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知识生产方式，是晚清社会中知识主体创造、传播、传承与更新知识的综合体系，由知识媒介、知识结构与知识机构三大维度构成，共同推动知识生产的整体变革。而对于江南这一概念，李伯重认为，“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本文即以此框架为统摄，探讨晚清江南士绅知识生产方式在时代变局中的全方位变革。

既有研究对士绅、地方精英多有探讨，中国士绅阶层的研究历程，可概括为 “绅士论”“乡绅论”“地方精英论” 三个核心阶段。近来学界对江南士绅的研究多涉及政治参与、地方治理、近代化多元演进及个案深度剖析等诸多维度。对于黄秉义的研究，多聚集其个人阅读史、时事观察及其日记史学价值的探讨。而学界对于士绅的知识转型研究较少。因而，本文以黄秉义和盛宣怀两位人物为代表，探讨知识生产方式对个人观念、心态、行动的重构，以此揭示转型时代士绅阶层的文化转向。

一、晚清江南士绅知识生产的更新换代

（一）外来势力的入侵与世风转变

1. 晚清社会格局之流变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格局迎来重大转变，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与交流，打破了原有社会的发展节奏，传统社会的运行模式受到冲击，清廷的治理模式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受到审视。甲午之后，清政府开启科举改革，以应对时代变迁。

知识的生产和传承是士绅阶层赖以维系的基础，士绅阶层的立身之本是科举制度下的知识体系。科举废除后，士绅丧失了安身立命的话语体系，亟需重构自身定位，并进行知识的再生产。这既是士绅主动寻找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之道，也是被动担负知识生产传承的责任。因此，对于士绅而言，改革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和建构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成为士绅的必然选择。

2. 社会风气转变

（1）社会风尚的西化

晚清通商口岸开放后，洋货从奢侈品逐渐进入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实用性的消费风气。工商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的便利。同时，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促使奢靡之风蔓延。“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西洋物品成为流行。“自泰西互市后，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无不以洋为贵。甚有非洋而冒为洋者……世俗好异如此，有心世道者，能不感慨系之者哉”。在西方器物、思想观念的影响下，百姓逐渐欣赏西洋文化。公众从早期认为西方文化多是“奇淫巧技”，到主动学习西方社会的各个维度。

公众的趋新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生活方式上，正如《沪谚》里说，上海不少人打扮和做派十分洋化，“大少爷璧脚、多推东洋车。滑头多假金时计，假金丝眼镜。富商多歌洋商牌子”。交通出行层面，近代的道路建设、运输工具等都是从西方引进。娱乐方式，出现了外国的马戏、戏剧、音乐会、健身房等，种类丰富。知识生产层面，1898年，南方城市出现阅报总会等读报组织。19世纪末，在沿海城市掀起了外语热和留学热。

（2）士风变化

晚清江南地区士人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脱离清初纲常规范，士人从推崇中学向学习西学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上升。而传统士绅的地位因旧学式微而衰落。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曾讲到读书人地位的动摇：“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因而，传统士绅转变其职业，放弃传统的升学途径。

科举制长期是人才选拔的关键。科举废除后，士人的理想破灭，也“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观念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对于高度依赖科举的士绅来说，则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的丧失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断裂。晚清社会，士人多是穷困落魄，而商人却掌握社会大量的财富密码，于是读书人往往弃书从商。清代士商相互混合，动摇了士人的社会地位，进而冲击了士人的社会价值观念。

（二）学校制度更迭与知识生产工具更新

1. 西学崛起，中学衰落

西式文明进入中国。社团组织纷纷兴起，如不缠足会、女学会等。其能改革旧有的不良习俗、增强国人的体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以社团为例，其有相对健全的组织体系、一定的民主、较为详细的章程和促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作用。尽管社团组织近代化的水平有限，而作为近代化的先导之一，它打击了封建势力对公众生活的限制，加快了思想的觉醒和意识的萌芽。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引发了士绅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的科举制度不再能进行知识生产。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语境是清朝的衰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何平衡西学和中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摆在知识生产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因而，知识阶层选择建立新式学堂。1901年推行“新政”之后，学堂数量迅速增加。据《第三次教育统计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学堂数成倍激增，至1909年已达到52348所，辛亥前全国学生总数当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据《上海志》载，1900年上海仅开办1所学校，1906年一年中就开办65所。此外，20世纪初，兴建学堂在政府的监督下具有强制性和紧迫性，是政府培养人才的唯一路径，可见学堂兴办在清末新政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

