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吴宓是中国近代著名西洋文学家与国学大师，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之一，其在翻译领域亦建树颇丰。他主张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并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翻译观点。这种思想使其译作兼具忠实性与创造性。本文通过阐述吴宓的翻译实践经历与翻译思想，分析其翻译思想的核心内涵，并探讨对当代文本外译的借鉴意义。

一、吴宓的翻译实践

吴宓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白璧德，系统学习西方文学与哲学。归国后，吴宓致力于翻译评介西方文学，他将但丁、歌德、萨克雷等人作为重点译介对象，深耕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评介，以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理解西方文学的精神要义。

除了翻译上的“引进来”，吴宓关注文化上的“走出去”。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外译，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文学思想，其中尤为重视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他曾译介李白、杜甫、王维等名家的诗作，翻译时坚守“以中释中”的翻译策略，力求在译文中保留中国诗学的格律形式与审美意境，体现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特质。此外，吴宓还翻译了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等西方哲史著作，希冀借新人文主义思想改变“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吴宓还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在刊物中译介大量西方著作名篇，将“以中化西”的文化理念融入翻译实践，实现中西文化的双向融通。

二、吴宓的翻译思想

吴宓的翻译思想植根于传统译论，并融汇西方科学思辨之思想。他辩证吸收了鸠摩罗什佛经意译之法，严复“信达雅”思想，德莱顿三分法等众家思想，形成了一套兼具传统性与开放性的译论体系。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吴宓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标准：重释“信达雅”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强调好的翻译应兼顾忠实、流畅与文采雅致。严复认为，“信”与“达”互为补充，既不可随意增删，又要追求原文的顺达。由于语言间存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准确传达原文的原本意涵才能达到译文之“信”。为传达原作真正意义，译者不必拘泥于“字比句次”的字词形式，而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语序、增补必要成分。此等译法虽有“颠倒附益”之嫌，但只要能够忠信地呈现原作含义，便不违背翻译的原则，达到“取明深义”之目的。吴宓对“信达雅”翻译标准进一步继承发展。吴宓认为“信达雅三字，实为翻译之金科玉律”，并多次用严复的译例阐释翻译原则，认为其“以古雅之文传精深之理”。吴宓认为翻译要素有三：一是深明原意，二是文达而不失原意，三是文章须自有其精彩。此即信达雅。

在“信”的方面，吴宓认为译者首要之务是透彻理解原文，而译文的要义则在于“弥合原文之意”，唯有实现译文字意与原作深意的契合，方能真正达成翻译的“信”。在“达”的层面，吴宓将其内涵阐释为“表达”与“传达”，将译文标准分别指向原文和读者。“表达”指向原文，要求译文完整传递出原作的思想内涵，“传达”指向读者，要求译文清晰将意义清晰地传递至接受主体。吴宓认为，唯有遵从本国语言体例的译文才能发挥较好的文化引导作用，而只有让译本真正被读者理解与接受，才能够实现 “传达异国古代之人之精神造诣”的翻译目标。

在“雅”的阐释上，吴宓与严复所谓的文采斐然不同，吴宓将“雅”界定为“文章须自有其精彩”，而这种“精彩”主要体现在文体格律层面，即秉持“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创作与翻译原则。吴宓认为，旧体诗发展的根本桎梏不在于格律本身，而在于内容材料的僵化，诗歌作为独立文体的特质，正是源于其独特的形式格律。因此，其译文虽多采用文言体式，句式规整且符合传统格律，却摒弃了生僻字词与古奥表达，也删去了意义高度浓缩的短句，即便不熟悉古文的读者亦尚可理解。

