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是在跨文化流通中经翻译获得意义，且能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下阅读共鸣的文学（Damrosch:2-3）。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作为20世纪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地域符号的密集性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转译的典型文本。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这部作品历经多次重译，不同时期的译本文化专有项的显著差异折射出中国译界对西方经典认知的变迁。现有研究中，刘洪涛对《儿子与情人》的2013年之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研究集中在单个译本的主题，写作手法，以及从精神分析、结构文学等理论视角研究该译本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薛庆利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认为其语言使用充分体现了社会语言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和社会对人类语言的影响（29-30）；黛博拉·麦克维亚专门研究该书中的讽刺的文学手法，以及该技术的使用程度（354）。也有学者探讨劳伦斯创作思想的传递以及译本理解的时代特征。罗旋解读了小说中的三段关系，探讨他们如何在新的社会图景中进行反身性实践，并由此重建身份，重塑价值（罗旋:121-145）。李长亭研究该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认为社会本能和性本能间的张力是造成主体分裂和家庭伦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也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79-84）。但对不同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系统性比较仍显不足，本文以《儿子与情人》两个时代差异显著的中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两译本在处理三类文化专有项时呈现何种策略分野？这种差异如何在勒菲弗尔理论视角下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如何推动作品突破地域局限，实现从民族文学文本到世界文学话语的转化？

专有词汇的文化意蕴

艾克希拉提出，文化专有项是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下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言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因为文化差异导致难以理解与表述（52-78）。文化专有项的识别需要结合源语与目标语的文化差异程度以及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在目的语中无法直接对应或理解，其核心在于强调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以故乡贝斯伍德（Bestwood）矿区为原型，用不同层次的文化符号复刻19世纪末英国中部矿区社群的生存图景。这些符号正是艾克希拉定义的文化专有项，在《儿子与情人》中可以根据物质形态、社会结构和语言类型划分为三类，每类都植根于矿区的历史土壤，承载当地矿工的集体历史记忆。

（一）物质文化项：贝斯伍德的工业印记

物质文化项是贝斯伍德最显性的地域标志，它们以物的形态展现矿区的工业背景与社群特色。小说中反复出现“矿”（pit），与“煤”（slap）有关的表达，是工业发展的核心符号。矿区及周边的自然被工业装饰成灰色调，如“up the field, a grey, dismal host”“All along the road to Bestwood the miners tramped, wet and grey and dirty”（Lawrence43）。不仅勾勒出矿区生态破坏的物理环境的实证，更隐喻工业机器对工人的精神压迫，是贝斯伍德独有的集体记忆。《儿子与情人》巧妙而强烈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其中黑暗、煤矿、日落、月亮、鲜花等都是意象。这种意象的运用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情感和感受，从而更好地诠释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各种心理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Zhong and Chen265-270）。当场景切换到远离矿区的郊外，如威立农场与森林中，自然则呈现蓬勃的生命力。 “the river glistened ”，“the bluebells had flowed over into the field”（Lawrence306）。这些自然意象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情感的释压。如何传递“自然形态=人性状态”的隐喻关联——灰色草木不仅是景物，更是工业对人性的摧残，风信子不仅是植物，更是人性救赎的可能，若仅字面转换，易丢失其与人物精神状态的深层绑定。

（二）社会文化项：精神寄托与社会结构表征

社会文化植根于地域的制度与习俗，是矿区社会结构的隐性呈现，《儿子与情人》涵盖社群生活与家庭伦理两个维度。学界普遍认为《儿子与情人》以作者经历为蓝本，是一本带有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大量关于矿区生活场域的描述，作者借以艺术地宣示了作者自己的理想社群生态。在英国文化语境中，根据文化意义对地名的分野本质体现了不同生活方式与社群归属的差异。新兴的中产群体多倾向于小镇边缘的正式公共空间，追求规范的社交秩序；而矿工群体则更习惯于聚居区内的民间社群场所。后者位于矿工聚集区，是贝斯达德工人们的生活家园——它既是日常聚会的重要载体，更是矿工们交流信息、凝聚共识的情感中心。这种独特的空间归属感与社群共生性，是贝斯达德区别于其他小镇的显著特征。