2. 知识生产工具更新

（1）传统古籍的覆灭

古籍及藏书楼充分化再生产的途径之一，通常是中国古代文化流通和传播的基础。然而，由于印刷技术和流通手段的限制，古籍及藏书楼的公共性较弱，通常是文化精英家庭独有的资产。清末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使古籍难以保存。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使文化精英的古籍遭受毁灭，江南地区兴盛一时的私营刻书业被全面禁止，大量传统典籍被查禁、删改与焚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所藏《四库全书》毁于一旦，文化世家及藏书楼也归于湮灭。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既打破了江南经济的连续性，又打击了社会精英的文化再生产秩序。

古籍的日渐稀缺，强化了其“古董化”和“商品化”的趋向，也削弱了其文化生产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弄，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以上社会现象，使古籍存在的价值发生了改变，由知识生产转为财产再生。古籍作为知识生产方的社会认可度下降，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障碍。在辛亥革命后，古籍书价猛涨，进而出现了“富商大贾，群起争购”的局面。在西方宣扬“自由”“民主”的时局下，古籍的形象受到颠覆，如何在历史语境重新定义，成为时人难以应对的困境之一。

（2）翻译生产知识方式的盛行

翻译作为晚清时期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新通道，得益于印刷出版技术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式的文化机构和媒介，如出版机构、报纸、期刊等。新型媒介技术的革新增加了印刷的质量和产量，更诞生了新的人际网络。用知识生产影响社会的模式，使传统士绅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改变。知识生产不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工具，其“公共性”日益显示，传播范围面向普通公众。由此可知，由报刊、出版机构组成的新式知识生产枢纽，促进了新式知识生产者的诞生。知识生产的广泛性影响了社会舆论，知识生产的向下流动，催生了新的文化生产形态，不断地卷入社会变革的历史洪流中。

翻译盛行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以报刊为核心，人们开始以一种相对平等的交往模式，公开而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关系”改变了士人的自我认知，使他们能够在科举所编织的传统人际网络之外，通过报纸、出版物等新媒介，探索用知识影响甚至塑造社会的途径，探索进入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的新途径。

晚清的翻译将西学引入，有着知识—知识者转型的作用。这也印证了严复的翻译四大宗旨：“一曰开渝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证明定义，以度庞杂。”晚清以来的翻译，展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生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勇气与无奈。在社会危机之下，通过印刷出版进行社会转型，加快了知识的下沉和文化的整合，重建了新的知识生产网络，催生了一批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二、江南士绅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抉择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无数次的改革受挫后，中国加紧了近代化的步伐。西学东渐，一方面要求在士绅阶层面进行身份地位的转变，另一方面警示其在维新与守旧、中学与西学的观念与思想的碰撞中，完成了蜕变。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条件，决定了江南地区较早地接受西学的影响，再加上江南具有深厚的儒家底蕴，导致了江南乡绅与思想世界的碰撞、融合和变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一）黄秉义：乡居士绅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接受

个人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与其家庭教育状况息息相关。若回溯一位学者的知识生产方式历程，就必须追寻他人生的最早期过程。黄秉义，浙江临海人，曾任考詹事府供事。其父在黄氏家族中居官较高。其祖父参加平剿嘉湖盗匪，受到表彰。黄氏祖孙三代皆有身份，在台州临海当地算得上是名门，其家族的影响力在黄秉义于当选众议员后影响达到顶峰。通过祖孙三代做官经历可知，其家学浓厚。追溯黄秉义的一生，蕴含旧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从儒学的基础转到接受西方的思想，并让自己的后代接受西式的教育。同时，从接受传统科举知识到学习西学，是绝大多数士绅的必经之路。知识接受体系的改变，促使其知识生产方式由保守向开放过渡。

黄秉义所处环境促使其思想的开放。黄氏家乡临海县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亦是台州府署的驻地。葭沚和海门是临海县的重要辖区。其中葭沚是台州海防分府的所在地。海门是台州对外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光绪二十四年，台、甬往来商轮初行只海门轮一只，续添永宁轮，计二艘常川来往，生意颇为兴旺。到宣统末年海门港总计3条外海航线，10艘航轮，共4477总吨。可见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加快台州近代化的进程，明显地促使台州与外地的社会交流与经济贸易。对外交流的频繁，促使民风的开放。人们对外来事物的接受度更高，知识生产方式上更容易接受西学。

