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加剧了高水平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使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职业本科教育是破解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相继出台，为职业本科改革提供了有力制度供给。面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亟需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战略牵引，构建需求导向、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制造强国建设筑牢人才基石。

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质上是生产力系统的结构性跃升，其演进逻辑内嵌于创新驱动之中。当代创新的基本形态已从线性主体协作转向多元交叠、系统联动的复杂网络，呈现出多要素耦合共生、动态交织的运行特征（彭绪庶，2024）。在此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的运行效能高度依赖于政府、院校、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的协同深度。尽管“强政府”模式在资源动员与方向引领上成效显著，但随着大学、科研院所及企业等主体功能持续强化，政府角色亦在动态调适之中（张艺等，2020）。多重要素的系统集成，有助于实现政策工具的精准发力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正重塑着高等教育的改革范式与发展格局：教育承载着知识传承与人才塑造的核心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活水；科技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中发挥催化作用，成为连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桥梁；人才则作为教育成果与科技效益的最终载体，为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注入内生动力（朱杰，2023；施一公，2023）。从协同培养视角审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呈现出相互嵌套、动态耦合的运行逻辑，共同突破传统组织边界，推动科教融合与产教协同走向纵深，实现知识创造、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的系统联动。推进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本科教育体系的核心议题，也为深入理解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引，其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

面向教育、科技、人才需求的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的现实审视

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提升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水平

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有赖于政策红利与资金保障的协同赋能。依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精神，国家将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及就业等多元政策工具的集成供给，并以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为牵引，全面筑牢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

1. 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

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其招生规模占高等职业教育总招生的比例应不低于10%，旨在牵引职业教育整体吸引力与人才培养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自2019年启动试点以来，职业本科院校布局持续扩容，院校数量由2019年的15所增长至2025年的87所，六年增长4.8倍。同期，招生规模同步扩大，从2019年的1.2万人跃升至2025年的50万人（预测），实现了办学覆盖面与培养规模的双重突破（详见表1）。

年份	职业本科院校数量	院校数量增幅	职业本科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增幅
2019年	15所	-	1.2万人	-
2020年	22所	46.67%	2.5万人	108.33%
2021年	27所	22.73%	4.1万人	64.00%
2022年	32所	18.52%	7.6万人	85.37%
2023年	42所	31.25%	8.99万人	17.82%
2024年	51所	21.43%	10.96万人	21.91%
2025年	87所	70.59%	50万 (预测)	356.20%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规划、统计公报及政策文件整理

2. 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基地，联合培养职业本科人才

2019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各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其中山东省围绕“十强”产业布局，组建12个产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6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协同育人作用，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衔接。此外，该省实施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校企联合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高技能人才，如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与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共建现场工程师学院，联合培养职业本科人才，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面向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科教融合支撑职业本科人才培养

科教融合的内涵在于推动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两大系统的资源互通与协同演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通过组织嵌入、功能互补、机制衔接等多种方式，构建协同育人格局，释放创新要素与教学资源的聚合效应（刘继安，盛晓光，2020）。立足新时代，我国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以系统性制度安排回应科技革命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 科技创新平台为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场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推动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建设，明确要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支持职业院校成为技术应用的主力军，为职业本科人才参与科研项目提供政策保障。全国职业本科院校年均参与“互联网+”等创新创业大赛超5000项，其中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中屡获佳绩。该校科研平台建设成果显著，与500多家企业合作，共建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发了100多个校外实习基地。总的来说，科研平台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实践，为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支撑。

2. 科教融合发展，提升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2022年出台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明确职业教育需与科技创新结合，强调科教融汇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方向，要求职业院校与科研机构、高新企业合作，将科技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其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通过深化科教融合发展，构建“科研引领教学、产业驱动创新、实践赋能人才”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显著提升了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面向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丰富职业本科人才联合培养形式

人才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省域统筹、市域整合、县域特色”，要求建立“部省协同”机制，这一政策体系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1. 项目驱动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

2010年教育部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旨在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创新能力高，能快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卓越工程师。2024年教育部又启动了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行动，进一步强调“分类培养、产教融合”，支持职业本科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探索工程师培养模式。我国一些职业本科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满足区域先进制造业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通过项目驱动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

