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历史悠久且运用广泛的教育方法。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模范，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标兵，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楷模，榜样教育始终承担着价值引领、行为示范的重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榜样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用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激励人们前行”。这表明，榜样教育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中仍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的榜样教育正面临深刻的“实效性危机”。一方面，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感动××”“最美××”“道德模范”等评选宣传活动，榜样教育的形式日益丰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对榜样的认同度、学习榜样的内驱力并未同步提升，甚至出现了“榜样疲劳”“先进尴尬”等现象——人们对榜样的敬仰往往停留在“口头点赞”层面，难以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践。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榜样教育的悬浮化”，即榜样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这一困境的深层根源是什么？本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榜样教育陷入了“符号化”误区：榜样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塑造成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符号。这种“符号化”操作虽然在形式上提升了榜样的“崇高性”，却在实质上消解了榜样的“可学性”——当榜样被神化为抽象的道德符号时，普通人与榜样之间便产生了无法逾越的心理距离，“学习榜样”沦为空洞的口号而非真实的实践。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实践的论述为理论根基，批判传统榜样教育的“符号化”倾向，提出榜样教育应当转向“生活化”路径。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剖析榜样教育“符号化”的表现及其内在悖论；其次，阐释“生活化”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最后，探讨提升榜样教育实效性的实践路径。

一、困境剖析：榜样教育的“符号化”及其内在悖论

（一）“符号化”的表现：从“完整的人”到“道德标签”

所谓“符号化”，是指在榜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为了突出榜样的道德崇高性，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榜样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日常性，将其简化为单一的道德符号。这种符号化操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经历的提纯化。榜样的事迹被高度筛选和“净化”，凡是不符合道德叙事逻辑的细节——包括榜样的困惑、犹豫、失败乃至私人生活——都被系统地过滤掉。呈现在受教育者面前的，是一个从始至终“信念坚定、行为高尚”的扁平形象。这种提纯化处理虽然使叙事更加“干净”，却也使榜样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可信度。

第二，形象的完美化。在符号化逻辑的支配下，榜样被塑造成“全德之人”——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表现优异，而且在道德修养、家庭生活、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这种完美化倾向源于一种深层的焦虑：一旦承认榜样也有缺点，是否会削弱其示范效应？然而吊诡的是，越是被塑造得完美无缺，榜样就越显得“不像真人”，其感召力反而下降。

第三，语境的抽离化。榜样的事迹被从其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普适性的道德教条。例如，宣传某个在艰苦条件下做出突出贡献的榜样时，往往淡化制度环境、组织支持、团队协作等“背景因素”，而将成功完全归因于个人意志。这种去语境化的叙事，使榜样经验难以被普通人在日常情境中借鉴和迁移。

经过上述三重操作，榜样完成了从“完整的人”向“道德符号”的蜕变。符号化的榜样具有鲜明的特征：高度抽象、绝对完美、脱离语境。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或许能够制造“震撼效应”，但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恰恰违背了教育的根本规律。

（二）“符号化”的悖论：崇高感与可学性的张力

榜样教育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受教育者对榜样的“认同”，二是榜样行为的“可迁移”。前者涉及情感和价值观层面，后者涉及实践和操作层面。“符号化”操作在强化前者（崇高感）的同时，恰恰消解了后者（可学性），形成了难以调和的悖论。

崇高感的异化：从敬仰到疏离。符号化榜样的确能够唤起受教育者的敬仰之情——面对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形象，人们自然会心生赞叹。但这种敬仰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就会转化为心理上的“疏离感”：榜样太崇高了，我做不到；榜样太完美了，我不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榜样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过大时，榜样的示范效应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人们会以“他是圣人，我是凡人”为由，为自己的不作为提供合理化解释。符号化榜样制造的是“可敬而不可学”的悖论性后果。

可学性的消解：从模仿到空转。榜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受教育者“见贤思齐”，将榜样的品质和行为迁移到自身实践中。这种迁移需要中介条件：榜样所面对的情境与受教育者的情境之间存在“结构相似性”，榜样的行为策略可以被“解码”为可操作的行动步骤。然而，符号化榜样恰恰抹去了这些中介条件——当榜样的经历被提纯为道德寓言、榜样的行为被归结为抽象品质时，受教育者便无从知晓“榜样是怎么做到的”“我该怎么做”。榜样学习沦为一种“空转”：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上却无从着手。

叙事的内卷化：从感召到免疫。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接受符号化的榜样叙事，会使受教育者形成“叙事免疫力”。当人们反复看到千篇一律的“高大全”式榜样宣传时，会逐渐产生审美疲劳乃至心理抗拒。这种抗拒有时以“冷漠”的形式表现——对榜样宣传无动于衷；有时则以“解构”的形式表现——热衷于挖掘榜样的“黑料”或“另一面”。无论哪种形式，都意味着榜样教育正在失去其感召力。

（三）问题溯源：传统榜样教育模式的深层困境

榜样教育的“符号化”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传统榜样教育模式的系统性产物。这种模式至少存在三重深层缺陷：

第一，理论预设上的“抽象人”假设。传统榜样教育隐含着一种人性论预设：人是可以被抽象的道德理念所感召和规训的。这种预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立场——人总是处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生活情境之中。当榜样教育无视受教育者的真实处境和实际需求时，再崇高的榜样也会沦为“身外之物”。

第二，教育方法上的“单向灌输”倾向。传统榜样教育往往采取“树立榜样—宣传事迹—号召学习”的单向传播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受教育者被定位为被动的接受者，其主体性、选择性和批判性被悬置。这种灌输式教育非但不能激发内在认同，反而容易引发逆反心理。正如保罗·弗莱雷所批判的“囤积式教育”——教育者往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存入”道德知识，却从未考虑这些知识是否被真正“消化”。

