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求“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治理也一直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和实践路径，文化治理则强调通过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解决社会中遇到的各种治理问题或者达成社会中的各种治理目标，已成为理解当代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理论透镜。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确立，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乡村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更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场域。

在此背景下，归侨社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地理单元，其文旅产业的发展与治理实践具有特殊的观察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冷战格局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事变，中国接收了大量归难侨胞，为了安置蜂拥而至的归难华侨，中国政府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先后兴建了一批国营华侨农场，自1951年至1979年，总共建成了86所华侨农场，容纳安置了二十一万余名归国华侨。华侨农场作为曾经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家安置归难华侨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多样的海外文化记忆与独特的社群认同。随着时代变迁，许多华侨农场面临转型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因其能有效活化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传播社会文化而备受青睐。然而，文旅产业的介入也必然带来对原有社区文化生态、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塑，其发展过程本身即充满着复杂的治理意涵。

广东省H华侨农场近年来积极发展以归侨文化和东南亚风情为核心的文旅产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H农场从昔日的传统农场向新兴文旅目的地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模式的转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与社区居民多方治理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以及在此过程中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与运作。因此，本文旨在从“文化治理”的理论视域出发，以H农场的文旅产业发展为具体案例，深入探究以下核心问题：归侨文旅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当地社区所展现的“治理性”，这些特征如何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之中；归侨文旅产业又是通过怎样具体的机制参与进归侨社区基层治理之中的；最后，如此的文化治理实践背后可能存在哪些潜在的张力和问题。

乡村文化治理：文献回顾

乡村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承载着重要的意义和功能，有效的乡村文化治理不仅具有文化振兴的功能，也影响着基层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但当前乡村文化治理还存在着各种困境，如：乡村文化在城乡结合过程中的文化衰落、乡村文化治理中严重的主体缺失、农民的参与作用受到忽视等。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参与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探索之中。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入手，对当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现状进行概括性的分析。胡惠林认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途径和目标是克服和消除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徐勇认为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完善农村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徐顽强提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重要主体，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定位模糊、治理低效和激励有限等困境。

关于在乡村基层上的文化产业发展，二十大报告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点明了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也涌现了大量针对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研究，在宏观层面上，部分学者着重于概括性地分析乡村文旅产业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经济振兴、乡村文化传承、美丽乡村建设、治理体系转型等，并指出出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在微观层面上，部分学者则从特定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情况和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情况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来探寻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耦合，并提出完善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建议，对乡村文化产业的研究内容更着重于其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上，缺乏对乡村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探讨。

然而，现有研究中，虽然对基层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分别有所关注，但将“文化治理”理论系统地应用于分析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性”，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权力运作、主体塑造和文化建构机制的研究仍有待加强。本研究正是试图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对H农场文旅产业的案例分析，揭示文化治理在其中的具体体现与运作逻辑。

案例概况：H华侨农场的治理困境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选在广东省某农村地区的H华侨农场，本研究采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具体包括政策文本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观察法。本研究收集了自1960年以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关于华侨农场的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为理解H农场文旅产业发展的前因后果提供了背景支持；研究团队在2024年6月至12月期间多次前往H农场近距离观察归侨群体的生活状况、农场的基础设施，体验归侨文旅产业活动，并与44名归侨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委会干部、代表性归侨群体以及归侨文旅产业从业者，访谈内容涵盖了不同年代归侨的经历、个人对归侨身份以及当前H农场归侨文旅产业的看法。

H华侨农场的基本情况

H华侨农场创建于1963年，农场的选址位于广东省J市T市西南沿海，占地面积17.46平方公里。H农场自建成到1979年先后接收和安置了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归侨，归难侨主体为印尼等地归侨和越南难侨。现时H农场下辖五个村委会和一个居委会，还有大约3000名归难侨及侨眷集中居住在WF村、NF村和HF村三个村子里。经过一系列行政区域调整，H农场最终在2016年全面划归H镇政府管理。自2017年开始，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建，H农场的东南亚风情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落成，正式迈向文旅融合之路。

H华侨农场的治理困境

经济发展落后

1998年广东省人民侨务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解决贫困华侨农场职工养老保险问题的通知》就提及了H农场是广东省十五个贫困华侨农场之一。海宴华侨农场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发展困境。首先是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农作物种植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是经济结构较为单一，H农场过去长期坚持以种植甘蔗为主的生产经营方针，农场经济的兴衰完全依赖单一的经济作物导致农场的经济发展十分脆弱；最后是长期僵硬的体制留下来的群众意识和职工权责问题，长期的政策扶持和僵化的管理体制培养出部分干部群众“等、靠、要”的思想，甚至是强调其“弱势群体”的身份地位，借此拒绝和逃避“个体化”。