2.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高技能人才

2023年国家出台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支持职业院校联合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职业本科作为国家当前教育改革与产业升级深度耦合的战略支点，承载着优化教育结构、破解“技能人才短缺”瓶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职业本科院校非常重视和企业的合作，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合作设立“比亚迪精英班”，由企业工程师担任校外导师，课程开发融入企业培训认证体系，实现“教学与生产融合”。同时，该校采取以赛促学机制，学生通过参与职业技能大赛以提升实战能力，助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的发展瓶颈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承载着服务教育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当前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制度短板。

考核评价体系偏失，职业导向弱化，导致校企联合培养人才质量打折扣

人才培养评价是对育人过程及成效进行价值判断的核心工具（徐涵，2021）。通过对多所职业本科院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系统梳理发现，尽管当前职业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测机制日趋完善，但其评价导向仍带有明显的“学科逻辑”痕迹，职业属性未能充分彰显。具体而言：其一，评价主体构成单一，行业企业及第三方机构的意见尚未有效嵌入质量监测流程，多数院校仍以内部“自我评价”为主导，缺乏外部视角的有效制衡。其二，评价内容设计未能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在学生维度，对“德技并修、育训结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要素的考察力度不足；在教师维度，未能将“双师型素养、职业培训参与度”等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上述偏失导致校企联合培养缺乏实质性深度，人才培养供给与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差距。

行业企业参与人才联合培养成本高，供需错位，导致动力性不强

首先，企业介入人才培养面临显性成本与隐性风险的双重负担。受限于传统用人思维，部分企业尚未形成对职业本科人才的战略认知，倾向于“即插即用”而非“协同培育”，导致校企合作陷入“上头热、下头冷”的执行困境。其次，校企合作基础薄弱引发供需匹配偏差。部分院校与产业界缺乏深度联结，专业设置与行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现象，致使课程开发、教学实施与岗位标准难以精准对接。最后，技能成果归属与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学生参与企业技术改进、工艺优化等实践时，校企间对方案使用权、成果收益分成等缺乏清晰约定：一方面，企业因担忧技术经验外流，限制学生接触核心环节；另一方面，成本节约等实践收益难以量化反哺合作，削弱企业积极性。

专业设置前瞻性不足、课程内容迭代滞后，与产业技术升级“代际脱节”

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布局与课程建设上存在显著“时差效应”：一方面，专业设置未能敏锐响应区域新兴产业链需求，例如人工智能训练师、新能源电池运维工程师等新职业岗位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但院校仍集中于传统机电、商贸类专业布点；另一方面，课程内容更新速度滞后于生产技术迭代周期，如智能制造领域已普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但多数院校仍以单一PLC编程教学为主，未融入数字孪生、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模块，导致学生技能与企业智能化改造需求形成“代际差”。此外，教材开发、实训设备升级等配套资源投入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错配”。

多元主体协同松散，治理机制不健全，导致难以支撑“有组织育人”

职业本科教育中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主体的协同仍处于“浅层耦合”状态：其一，权责利边界模糊，例如地方政府主导的产教融合联盟多依赖行政指令推动，企业参与决策权受限，院校在课程设置中“闭门造车”；其二，协同平台功能虚化，部分产业学院、职教集团仅承担“挂牌签约”功能，缺乏常态化议事规则与资源共享机制；其三，利益协调机制缺位，校企合作多依赖个人关系或短期项目维系，缺乏基于人才培养质量、技术反哺效益等指标的动态奖惩规则，导致合作离散化、功利化。多元主体“联而不合”的松散状态，难以支撑人才培养全流程的标准化、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削弱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组织化育人优势。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的机制优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须强化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贯通，将教育改革、科技突破与人才开发融为一体，促进学科布局、技术创新、能力培养与产业演进动态适配，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新格局。

