以民间文化为镜像，深入叩问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困境。新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的逐渐边缘化赋予了乡土小说以悲情色彩，其中尤其表现在对民间传统文化消亡的描写上。从《百鸟朝凤》中对唢呐技艺失传的痛惜书写开始，肖江虹一度被归入“文化挽歌”的创作谱系。然而，随着《蛊镇》《傩面》《喊魂》等作品的相继问世，其创作的独特价值日益显现。肖江虹借助神秘叙事，实现了从外在的“文化关切”到内在的“存在探询”的主题跃迁，以理性姿态直面文化消逝的必然性，客观呈现乡土社会的文化危机。在他看来，乡村传统文化的式微既是当代农民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他曾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大家不要这么悲观地认为这个东西消失了会怎样怎样。其实是不会怎么样的，唢呐没了，但是唢呐匠精神层面的东西会附着到其他东西身上。旧的艺术形式在不断地淹没于时间轴上，但是新的艺术形式又在不断地产生”。就像《傩面》中无双镇商店里出售的傩面，没有开光的傩面只是一个脸壳子。游客仅是出于好奇心购买，对傩面所承载的神祇寓意与文化内涵毫不关心。这一细节隐喻了乡村传统文化的生存困境——当文化赖以存续的精神土壤消失后，最终留存的不过是失去灵魂的物质空壳。由此可见，肖江虹的作品并无为民俗文化唱挽歌的意涵，而是如其自我定位那般，他所践行的是对民俗文化变迁过程的客观记录以及对农民精神困境的关注。

对民间精神的关注与发掘，也使肖江虹看到了城乡文明由对抗走向和解的可能，从而突破了既有乡土写作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面对乡土温暖的伦理人情，肖江虹看到了其脆弱的地方，也看到了其对人的精神的安抚，这种安抚对于在城市里遭遇异化生存的灵魂来说，有着根本性的疗救作用”。城市异乡者作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双重边缘人”，既渴望融入城市，又难以真正扎根，最终成为精神上无所归依的“游魂”。《喊魂》中“魂兮归来”的呼唤，正是对这类漂泊者的精神召唤，乡土由此成为安放城市异乡者灵魂的空间。《傩面》中颜素容对死亡态度的转变，亦得益于民间信仰所提供的直面生死的精神力量。这些都彰显出民间文化对现代精神困境的疗愈潜能。

另一方面，城市在肖江虹的小说中也不是罪恶与黑暗的象征，相反，城市为农民提供了物质生活保障与多元的生活方式。乡村也并非理想化的诗意栖居地，其内部同样存在土地贫瘠、生存贫困等现实问题。肖江虹并未刻意美化乡土，因此，较之沈从文笔下诗意化的湘西世界，肖江虹的无双镇更具现实质感。现代转型的确给乡村带来文化阵痛，但其历史进步性也不应被忽视，正如丁帆所强调的：“在历史巨变的文明历程中，工业文明虽然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吞噬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但其毕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在肖江虹20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南方口音》中，亦可窥见城乡走向和谐共生的可能性。

四、结语

当然，肖江虹的神秘叙事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局限，其核心在于审美沉浸与现实洞察之间难以完全兼顾的矛盾。神秘叙事的过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现实背景的“虚化”，这种现实感的弱化，使作品在获得神秘审美意蕴的同时，也部分削弱了社会批判的锋芒。从作家的个人创作来看，其笔下的神秘空间还呈现出某种同质化倾向：傩村、蛊镇、燕子峡虽各有地域特征，但其内在精神逻辑却高度相似。这种模式化叙事在强化作家个人风格辨识度的同时，也可能限制其创作的自我突破。如何在保持神秘叙事独特魅力的基础上，拓展更为多元的人物形象与精神面向，如何在保持神秘诗意的同时深化对现实复杂性的洞察，成为肖江虹未来创作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1] 毛峰.神秘主义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2] 肖江虹.傩面[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
3. [3] 桫椤,肖江虹.肖江虹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七〇后作家访谈录之三十[J].芳草,2017(04):178-182.
4. [4] 颜军.在城市与乡村边缘游走:肖江虹小说人物的存在境遇[J].扬子江评论,2018(03):102-106.
5. [5] 丁帆.面对乡土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J].当代作家评论,2023(0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