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空间、边缘群体的生存情况是空间正义领域所关注的，立足于“理解”的公共空间转型是社会学、人类学需要在参与式调研过程中的重点工作，“理解”也是空间更新中所有工作的起点。项飙（2018）在《跨越空间的社区》中所使用的方法赋予了理解社区、理解空间以新的视角，只有通过深入参与，才能完全理解传统和现代、乡土与城市。本文尝试理解祠堂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围绕其的种种互动行为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之于村民的意义，挖掘宗祠空间的文化属性。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全国掀起了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浪潮，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领域。公共文化空间包括能够进行文化展示和传播交流的场馆、拥有历史文化积淀的社会生活场所以及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公共场所等，比如宗族祠堂，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利用其文化资源。但实际上很多祠堂平时都处于关闭状态，导致空间的闲置浪费与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需求形成了反差。

祠堂是宗族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集合表象”，是宗族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随着时代的转变，宗族的力量经历了瓦解与复兴，社会生活中的互动也从传统村落中宗族成员之间的小范围互动转变为传统互动与现代互动方式并存的全方位互动，宗族祠堂并不仅仅是农村文化活动的载体，还是村落中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转型为公共文化空间是祠堂的重要发展路径。

但是，目前对宗族祠堂的研究主要基于空间载体本身功能发挥的静态研究，缺乏对公共文化空间在基层社会中动态变化和发展的重视。随着公众对公共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社区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也需要不断提升，基层社会互动越来越频繁，祠堂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多样的社会互动、特别是文化互动的层面上。符号互动论本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行为，在此引入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以“互动”作为分析重点讨论乡村各微观群体之间和影响祠堂发展的组织之间的社会互动，探讨在面临新的社会潮流时，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因素的宗族祠堂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开展社会互动？又如何通过互动促进自身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

本文在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的大背景下，以符号互动论为视角，基于在G市C村祠堂的调研资料，进行了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指出衰落的祠堂作为传统公共空间，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所遵循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二、文献述评

（一）公共文化空间

1. 公共空间的定位

哈贝马斯对18世纪欧洲国家出现的俱乐部、咖啡沙龙等场所进行分析，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理解公共空间，提出公共领域是在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并且公民可以组成集体行动，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平等地交流与行动。

乡村公共空间不能与一般的空间概念混为一谈，因为乡村公共空间与人口分布和流动、土地利用紧密相连。特别是在乡土气息浓厚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是“熟悉”的社会，不同村落之间存在孤立与隔膜，因此乡村公共空间是熟人之间能够经常发生接触的场所。在乡村的公共空间中，村民可以自由交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参加公共活动，是村民交往、情感表达和凝聚人心的重要场所，也是进行社区权利行使的空间，乡村公共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治空间，国家从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培育有利于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与开发，这些公共空间可以包括许多场所，如寺庙、祠堂、场院等等。

2.祠堂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与价值

从历史发展而言，祠堂的功能经历了由礼法向世俗的转变。最初，祠堂主要承担祭祖的功能，宗族在祠堂开设学堂传递乡规民约、在祠堂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实现教化功能，能够调解邻里纠纷、化解族群矛盾。后来宗族祠堂常常举办酬神唱戏、迎神赛会等文化娱乐活动，不仅承担着传承与宣扬儒家孝道文化的作用，而且具有社区文化娱乐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祠堂的社会功能在不断放大，传统的社会观念也融入了越来越多世俗的色彩。

祠堂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既保持传统，又彰显时代价值。在新时代下，“流动的现代性”打破了传统宗族社会、熟人社会的稳定格局，在现代化背景下，宗族祠堂依然可以通过结合社会需求，在新的时代中成为服务现代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功能载体。比如，宗族可以承担起敦邻睦族的作用，成为德治的重要载体，许多宗族的族规都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观念不谋而合，同时，宗族权威能以关键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推进乡村法治化进程。