以教育为主体，深化培养机制改革，提升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应紧密对接国家及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突出技术技能型、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首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紧缺人才需求，动态调整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推动专业集群化发展与跨学科融合，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产业相关专业建设。其次，坚决摆脱学科本位倾向，突出职业能力、实践和就业导向，紧密围绕区域产业布局与企业真实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大幅提高实践教学学时占比，全面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和岗位实岗教学，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协同育人模式，推动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解决真问题、掌握真技能。最后，构建科学合理、突出职业能力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改革传统学科化考核方式，强化实践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岗位胜任力的评价权重。校企共同开发基于企业真实问题的模块化课程，共同组建考核小组对学生实践成果进行综合评定，并将结果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资格挂钩。毕业设计应聚焦技术方案设计、工艺流程开发等应用型成果。同时，积极探索引入行业组织、龙头企业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诊断评估，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与外部监测相结合的机制。

以科技为支撑，促进科教深度融合，提高职业本科人才创新能力

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需求，推动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协同，瞄准重点领域技术瓶颈，联合攻关企业生产一线难题。支持校企共建工程技术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创新平台，共同承担应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依托大平台大项目实现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搭建教育、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平台，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促进人才、技术、信息等核心资源在校企间高效对接。构建“技术研发—应用转化—产业实践—人才共育”全链条育人生态，汇聚政校企研多元资源，支持师生深度参与技术攻关、工艺创新与创业实践，在真实问题中淬炼实战能力。通过目标、课程、指导、技术四个维度的深度协同，实现人才培养标准与产业用人标准有机统一，达成校企人才共育、项目共担、成果共享的一体化格局，全面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与集成创新能力。

以人才为支点，强化能力培养导向，增强职业本科人才核心竞争力

将能力本位作为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紧密围绕产业关键课题与企业实际技术需求，精准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是构建书证融通的制度框架。建立健全本科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互认机制，在课程学分认定、实践经历折算、学习成果互认等方面加强制度衔接，形成“一专多证、证赛互补”的能力证明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就业市场竞争力与岗位适配度。二是深化人才评价的系统改革。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加快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的人才评价新体系。建立与普通本科教育分类发展、多元评价的运行机制，坚决克服唯分数、唯论文、唯文凭的惯性倾向，推动评价导向从“知识记忆”向“能力生成”转变。三是强化实践成果的评价权重。突出对技术解决方案、工艺流程优化、职业技能竞赛获奖、专利发明、产品研发等应用型成果的评价地位，将岗位适应能力、技术应用效能、职业发展潜力等要素深度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形成“能力本位、成果导向、多元参与”的评价新范式，切实提升人才的职业核心竞争力与产业适应性。

以产业为依托，深化区域产教融合，健全职业本科人才实践育人体系

推动成立省级产教融合共同体或职业教育集团，加强现有区域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建设，依托区域产业集群优势，鼓励战略性支柱和新兴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省市政府应加强政策支持和激励，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实现专业布局与企业用人需求的紧密对接。支持行业企业深度参与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面向合作院校实施技术需求“揭榜挂帅”机制，推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同时，健全区域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建立健全专业设置随产业链动态调整的机制，探索建立“项目任务导向”的校企协同招生与选拔机制，实现“产业急需与专业设置”“企业导师与校内教师”“学生能力与项目要求”的精准匹配。完善“双导师”制度，加强企业导师的育人意识，在产业基础好的领域试点开展项目制培养。

总之，在建设教育强国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战略使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育人共同体。通过打破组织壁垒，各方实现资源互通、角色互补与功能耦合，使教育要素与产业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合作范围由点及面向纵深拓展，最终形成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四链融合”的一体化育人新格局（张秀萍等，2016）。这一机制不仅促进了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在结构、内容和标准上的精准匹配，也切实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贡献度，放大了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效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为教育强国战略注入了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 [1] 彭绪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J].经济纵横,2024(03):23-30.
2. [2] 张艺,龙明莲,杜军.“双一流”大学与产业部门、科研机构的三螺旋互动成效[J].中国高校科技,2020(10):65-68.
3. [3] 朱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23(09):10-13.
4. [4] 施一公.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10):3-10.
5. [5] 李立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高教人才培养改革逻辑与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1):3-10.
6. [6] 刘继安,盛晓光.科教融合的动力机制、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案例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0(11):26-30.
7. [7] 徐涵.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兼论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J].现代教育管理,2021(08):97-104.
8. [8] 张秀萍,卢小君,黄晓颖.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6(11):8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