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座巍峨高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一时期文化繁荣、学术氛围浓厚，不仅为当时社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更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学者将其视为传统文化巅峰。其文化繁荣是此前千年积累及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成果。在此背景下，宋代文人形成独特文化人格，在“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雅与俗”间找到平衡，苏轼便是典型代表。探究两宋文化繁荣及文人文化人格，有助于理解传统文化脉络，也为当下多元文化融合发展提供启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的时代，如何让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潮流，宋代文人文化人格提供了重要思考方向。

1 时代背景

两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达到顶峰，同时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极为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欢喜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这些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这个时期的中国，两宋文化一派繁荣景象，其学术之氛围、学院之繁荣，令前朝甚至于后世皆无法望其项背。正因其历史地位之高，文化之盛况，后世研究学者对其十分感兴趣，关于这个朝代的文化研究与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

然而一个朝代发展至文化的高峰时期，是与之前的长期积累无法分开的。在这之前，我国的古代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儒、道、佛的发展到了宋朝，由于其朝代开明的文化政策、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开放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包容，儒、释、道开始相互融合与渗透，“三教合一”的趋势愈加明显，进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

2 中国文人“儒道互补”文化人格的形成和特征

2.1 宋代文人文化人格的形成

所谓人格，则是体现人的本质特征，反映人天性要求和自由的心灵，是一个人稳定的内在性格和精神特质的反映。人格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概括而言，除了个人自身具备的天然素质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样的，在两宋时期，一个人文化人格的形成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气是离不开的，同时经过时间的淬炼和积累的过程，最终成为具有个人特点又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人格。而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变化更能体现和代表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和所达到的境界。

由于儒、释、道的发展趋势以及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代文士既遵奉儒学又兼爱释、道，对儒与释、道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乃是宋代文士在集权政治强化和理学思想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自我保全、调和“雅”“俗”矛盾，使之身心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宋代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矛盾体，即“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雅与俗”的体现，但同时又将其统一协调得很好，他们大多饱学多才，进能经邦治世，入得殿堂之高；退则归隐山林，怡情雅致。

其中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则就具有此种多样而又统一的文化人格，苏轼的文化人格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具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给人以“悦神悦志”的审美享受。苏轼的文化人格是个矛盾且又极为和谐统一、具有个人特色的，儒道互补、出世入世、雅与俗的结合体，这种矛盾与统一正是源于他对于儒道思想的吸纳、对于现实和理想的双重性。正是这样，苏轼的文化人格丰富多样，极具个人魅力，为后世所崇拜。“苏轼一生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表现为“卓然独立充满积极意义的文化人格”，表现为后人很少企及的“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的“天地境界”。苏轼将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情怀熔于一炉的思想特质，直接促成了其诗词“外示儒家风骨，内蕴道家神韵”的独特风格。叶嘉莹对此的经典评述是：他将儒家济世之志与道家旷达之态达成了最完美的统一。苏轼的文化人格超然脱俗，独立于俗世之外，并经自己的感知与思考作为诗词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又能随时投入为国为民的抱负当中去。

2.2 宋代文人文化人格的特征

从根本上讲，苏轼的人格是符合时代要求以及社会风气的文化人格，“这一人格的出现，既是文化自觉的人在人类特有的悲剧意识下促动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资源融合、成熟的自然呈现。强烈的弥合悲剧意识促使富有自觉文化意识的人适应时代发展，融合儒释道等思想资源，形成了与以往士人人格境界有别的、富有新的内涵的文化人格境界，弥合了悲剧意识，铸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典范的成熟文化人格”。其文化人格的丰富且极其统一的特性，具体表现在：

2.2.1 儒道互补

其中儒家以孔、孟为代表，为孔子首创，主要思想是“仁者爱人”，其中“仁”是爱人，其思想要求统治者要有“仁者”之心，注重人道，关注人，对待百姓要有仁爱之心，强调团结、协调，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强调自我修养，内外兼修，协调统一的整体。儒家的人格理想，“概括地说是既有‘至大至刚’‘浩然之气’的崇高品格，又有宽厚广大、能够包容万物的胸怀。这不仅要靠理智的凝聚，而且要求通过行为活动去实践，内在培养与外在实践构成统一的个体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塞于天地之间’而‘无害’。”而苏轼的一生但凡有重返朝廷的机会，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怀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尽职尽忠，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智慧与精力。

道家的理想人格则以庄子为代表。“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能够破对待、齐生死、逍遥游的形象，它可以同自然规律一样无意识、无目的地自由运行，因而它是无形的，因为一旦寄寓到某个具体的形体之中，它便丧失了与自然同步的性质。”这种人格的理想是人们在面对残酷现实时，对现实的一种淡然、超脱。儒道思想所描绘的两种理想人格，其核心都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的一种追求，一种精神。苏轼的文化人格中一方面体现了对百姓、朝廷的积极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面对失意选择淡然以对的潇洒态度。既重视参与精神，又能够跳脱物质世界，追寻精神上的自在；既具有主动的积极态度，又不失个性。使自己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来去自由，用自己的实践，真正实现自己精神上的追求。