（三）语言文化项：方言的地域标记

语言文化项是地域身份最直接的声音符号，英国中部地区（Midlands）方言与工人俚语构成了矿区社群的独特语言。方言词汇“tha”（你）与“nay”（不）等是英国中部斯塔福德郡方言的典型代表（Murison104-107），在《儿子与情人》中大量出现，通过特殊代词与否定词把人物框定在英国中部地区矿工的身份中。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区分社群的符号。其不可译性在于方言的音形义有对应的地域身份，目标语中无对应词汇，很难同时传达方言形态与社群归属感。

二、文化谜题的策略分野

面对《儿子与情人》中贝斯伍德矿区的文化密码，不同时代的译者根据“地域真实”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不同优先级，形成了差异化的翻译策略。本文选取两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两个文本：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良廷和刘文澜合译本与201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朱晓宇译本。勒菲弗尔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文学系统及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改写是对原作的各种加工、调整和重新阐释和重新翻译的行为，受到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写是一种操纵行为，受到思想价值、诗学和赞助人三大因素的制约（Lefevere1-70）。两译本对文化的处理恰好形成“归化优先”到“异化凸显”的策略分野，这一转变背后同样植根于时代语境下的思想价值、诗学以及赞助人的操控逻辑，而且更能体现中国翻译场域中文化立场与读者关系的变迁。

（一）贝斯伍德物质文化专有项：从本土化替换到异域性保留

贝斯伍德矿区自然生态文化专有项与物质文化专有项是《儿子与情人》中地域符号基本载体，集中展现了英国中部矿区的地理特征与生活场景，劳伦斯在文中反复提及诸多矿区特征与自然生态特征，展现了文本发生的“地理坐标”。

例1：

原文：Hell Row was a block of thatched, bulging cottages that stood by the brookside on Greenhill Lane(Lawrence:5).

陈译文：地狱街原是青山巷那边小河边的一片茅草盖顶、墙面鼓鼓囊囊的村屋（陈良廷，刘文澜:1）。

朱译本：所谓“煤鬼巷”就是一片参差不齐的茅草屋，矗立在绿丘里的溪岸上（朱晓宇:4）。

对“Hell Row”的处理具有代表性，陈与刘版本对这类专有项的处理呈现鲜明的本土化倾向。陈译本用“地狱街”替换“Hell Row”是典型的归化策略，直接使用了中文中常见的“地狱”一词，传达矿区住宿条件的恐怖与恶劣之感。中文中的“地狱”一词源于佛教文化，其内涵与背景与基督教文化中的“hell”有所不同（谢屏，沈雷燕:193-205）。这种翻译缺乏对原文文化背景的保留，存在混淆中外“地狱”的本质概念。用“青山巷”替换“Greenhill Lane”也是一种归化，在中国文化中“青山”给人一种自然、宁静、清新的感觉，而“巷”则强调狭窄与幽静，通过中文常见的词汇减少文化隔阂。这种策略呈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思想价值导向：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翻译更强调可读性，主流诗学规范倾向于消除文化障碍，避免读者因不适应陌生符号产生疏离。出版社作为赞助人，更关注译本的普及性，因此倡导译者通过本土化处理降低阅读门槛。

朱译本则转向异域性保留，通过异化策略强化文化专有项的独特性。“Hell Row”在原文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暗指矿区生活条件恶劣。“Hell”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具有强烈传统色彩与负面含义的词汇，朱选择“煤鬼巷”这一译名，而不是选择一个完全本土化的译名，如“地狱街”或“恶街”，通过“煤鬼”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传达了类似的文化背景。这种方式既保留了原文的贬义色彩、文化背景与异质性，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文化差异与陌生感，还能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避免文化同化现象。

