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研究
Journal of New Economic Studie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416(P)
- ISSN:3079-9589(O)
- 期刊分类:经济管理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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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Issues of Community-base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District W of Kunming City
引言
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变动调查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031万人,占22.0%,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2023万人,占15.6%;在此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行业正迎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并对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W区作为省会城市的核心区,区域内呈现人口密度大、老旧小区多、高龄和独居老人比例相对较高的状况,这些都对高质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突破当前服务供给的困境,构建一个能够真正“嵌入”社区融入老人生活,满足其多元化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是摆在W区乃至全国众多城市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近几年W区也开展了一系列提升社区居家养老质量水平,促进养老事业发展的活动,但理想与落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许多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一定程度上的变成了样板项目,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当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机构进入社区时,也常常会面临落实不到位,使难以获得老年居民的信任。这些都是因为服务供给的碎片化,同质化和悬浮化问题并存,致使政府投入的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所以,面对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社区养老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二者做得如何,如何做到高效匹配,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也间接影响到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全和优化。
一、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现状
(一)需求现状
根据国际标准,如果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群数量占比为7%以上,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近50年来,昆明市老年人口呈先慢后快的趋势增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昆明市老年人口还未突破10万人,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呈迅猛态势;从1990年到2020年,昆明市这三十年间的老年人口数量由25.21万增至88.75万,其增长率也提升了约4.7个百分点。在2010年时,昆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50万人;2020年昆明市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0.49%,这也意味着本市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
W区位于昆明市中心城区,辖10个街道,截至2024年5月,W区常住人口118.19万人,较上年增加0.29万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20.17万人,占全区户籍总人口的17.1%。其中,60-64岁老年人49651人、65-69岁老年人46540人、70-74岁老年人30392人、75-79岁老年人20535人、80-84岁老年人15162人、85-89岁老年人8120人、90-94岁老年人2975人、95-99岁老年人653人、百岁老人34人。W区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总体上呈现进入老年化社会早,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的特征,需要照料的老人群体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
W区在社会养老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模式上进行了创新,通过采用政府与市场的“双成长”的策略作用来推动养老事业的全面发展,并通过有机结合各区域的养老设施,促进各种养老力量的协同与互补,引导专业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逐步建设成为集助老、养老、文娱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养老综合体,提高区内嵌入式养老服务水平,不断挖掘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内容,提高社区及居家养老的水平。
(二)供给现状
通过对昆明市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该区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在政策供给方面,W区社区居家养老的相关政策不断完善,经历了从有到细的阶段,政策类型丰富多样,既涵盖规划指导类政策,也包含设施供给、人员培训、资金补贴等多方面政策,政策内容正不断细化。
在供给主体方面,W区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社区、养老及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团体均参与其中,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与政策引导发挥统筹作用,街道办事处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为抓手,承担区域统筹与资源整合职能,社区则以服务站点为前哨,将服务触角延伸至老年人的家门口。供给主体趋向多样化,不同供给主体各有其特色功能。
