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川西藏歌流传于四川阿坝州、甘孜州等藏族聚居区，是藏族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载着族群记忆、文化认同与审美情趣。现多传承于藏族人民生活中，比如山野劳作、婚丧嫁娶、年节节庆等场景，其中口传心授、即兴创作是他们核心的传承方式。然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原生民间场域不断萎缩，川西藏歌面临传承断层的风险。

以文化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逐渐成为川西藏歌传习的新场域。空间生产理论指出，一个场所的意义，从来不是单纯的“房子，空地”这类物理的空间本身，而是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人的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承载的文化共同构建的。不同的传习场所，会造就出不一样的川西藏歌。本文以阿坝州文化馆为例，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分析川西藏歌从民间场域到馆舍空间的转换过程，表达这场转换能为川西藏歌传承带来的实际变化。

一、川西藏歌原生民间场域的空间生产特质

川西藏歌在川西藏区形成了与地域文化、生产生活方式深度绑定的多元形态体系，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流传于安多藏区的山野情歌“拉伊”，多在放牧、远行等远离村寨的野外场景中传唱，旋律舒展自由，歌词以即兴表达情感、赞美自然为主，有着严格的场域禁忌，不可在村寨内部、长辈在场的场景中演唱；二是嘉绒藏区的锅庄歌与仪式歌，仅在年节庆典、婚丧嫁娶等村寨集体仪式中传唱，旋律节奏与锅庄舞蹈动作高度契合，歌词多承载族群历史、村寨团结、祈福纳祥的集体内涵，是仪式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三是农区流传的劳作歌与酒歌，多在春耕秋收、亲友聚会等日常场景中传唱，旋律简洁明快，互动性极强，歌词内容完全贴合当下的场景氛围。每一类藏歌的传唱规则、内容边界、表达逻辑，都由其对应的原生场域严格定义，场域的存在是藏歌文化意义完整生成的核心前提，场域不仅是传唱的物理空间，更是藏歌文化意义生成、传承规则确立、主体身份建构的核心载体。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的三元辩证体系，这一框架为理解川西藏歌原生场域提供了清晰视角，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建构，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空间生产逻辑。

从空间实践来看，原生场域的传习完全嵌入藏族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没有固定的教学场地与时间，传唱与生活同步。春耕秋收时的劳作歌、婚礼仪式中的婚嫁歌、节庆活动里的锅庄歌，都与具体场景紧密绑定，音声韵律与仪式场景共同构成完整的意义体系。这种空间实践没有专门的“教学”与“学习”的边界，孩童在跟随长辈参与劳作、仪式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完成传唱技能与文化内涵的同步习得，传习行为本身就是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艺术教育活动。罗佳、杨正文（2010）在研究苗族年节音乐时指出，民族音乐的节奏与仪式场景相辅相成，脱离场景的音乐将失去核心文化内涵，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川西藏歌原生场域的空间实践。

从空间的表征来看，民间场域中的川西藏歌是藏族族群文化认同的符号载体。歌词内容、旋律调式、演唱方式都与当地的社会民俗有很深的关联，是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共同体的标志性内容之一。这种文化意义并不是由官方机构所认定，而是在藏族群众千百年来的集体生活中慢慢形成，代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共识，是族群内部不需多说就能相互理解的沟通纽带。杨曦帆（2020）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节庆仪式中的传统音乐，是族群身份认同与文化建构的重要媒介，川西藏歌在民间场域中正是承担着这样的功能，其传习过程不仅是演唱技巧的传递，更是族群文化代际传递、集体认同持续建构的过程，这正是民间场域空间表征的核心内涵。

从表征的空间来看，原生场域为藏族群众提供了自由表达情感和展现自我的空间。演唱者既是传承者也是创作者，可根据场景、情绪即兴改编歌词与旋律，这种自由的创作，正是川西藏歌能一直活态传习的重要原因。按照口头诗学的核心观点，口头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表演中的创作”，原生场域中的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次贴合当下场景与情绪的全新创作，而非复制粘贴，这种创作的开放性与自由度，正是演唱者实现自我表达、完成主体建构的核心路径。通过传唱，个体情感得以抒发，让人们的生活更紧密，族群的认同感更强，这一空间是原生场域三元辩证体系中最具活力的维度，它赋予了藏歌持续更新的活态生命力，也确立了民间演唱者在文化生产中的核心主体地位，这一空间正是川西藏歌跨越千年存续的核心动力。

