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翻译，作为连接不同文化的纽带，其历史悠久且深远。在翻译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翻译主体——即从事翻译活动的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和角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古代的“舌人”“通事”到现代的专业译者，再到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在系统，翻译主体的历史演变见证了翻译活动的兴衰更迭和文化交流的波澜壮阔。本文通过回顾历史、梳理现状、展望未来，探讨了翻译主体的演变历程，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翻译主体概念界定

最初主体只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描述的是一个拥有主体经验、主体意识并与其他实体（或者对象）产生联系的存在。主体指的是观察者，而被主体观察的对象即为客体。陈大亮学者曾指出“人与主体不能直接画等号，只有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人才能成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陈大亮，2004:4）。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人都是主体，只有具备社会性与实践性的人才能被称作主体。

对于翻译主体的理解，当今学界主要分为两派：单一主体论和多元主体论。持单一主体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主体。国外很多学者都持单一主体论，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唯一主体。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就认为无论是从翻译理论研究还是从翻译实践来看，译者都应该是翻译的唯一主体，这主要是由译者的翻译动机、目的、立场等决定的（肖红，2020:106）。当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主体。在《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中，袁莉学者以诠释学理论为依托，强调译者是文学翻译中的关键因素，与作家一样，同为平等的艺术创造主体（2003:77）。陈大亮学者在《谁是翻译主体》一文中从翻译的主体间性出发，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持多元主体论的学者则认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翻译主体也应是多元化的。杨武能学者曾指出“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活动一样，其主体同样是人，即作者、译者和读者。而原作品和译文都是他们所创造的客体，是他们用来传递思想和感情工具或载体”（1987:3）。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扮演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角色的除了译者，还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许钧，2003:10）。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探讨翻译主体。许钧学者对翻译主体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界定。从他的角度来看，狭义上的翻译主体专指译者；而广义上则涵盖了原作者、译者以及读者（许钧，2003:11）。查明建和田雨两位学者则从翻译的内涵出发来理解翻译主体。他们指出“如果‘翻译’指一种行为，翻译的主体就是译者；如果‘翻译’指翻译过程中包含的所有因素，那么翻译主体就包括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肖红，2020:106）。在整理归纳所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许钧学者曾提到“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大致有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陈大亮，2003:10）。这些不同的看法折射出人们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

经过对以上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之后，笔者主张翻译主体多元论，认为翻译主体涵盖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方。翻译是一个涉及多重环节的复杂过程，首先要有原文本，然后才是译者的翻译活动，最后读者作为接受主体接受了译本，翻译活动才算最终完成。因此，在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原作者是创作主体，在翻译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原作者为翻译活动提供了原始文本和创作意图，他们的作品为翻译活动限定了范畴；译者是翻译主体，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实施者，译本的孕育者，整个复杂的翻译活动的中心枢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确定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意图和风格，同时使译作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接受习惯；读者是翻译活动的最终接受者，处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地位。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理解能力等都会对译作产生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以确保译作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如果译本不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那么翻译活动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翻译活动中虽然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他们的主体性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彼此依存、相互制约。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需要通过译者的翻译得以实现，而译者的翻译又需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

二、“主体”溯源

在今天，一提到“主体”这一词马上就会联系到“人”。但是“主体”这一词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并非一开始就与“人”有关，甚至可以说从它产生到后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都与人没有什么联系。将“主体”与人密切相关进行使用是在三百年前或者更晚才开始的。一般说来，最早使用“主体”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但当时仅限于逻辑意义上的使用，视其为是命题中的主语，与谓语相对，指的是被谓语所描述的对象，承载着某种特性，状态和作用。到了近代时期，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被视为是近代哲学体系中主体性原则的起点。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主体与客体区别开来，并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放在了世界的中心。基于此，康德继承发展了笛卡尔的主体观，最终将“主体”这一概念与人相适配，并被明确地在自我、理性、意识的意义上来使用（张志伟，1996:67）。由笛卡尔开始，到康德最终完成确立的人的主体地位，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认识主体、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了后来的文学、艺术、翻译等领域的发展。

三、翻译主体的前世探索

翻译作为人类沟通的桥梁，连接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们。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形式，其历史之悠久远超于文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当不同部落和群体开始接触和交流时，就已经有了语言的互通和信息的传递，这可以被视为翻译活动的雏形。在文字被发明之后，翻译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规范。文字的出现使得信息的记录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也为翻译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工具。古代文明如埃及、中国、美索不达米亚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这些文字不仅用于记录语言，也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媒介。

传统译论阶段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范式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受到经验主义的哲学理论的影响，其语义观为指称论和真值论（许钧，2006:3）。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翻译研究强调的是将作者视为意义的中心，译者要做原作者忠实的仆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做的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将作者的含义用另一种语言毫无保留的忠实地传达出来就行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就折射出译者地位之低下，在翻译过程中毫无主体性可言。在西方也同样如此，欧洲教会主张《圣经》直译，强调原文文本“神圣不可侵犯”，译者被认为是“听写的工具”，只能被动地实施翻译行为（单宇和范武邱，2016:188）。马丁·路德就因为把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圣经》原文翻译成当代通俗的德文，让普通人直接听到了神的召唤而遭到了暗杀。到了20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翻译理论从经验式的总结走向了科学发展的“翻译世纪”黄金时期，语言学翻译理论逐渐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导作用。在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寻求词汇、语法、语义和句法上的对等，用数据和公式化来说明一些翻译现象，使两种语言的关系更加清晰（单宇和范武邱，2016:188）。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索绪尔曾提到“文本的意义来自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是确定的，具有客观性，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决定的，语言符号和它所指代的现实之间没有本质的直接联系”（索绪尔，1980）。基于这一观点，翻译在当时就仅被视为是纯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被视为女性，美化为“缪斯的化身”，强调译者要依附于原文本而存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使得译文与原文对等，强调译者要忠实于原文。由此观之，无论是在传统译论时期还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时期，翻译这一活动仅仅是被看作纯粹的语言转换，译者在参与翻译活动时只需要原封不动地传达原文内容即可。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这一转向标志着翻译研究不再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对比和转换，而是开始将翻译活动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行为。这一转向使得翻译主体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向，译者开始大胆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的叛逆活动（单宇和范武邱，2016:189）。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认为“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译者作为操纵者对文本进行改写，是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其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何为平，2001）。这一观点说明了纯语言层面转换的障碍的同时，也指出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由被动走向主动，由“原封不动”地“复制”走向赋予原作新的生命力的再创作的过程。同时，“翻译选择说”，“翻译变通说”，“翻译和谐说”等理论也应运而生，为翻译主体性研究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许钧，2006:233）。在文化转向这一阶段，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单纯的静态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跨学科研究。在这一阶段，翻译活动不断进化同时，译学研究也悄悄经历着从语言到文化再到人的转变，完成了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袁莉，2003:75）。