（二）符号互动论

1. 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论是通过分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呈现社会图景、解释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理论，米德系统地阐述了语言符号在个体社会化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被视为该理论的奠基人。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分析，米德指出心灵、自我和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三种结构和现象，并且通过符号进行社会性意义的沟通。社会是符号互动的起点，自我和心灵是由社会孕育的并且在社会情景内发展，符号是社会交往行为的媒介，不同的个体能够根据经验赋予符号个体化的意义。

米德的学生布鲁默进一步完善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于1937年正式提出“符号互动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前提——人类行动所指向的事物是富有意义的；这些意义来自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同时这些意义也可以在互动过程中加以修正。人们不仅要与他人“互动”还要参与“符号互动”。自我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符号是社会交往媒介，社会是自我与“他人”互动产生的共同体。群体生活的过程就是符号互动的过程，其间符号经历了创造、肯定、转化和被抛弃的过程。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本身就是村民展开互动的活动空间，同时其存在本身即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是有意义的、能够随着时代而变迁的符号。祠堂存在的意义在于承载宗族的价值观念并维系宗族稳定，随着时代的转变，宗族的力量经历了瓦解与复兴，同时，个体之间的互动也从传统村落中宗族成员之间的小范围互动转变为传统互动与现代互动方式并存的全方位互动，因此祠堂存在的意义也在发生转变。

2.祠堂文化符号

符号是指语言、文字、动作、物品或者场景等一切能代表人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的事物。胡易容将符号的基本属性归纳为三个汉字：“象”是指任意对象，本身并不构成符号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像”是人造物，是模拟对象而产生的符号再现；“相”是对符号的解释，显示了对象生成的意义。在此意义上，乡土文化本身是“象”反映着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和思想观念。由于宗亲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绵延至今，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力量作用最为突出，出于对文化的需求，“人们通过宗族建构起共同的象征符号，并通过象征符号的媒介和凝聚作用组织起祖先崇拜信仰和集体文化活动”，于是祠堂成为了乡土文化的“像”。祠堂本身就是村民展开互动的活动空间，同时其存在本身即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承载宗族的价值观念并维系宗族稳定，是有意义的符号。

三、案例分析：宗祠中的符号

祠堂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与重建关键在于明确对村民有意义的符号意义，同时，在实践调研过程中应该注重挖掘村民在与祠堂以及围绕祠堂进行的一系列事件的互动当中所赋予这些符号的意义。

（一）案例概述

C村，别名龙溪，位于广东省G市东郊，南宋建村，村内有一小溪源于龙眼洞，故名龙溪，又因村属车陂堡，明代称乡，现C村。C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但是因其横跨两条G市交通主干线的天然地理优势，再加上有四个不同线路的地铁站点环绕此村，C村成为了大多数来G市工作青年人的“首站”，他们都在楼贴楼的低矮建筑中租房居住。

在C村内，不会看到任何与“国际大都市”有关的任何元素，与其浓重的乡土社会气息相匹配的是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C村，被保留下来的祠堂多达20座，基本上每走一段路都会看到有一座祠堂，进入祠堂，会看到有老人在打牌、喝茶、闲谈，祠堂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其中许多祠堂都会堆放的就是C村每年都会举行的舞狮、划龙舟活动的道具以及各祠堂在村委会举办的比赛中所获得的奖杯。除了那些大门紧闭的祠堂外，其他祠堂几乎都是允许外人参观的，祠堂内的老人也非常欢迎有人进去参观。

（二）C村宗祠空间的符号互动意义

1.祈福

祈福一般是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时，在宗族祠堂内进行的活动，祈福目的有很多，比如：祈祷好收成、健康的身体、财源广进、步步高升等等都可以，从其起源上来说，祠堂祈福是表达愿望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许愿有多大作用，但是大家还是将其作为一种象征形式，每年照做。在进行祈福的时候，属于这座祠堂的每一家人，至少都会派出1至2个人作为家庭代表，带上供品到祠堂，每家都会点上香油蜡烛，点完之后进行叩拜，然后将纸钱在固定的燃烧炉里燃烧，最后一步则是在祠堂外点燃自家买的鞭炮，这样下来，整个祈福的流程就走完了，各家也就可以收拾好带来的供品回各家了，根据祠堂规模大小的不同，有些祠堂还会在内部设置大炉灶，遇到重大祈福节日的时候就会请家族中会煮饭的人来掌勺，给前来祈福的各家人提供饭食，可是近几年都变成从外面请人来掌勺，且一年中宗族聚餐的次数也变少了。