新学创办，带来新式的西方知识生产体系，引发一系列教育变革。黄秉义对学堂创立呈积极之态，通过阅读《申报》，获悉了京师大学堂招考学生考法章程。还摘录《京师大学堂章程》和《中学堂章程》，对清政府开办学堂有初步的了解。黄氏的老师秦楠也担任中学教习。1903年5月，在黄岩九峰书院的周文敬告知黄氏，近来黄岩文昌阁蒙学社（堂）有肄业者数人剃辫，该穿洋服装的事情。随着新式学生的增多，出洋求学在台州也渐渐出现。黄秉义对此，甚是震惊。可见，随着时势政策的改变，学习西方成为常态化现象。社会思潮也趋相接受、领悟西学，竞争意识和开放性随之萌芽。

清末新政期间，黄秉义的知识生产方式以接受清廷的安排为主。辛亥革命后，随政权更迭发生巨变。民国后知识生产方式以学习西方为主，展现新社会时期新式政治追求和目标。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观转向体现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思索和追求，也包含着他们的忧伤和希望。晚清这一时段，黄秉义的思想在时代激荡中趋新。

（二）盛宣怀：中西碰撞下的实业救国之路

晚清之际，部分开明的士绅对科举的空疏产生了不同的认知。盛宣怀作为实业家，领悟到人才的重要性，“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织局不难于集资，难于得人”。正是基于对“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的认识，盛宣怀创办新式学校，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他针对当时对西学人才的轻视态度，主张为新进学者提供“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对人才的选拔标准，不注重门第。而是根据学问的大小，给予不同的薪资，充分尊重新式人才。可见，其在办学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成就。

盛宣怀的教育观念深植于实践和培养人才的理念之中，他主张“所有有用的知识，都应该通过学习和应用来发挥其作用”。另外，他实行了由简单到复杂、逐步调整的策略。他主张：“目前不能完全改革科举制度，专门设立一个科目，以此来分配全国的广泛人才，为新学科的发展提供阶梯，明确奖励规定，让所有在文武学堂毕业的人都能找到正确的出路，并且都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例如，在如何平衡中西方人才培养的问题上，盛宣怀主张融合中西方元素，并坚决维护“中学的引领地位”。他在教育实践中也强调“西方学术理论应用”，他坚信“以人为本的学习和应用”。北洋大学堂明确规定，不进行八股试帖的汉文考试，而是专注于策论，以便在实际学术和经济方面进行考核。

盛宣怀出身于西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士绅阶层，使他能够较早地从天朝迷梦中醒来，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影响现代化的进程。他的思想轨迹反映了江南士绅在二元对立冲突中的思想变迁。盛宣怀作为拥有权利的士绅阶层，对于知识生产方式，运用了平稳渐进、积累变革的手段。他对中体西用的态度，呈现出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坚持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通过长期的融合和积累，完成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三、江南士绅对知识生产方式的重构

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被动式的外部社会变革。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外部世界的持续压力，催生了内部领导变革的力量。在时代洪流中，社会的变革使士绅的社会权利和地位进行重构。晚清时期，士绅是科举制度下官员的来源；它也是农村社会的特权阶层。作为国家和社会交流的传递者，其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治安影响深远，是社会稳定的基点。由此可知，绅士意识形态的转变对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有着重大作用。

（一）传统士绅的瓦解

江南士绅是一批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家国情怀的儒家知识分子。上层士绅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寻找知识生产的新路径。借助报刊和出版社等媒体，通过办学堂、建立新式学校，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开辟了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下层士绅在科举被废除后，特权减弱。而社会威望犹存，依旧在乡村建设和扫盲中出力。随着清末报刊业的迅猛发展，地方士绅通过报刊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获取外部信息，接受新知识。士绅的经验跳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其观念在日新月异的革新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与自我改变，在旧学与新知之间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正是变革时代观念的选择不同，造就了士大夫之间新旧不同的分化。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意味着等级社会的结束和平等社会的到来。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思想转变”的结果。然而，科举废除后的结果却超出了最初设计者的预期，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知识生产模式，由四书五经转为新式西方现代教育，后科举时代的新型知识群体变得更加专业化，其关注点也从宏大的社会文化方面转向了具体的技术方面。