在供给内容方面,W区实现了从“点”到“面”的布局突破,累计建成了32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个老年活动室以及16个幸福食堂,覆盖率在街道层面达到了全覆盖水平。随着老年居民养老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也逐步丰富,目前已形成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及其他类型等几大服务项目。针对这些多样化需求,W区通过采取多元化供给方式,构建起“普惠性与质量性服务并重”的治理格局;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由政府定价并直接支付;另一类由服务机构定价,由居民自行支付。其中,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内容同质化的影响,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对自营项目的收费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价格大多低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价,但在服务时长缩减的情况下,也存在服务质量“打折扣”的风险。
在服务设施方面,当前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要提供娱乐、医疗康复及智慧化服务设施,以契合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但仍存在娱乐设施种类较为单一,医疗康复设备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以及智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在服务人员方面,通过对学府、黎明、北门、普吉等重点中心的调研显示,服务人员群体偏年轻化,且存在男女性别分配不均的情况,受教育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自行对服务人员开展培训,但培训内容、周期和时长不具备统一标准,且缺少培训后的考核机制,导致培训效果无法评估。
二、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服务政策有待完善
1.养老服务政策层面需优化
W区关于养老服务的政策虽覆盖了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补贴与收费标准、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等整体层面内容,但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具体实施细则上,仍缺乏足够的指导性文件,具体来看,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目前尚未建立住宅区养老设施建设与住房发展规划,也未明确养老服务专项工作经费预算的具体额度,缺乏针对性提供财政援助与补贴的长效机制,其中更为关键的是,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在政策层面上仍然是薄弱环节,缺乏系统的培训与职业发展通道;从政策演进角度来看,W区的社区养老服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策设计上存在不够全面和精细的问题;此外,从执行时间来看,尽管大多数政策集中在近三年出台,尤其是2021年推出了较多养老服务事业相关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时效性与连续性仍有待加强。
2. 各级部门与组织的角色需细化
虽然政策文件中明确了“政府主导、机构运营、社区协同”的工作方针,但在实际运作中,各级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分工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部门通常承担了既是监管者又是服务者的双重角色,既需要制定规划,又需要介入具体的项目实施,这种“上层建筑”与“下层砖瓦”的角色冲突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与职责推诿的现象。其中,街道办事处在作为“承上启下”枢纽的角色中,常常面临着资源有限与任务繁重的双重压力,导致其在统筹协调上力不从心。更为严重的是,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运营过程中,常常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指标与持续的专业培训支持。部分社区服务中心由于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导致其在服务质量控制上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也缺乏持续改进的动力。此外,社会组织与民办机构在参与运营时,虽然带来了活力与创新,但在政策监管与服务标准统一上存在较大的断层。由于缺乏统一的资质认证与监督评估机制,导致市场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机构仅以盈利为目的,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与人文关怀。
3. 信息平台与需求动态评估机制需健全
目前,W区各社区层面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这种基础设施的空白直接制约服务资源整合和供需匹配的效率。在养老服务中社区本应作为服务供给关键部分,需要依托的是自身的软硬件设施和外部环境支持,收集和分析辖区内老年人口结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和家庭支持等多方面数据,从而建立起动态更新的需求数据库为服务规划与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但是,现实情况是各社区现有的服务平台大多数是由零散入驻的养老服务机构基于自身运营需要而独立搭建,这些系统标准不一,实质上是属于封闭的企业内部管理工具,没有办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服务信息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社区在建设养老服务供给中并没有从社区整体治理角度出发,社区通过设立统一服务热线、建设集成式门户网站、开发智能移动应用程序和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途径,建设“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这种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管理状态很难保障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及时、精准的服务响应,也影响了W区辖区范围内服务资源的优化调配和协同效能。
(二)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有待提升
1. 多元供给主体缺乏协同
社区居家式养老服务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借助社区网络平台将各类资源高效整合,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化利用,进而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在预期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治理图景中,政府、市场组织、社会力量、社区单元及家庭五个方面应该是协同构成有机整合、功能互补的服务生态系统;但W区的实践表明,这些多元主体构成的供给网络并没有实现有机的协同,不同主体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对服务机构的访谈中表明他们多数仅与单一政府部门建立业务关系,与街道、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横向协作有限,直接导致服务供给呈现为以单一政府部门为中心的辐射状脆弱结构,而不是共同协作服务的蜘蛛网状紧密联系的整体。除此之外还存在老年人需要跨领域的综合服务时,由于分属不同系统购买的服务的责任边界上缺乏清晰衔接,很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影响老年人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和试错。这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各级政府的养老资源投入总量可观,但资源往往通过不同部门渠道垂直下达,在街道、社区层面缺乏有效地整合平台进行横向统筹,造成资源分散,影响整体效益低下。