2.2.2 入世与出世

苏轼个人思想与精神同时受儒道两大家的深刻影响，在儒道互补的情况下苏轼会随着自己所处境况而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即出世或入世。苏轼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自幼浸润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中，形成了心系天下、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他不仅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同时也保持着个人独特的艺术理想和精神追求。在仕途上，他秉持积极进取的态度，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这充分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价值观念。他积极的入世表现主要体现在他一生多次被贬，却对君主始终忠心耿耿，以国家之大患、念百姓之疾苦。这种入世的精神正是国家所需，民族所望。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在面对世间疾苦、被贬的境地，以一种淡然处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去面对，同时也迎来了他的艺术创作高峰，大量的诗词在被贬时期出现，如《浣溪沙》《定风波》《阮郎归·初夏》等著名诗词，极具生活气息，同时也直抒胸臆，表现其宽大超逸的胸襟。正如学者所言：“苏轼面对苦难并非无动于衷，对遭受的迫害也绝非被动承受，而是开创性地以融合儒释道三家智慧的全新处世哲学应对人生逆境。他将儒家安贫乐道的坚韧品格、道家超脱物我的宇宙观照，以及禅宗随缘任运的生活智慧熔于一炉，最终达到笑对苦难、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苏轼在思想建构上实现了双重突破：既突破了孔子式的现实困境，又超越了老庄式的无为境界，最终熔铸出儒禅互济、圆通自在的独特哲学体系。

2.2.3 雅与俗的结合

随着门阀制度的式微和阶层壁垒的瓦解，加之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备，宋代社会各阶层——包括中小地主、工商业者乃至自耕农，都得以通过读书应试实现阶层跃升。这些通过科举跻身社会上层的文人，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底层社会的世俗气质。他们既严格遵循封建礼教规范的道德准则，又时常流露出市井阶层的审美趣味，从而形成了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人格。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使他们能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在日常生活中自如地切换着看似矛盾的社会角色。

正是士大夫这种宽容的态度，拓宽了文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雅中有俗、俗中求雅的文化特征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宋代艺术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发展态势，宫廷画、士人画与民俗绘画共同繁荣，相得益彰。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李嵩《货郎图》为代表的院体画家，以其生动描绘市井风情的杰作而享誉画坛。正是这种艺术形态的交融互鉴与创新发展，最终铸就了宋代文化的巅峰成就。

综上所述，苏轼思想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同时融合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佛的出世情怀，这种交融造就了他旷达中见孤傲、虚静中显倔强的个性特征，进而形成了其词作清朗旷远的艺术格调，最终构建起苏词宏富精深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框架。通过其词作中入世与出世的张力可以看出，儒道思想在苏轼身上并非对立，而是交替作用。在政治失意、理想幻灭的贬谪生涯中，追求恬淡自适成为他必然的精神归宿。然而，一旦有了转机，苏轼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表现出士大夫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3 宋代文化顶峰的原因所在

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够达到鼎盛，实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讲宋代的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前所未有的繁荣。其农业的生产、采掘冶炼手工业的规模扩大，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等突飞猛进，都给予教育、文化以丰厚的经济基础，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道：“无论甚么时代，没有几分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其次，在宋朝时期拥有开明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改革、重文轻武不杀文官的政策都大大助长了读书之风的形成。宋代广为流传的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开篇即言：“帝王推崇才俊之士，以文章教导尔辈，世间诸事皆属等闲，唯有读书最为尊贵。”可见当时的学术氛围之浓厚。再者则是传播技术的提升，印刷术也极为昌盛，这就为学术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于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印刷术发展之繁荣于学术而言的重要性。最后则是宋代文化极具包容性：对内则是三教合一，发展自己思想体系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反而将其精华内容纳入以补充自己，同时文人来自各个阶层，文化不仅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滋补，形成极具时代特点的文化风格；对外宋代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积极吸纳异域文明以充实中华文化内涵。以中日交往为例，据史料记载，北宋160余年间有明确记录的海舶往来就达70余次，足见两国文化交流之频繁。总之，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够达到历史巅峰，实为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历史积淀到对外文化交流、文教事业推进等各个层面，这些要素彼此交织、相互促进，最终共同铸就了宋代文化的辉煌成就。

4 总结

正是因为两宋时期具有如此兼容并包、繁荣昌盛的文化氛围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才会有苏轼这样忧国忧民的一代文豪。苏轼一生秉持儒家入世精神为立身之本，却又不拘泥于儒学教条的刻板形式。他创造性地将儒家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与佛道超然物外的出世智慧相融合，始终保持着超脱世俗羁绊的精神境界。既能体悟“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的自在之境，又能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胸襟，更始终坚守“独立不迁”的刚直品格，展现出圆融通达而又卓然独立的人格魅力。在如今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新时代下，世界多元文化如何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当前的文化潮流趋势便成了重大命题。而宋代文人的文化人格给予现今的研究学者以重要的启发，在如今多种文化并存、快速的生活节奏、利益诱惑的驱使下，我们则更需要恪守自己的本心，面对困难，守住初心，方得始终，既要有为国、为社会、为民的积极入世态度，并且也不能过于看重物质利益；对于优秀的外来文化，不能过于保守，将其拒之门外，要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将其精华部分纳入并融入中华文化体系当中，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使之与世界潮流趋势相适应，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甚至使其面向世界、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1] 虞云国.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J].浙江社会科学,2006(03):158-165.
2. [2] 邹志勇.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1):36-41.
3. [3] 许伯卿.论宋代思想文化转型下的“雅”“俗”矛盾及其变奏[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6):20-25.
4. [4] 邓妙慈.为人与为文的最高境界——评《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5(05):93.
5. [5] 宋颖.苏轼的悲剧意识与文化人格境界[J].中国苏轼研究,2016(01):139-153.
6. [6] 邹志勇.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01):36-41.
7. [7] 金丹元,侯文婷.苏轼的文化人格对当代文化人的启示[J].文艺理论研究,2009(06):114-118.
8. [8] 徐吉军.论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J].浙江学刊,1988(04):112-11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