士绅阶层在知识结构方面发生蜕变。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士绅阶层，其知识体系是关于伦理的儒家经典。在科举制度僵化后，绝大多数考生只读八股，连史书都一无所知。这种片面的知识结构，难以选出有用的治世人才，也不能应对时代的变迁，早已背离科举的初衷。兴学堂后，四书五经不再是考试内容，士人转而学习现代的数、理、化、工、医、法、师范、实业、外语等知识，形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技术型知识。这些被传统社会忽视的学科，在晚清成为了新型知识分子的首选。如以科第传家的苏州潘氏，在清末到民国培养的人才中，其专业极少学文科，更注重理科，即实用之学。由此可见，其背后蕴含的是士人思想变迁的轨迹与新旧观念的融合，求新求变。

（二）新式知识阶层的再生

科举取消以后，分流改行、舍旧趋新是乡绅阶级突出的特点。以江苏乡绅的分化为例，主要分为四种倾向。第一种，向商业过渡，迫于生活压力加之江南商业比较繁荣。如苏省的“商人资格甚高，半皆有学问而不愿为官者，时寓于此，讲求有素，故实业颇兴”。第二，向各种自由职业者转变，包括新闻记者、出版商、教员、翻译、小说家等新式职业。第三，积极外出留学，当时赴日本的留学生众多，多学习了法政、法政、警务等专业。第四，成为地方新政的办理人，如在新式学堂讲学或参与地方政治。

绅士阶层向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流转，充当其新旧社会变迁中的桥梁。这种承接桥梁的作用，加快社会的现代化和文明化。士绅职业选择的不同，也引起其城居化的现象。城乡教育的差距拉大，乡村教育的传承出现了断裂。原来由文化精英士绅阶层控制的基层社会被土豪劣绅所取代，乡村安稳的旧秩序被打破，教育的混乱加深了乡村的蒙昧倾向。

对于士绅而言，其生存空间由乡村聚集到中心城市。士绅作为个人而言，以个人的行为规范充当公众的榜样，产生了儒化的作用。而作为群体来说，他们已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各方面特权，不再能任意地干涉地方事务，其整体的权利已大范围收缩。士绅特权的丧失，意味着封建等级社会的终极和相对“平等”社会的来临。对于知识生产方式而言，传统儒学知识逐渐平民化。对于知识生产者来说，他们具备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更注重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像传统士绅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知识生产愈发专业化和平民化，在这一过程中，知识阶层成分更多元，队伍扩大化，更重视实用技能。这些普遍行为背后，诞生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即运用专业知识参与公众生活的一批人。

杜维明教授认为：现代环境所孕育出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传统文明中的教育资源比较薄弱，而在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则有着较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新儒家的思想下，儒家性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体现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具有丰富知识能力和深刻认识历史。废科举、兴学堂之行为，是儒家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大势所趋。因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被细分的学科所规定，研究士绅阶层的目的是探寻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内核。

四、结语

依托于科举制度而维生的士绅阶层不是僵化的等级，科举制的公平竞争使得士绅阶层与其他农、工、商阶层之间不断对流。士绅阶层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又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意识觉醒较早，冲击着士绅阶层的文化体系。士商相混的现实也给士绅阶层输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江南地区在近代上海开埠之后，成为了西学东渐的前沿阵地。从而，有大批的士绅转为商人、买办、自由职业者。

晚清，随着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知识生产方式也在时代变化中得到锤炼。从保守到开放，从封建到民主，揭示过渡时代士人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移路径。接受传统科举知识到学习新式西学，是绝大多数士绅的必经之路。知识接受体系的改变，促使其知识生产方式由固步自守向开放包容过渡。从传统士人的角度，对其认为的“正道”社会进行维护，既是忧心天下的表现，也包含思维内在的保守性。士人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西化，是时代的必然，解读到一个旧式的士人对逝去王朝的留恋，到后期融于新时期的革新之中，蕴含出其时代变革下士绅的精神寄托。

晚清江南士绅通过转变角色和重新定位，展现情感寄托，涵盖晚清一代江南地方士绅的群体心理变迁路径。凭借解读晚清底层绅士群体接受时事信息中真实的状态，有助于在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和社会条件下，构建士绅关注时事的思维特质。知识生产观研究有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更好地为士绅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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