吴宓强调，无论采用逐句直译的方法，还是追求原作的整体大意，翻译的核心皆在于在目标语体系中寻找与原文意涵相契合的表达形式。他主张译者应采用译入语中的适配表达替代原作表述，消解因语言差异而产生的理解隔阂，在翻译实践中，他常选取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对应的意象典故，使译文在忠实原作本意的同时，实现与中国文化语境的融通。以其译介赖慈《牛津尖塔》为例，原诗“I saw the spires of Oxford/ As I was passing by,/ The gray spires of Oxford/ Against the pearl-gray sky”，以简洁的白描的手法勾勒出牛津尖塔映于淡灰色天际的画面，语言质朴却结合了画面美与韵律之感。吴宓并未拘泥于单一文体形式，而是同时以旧体诗与新体诗两种译法译介这一经典诗句：旧体译诗“牛津古尖塔，我行认崔嵬。黝黝古尖塔，矗立青天隈”，以五言格律为框架，用“崔嵬”状尖塔之巍峨、以“青天隈”绘天隅之旷境，适切原诗的画面美感，又以古典诗词的炼字技巧营造出宁静悠远的意境。其新体译诗“我看见牛津的许多尖塔/当我偶然走过那边，/那些牛津的灰白尖塔/直映在高穹的青天”，以白话文为载体，句式舒展、表达直白，还原了原诗的叙事视角与画面细节，以符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形式还原了原诗的叙事视角与视觉感受，做到了文辞畅达而不悖原意。两种译法各有侧重却殊途同归，忠实传递了原诗的审美意境。这恰恰印证了文言与白话并非对立的翻译表达形式，二者各有其审美价值与传播优势，翻译的核心并非执着于文体形式的新旧，而是根据表达需求选择适配的语言形式，让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能契合不同读者的接受语境。由此足见吴宓并非固守文言、排斥白话的“保守派”，也正因他洞悉旧式文言与白话文各有其局限性，故而主张发展新式文言文体，使其文意明晰、抛却晦涩难懂之虞，同时对白话文加以修饰与凝练，最终使两者均达到“雅洁”的表达标准。

（二）翻译方法：德莱顿三分法与鸠摩罗什译经的“中庸之道”

吴宓在翻译中借鉴了英国翻译家德莱顿提出的翻译三分法理论。德莱顿将翻译分为直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与拟作（imitation）三种类型。直译追求字词句的逐行对应，虽在形式层面实现忠实原文，却易因语言体系差异而导致文不达意，难尽传达原意的效果；拟作则如脱缰野马，赋予译者极大的创作自由，允许译者脱离原文进行意义改写，表达虽具灵活性，却极易偏离原作内核、丧失文本精神。意译则介于二者之间，既给予译者适度的表达空间，又以保留原作者核心意图为前提。这种“有限度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理念，与吴宓所追求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吴宓据此提出，译者的表达自由需以严格遵从原文意涵为限度，无需固守原文的词汇与句式形式，即“译意不译词”的翻译准则。吴宓认为翻译之法不是“直译与意译”“文与质”之间的对立，而是在对立维度间找寻适切的平衡点，实现翻译的“执中”之道。

同时，吴宓从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中汲取智慧，借鉴吸收了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理念。他认为，鸠摩罗什译经成就之所以臻于“精绝”，根源在于他深刻了解印度文化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性。古印度素有“甚重文藻”的文学传统，这使得佛经原典不仅是其思想义理的语言符号载体，更是富有韵律与文采的“艺术文本”。鸠摩罗什虽采用意译为主的译经策略，却并未对原典随意删改，而是在把握思想义理的基础上，对梵文的句式结构进行转换，删除梵文的繁复的修饰成分，以汉语言的简练韵律重构文本形态，使译文既“言简意赅”又“朗朗上口”。吴宓将鸠摩罗什的译经经验融入自身翻译实践，在译作中根据译入语的特点灵活调整文体形式，同时强调保留原作的审美风格，以此在更深层面上诠释了“信”的标准。笔者认为，吴宓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并非绝对的“中间路线”，而是强调依据文本类型、文化语境等多重因素灵活调整翻译方法。其所言“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能，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恰是其翻译方法论的核心旨归。综上可见，吴宓的诸多翻译方法，其目标均在于实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平衡与融合，使译文达成会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传播效果。

三、吴宓翻译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文本外译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现中西文化互鉴的重要途径，但当下的文本外译实践仍面临困境。部分译著与外宣文本存在语言表达生硬、文化语义缺失以及话语体系错位等问题，或过度追求字面对应导致译文晦涩难懂，或为迎合西方读者而造成了部分内涵缺省，消解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影响了文化传播效果。

吴宓的翻译思想中意涵忠实、中西平衡等理念，为解决当下文本外译困境、优化实践策略提供了借鉴，本文结合当下需求从翻译理念、策略、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参考。

（一）坚守核心理念：以“信”为基，兼顾“达”“雅”