二、场域转换：文化馆舍空间的生产与实践逻辑

现代性语境下，川西藏歌的原生民间场域逐渐萎缩，艾菊红（2019）指出，城镇化、生产方式转型与现代娱乐普及，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传承土壤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文化馆舍空间成为川西藏歌传习的新载体，其空间生产逻辑与民间场域截然不同。从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逻辑来看，这场域转换的本质，是川西藏歌的文化生产空间，从民间自发生成的、充满异质性与多样性的“差异空间”，向由制度与权力建构的、同质化规范化的“抽象空间”的转型，两种空间截然不同的生产逻辑，直接形塑了川西藏歌在两种场域中的存续形态与传承逻辑。

（一）场域转换的现实动因

一方面，原生场域的传承危机倒逼制度化介入。民间传习高度依赖传承人个人，稳定性差，易出现“人亡艺绝”；年轻群体外流与现代娱乐冲击，进一步压缩了川西藏歌的生存空间，仅靠民间自发传承难以应对断层风险。当前阿坝州川西藏歌项目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名、州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各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63.2岁，其中60岁以上传承人占比72.1%，40岁以下传承人仅占8.7%，大量仅在特定村寨流传的稀有曲目，随着老传承人的离世而濒临失传，原生场域的自发传承已难以应对严峻的存续危机。另一方面，文化馆的公共文化属性使其成为非遗传习的核心阵地。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文化馆承担着非遗保护、文化普及的职能，具备稳定场地、经费与组织机制，能够为川西藏歌提供规范化、可持续的传承平台。

（二）文化馆舍空间的传习实践

阿坝州文化馆自2010年起系统性开展川西藏歌传习工作，通过十余年的实践，完成了川西藏歌传习的场域转换，其空间生产的三元维度发生了系统性重构，形成了与原生民间场域完全不同的传习逻辑。

空间实践的制度化：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开设固定传习课程，形成固定时间、固定场地、固定内容的教学模式，将零散的民间传唱转化为有序的公共教学，解决了民间传习无组织、无保障的问题。阿坝州文化馆针对不同群体设置了分层分类的传习体系，开设了面向社区群众的普及班、面向青少年的兴趣班、面向中青年传承人的研修班，不同班次匹配差异化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覆盖全年龄段的制度化传习格局，同时打破了原生场域的族群、地域、身份限制，传习对象从原本的藏族村寨群众，拓展至多民族群众，覆盖了学生、退休人员、文艺工作者等多元群体。

空间的表征的官方化：将原生场域中由族群集体共识定义的文化符号，转换为由国家非遗制度定义的公共文化资源。川西藏歌被纳入国家非遗保护体系，从民间“山歌”转变为官方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被重新定义与强化，成为公共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其文化内涵从原本的族群历史、民俗仪式、情感表达，拓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传播载体、藏彝走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证样本。阿坝州文化馆先后3次举办“川西行走之声”川西藏族山歌邀请赛暨非遗音乐会，累计吸引全国27个地市州的300余名传承人参与，线上线下累计受众超500万人次，让川西藏歌从地方性的民间歌谣，转变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共文化IP。

表征空间的表演化：馆舍空间的核心功能从“生活传唱”转向“教学展演”，川西藏歌被改编为适合舞台表演的标准化曲目，其情感表达与社群联结功能被弱化，表演性与观赏性被提升。

汤书昆（2024）提出的“数字化生存”下非遗传播新生态，在阿坝州文化馆也得到实践——通过录音、录像建立数字化资源库，对濒临失传的曲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弥补了民间传习中资料流失的短板。截至目前，阿坝州文化馆已完成全州13个县（市）的田野普查工作，走访民间传承人百余名，采集抢救了大量的录音录像资料，并整理归档传统曲目数百首，建成了当地完整的川西藏歌数字化资源档案，为曲目留存与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三、场域转换对川西藏歌口头传统传承的双重影响

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场域的转换本质上是文化生产的规则体系、资本类型与评价标准的转换，在民间场域，文化生产的核心规则是“适配民俗场景、符合族群共识”，核心资本是“民俗知识、演唱经验、即兴创作能力”，评价主体是族群内部群众；而在馆舍场域，核心规则是“符合非遗保护制度、适配公共文化服务要求”，核心资本是“官方传承人身份、标准化演唱能力、舞台展演效果”，评价主体是官方机构与公共受众。这种转换必然会对川西藏歌这一口头传统的存续产生双向影响，既带来了制度化保护的机遇，也伴随着原生文化特质消解的风险。

（一）积极影响：传承稳定性与传播边界的拓展

传习的可持续性显著提升。馆舍空间的制度化保障，大幅度降低了民间川西中随着传承人的历史，曲目失传的风险，固定的传习课程让川西藏歌可以更好地传承下去，系统化整理也有效留存了濒临消失的曲目。不同于民间传习依赖传承人的不稳定性，阿坝州文化馆可以通过稳定的经费、场地与制度保障，将川西藏歌的传承从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有组织、有规划的系统性保护行动，从根本上降低了曲目失传的风险。