其他祠堂并不一定像麦氏宗祠一样常年燃香，而只是在重大节日才有这种祈福活动。郝氏宗祠位于中山大道北侧，可以说是C村的“飞地”，在几十年前，与富庶的村南侧相比，这里还只是一片田地，而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建起了大量的商业园区，为郝氏宗祠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郝氏宗祠的理事说，本来清明节是要去山上扫墓的，但是现在政府不允许了，只能错峰扫墓。

在祠堂内进行的祈福活动相较于在墓地的扫墓活动更加具有抽象意义。在祠堂内的祈福行为不仅寄托了在世之人对已知先人的尊重与追思，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在世之人与未知祖先的互动，希望得到世代祖先的庇荫，这也是绝大多数祠堂都承担了修撰族谱的工作的原因，人们需要在复杂的世系族谱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支、找到自己的所在地，让在现代化大都市打拼、四处漂泊的心得到一种历史的归属感。宗族在乡村凝聚力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历史归属感让千千万万青年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祈福作为一种代表“尊重”“追思”“归属”意义的符号，承载了深厚的乡土底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对于抚慰外出工作的年轻人、加深宗族感情，一年寥寥数次的祈福活动具有重大作用。

2. 婚丧嫁娶与做寿添丁

新人结婚（包括迎娶与出嫁）、老人过生日、族人去世、小孩出生和满月，这些事件发生时，宗族内都会在祠堂举办活动，或是红事，或是白事。之所以将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宗族人数的变化。迎娶、小孩出生和满月代表这个宗族内增加了一个人，出嫁、族人去世代表这个宗族内缺少了一个人，而老人过生日代表其在宗族内的地位提升、德高望重。按照宗族内的说法，这些事情都要“向祖宗汇报”。

而且，婚丧嫁娶与做寿添丁之时，在祠堂内摆宴席、敬祖宗背后也有其社会原因，不仅仅是“向祖宗汇报”那么简单，反之，如果在上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事人家庭没有宴请周围村民，就会被认为是不重视宗族感情，而且，从宴请的规模、菜品的多寡也能体现出一个家庭的实力，所以，在宗族祠堂内宴请族内人就成为了具有联系感情、彰显实力的象征符号。

3. 教育教化

祠堂的教育教化功能可以细分为宗族内教育与祠堂教育两大类，宗族内教育包括宗族内地位较高的长老对年轻人的训诫、宣讲，但是现在因为乡村的空心化，C村内原本宗族内的年轻人大多迁居到别的地方居住了，这种教育形式也就逐渐减少下来，那么就只剩下了祠堂教育。在各个祠堂内留下的理事们、长老们通过宗族祠堂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共享空间，加上祠堂物业的资金，还有村委会、街道办的资助，举办了许多旨在教育年轻一代、弘扬传统文化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教育活动。