农场内部青壮年人口流失

改革开放后针对归侨及侨眷的外出务工、户口管理和移民开放的政策逐步出台或放宽。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在发展初期，其带有侨资背景的企业被指定优先招录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子女，客观上鼓励归侨及侨眷流散到大城市定居生活并融入当地社会。尽管国家对华侨农场仍有持续甚至加强政策扶持，但1986年《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场职工子女成年后不再自动转为农场职工，也意味着福利与身份的捆绑开始松动，个人需要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竞争。

随着外出务工的机会增多以及农场内部经济吸引力的相对下降，大量年轻归侨及侨二代选择离开农场前往大城市打工并最终选择加入所在城市的户籍，成为该城市的公民。同时，部分归侨群体选择利用国外的亲属网络移民至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偷渡等方式进入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

归侨文化认同与社区认同水平下降

在归侨文化产业建设之前，归侨群体对归侨身份认同以及对华侨农场的社区认同主要受制于华侨农场本身相对封闭的环境、归难华侨在所在国受压迫以及迁入中国过程中苦难的“共同记忆”以及与周边地区相比较下更优越的政策性保障。这些条件铸就了改革开放以前H农场归侨群体内部相对较强的凝聚力以及较高的归侨身份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的条件都逐步产生改变。首先是交通的逐渐发达、人员流动限制的取消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归侨群体的行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高度的个体化选择，对于离开农场并在城市定居的归侨，他们在融入新环境后，更倾向于认同自己为所在城市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再主动提及或强调自己的归侨身份，归侨身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不再具有特殊意义。其次是归侨二代、归侨三代的成长为归侨身份认同产生代际差异，面对新鲜的外来文化，部分归侨后代认为归侨文化无益或无意义，拒绝传承“归侨记忆”。

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治理性分析

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治理性可以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文化治理的具体实现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体现，通过挖掘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治理性，可以窥探出文化治理在特定基层社区的实践路径。

治理主体多元性

从文化管理转变到文化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文化管控转变到对文化进行多元共治的局面。^[1]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推动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通过逐步完善的文化产品市场体系，将群众与企业引入文化治理体系中，达到“政府提供引导和服务，企业提供各种支持，群众完成实际文化治理内容”的新局面。

具体到H华侨农场归侨文旅产业的案例中，政府、侨资企业及优秀归侨、群众在归侨文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分别担任着不同的文化治理主体角色。首先是政府为东南亚风情村的建设提供了政策引导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在政策指导下，2017年H镇政府成立H镇旅游办，H镇政府开始规划H华侨农场归侨文旅产业的蓝图。

其次是侨资企业与优秀归侨提供的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乡村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完善十分依赖于当地企业的和乡贤参与，一方面企业的入驻丰富了村庄的经济发展格局，为村庄的文旅产业转型提供了雄厚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部分能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乡贤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基于高度的社区认同对乡村文化产业进行投资，进而深度参与进乡村基层治理中。

最后，群众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是乡村文化得以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区别于过去“文化管理”中群众对政府文化政策的配合以及对政府和企业文化服务的被动接受，“文化治理”模式下的群众会在经济与文化的驱动下自发地参与进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也会积极地进行文化表达。部分有能力的归侨选择直接参与到文化旅游的经营中，他们在政府改造的“东南亚风情”建筑中开设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私房菜馆、小吃店，或经营民宿、销售特色文化产品，成为旅游产业链的直接参与者。

在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下，归侨群体从过去简单地配合政府对农场内部建筑的改造，到现在即使是不从事归侨文旅产业的归侨群体也会有意识地针对归侨文化进行“文化展演”。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消费需求，归侨们会和游客讲述在所在国受迫害的历史、归国的经历等等。他们习惯性地穿着东南亚传统日常服饰、表演东南亚风情舞蹈、制作东南亚风味食品，将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转化为可供游客体验和消费的文化符号。

治理内容多样性

在宏观层面上，发展文化产业是治理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化产业具有“经济治理性、文化治理性、社会治理性和政治治理性”。在微观实践层面上，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涵盖了基层治理的内容。以H华侨农场的归侨文旅产业为例，归侨文旅产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H华侨农场的基层治理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等方面。

在经济治理方面，根据WF村村委会主任的口述，2023年，WF村吸引2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8年的17500元增加到2019年的21000元，年增长20%，东南亚风情村的文旅产业发展也为村民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此外WF村还大力打造“网红经济”，开设扶贫电商直播间，打通线上渠道，2020年为23名村民及贫困户提供培训机会，带动26人参加直播营销，销售超2000单，金额约10万元。

在文化治理方面，归侨文旅产业建设前H华侨农场的归侨群体对自身归侨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归侨社区的认同感相对薄弱，特别是前往大城市打工的归侨群体，他们认为归侨身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所以在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会强调他们的归侨身份。