传承群体与传播范围扩大。原生场域的传习局限于村寨内部，而文化馆作为公共空间，打破了族群、年龄、地域限制，将传习对象拓展至社区群众、青少年学生等多元群体。余戎姬、易茗（2024）提出的“藏族民歌融入高校艺术教育”路径，在阿坝州得到实践，“非遗进校园”活动为川西藏歌培育了年轻传承群体，有效缓解了传承断层。截至目前，阿坝州文化馆的川西藏歌传习活动已经培训了很多的群众，传习对象不再局限于藏族村寨内部的群众，而是覆盖了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多元群体，极大地拓展了川西藏歌的传承边界。

文化价值得到官方确认。川西藏歌被纳入非遗保护体系，其文化地位与族群认同符号的意义得到强化，进一步推动了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共同体的凝聚。这种官方的认定让川西藏歌从地方性的民间文化，转化为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官方确认与提升，也进一步增强了传承群体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

（二）消极影响：原生语境剥离与活态性弱化

口头传统的活态性被削弱。馆舍教学将川西藏歌从原本的民俗场景中剥离开来，即兴创作、灵活改编的口头传统特质被标准化教学取代，学习者仅掌握演唱技巧，难以理解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仪式意义。在馆舍传习体系中，川西藏歌被转化为固定的乐谱与标准化的演唱版本，原本核心的即兴创作环节被完全省略，学习者仅能完成对固定文本的复制演唱，却无法掌握口头传统“在表演中创作”的核心能力，国家级川西藏歌代表性传承人扎西尼玛在2025年四川省非遗保护中心官方访谈中明确指出：“现在的馆舍教学很多只教孩子怎么唱固定的调子，却不教他们怎么在放牧、节庆的场景里即兴创作，孩子学会了唱歌，却没学会藏歌的灵魂”。这种脱离原生语境的技巧教学，让学习者仅掌握了演唱的形式，却难以理解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仪式意义与创作逻辑，从根本上影响了川西藏歌的活态传承生命力。

传承主体的主体性偏移：民间场域中传承人是传习核心，掌握内容与方式的主导权；而馆舍传习中，教学内容、曲目选择往往由机构主导，传承人的民间经验与原生演唱方式被边缘化，影响了川西藏歌本真文化内涵的传递。部分馆舍传习活动中，为了适配标准化的教学流程，会对传承人原生的演唱方式、传习逻辑进行修改，传承人沦为教学活动的配合者，而非传习内容的主导者，直接影响了藏歌原生文化内涵的完整传递。

表演化倾向导致文化内涵缺失：为适应舞台展演，部分川西藏歌被过度改编，自由的民间歌谣被修改为符合现代审美的固定形式，承载族群记忆的歌词被简化，原生文化内涵被稀释，出现形式化、表演化的倾向。部分改编作品为了迎合大众审美与舞台效果，省略了原本承载族群历史与文化内涵的长篇叙事歌词，仅保留了辨识度高的旋律片段，甚至加入了与藏文化无关的音乐元素，导致川西藏歌沦为仅有民族音乐外壳、却无文化内核的舞台表演形式。

四、场域融合：川西藏歌活态传承的优化路径

川西藏歌从民间场域到馆舍空间的转换，是现代性语境下非遗传承的必然趋势，而非对原生民间场域的替代。针对场域转换带来的原生语境剥离、活态性弱化、传承主体偏移等内在张力，需以场域融合为核心，搭建馆舍空间与民间场域双向联动的桥梁，在规范化保护与活态传承之间找到平衡，推动川西藏歌实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

（一）构建双向融合的场域联动机制，实现三元空间的协同互补

打破馆舍空间与民间场域的壁垒，构建双向流动、互补共生的传习机制，是消解场域转换张力的核心路径。在馆舍传习环节，需跳出单纯的技艺教学框架，加入原生语境还原的核心内容，建立语境前置的教学模式，将每一首曲目的教学拆解为民俗语境讲解、演唱技巧教学、场景模拟演练三个递进模块，其中民俗语境讲解的占比不低于总课时的四成。通过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讲解、原生场景影像资料展示、民俗规则系统解读，让传习对象充分理解每一首曲目对应的民俗场景、文化内涵、演唱禁忌与情感逻辑，还原川西藏歌音声与场景的意义关联，从根源上避免传习沦为无语境的技巧模仿。

同时，需推动传习场景向民间场域常态化延伸，每季度组织传习学员走进藏族村寨，深度参与藏历新年、赏花节、锅庄大会等原生传唱场景，在真实的民间语境中跟随传承人学习传唱，完成贴合场景的即兴创作实践，亲身感受口头传统活态传承的核心灵魂。此外，可在阿坝州马尔康、红原、壤塘等川西藏歌核心流传区，设立6至8个常态化民间传习点，由文化馆提供专项经费、设备与传播资源支持，非遗传承人在原生场域中开展常态化传习活动，实现馆舍空间的规范化保护与民间场域的活态传承的优势互补，推动两个场域的三元空间协同共生（图1）。

