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引擎。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进一步促进消费是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涵要求、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6510元和14597元，其中的差距就意味着农村消费市场有发展的潜力与空间。

若要提振农村居民消费，释放其消费潜力，关键在于探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收入水平偏低，也源于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短缺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具体而言，农村居民面临着收入水平较低、医疗成本高、住房支出压力大、子女教育费用高及抚养赡养负担重等现实问题，导致其消费意愿受到抑制，加剧其预防性储蓄动机。通过政府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由这部分原因造成的消费顾虑。当农村居民不再为“看病贵、上学难、养老愁”过度储蓄时，消费潜力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不仅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支点，更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必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学者们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展开了多维探讨，有的学者基于不同收入层次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存在差异，其对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从财政支出视角看，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提振作用。公共支出能通过提高私人消费边际效用、增加劳动力供给，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同时，基础教育财政投入能刺激家庭消费总规模增长。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可以相应降低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增强“挤入效应”。还有学者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收入不确定性会强化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抑制其消费意愿，降低消费水平。进一步发现，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时，会增加居民养老、教育、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挤压当期消费需求。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稳定居民收支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行为，提升边际消费倾向。

上述文献的梳理为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目前学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均等化水平的测度，时空演变趋势，较少的学者关注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消费的问题。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巨大潜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以往学者侧重于探讨预防性储蓄在消费中的理论作用，但缺乏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有机结合。因此，本文将预防性储蓄率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提供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决策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发展面临困境。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供给相对不足，而且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软件方面，城乡差距更大。这种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使得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不确定性，进而加强预防性储蓄动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释放农村消费潜力。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未来的不确定风险，相应可以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其当期消费潜力提高消费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

（二）异质性影响

基于假设1的研究框架，进一步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不同地区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消费水平提升的影响作用。首先，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较强。由于该地区在教育资源、医疗保障等领域已具备较好的基础，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到相对充分满足，进一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他们的消费决策影响较小。因此，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一定能促进农村消费的显著提升。相较之下，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资源匮乏，在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公共服务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促进农村消费的作用较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三）中介效应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长期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问题，迫使家庭通过增加储蓄以抵御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这种预防性储蓄行为不仅抑制了当期消费，也导致消费结构长期停滞于生存型消费层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通过建立覆盖养老、医疗、教育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网络，实质性降低农村居民对未来风险的焦虑预期。当基础教育资源可及性提升、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完善时，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刚性需求将显著减弱。由此释放的消费潜力不仅体现在日常消费规模的扩大，更会推动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的确定性增强还将促使农村居民转变消费观念，更积极地将家庭资金配置在文化教育、健康管理、数字消费等提质扩容领域，形成消费升级的持续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率显著提高农村消费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1-202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州（除港澳台外）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等，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数据缺失值通过均值法和几何增长率法逐一补齐。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体系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E），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表示。

2.解释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Equ）。目前，由于部分数据缺失较多，鉴于数据可获得性、口径一致性等因素，本文未涉及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公共服务领域的全部指标。其主要由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文化服务五个维度测量，具体的指标体系详见表1。同时，借鉴马海涛等（2024）的研究，利用熵值法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方向
城乡 基本 公共 服务	公共教育	人均教育支出	0.0347	+
		普通小学学校数	0.0644	+
		普通中学学校数	0.0383	+
		小学生师比	0.0117	-
		初中生师比	0.0073	-
		普通高中生师比	0.0156	-
	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0.0533	+
		医院床位数（张）	0.0393	+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0.0165	+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0.0181	+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覆盖率（%）	0.0148	+
		医疗保险覆盖率（%）	0.0290	+
		失业保险参保覆盖率（%）	0.0189	+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元）	0.0417	+
	基础设施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	0.0484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0.0600	+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个）	0.0043	+
		人均道路面积（m2）	0.0861	+
	文化服务	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册）	0.2998	+
		人均地方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0142	+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0.0192	+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个）	0.0644	+

3.中介变量

本研究选取预防性储蓄率（PS）作为中介变量。由于预防性储蓄涉及家庭或个人的行为动机，如何衡量我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率是一个难点。本研究参考葛立宇等的做法将农村居民人均储蓄水平作为预防性储蓄率的替代指标。

4.控制变量

（1）农业产业结构水平（ins），以第一产业增加值表示。农业产业增加值越高，农民收入也会增加，相应地会提高其消费水平。（2）农村居民收入水平（inc），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取对数表示。农村居民的当期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3）财政支持力度（stru），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之和与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值来衡量。（4）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说明农村开放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可能也越高，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tl），以泰尔指数表示。泰尔指数越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可能会越高，也越会接近城市消费水平。

（三）基本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构建

为考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为省份在年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为省份在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表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论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直接和间接路径作用于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其中预防性储蓄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中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所以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以预防性储蓄为中介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PS为预防性储蓄，即所选取的中介变量，其余变量同上。

三、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列出的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假设1得到验证。其中（1）未考虑纳入控制变量因素，其影响系数绝对值较大，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显著促农村消费的提升。这一推进作用在（2）-（6）列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所下降，但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向全国平均水平趋近时，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体而言，通过促进地区间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均衡配置，使服务供给水平较低的地区逐步向全国平均标准靠拢，有助于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从而有效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激活其潜在消费意愿。

从控制变量来看，提高农业产业结构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生产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集聚，提升生产效率与收益多元化，为经营性收入增长奠定基础；收入水平是消费的核心决定因素，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拉动作用显著，同时收入持续增长可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信心，进而提升当期消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常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协同推进，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网络降低支出不确定性，释放消费潜能。