（二）社会文化专有项：文化注解与陌生化呈现

例2：

原文：But there was a serpent in her Eden. She searched earnestly in herself to see if she vanted Paul Morel.（Lawrence:220）

陈译文：她的伊甸乐园里有一条蛇，她真诚地反问自己是否在想保罗。

（脚注：典出《创世纪》第二、三章……伊甸园里有条蛇，引诱夏娃偷吃禁果，触犯上帝，被逐出乐园。）（陈良廷，刘文澜:183）

朱译本：不过这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在引诱她吧。她害怕了，严肃的反省自己，问自己是否真的渴望着保罗（朱晓宇:195）。

陈译本直译“a serpent in her Eden”为伊甸园里的一条蛇，但是却对该表述进行脚注，文中还有诸多西方经典有关的表述都是采用“直译＋脚注”的翻译方式。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性”与“个体”成为思想解放的核心议题（贺桂梅:40-41），针对相关术语的脚注顺应了80年代中国人民的西方文化典故认知空白。在例1中注解凝缩典故重要情节，让读者快速把握其中的象征意义：“乐园=纯洁状态”“蛇=欲望诱惑”“禁果=被禁忌的本能”，将经典寓言中的“禁忌欲望”与80年代社会讨论的“人性是否存在合理欲望”连接，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冲突并非西方传统独有，而是人性共通的困境。这就将一个陌生的文化符号转化为讨论“欲望是否应该被压抑”的公共话题媒介。

朱晓宇在译者说明中提到，由于文化与时代差异，《儿子与情人》中有许多习语习俗、地点景观、人名花卉等与当地风物人情相关，为了不打扰阅读，译者尽量在上下文中作出解释而不是进行译注（朱晓宇:461）。“伊甸园”是人类理想的美好世界，而“蛇”在伊甸园故事中是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邪恶象征。由于译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朱译本把“a serpent in her Eden”译为“不过这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在引诱她吧”，这种译法保留了“伊甸园”和“蛇”两个文化意象，这种译法没有将这些文化内涵进行本土化处理，而是直接把文化背景在原文上下文进行解释，让中文读者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增强了译文的文学性与美感，为读者提供跨文化阅读体验。

（三）语言文化项：方言俚语从大众化向差异呈现过渡

例3：

原文：“Eh, tha mucky little ‘ussy, who’s drunk, I sh’d like ter know?” said Morel（Lawrence:12）.

陈译文：“嘿，你这讨厌的小贱人，你说谁喝醉啦？我倒要问问。”莫雷尔说。（陈良廷，刘文澜:12）。

朱译本：“唉，你个臭小娘，谁喝醉啦？我倒要问个清楚。”孟若说道。（朱晓宇:10）。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源于文本的“改写”，而语言形式与文化意象的处理直接体现改写策略的倾向（Lefevere:1-10）。对原文粗俗俚语“mucky little ussy”中“mucky”意为“污秽的、肮脏的”，“ussy”俚语缩写，是英语中极有冒犯性的粗俗用语，这里俚语的使用体现了莫雷尔愤怒时候的极度粗鄙。

陈译本翻译为“讨厌的小贱人”中“讨厌的”弱化了“mucky”的污秽感，“小贱人”虽有贬义，却是汉语中相对常见的脏话，回避了原文俚语特有的冒犯指向，用目的语熟悉的贬义词汇替换源语的文化特殊性俚语，降低阅读障碍。朱译本译为“臭小娘”中“臭”直接对应“mucky”的污秽感，比“小贱人”更贴近原文口语的粗俗，保留了源语人物的语言风格特征，利用异化在目标语中寻找更接近源语粗俗感的表达，而非迁就通用习惯。