在C村内，几乎所有祠堂都举行过“爷爷奶奶一堂课”，通过邀请宗族内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讲解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主要是给宗族内和宗族外的本村学生进行宣讲，弘扬精神的同时，凝聚了宗族内外的村落感情。除了“爷爷奶奶一堂课”活动外，C村部分祠堂还通过在祠堂空间内举办兴趣班的形式，进行营利性的教育活动，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郝氏宗祠内的中国武术培训班，主办者是郝氏宗祠的一名理事，郝氏宗祠通过这个培训班，在宗族内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虽为营利，但郝氏宗祠经常出借祠堂场地给社区、大中小院校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讲演等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祠堂曾经承担过的教育功能逐渐被国家主办的教育机构所承担，大多数人也没有回到宗族祠堂进行教育活动或受教育活动的内在驱动了，宗族祠堂在这种情况下所保留下来的就只能是它们天然拥有的传统文化背景与历史文化底蕴，像“爷爷奶奶一堂课”、武术班这些形式的教育，只有放到拥有厚重历史的祠堂背景下才更能够发挥教育教化的效果，如果在现代化建筑里开设武术班、开设“爷爷奶奶一堂课”，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故在考虑宗族祠堂的教育教化功能之时，能否将其与宗族祠堂的历史感、传统感挂钩，才是能否发挥教育教化功能的关键所在。

4.议事（理事）

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中都会有一个专门进行管理的机构，在C村大大小小的祠堂中都能发现理事会存在的身影。

首先，在C村，每个宗族祠堂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称之为“物业”，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些宗族通过将历史遗留、宗族共有的土地或变卖、或出租，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关于这些收入如何保管、如何分配、如何使用，就成为了理事会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每年村委会、街道办都会举行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如划龙舟、舞狮等等，这些活动要求各宗族祠堂以各宗族为队伍，各队伍代表宗族出战，那么对于龙舟、船桨、狮头等道具，以及对于队员的物质奖励就成了祠堂开销的大头；另外，祠堂日常的修缮维护需要资金。那么，宗族祠堂内便需要一定的人员进行管理，C村内的大小祠堂大都采用了“代议制”，并为议事、理事、表决都制定了一套规则，理事会内分工也极为明确。

关于理事会理事的报酬问题，每个宗族祠堂内有不同的规定，通常来说，宗族凝聚力强的祠堂并没有给理事发放报酬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理事应该是为族人服务的，而且担任理事的通常是退休了、空闲时间较多的人，他们可以优先使用祠堂内的物资（祠堂公费购买的茶水、点心、桌椅等），所以并没有给他们发放报酬，但是宗族凝聚力并不那么强的祠堂就会给理事会的理事们发放不高的报酬，旨在吸引族人承担理事这一职位。

5.其他社会活动

其他社会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提到的龙舟节、满月酒、舞狮、“爷爷奶奶一堂课”，这些社会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宗族祠堂自家的物业收入，也有一部分村委会或街道办举办的跨地区活动是由村委会或街道办的专项资金支持的活动，比如在龙溪举行的龙舟节划龙舟。其中祠堂修缮以及修缮后的宴请活动是C村每个祠堂都非常重视的活动之一，不仅在C村内，对自家祠堂进行修缮这一行为甚至在全国各地的宗族祠堂内都是一件极为自豪的事情。

编撰族谱也是宗族祠堂内一件重要的大事件，一般由宗族内德高望重又有文化知识的老人担任主撰。通过出资修缮祠堂，外出工作或者是留在村内的青年人通过在祠堂内留下名字，起到了一种宗族小范围内“功成名就”的感觉，他们会感到自己每天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就体现在祠堂墙壁上那一个个不会随着肉体消失而磨损的名字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现代化社会中无法得到的满足感、自豪感的短缺；另外，族谱给了族人一个定位，一个自我认识的定位，根据族谱，我就知道我是谁的后人，从什么时间段来到了这里，以前是做什么的，我这一族都有什么名人，通过想象先人的血液在自己的身上流淌着，在缺少归属感的现代化社会也会得到一些慰藉，这些行为象征着现代社会中的人努力从乡土社会中找到自我意义的努力。

最后，在C村内的宗族祠堂里，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地方作为厨房，里面放置了巨大的锅碗瓢盆，这里就是宗族活动之后举办宴席的地方。吃大锅饭是一年之内为数不多的亲戚间交流、联系宗族感情的机会，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依据它的现实意义——吃饱而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联系宗族成员方面的社会意义，多数外地回来的宗族成员乐于在大锅饭的氛围中与宗族成员交流感情，但少数则迫于这种社会压力，尽管不愿意参加，但还是会去走个形式。