2.养老队伍人才不足
通过访谈民政部门相关人员获得重要数据可知:2023年3月前,登记在册的W区养老服务人员共计234名,学历的情况就是本科及专科学历的工作人员只有仅15人,占比只有6.4%。然而,高中、初中以下学历的工作人员219人,占比93.59%。基本从业人员只能从事生活照护,没有专业人才培训体系,总体上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稳定性较差的问题普遍存在,职业认可度及社会地位偏低,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从业意愿不强。专业人才的补充不足影响着服务质量,养老服务行业面临着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调查显示,一线护理员队伍呈现高龄化和低学历特征,持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年均流失率高达四成以上。服务人员在从事中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处理复杂的情绪照护问题,并且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会形成职业倦怠的现象,同时本服务行业的高流动也破坏了服务关系的信任建立,这些现象主要是本行业的职业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导致养老服务行业无法吸引和留住年轻专业人才。
3.养老资源配置效益不高
W区的养老服务供需呈现出数量不匹配的情况,通过调研表明W区现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2个、老年活动室31个、老年幸福食堂16个。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场所的供给数量看,虽然实现了全区10家街道覆盖率达到100%,已经实现了街道全覆盖,但距离实现社区全覆盖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街道办事处作为最基础的治理单位,且每所街道办事处下属社区数量也不少。当前W区共计具有10所街道办事处和92个社区;W区现有老龄人口17.19万人,在理想的估计状态下,平均每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能够涵盖到老龄人口5372余人;同时再加上地缘性差异、不同街道及社区的老龄人口分布等差异,W区每个社区居家养老场所能接纳的老龄人口数量势必变得更加不均匀,由此也会产生明显的地缘分配不均、场地范围不够、数量明显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养老资源的服务利用率普遍偏低且有服务少人问,尽管W区在服务设施建设和项目购买方面投入可观,但呈现出养老资源未有效转化为老年人的实际使用,形成供给闲置与需求不满足并存的矛盾局面。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数据显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平均日常参与率仅略高于设计容量的三分之一,超过一半的受访老年人表示知晓服务存在但是没有实际使用,体现出正式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非正式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壁垒,在老年人群体中服务项目的存在更多的是依靠官方渠道发布,这和老年人信息获取网络脱节,导致关键信息悬浮于目标群体之上。同时,部分服务活动脱离老人实际兴趣,从W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服务项目来看,基本上都包含了一般的居家养老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其中老年人更多选择和广受好评的服务主要集中在“老年幸福食堂”和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上,“质优价廉、饮食安全卫生”是绝大多数老人对“老年幸福食堂”的评价。然而,对于W区数十万的老龄人口数量来说,其供给数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三)服务条件与可及性需求匹配水平有待提高
1. 服务的空间可及性受限
W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服务条件的硬件方面来看,体现出“重设施、轻服务”的倾向,尽管在政策推动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数量实现了规模化增长,但在硬件设施的空间布局与适老化改造方面仍存在显著缺陷。从设施布局来看,其呈现出显著的“中心—边缘”失衡格局,主城区凭借历史积累与政策倾斜,服务场所覆盖率相对较高,而新兴城区和农村地区的设施建设则严重滞后。大量的服务场所集中在普吉街道、莲华街道等主城区凭借其优越的交通网络和相对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形成了相对密集的养老服务网络,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也导致了“虹吸效应”,而使老旧小区虽设有养老服务中心,但周边仍缺乏连锁化助浴点、康复站等配套设施,这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导致老年人尤其是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面临“距离太远”或“找不到小区附近服务点”的现实困境,其中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受地理位置、占地面积等因素限制,开在社区外甚至距离社区较远,导致老年人对其存在认知盲区,生病后不愿或不敢前往就医。这种“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直接削弱了居家养老的可及性,导致老年人宁愿选择代价更高的机构养老或自我放弃部分服务。
2.适老化设施不足影响服务体验
通过实地调研,北门社区党委书记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是社区着力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实现养老服务‘一碗汤距离’的又一举措,让社区养老既有‘温度’更有‘深度’,北门社区力图为辖区居民提供有质量、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但相应的适老化设施尚未健全,尽管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设施配置上进行了投入,但在细节设计上仍普遍缺乏针对性,导致老年人难以或不愿前往体验项目。一方面,无障碍设施存在缺失问题,部分服务中心设置在二楼却未配备电梯,楼梯铺设的瓷砖在雨雪天气还会给老年人带来安全隐患;即便中心建在一楼,由于缺少坡道设计,使用轮椅或腿脚不便的老人也难以顺利进入活动室和日间照料室;另一方面,空间布局不合理同样影响服务质量,部分服务场所功能分区混乱,康复训练区与文娱活动区未有效隔离,噪声干扰影响老年人的康复与休闲体验。此外是服务场所的“可知可感”不足,老年人对服务项目的认知度低,导致服务利用动力不足,形成名不副实的现象。