在生态治理方面，H农场为迎合旅客需求，不断提升旅游设施，并利用H农场沿海滩涂的生态特点，打造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旅游产业，建成了WF码头、花田码头等亲水平台，建设乡村振兴广场，增加绿化节点工程，加强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利用，在海侨红树林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人工造林，新种多个品种红树林7000多株，补种面积达10多亩，打造集观鸟长廊、红树林、观景平台于一体的250亩红树林湿地公园等等。

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文化治理实现机制

文化治理的实现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过程，而是多元机制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复杂互动的产物。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基层社会中文化治理机制运作的独特图景。其核心在于，在归侨个人及群体的层面上，通过巧妙地将文化价值的塑造与经济理性的引导相结合；在制度和实践层面上，通过规范性框架的保障来培育参与性文化，从而实现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的推进与融合路径。

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与经济利益的牵引：文化治理中的双重动力机制

过度“行政化”的文化公共产品供给对群众的吸引力低，群众参与的动力不足往往是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普遍困境。在H华侨农场的文旅产业实践中，文化治理的一个核心动力机制体现在对归侨群体文化价值认同的精心形塑，以及对个体与集体经济理性的有效引导。

首先，文化认同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体有机整合起来的凝聚力，区别于利益联结，文化认同的强化能形成社区内部的“集体良知”，是基层治理动员的重要内生动力。H农场的文旅产业并非简单地将归侨文化作为一种可供消费的“资源”，而是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文化实践来建构和强化归侨群体的文化认同。

例如在2019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归侨方先生利用海宴华侨农场564平方米的旧礼堂改造成公益性的归侨文化博物馆，该馆成为全国首家非国有归侨文化博物馆。本尼特认为，博物馆作为一个向公众开放文化交流的场域，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文化话语方面的权威，是文化治理得以实践的最理想的场所。归侨群体的捐赠藏品等行为恰恰是在担任着展示者的身份，当归侨们在讲述归国经历、展示藏品时，他们不仅仅是在“传承文化”，更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成“文化自觉的归侨”、“为社区文化自豪的农场人”。在归侨博物馆乃至整个东南亚风情村的治理空间下，归侨群体被引导重新认识和理解自身文化的价值与独特性，使得文化价值内化为个体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从而激发了他们主动维护和光大自身文化的内在动力。

其次，文化认同的激发若缺乏现实利益的支撑，其持续性往往存疑。H农场的文化治理策略巧妙地将个体的经济利益纳入考量，使之成为推动个体和社区参与文化实践的有效激励。随着“互联网+文旅”的产业创新升级，越来越多的归侨群体选择通过抖音、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参与进归侨文化传播与归侨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中。新的归侨商家更愿意与归侨文化受众们分享自身的归侨经历甚至强调自身的归侨文化以展示其文化独特性，例如东南亚菜式和东南亚服装的展示等，以达到收获在文化交流背后的经济利益，也更愿意根据文化交流的结果改良自身的文化产品生产，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意水平和市场价值。

在H农场的实践中，文化价值认同与经济理性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呈现出一种在文化治理策略引导下的辩证统一。对归侨文化独特性和真实性的坚守，本身就可能构成吸引特定消费群体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回报。而经济上的成功，又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文化设施的维护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进一步增强社区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例如，归侨文化博物馆正在经历第二轮的扩建，这正是文化价值保护项目带来的经济收益，从而反哺社区文化建设。

“治理文化”与“文化治理”的融合：文化治理的政策保障与实践路径

H华侨农场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中，其文化治理机制的构建并非孤立地追求文化领域本身的繁荣，即“治理文化”，或是单向度地将文化作为技术工具以达成治理目标，即“文化治理”，而是在实践中展现了两种治理逻辑的交织、互动与动态演进。通过构建规范性框架以“治理文化本身”，并积极培育“参与性文化”以赋能更广泛的“通过文化进行治理”，H农场探索了一条独特的文化治理实现路径。

在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初期发展和持续运营中，地方政府与社区管理者有意识地规范和引导归侨文化领域的发展，这体现了“治理文化”的实践逻辑，即视文化本身为需要被有效管理和引导的对象，这体现在一系列的归侨文旅产业政策规划上。这些政策、规划不仅仅是对文化资源进行简单的行政管理，它们嵌入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治理目标——既要保护归侨文化的本真性与独特性，又要使其能够服务于地方形象的提升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偏离社区整体发展的轨道，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文化治理”奠定基础。