第三，评价标准上的“展示导向”逻辑。在科层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榜样教育往往异化为“工作展示”：评选了多少典型、举办了多大规模的宣传、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通常以媒体报道量衡量），成为评价榜样教育成效的核心指标。这种“展示导向”逻辑使教育者的注意力从“受教育者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转向“活动本身是否足够‘好看’”。符号化的完美榜样最能满足“好看”的要求，因而被不断生产和复制。

以上三重缺陷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困境：抽象人性论预设导致忽视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灌输式方法导致认同度下降，展示导向逻辑导致形式主义泛滥；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强化了榜样教育的“悬浮”状态。要打破这一循环，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榜样教育的理论根基。

二、路径重构：提升榜样教育实效性的实践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提升榜样教育实效性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从“符号化”到“生活化”的范式转换。“生活化”不是对“崇高性”的消解，而是对“崇高性”的重构——让崇高回归日常、回归真实、回归可学。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实践探索。

（一）榜样选树的“去完美化”：还原“可理解的优秀”

针对符号化榜样“完美到不可学”的悖论，榜样选树应当从“追求完美”转向“呈现真实”。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榜样的道德标准，而是改变呈现榜样的方式——让受教育者看到一个“可理解的优秀者”。

所谓“可理解的优秀”，是指榜样的优秀品质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要求在榜样叙事中保留“成长性”和“过程性”的要素：榜样曾经遇到过什么困惑？面对过什么两难选择？经历过什么失败和挫折？最终是如何走出来的？这些“非完美”的叙事非但不会削弱榜样的感召力，反而会增强榜样的亲和力和可学性。因为受教育者会从中看到：榜样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近年来，一些媒体在报道先进典型时开始尝试“祛魅化”叙事，呈现榜样的“烟火气”和“凡人面”，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这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实最有力量。榜样教育的生命力不在于制造“神”，而在于发现“人”——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崇高。

（二）榜样叙事的“情境化”：提供“可迁移的经验”

符号化榜样的另一个问题是“去情境化”——榜样的行为被抽象为道德教条，失去了情境依托。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情境化”叙事，即详细呈现榜样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和行动逻辑。

“情境化”叙事至少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问题情境——榜样当时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第二，认知过程——榜样是如何分析问题、权衡选择的？是否经历过思想斗争？第三，行动策略——榜样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这些行动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的？通过这样的叙事，榜样经验不再是不可捉摸的道德品质，而是可以被学习者“解码”和“迁移”的行动知识。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有效的学习依赖于“情境认知”——学习者只有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知识的迁移。榜样教育同样如此。当榜样事迹以情境化的方式呈现时，受教育者会产生“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的代入式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推理能力的训练。在此基础上，教育者还可以进一步设计“情境模拟”“案例讨论”等互动环节，引导受教育者在“做中学”，将榜样的经验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三）榜样传播的“对话化”：建构“可参与的教育”

传统榜样教育采取的是“传播—接受”的单向模式，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被悬置。生活化的榜样教育则要求转向“对话—建构”的互动模式，让受教育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对话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是“叙事主体的多元化”：不再只有官方媒体掌握榜样叙事的“话语权”，而是鼓励受教育者以自身的视角去解读、讲述甚至质疑榜样的故事。青年学生自制的“我身边的榜样”短视频、基层单位开展的“榜样故事分享会”、网络平台上关于榜样事迹的讨论互动，都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具体形式。多元叙事的意义在于，它使榜样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可感，同时也在对话中强化了受教育者的认同感。

第二层是“教育关系的交互化”：受教育者不仅是榜样的“学习者”，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这就打破了“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固定二元结构，形成了一种“人人皆可为榜样、人人皆可学榜样”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榜样教育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而成为群体内部自发生成的文化实践。这种“参与式”的榜样教育，其育人效果远胜于单向的榜样宣传。

（四）榜样教育的“实践化”：设计“可操作的行动”

榜样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行动。没有行动，再好的榜样也只是一纸空文。因此，生活化的榜样教育必须设计“可操作的行动”环节，将“学榜样”从口号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南。

所谓“可操作的行动”，是指将榜样的精神品质分解为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执行的“微小行动”。例如，学习某个敬业奉献的榜样，不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做出“牺牲家庭、奉献事业”的极端选择，而是可以转化为“今天比昨天更认真一点”“主动承担一项分外的工作”“帮助一位遇到困难的同事”等日常实践。这些微小行动看似不起眼，但恰恰是道德品质养成的真正载体。

从行为心理学角度看，微小行动的设计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一次次成功的行动体验，受教育者的自我效能感逐步增强，行动的动力也会从“外在要求”转向“内在驱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角度看，只有在持续的、自主的实践中，人的品质才能真正形成。榜样教育的艺术，就在于搭建一座从“榜样行为”到“自主实践”的桥梁，让受教育者在“做”的过程中“成为”。

三、结语

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方法——说它古老，是因为人类自从有了教育就有了榜样示范；说它年轻，是因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榜样教育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当前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困境，根源在于榜样形象的“符号化”；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推动榜样教育向“生活化”转型。

“生活化”不是对榜样的“降格”，而是对榜样的“复归”——让榜样从抽象的符号复归为真实的人，从遥不可及的神坛复归为日常生活的场域，从单向灌输的教条复归为双向对话的实践。在这一复归过程中，榜样的崇高性并未消解，而是获得了更坚实的根基：真正的崇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幻象，而是在平凡生活中坚守不凡的日常实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榜样教育说到底，是引导人们在认识榜样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在学习榜样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当我们把榜样从符号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当榜样真正“活”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榜样教育就能重新焕发其“成风化人”的生命力——这不仅是教育方法的改良，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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