6.规避

规避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调查者在G市X村调研邓氏祠堂的时候，曾经询问过旁边商铺的老板娘是否进去参观过、村委会是否有在里面举办过活动，老板娘的回答则是既干脆又利落：“别人家的祠堂我们是不会进去的，首先是‘意头’不好，自家都有祠堂，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的祠堂？”

这和在C村祠堂群调研得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在C村，除了一两个宗族祠堂时常紧闭大门以外，其他祠堂，不管是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与否，都允许宗族外的人进去参观，当被问起去别家祠堂参观会不会有不好的“意头”时，郝氏宗祠的理事是这样回答的：“不是说会有不好的‘意头’，而是说，自己家有祠堂，为什么要到别家去麻烦别人呢？但我们也不排斥其他人到我们祠堂来。”

如何解释身处两地的不同宗族祠堂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呢？调查发现，在X村，外来人口并不如C村多，宗族祠堂数量也远远不如C村，在X村，只有一个邓氏祠堂；同时X村也没有C村那么多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比如在端午节的时候，C村会照例举办划龙舟比赛，如果龙舟队员都只限于在本宗族内遴选，因为族内成员有外出的、身体不适的，在有限的成员选择范围内不适宜于组成战斗力强的龙舟队，故宗族祠堂需要吸纳外来人口加入祠堂内，为龙舟队效力，而外来人员在端午节代表某一宗族祠堂出战龙舟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族使命感，反而是以一种热热闹闹过节日的轻松心态来面对比赛。所以，针对宗族祠堂外部人员的规避行为，并不是用简简单单的“意头”不好可以解释的，对于尚未将自己融入社区社会生活的宗族祠堂、未经街道或居委引导的宗族祠堂，会有一种故步自封、排斥外来人员的倾向，久而久之，外来人员长时间无法进入祠堂，则会对当地祠堂产生一种神秘感、疏离感，从而从内心建构出不好的“意头”来合理化这种神秘感、疏离感。

反之，居住在社会活动丰富、有官方引导的宗族祠堂，会利用本身具有的历史文化优势，极力使自己在结束宗族性事务之后，与外来居住人员建立联系，利用各种互动形式，如社会活动、比赛、张贴社区公告等，打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阂，让宗族祠堂不再成为冷冰冰、隔开“本族人”与“外族人”的建筑，从而实现宗族祠堂的现代化转型。

7. 对比与总结

通过对围绕C村各宗族祠堂的互动行为进行分析，本调查总结出如下行为变迁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讨论过的几种互动形式：

	历史形式	发生时间	符号象征	变迁因素	变迁形式
祭扫	上供、烧香烧纸钱等	春节、清明	追忆、辞旧	禁令、年味变淡	上供、烧香
丧事	上供、停棺、烧香、烧纸钱	不定	后辈责任、让死者“走好”	火葬场与殡仪馆的发展	上供、进牌位
嫁娶	上供、拜堂、烧香	不定	在父系婚姻中得到认可	现代婚礼的普及	上供、拜堂
做寿	上供、烧香、唱戏、摆酒	不定	宗族地位随年龄提升	生活环境与饮食水平的追求与改善	上供、摆酒
添丁	上供、烧香、唱戏、摆酒、升灯	满月、元宵等	为小孩带来好运、混个脸熟	城市化	上供、摆酒、升灯
中举	上供、烧香、唱戏、摆酒	不定	彰显成绩、获得好评	宗族意识变淡、城市化	上供、摆酒
理事	议事	不定	权威场所、实际需要	宗族意识变淡、宗族事务减少	议事
修祠	牵头募资、捐款	不定	积攒功德、彰显身份	宗族意识变淡、宗族成员分散	牵头募资、捐款、政府补贴
存放	保存各种公共物品	——	——	——	保存各种公共物品
社会活动	唱戏、游戏	重大节日	公共场所	娱乐时间的压缩、居民的精神需求	打牌、组织观光、划龙舟等
教育与宣传	讲堂、发言、惩罚	不定	公共场所、权威	工业化、城市化	办班、张贴告示
篆刻宗/族谱	——	不定	历史归属感	——	——
规避	（外人）避免进入	——	鬼魂缠身、厄运	迷信水平降低	进出视情况而定