财政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财政资金多投向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农村社会保障与消费信贷支持不足，未能有效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村地区外贸依存度较低，外向型经济辐射有限，出口产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对中西部农村就业与收入带动作用较弱。

	(1)	(2)	(3)	(4)	(5)	(6)
VARIABLES	RCR	RCR	RCR	RCR	RCR	RCR
Equ	0.654***	0.407***	0.407***	0.412***	0.449***	0.455***
	(0.099)	(0.096)	(0.082)	(0.083)	(0.091)	(0.087)
ins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c			0.456***	0.460***	0.461***	0.420***
			(0.070)	(0.071)	(0.070)	(0.069)
stru				-0.089	-0.093	-0.089
				(0.178)	(0.176)	(0.177)
open					-0.031	0.007
					(0.029)	(0.030)
tl						0.804***
						(0.252)
Constant	0.622***	0.589***	0.759***	0.774***	0.771***	0.668***
	(0.030)	(0.030)	(0.035)	(0.047)	(0.047)	(0.057)
Observations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R-squared	0.858	0.880	0.900	0.900	0.900	0.903
个体效应	YES
时间效应	YES

注：括号内为t值；^* p <0.1, ^** p <0.05, ^*** p <0.01。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结果有效可靠，本文采取截尾处理和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1. 截尾处理

   为考虑异常值给计量结果带来干扰，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前后1%的截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3的（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2. 替换解释变量

   为防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本文采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一阶滞后项（l_Equ）替换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的（2）列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仍显著为正，基准回归模型较为稳健。

	(1)	(2)
VARIABLES	RCR	RCR
Equ	0.433***
	(3.36)
l_Equ		0.442***
		(3.03)
ins	0.000***	0.000***
	(3.60)	(3.24)
inc	-0.400***	-0.483***
	(-2.85)	(-3.48)
stru	-0.095	-0.111
	(-0.38)	(-0.44)
open	0.025	-0.005
	(0.53)	(-0.10)
tl	0.880*	0.620
	(1.90)	(1.41)
Constant	0.656***	0.719***
	(7.38)	(8.94)
Observations	403	372
R-squared	0.902	0.907
个体效应	YES
时间效应	YES

（三）异质性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假设2成立。按东、中、西部划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显示，东部地区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原因是东部农村收入较高，消费已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基本公共服务对这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同时该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公共服务对消费的“挤入效应”被私人消费替代。第（2）列显示，中部地区系数为正且大于东部，但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农村收入水平仍有限，公共服务改善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尚不足以在统计上显著提升消费。第（3）列显示，西部地区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是由于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公共服务改善能显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VARIABLES	RCR	RCR	RCR
Equ	0.083	0.202	0.642***
	(0.51)	(1.39)	(4.48)
ins	0.000	0.000**	0.000***
	(0.52)	(2.52)	(6.40)
inc	-0.199	-0.250**	-0.553***
	(-1.62)	(-2.21)	(-7.64)
stru	0.123	0.262	0.119
	(0.38)	(0.85)	(0.36)
open	0.032	-0.260	-0.052
	(0.72)	(-1.45)	(-0.70)
tl	-1.249*	3.035**	-0.993**
	(-1.68)	(2.48)	(-2.46)
Constant	0.802***	0.485***	0.881***
	(6.98)	(3.45)	(11.96)
Observations	143	104	156
R-squared	0.794	0.874	0.947
r2_a	0.744	0.834	0.935
F	3.581	7.659	40.22
个体效应	YES
时间效应	YES

（四）中介检验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假设3成立。上文已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均等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系数为正向显著，为进一步探讨预防性储蓄是否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奠定了必要基础。预防储蓄的中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第（2）列中估计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了社保体系，降低农村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风险担忧，释放其消费潜力，将预防性储蓄转换为当期消费，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第（3）列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系数小于第（1）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1）	（2）	（3）
VARIABLES	RCR	PS	RCR
Equ	0.455***	-0.378**	0.163***
	(3.18)	(-2.31)	(3.48)
ins	0.000***	-0.000***	0.000
	(3.56)	(-3.61)	(1.40)
inc	-0.420***	0.408***	-0.105*
	(-2.93)	(2.77)	(-1.89)
stru	-0.089	0.163	0.037
	(-0.36)	(0.74)	(0.32)
open	0.007	-0.003	0.005
	(0.15)	(-0.06)	(0.43)
tl	0.804*	-0.947*	0.074
	(1.78)	(-1.97)	(0.65)
PS			-0.771***
			(-8.43)
Constant	0.668***	0.314***	0.911***
	(7.76)	(3.26)	(28.55)
Observations	403	403	403
R-squared	0.903	0.882	0.977
r2_a	0.889	0.865	0.973
个体效应	YES
时间效应	YES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部分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益模型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我国农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11年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总体水平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等现象。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这个结论在进行截尾处理和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后依然稳健。第三，在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第四，预防性储蓄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总体表现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强化区域差异化服务供给，破解东中西部发展瓶颈。聚焦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教育兜底，降低生存性支出压力，释放预防性储蓄转化为即时消费。对于东中部地区应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与多元化升级，如“互联网+服务”平台、高端文旅康养供给，引导农村居民向品质型、服务型消费转型。

其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增强其可获得性。持续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扩大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服务覆盖范围，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农户生活成本，缩短城乡服务差距。重点改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减少农村居民往返城镇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创业及城乡融合创造条件，拓宽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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