三、从引进到构建：两译本的内容传播与价值塑造

文学翻译的传播效果始终与特定时代的文化需求绑定1983年陈译本与2018年朱译本的接受差异正是《儿子与情人》走进中国的两种路径。

（一）时代接受的分野：《儿子与情人》扎根中国的不同路径

谢天振和查明建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中指出，中国在30年代曾对劳伦斯的作品有过介绍，但在1949年以后被视为“颓废作家”，对他作品的研究与翻译被中止，直到80年代被重新译介过来，中国对劳伦斯的译介进入高峰期（770-775）。陈译本与朱译本相差31年，前者诞生于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译介的大众启蒙期，外国文学引进更侧重“普世价值”的传递。中国社会经历了从集体主义向个人意识的觉醒，家庭关系、婚姻观念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陈良廷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在翻译时注重“意译”，多根据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调整表达语句。陈良廷与刘文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翻译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前辈，他们译本的归化策略本质是通过本土经验消解文化隔阂，让贝斯伍德的矿区符号与中国读者的文化记忆产生连接。读者无需深究“贝斯伍德的煤矿体系”或“贝斯伍德方言的社群意涵”，就能快速抓住“情感冲突”“底层生存困境”等共通主题。这一翻译与当时翻译为大众服务的思想价值、流畅沟通的诗学规范以及出版社的普及导向绑定。

21世纪处于跨文化交流时代。随着全球化深入，中国读者对异域文化的认知需求从“了解”转向“理解差异”。2018年冯季庆、毕冰宾、朱晓宇等人共同翻译出版《劳伦斯经典著作精选》，则呼应了新世纪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朱晓宇提出，从事翻译工作还需具备一种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要对文化传播做出一点贡献。朱译本对地域符号的“异域性保留”让作品从普世故事变成英国工业社会的文化样本，传播效果体现为“小众但深度”。

（二）从“引进”到“共享”：两译本对世界文学构建的双重贡献

张隆溪以全球眼界挑战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经典观，他主张真正的世界文学可以通过翻译与批评实践打破西方经典的主导。世界文学的构建，并非作品简单流传，而是翻译策略让地域文学成为跨文化共享文化的过程。两译本虽翻译方式不同，却共同推动《儿子与情人》从英国地域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两译本共同构建了世界文学的中国视角。陈译本让作品成为中西情感对话的桥梁，朱译本让作品成为中英文化对比的样本，二者从情感共鸣与文化差异两个维度，将《儿子与情人》纳入中国语境的世界文学版图。这种“引进—阐释—再定位”的过程，证明非西方译本对世界文学构建的独特作用——世界文学不仅由西方定义，更由不同文化语境的翻译实践共同塑造。

陈良廷译本的本土化转译，通过弱化地域差异、凸显共通情感主题，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普世化版本。这种处理让中国读者在不了解英国工业史的情况下，仍能与西方读者共享对人性的思考，实现了世界文学跨文化情感共鸣的核心诉求。朱晓宇译本的文化保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地域文化样本。作品通过精准传递贝斯伍德的工业印记、经典文化与社群的交织、方言的身份意义，保留了英国性的独特价值。《儿子与情人》它不仅是情感小说，更是19世纪英国工业社会的文学记录，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文本。这种差异保留恰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世界文学不是消除差异的同质化，而是在差异中对话，朱译本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儿子与情人》两译本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揭示出陈译本“归化+系统注释”与朱译本“异化+上下文解释”的不同策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也印证了翻译在地域文学走向世界中的关键作用，前者为作品打开早期传播通道，后者呼应了当下全球化中“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需求。这恰好呼应了如何在同质化浪潮中守护文化独特性这一时代难题。

本研究揭示翻译策略既需贴近目标语境以促进沟通，也需保留文化独特性以丰富世界文学。未来，若能扩展译本范围，结合更多当代作品的翻译案例深入探究，或可进一步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共生提供更具体的路径，让更多地域文学在世界舞台上既被看见，也被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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