（二）强化民间传承人的核心主体地位，建立传承人主导的传习制度

民间传承人是川西藏歌原生文化的持有者与传递者，其主体地位的保障，是守住川西藏歌文化本真性的核心。在馆舍传习体系的构建中，需彻底扭转“机构主导、传承人配合”的错位模式，将非遗传承人置于传习全流程的核心位置，建立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传习工作机制。

在传习内容的设计上，需成立民间传承人占比不低于七成的川西藏歌传习教材编审委员会，由传承人主导核心曲目选择、传习流程设计、教学方式制定的全流程工作，完整保留川西藏歌原生的演唱方式、即兴创作逻辑与文化内涵，避免为了适配标准化教学而对曲目进行脱离原生语境的修改。在展演活动的策划中，需充分尊重传承人的创作意愿，建立传承人一票否决制度，所有涉及川西藏歌的改编、展演活动，必须经参与的传承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实施，杜绝为了迎合舞台效果与大众审美，对川西藏歌进行脱离原生语境的过度改编。同时，文化馆需为传承人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资源保障与制度话语权，将不低于七成的传习专项经费直接交由传承人支配，用于传习活动开展、田野普查采集、传统曲目整理等相关工作，提升传承人的传习积极性与身份认同感，让传承人真正成为川西藏歌活态传承的主导者，而非公共文化活动的配合者。

（三）构建适配青少年认知规律的系统化传习体系

青少年群体是川西藏歌长效传承的核心力量，破解传承断层问题的核心，在于构建适配青少年认知特征与学习需求的系统化传习体系。需深化馆校合作机制，与阿坝州本地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建立常态化合作，将川西藏歌纳入学校美育必修课程体系，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建立分层分类的教学体系：小学阶段以民俗文化科普、基础旋律学唱为主，初中阶段以演唱技巧打磨、场景文化理解为主，高中及大学阶段以即兴创作实践、文化内涵研究为主。在全学段的教学过程中，需将藏族民俗文化、族群历史、藏彝走廊文化交融背景的相关内容，与演唱技巧教学深度绑定，让青少年在学习传唱的过程中，建立对川西藏歌文化价值的深度认同，而非完成单纯的旋律模仿。

同时，需贴合青少年的信息接收习惯，借助短视频、数字音乐平台、digital化展厅等载体，打造符合青少年审美的川西藏歌传播内容，比如制作川西藏歌主题动画短片、互动教学小程序、数字文化档案等，打破大众对传统民歌的刻板印象，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川西藏歌。此外，可每年举办一次川西藏歌青少年创作展示活动，在保留川西藏歌核心文化内涵与音乐本体特征的基础上，鼓励青少年结合现代音乐形式进行适度的创新改编，搭建青少年创作与展示的平台，激发年轻群体的创作热情，为川西藏歌的活态传承注入年轻活力。

（四）确立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传承原则

川西藏歌的活态传承，核心是在守住文化根脉的基础上，适配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需始终坚守“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非遗保护核心原则，确立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动态平衡传承机制。

一方面，必须牢牢守住川西藏歌的文化本真性底线，明确划定不可修改的核心保护内容，具体包括原生的旋律调式体系、核心民俗内涵、族群历史叙事、即兴创作的口头传统特质四大类，对这些核心内容进行完整、系统的保护与传承，杜绝为了传播效果、商业价值而进行的过度改编、异化创作，避免川西藏歌沦为失去文化内核的舞台表演形式。另一方面，也需正视现代性语境对传统民歌传承的影响，在守住文化本真的基础上，鼓励开展符合非遗保护规律的合理创新与转化：借助数字化平台完成传统曲目的系统性整理与存档，搭建线上传播矩阵，拓展川西藏歌的传播范围；结合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需求，打造适配新时代场景的传唱形式，让川西藏歌走出村寨，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实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活态发展目标。

五、结语

川西藏歌从民间场域到馆舍空间的转换，是现代性语境下口头传统类非遗传承的必然选择。这一转换为川西藏歌提供了稳定的传承平台，拓展了传播边界与传承群体，同时也带来了原生语境剥离、活态性弱化的内在张力。

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不同的传习场域会直接塑造不一样的川西藏歌演唱形态。川西藏歌的活态传承，不能割裂与原生民间场域的关联，也不能固守传统拒绝转型。未来需以文化馆为桥梁，推动馆舍空间与民间场域深度融合，充分保障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培育年轻的传承群体，在规范化保护与活态化传承之间找到平衡，让川西藏歌既保留原生态的文化根脉，又能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民族地区口头传统类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可参照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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