吴宓将“信”视为翻译之本，强调兼顾“达”与“雅”。而文本外译的核心目标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理念，若失去“信”的基础，文化传播便成无源之水。当下文本外译首先要坚守以“信”为基，深挖文本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道”“仁”“和而不同”等特有概念、意象与典故，不能简单因“保留文化意象”而直截了当地字面直译，而是要先完全理解源语的语义与框架，预判目标语读者的框架空白，最后译者认知选择合适表征。同时，要兼顾“达”与 “雅”，在“达”的层面，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与认知特点，采用符合西方语言表达体例的句式词汇，适当调整原文形式，使译文流畅易懂；在“雅”的层面，根据文本类型营造相应审美风格，翻译古典诗词时注重韵律节奏，翻译外宣文本时追求简洁凝练、雅洁得体，让西方读者在理解意涵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审美魅力。

（二）优化翻译策略：反用“新材料入旧格律”，践行“以旧材料入新格律”

吴宓在西方诗歌汉译中提出的“新材料入旧格律”，我们可反其道行之，践行“以旧材料入新格律”，实现中华文化内涵与西方表达形式的有效融通。

“旧材料”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精神理念与文化内涵，为外译之根本；“新格律”指符合西方读者认知习惯与表达形式的语言体例，这是实现传播目的的关键。践行这一策略并非妥协于西方话语体系，而是根据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优化传播形式，让中华文化的“旧材料”在西方的“新格律”中更好呈现。在外宣中，叙事框架上可由宏观叙事转向采用西方读者更熟悉的科学说理、案例分析模式，结合具体故事、数据阐释中国价值理念；语言表达上则尽量摒弃生僻词汇与中式表达，采用西方常用词汇，结合英美民族的幽默特点适当融入生动化的表达，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与传播性。

（三）创新翻译方法：践行“中庸之道”，实现“译意不译词”

吴宓提出的 “中庸之道”，打破了直译与意译的二元对立，当下的翻译实践亦当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结合文本中的具体内容、文化元素与表达形式，灵活把控直译与意译的尺度，既不拘泥于原文的外在形式，也不随意脱离原文的核心内核。译者更需具备跨文化视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契合点，对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化元素做必要阐释，善于找寻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让西方读者在熟悉的文化语境中理解并接受中华文化，实现文化的有效融通。即便是同一文本，也会因具体字句、文化概念的差异，需要在翻译中灵活结合直译与意译的方法。以中华文化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火攻篇》中“箕、壁、翼、轸”四字的翻译为例，它们是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的专有概念，翻译时无需刻意固守原作文化形象而做生硬直译，将其直译为“the Winnowing Basket（簸箕星座），the Wall（长垣星座），the Wings（羽翼星座）and the Chariots Platform（车轴星座）”；而是可以灵活兼顾直译与意译，对有现代天文学对应定义的箕宿、壁宿，用意译方式译为“Sagittarius（人马座）”“Alpharatz（仙女座）”，对没有直接现代对应名称的翼宿、轸宿，则以直译思路参照威妥玛拼音，译其为“I”与“Chen”，既让目标语读者领会到中国古代天文专有概念的独特性，又避免过度阐释喧宾夺主，确保读者能晓畅原文主旨大意。

四、结论

吴宓的翻译思想既承载了中国传统翻译的人文精神，又吸纳了西方翻译理论的科学理性。他重新阐释“信达雅”标准，发展了“雅”字的文化内涵，主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对西方诗歌汉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将德莱顿的三分法理论与中国“中庸之道”结合，在“直译”与“拟作”的两端中取得平衡，实现原文意涵的真正传达。当下的文本外译实践，可以深挖借鉴吴宓的翻译思想，坚守“以信为基、兼顾达雅”的理念，忠实传达中华文化内涵；采取“以旧材料入新格律”的策略，实现文化内涵与西方表达形式的融通；践行“译意不译词”的“中庸之道”，根据具体语境动态调整翻译方法。同时，译者要秉持跨文化视野，注重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契合，推动文本外译真正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现中西文化深度互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1] 蒲瑶. “礼教”与“传统”——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路下吴宓的翻译与道德践行[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04):82-93.
2. [2] 姜筠. 会通中西译论的一次尝试——探析吴宓的翻译思想[J]. 上海翻译,2024(05):77-82.
3. [3] 王婷. 吴宓与严复翻译观比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与“信达雅”的关系探究[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1,42(05):11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