来源：作者整理

（三）宗族空间的互动困境

综上，本文认为C村的祠堂群，包括X村邓氏祠堂、龙津陈家祠，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虽然程度不一、形式不一，但却各有一套适应自身历史文化底蕴、适合外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转型模式，它们都有自身的逻辑自洽性。陈家祠因为政府的重视，发展成为了民间工艺博物馆；C村的宗族祠堂因为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把社会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邓氏祠堂因为缺乏举办社会活动的习惯，常常处于封闭的状态之中，换句话说，这些保留了下来的宗族祠堂都在其所在的村庄或社区中起到了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只是程度不一。在本文看来，这些祠堂的功能发挥情况都是合理的，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地宗族祠堂的活动是否割裂了“本地人”与“外地人”，是否团结和凝聚了“本地人”与“外地人”。

宗族祠堂拥有其内在古老的历史底蕴，且宗族祠堂的精神功能也并未随时间而发生变迁，祈福、宴请等等宗族性的活动依然需要依托祠堂来承载。强调内外之别是祠堂公共空间在现代生活中所具有的不良倾向，宗族祠堂本应承载凝聚人心、团结邻里的功能，而如果宗族祠堂只是作为横亘在村庄或社区里的一个“堡垒”，只在族内成员需要使用的时候开放，其他时候则是一副冷冰冰的样貌存在的话，再加上宗族自身又有排斥他人、划清内外界限的倾向，村庄或社区内的事务会变得很难推进，宗族内外的人群矛盾也会激增。

正如本文在上文所主张的，宗族祠堂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来包容外界环境的变化。通过调查，我们明白宗族成员在与祠堂进行互动的时候围绕的并不是祠堂本身，而是互动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明白了这些意义之后才能了解到，要改变这些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在村民的思想里，无论现代化如何发展、人与人之间如何冷漠，“根”是祖先，是故土，重大节日聚在祠堂寻根问祖、修缮祠堂、编撰族谱，是在提醒自己不能忘记从哪里出发，因何出发，更要遵循传统、传承先辈的精神。在一遍又一遍的祈福中，他们并不会觉得这些行为发生过后真的会得到祖先或鬼神的庇佑，而是相信祖先、亲人和他们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心里的回忆永远不会消失。

四、总结与反思

理解村民围绕祠堂的互动行为的意义，是推进宗祠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的起点和基础，本文通过观察和访谈所理解的祠堂中发生的村民行为的意义为祠堂空间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理解的基础。在现代化大潮中，宗祠空间的文化意义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宗祠空间成为了现代化城市中原子化的个人精神世界中的避风港，所以谈论宗祠空间的转型既要防止宗族力量的壮大，以促进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融合与和谐，又不能以牺牲村民的归属感和意义获得感为代价。

村民的这些互动行为在快速现代化的社会中具有深远的教化意义，宗族祠堂，是一个有关“传承”的话语体系，通过调查，才能明白这些行为在现代社会对于这些村民的意义，才能理解宗祠空间的文化属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宗祠空间本身具有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倾向，这就需要外界的激励机制与政策干预，可以从C村宗祠空间的运转模式中得到参考借鉴的是：举办区域性社会活动、邀请老人进行家风族风宣讲、利用祠堂空间张贴社区公告。借此，本文通过模仿项飙的参与式调研法，理解村民互动行为，给予了宗祠空间转型的原则性建议。不足之处则在于没有给出宗祠空间转型的具体方案，本文认为围绕宗祠空间也将会形成一个“新社会空间”，这种包含了族人与外地人的双向互动的“新社会空间”的形态和特征需要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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