在H华侨农场的实践中，“治理文化”与“文化治理”是一个相互交融、动态演进的共生过程。对文化本身的有效治理为运用文化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资本；而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又会反过来增强社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从而为“治理文化”提供更强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治理过程本身能够深刻理解并嵌入地方文化时，其推行的规范和引导才更容易被社区成员所接受和内化，从而实现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转变，达成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效果。这种“文化治理”的智慧，正是H华侨农场文化治理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所在，它使得“治理文化”与“文化治理”能够在一个尊重文化、激活文化、善用文化的良性循环中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文化治理：张力与启示

前文的分析揭示了H华侨农场通过文旅产业的发展，在文化治理层面所取得的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内容多样化的积极成效及其独特的运作机制，通过形塑文化价值认同与引导经济理性，并将“治理文化”与“文化治理”相融合，H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区活力的激发、文化传承的推进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任何治理实践都非一蹴而就的坦途，文化治理在H华侨农场的具体情境中，同样面临着诸多内在的张力与潜在的问题。这些挑战不仅反映了理想图景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差距，更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治理本身的限度，并为未来类似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文化真实性与文化商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

H华侨农场的东南亚归侨文旅产业是一种在所在国之外对自己过去生活方式的重新创造，即“在中国重新定义他们的东南亚社区”。而归侨文化是H农场文旅产业的灵魂与核心吸引力。为了将这种文化有效地传递给游客并转化为经济价值，一系列的文化展演、符号提炼和场景营造应运而生。这种将“文化商业化”的过程，诚然提高了文化的可观赏性和传播效率，但也潜藏着文化“本真性”流失的风险。当文化更多地服务于旅游凝视而非社区自身的需求时，其原有的生活肌理和自发性可能被削弱，甚至出现为了迎合市场偏好而对文化进行选择性呈现或“浪漫化”想象的现象。

这种张力表明，文旅产业参与进文化治理的过程中难以完全抵抗强大市场逻辑的渗透，如何在文化“活化”与文化“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对治理智慧的持续考验。

精英主导与社区参与的平衡难题

文化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共治，但在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的实践中，不同主体间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不均衡，使得精英主导与社区广泛参与之间的平衡成为一个突出的难题。H农场文旅产业的规划与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外部投资者的资金注入以及部分社区精英的积极运作。例如，东南亚风情村的整体规划方案主要由当地政府与归侨投资人联合制定，社区居民的意见征询更多停留在方案公示阶段。普通归侨群中主要以“打工人”和“个体户”的身份参与进文旅产业中，未来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主要还是由社区精英与地方政府把控。笔者在与部分普通归侨的交流中也发现了有居民表示对村内的文旅规划更多的是“跟随”。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社区参与”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执行层面，而非真正的赋权与共决。文旅产业参与进文化治理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激发社区内生动力，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参与的公平性和真实性，精英主导的逻辑就可能压制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和文化主体性，使得“文化治理”异化为“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

通过对H华侨农场文旅产业实践的剖析可以发现，文化治理并非一剂普适的良药，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远比理论构想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这并非否定文化治理的价值，而是提示我们要认识到文化治理是一个需要持续反思和动态调适的过程。侨乡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在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大背景下，准确把握归侨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归侨社区实现治理有效与蓬勃发展的关键。本研究的样本仅局限于单个华侨农场，相对缺乏普遍性，但仍旧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基层治理提供了一种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侨乡经验参考。然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依旧面临着许多困境，乡村基层治理路径的探索依旧任重道远。未来需要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更细致的田野调查，从事实经验出发，探寻乡村基层治理的新进路，进而在理论上挖掘乡村基层治理的新可能。

参考文献：

1. [1] 胡惠林.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 学术月刊,2012,44(05):28-32.
2. [2] 黎相宜. 制度型族群聚集与多向分层融入——基于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两个归难侨群体的比较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1):56-65.
3. [3] 周建新,朱学平.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24年度学术报告[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2(01):46-58.
4. [4]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 求实,2019(02):97-108+112.
5. [5] 韩鹏云, 张钟杰.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局及破解之道[J]. 长白学刊,2017(04):142-150.
6. [6] 陈楚洁, 袁梦倩.传播的断裂: 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以江苏省J市农村为例[J]. 理论观察,2010(04):103-106.
7. [7] 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三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50-66.
8. [8] 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J]. 东南学术,2018(05):132-137.
9. [9] 徐顽强, 于周旭, 徐新盛.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困境及对策[J]. 行政管理改革,2019(01):51-57.
10. [10] 蔡克信, 杨红, 马作珍莫.乡村旅游: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J]. 农村经济,2018(09):22-27.
11. [11] 陆林, 任以胜,朱道才, 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2019,38(01):102-118.
12. [12] 王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J]. 湖北社会科学,2018(09):46-52.
13. [13] 耿松涛, 张伸阳.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2):44-52.
14. [14]祁述裕. 国家文化治理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J]. 探索与争鸣,2014(0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