3. 项目供给同质化严重
目前,W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的生活照料和简单的精神慰藉层面,缺乏针对不同健康状态、不同生活需求老人的分层分类服务,尽管老年人的失能程度、认知水平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在许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中,日间照料室、康复训练区和文娱活动室往往被设计为通用空间,服务项目内容缺乏细分,导致失能老人无法得到专业化的护理,失智老人无法得到精准的认知训练,健康老人则难以参与高水平的文化娱乐活动,这种一刀切的服务模式显著降低了服务的有效性,使得老年人对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服务体验感低下,进一步加剧了“服务不匹配”的矛盾。
三、W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优化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有力的社区养老政策环境
1. 加强政策定位,强化养老服务政策支撑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解决供需失衡问题的关键。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的政策资源,能够推动养老服务从碎片化供给模式向精准化治理模式转变,既确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展有章可循、质量可控,又能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类挑战。
2. 加强资金保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系
政府应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老年人口的增长情况,充分利用公共财政的主要渠道,建立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发展养老工作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各方衔接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需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促使政府角色从对具体项目的购买,转换至对综合功能以及服务成果的购买。
3. 加强政策支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要进一步强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功能,从而把失能老人照护从沉重的家庭负担,逐渐向社会化的风险共担来进行转变,长期护理保险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失能人员长期照护资金问题而做出的制度安排。W区应当积极参与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扩面工作,确保制度能够充分考虑到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特性、支付需求和可持续性,明确将服务包支付、个案管理费等纳入支付范围。
(二)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环境
1. 构建全民参与的养老服务模式
充分吸纳并整合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等多方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各个环节之中,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养老事业的合力。当前,昆明市部分社区已在志愿者参与养老服务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与基础条件,在医疗健康咨询、中医针灸按摩、文化娱乐及体育健身等多个服务领域均有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内容。但是,W区仍面临志愿者总体数量不足、服务覆盖范围有限、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尚未建立起长期、稳定且高效的志愿帮扶机制,也未能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社区居家养老参与体系,难以充分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服务需求。因此,在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对社会组织及志愿团体潜力的深入挖掘与高效发挥;应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和动员,积极鼓励和招募具备医疗、护理、心理咨询、康复训练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投身养老服务,探索并推广“时间银行”等创新服务模式,引导更多专业人才长期、稳定地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同时大力推广互助养老理念与实践,积极推动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区服务,既满足其社会交往与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又实现老年人群体之间的生活互助与情感支持,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构建更加稳定、和谐且充满活力的养老共同体,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社会目标,构建相对稳定的养老共同体。
2. 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构建起常态化的社区沟通以及协商机制,能够保证老年人及其家庭能从服务的被动接收者,转化成为服务的主动参与者、设计者以及评价者,当前,服务供需出现脱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的声音在服务规划跟评价环节缺失,他们的真实感受与智慧没能被制度化地吸收,所以,要在每个社区把定期召开社区养老议事会形成制度化。议事会每个季度最少召开一次,其参与人员构成要有明确规定,必须包含按不同年龄、健康状况、居住类型等比例推选出来的老年人代表、老年人家庭照料者代表、社区养老管家、社区养老服务联盟各成员单位代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在本社区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代表,会议要设置主持人,一般可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或者老年协会会长来担任,并且安排专人认真做好详细的会议记录。除开定期的议事会,还需拓展多元、便捷的老年人发声途径,如在社区养老服务站、居委会等地设置实体的养老意见箱,并且在社区微信公众号或智慧养老平台开通在线的建议征集栏目,能够组织小规模的老年焦点小组来进行深度探讨。
3. 健全专业人才引育留用体系
人才是养老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了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需要系统化地健全有吸引力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把养老护理工作从被当作低端劳动力的处境中转变,使其成为受人尊重的专业人才职业。