国内最早提出“翻译主体”这一概念的是辜正坤先生。在《翻译标准多元化》（1982）一书中，辜正坤先生希望通过使用主体一词，能够将西方哲学与美学中所使用的“主体”一词嫁接到翻译研究中来。在书中，辜正坤先生提到了两个主体，进行翻译的主体是译者，欣赏翻译的主体是读者，并且暗示了第三个主体的存在，即创作了原作的原作者。同时，辜正坤先生也指出：将主体概念引入翻译领域时使用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种类的行为或状态中的人来判定各种主体。基于此，辜正坤先生又提出了第四主体“翻译批评主体”的概念（孙迎春，张谷若，2004：vi）。由此可知，辜正坤先生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不同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或所处的阶段是不同的，原作者是创作阶段是创作主体，译者在理解原文时是接受主体，而在对原文进行再创作时则是译作主体，读者在鉴赏译作时是接受主体，批评家对译文进行翻译批评时既是接受主体又是批评主体。在辜正坤先生的基础上，杨武能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阐释、接受与再循环》中明确提出了翻译的主体性问题，给出了翻译主体的概念界定。在这篇文章中，杨武能先生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就是“阐释”，而阐释贯穿整个翻译过程。杨武能先生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原作者，还是译者，亦或是读者，都是整个翻译过程中阐释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也就是说，杨武能先生也秉持着翻译主体多元论的观点，将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同时视为翻译主体。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国外并没有明确记录显示是哪位学者最先使用“翻译主体”这一术语，但是许多学者都从译者的主体性入手，将译者视为翻译主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法国学者贝尔曼1955年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翻译批评要以译者为主体以及“走向译者”的口号后，其他的翻译研究流派，例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论述（罗伯特·保罗·沃尔夫，2022:48）。基于此，不难发现，外国译者大都持翻译单一主体论，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唯一主体，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文化立场等都会影响翻译结果。

四、翻译主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翻译主体”逐渐成为翻译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内学者围绕翻译主体的内涵、构成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展开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总体来看，当代翻译主体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上也呈现出不断拓展的趋势。

为更好地了解国内翻译主体研究的发展状况，笔者借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AI增强检索”功能进行检索，以“翻译主体”为主题词，时间范围设定为2005年至2024年。检索结果显示，共获得相关文献3796篇。其中，以“译者主体性”为核心议题的研究数量最多，共883篇。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前国内翻译研究领域中，译者主体性仍然是翻译主体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相关研究多围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展开，探讨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文化立场表达以及思想价值影响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主体性特征（图1）。

从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学界在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逐渐引入多学科理论对翻译主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一些学者借助叙事理论、社会学理论以及文化研究视角，对译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行为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如何通过翻译活动参与叙事建构和文化传播，从而进一步揭示翻译主体在文本重构与意义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主体研究的理论视野。

此外，部分学者开始从翻译活动整体系统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主体问题，不再仅仅关注译者个体，而是将原作者、译者、读者以及出版机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之中。这类研究强调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认为翻译主体是在多重力量互动之中形成的动态关系网络，从而突破了传统单一主体研究模式的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机器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翻译主体研究也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探讨机器翻译与人类译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并提出“人机协同翻译”等新的研究视角。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意义上以人类译者为核心的翻译主体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翻译主体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展。

总体而言，当前翻译主体研究已经从早期单一的译者主体性研究，逐渐发展为融合多学科理论、关注主体间关系并兼顾技术因素的综合研究范式。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深化了学界对翻译主体问题的认识，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

五、翻译主体的未来展望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机器翻译的日益成熟，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并早已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在机器翻译的影响之下，翻译主体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正如前所述，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指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那么在翻译研究中，翻译主体指的就是能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但是，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翻译研究进入了机器翻译时代，翻译主体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人，也包含着各类翻译机器。胡建和范梓悦曾提到“翻译主体的历史与未来将展现为如下五个阶段：完全人译、低级机译（简单词句级别翻译）、机助人译、人助机译和高级机译（完全自动翻译）”（2023:91）。不难发现，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主体就是指完全人译，注重人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动创造性。而在当前弱人工智能的环境下，翻译主体则主要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并逐渐从以人为主体向以机器为主体过渡。在未来，随着翻译机器的进一步发展，翻译主体将完全由机器充当。

六、结语

通过对翻译主体的前世今生的深入探讨，不难发现，翻译主体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不仅反映了翻译活动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也体现着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不断深化。探讨翻译主体的演变对于翻译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主体将会由人类完全转变为机器。翻译主体演变使得翻译研究将会持续地深化，翻译实践也会不断地创新，为未来翻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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