一方面,在“育”这一环节,深化产教融合,完善符合适宜社区居家养老实际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在“引进”这一环节,需制定出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实行W区养老人才安居计划。并且,可向社会敞开大门,吸引医疗护理、酒店管理、教育培训等行业中经验丰富、富有爱心的人员转行投身养老服务业,并给他们提供转岗培训补贴以及职业过渡方面的支持。最后,在“留人”的这个环节,面向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包括中心管理人员、社区养老服务站点运营管理人员、居家服务机构各类上门服务人员等,明确完善职业发展阶梯和薪酬体系。
(三)培育信任互惠的社区养老服务生态
1. 加强文化建设,发展特色养老服务
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把地方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到养老服务当中,带动服务从标准化的机械产品,转变成具备文化亲和力与情感共鸣的文化产品。养老服务如果脱离了地方文化语境,便很难触动老年人的深层情感认同,无法激起他们的参与热情,W区作为昆明市的中心城区,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有着独特的滇池文化、翠湖文化、老街巷文化以及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性。当老年人在服务当中不光是被照顾的对象,更是文化的传承者、经验的分享者以及社区建设的参与者的时候,他们的价值感、尊严感跟归属感会被极大程度上提升,服务也因此超越了功能性层面,嵌入到老年人的生命意义系统里边去了,借助对需求认知方式的革新,选用灵活的服务组合机制并且深度融入地方文化,W区的养老服务可以从供给驱动朝着需求驱动,对每一位老年人提供契合其深层次需求的、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支持。
2. 转变老人观念,从“赡养者”到“自助养老”转变
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中,养老主要是一个家庭的代际义务,老年人被视为需要家庭无条件照顾的弱势群体,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导致老年人在生理机能下降后便陷入被动的依赖状态。在这种价值框架下,多数老年人很难意识到自身仍具有社会价值和参与能力,这不仅削弱了他们的自尊,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为实现从赡养者到自助养老的转变,必须通过社会文化的再建构来破除这种传统的束缚。
转变老年人的观念并非简单的思想宣传,而是需要从生活细节和社会制度层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渗透。首先,政府和社区在政策层面也需要提供必要的支持,设置老年人专门的技能培训班,教会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这不仅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手段,更是让老年人突破认知限制的钥匙。通过掌握新技术,老年人能够更加主动地获取信息、进行社交,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传统赡养模式的依赖。其次,社区应当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展示老年人的能力,通过具体的角色实践让老年人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价值,进而树立起“老当益壮”的自信心。同时,社区还应建立健全的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通过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增强他们对自助养老的信心。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引导老年人摆脱单纯的赡养对象角色,迈向积极主动的生活参与者,从而实现观念的根本转变。
3. 转换老人角色,推动老人以服务换服务
要推动老年人以服务换服务,激发其参与服务的热情,需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与鼓励措施,以树立老年人的主人翁意识,这是基于“时间银行”或“技能互换”模式的一种创新尝试,通过鼓励各地设立老年协会、老年志愿服务队等群众性互助养老服务组织,指导各地推广互助养老新模式,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通常是单向的,即由政府或专业机构单向提供服务,而老人则是单向的受惠者,这样的单向供给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在心理上也让老年人感到被动和无力。所以转换角色的核心在于打破这种单向的流动结构,让老年人重新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主动参与者。
首先,社区应当通过建立积分互助平台,明确规定老年人可以通过提供特定的服务来换取相应的回报,这个互助平台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兑换,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层面构建了一种互惠的信任关系。当老年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帮助邻居做家务、提供陪伴或传授生活经验来换取社区的其他资源时,他们的角色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提供”。其次,社区需要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渠道,使转换更具可操作性。通过设立专门的志愿服务站点,让有意愿的老人登记他们擅长的技能,并将这些技能与社区内需要这些服务的家庭进行对接,这样的对接不仅解决了社区内部的实际需求,也让老人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被认同。最后,社区和政府在制度上需要给予适当的激励和保障,为提供服务的老人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和健康检查的优惠券。通过制度性的支持,老年人的角色转换不再只是个人意愿的体现,更是社区治理体系中一个被正式认可的环节。这样一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将不再是单纯的资源消耗,而是转变为一种多方共建、资源共享的互利共生体系。
四、结语
综上,昆明市已进入了较为严峻的老龄化,老年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全面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些需求既涵盖物质层面,也涉及精神层面,因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我国养老方式的补充应运而生,逐渐在养老服务中发挥作用,这种模式通过多方合作提供养老服务,成为许多老年人的首选,同时在破解当前我国老年人养老困境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昆明市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积极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逐渐形成“五华颐养”的地方模式,W区作为云南省试点先行地区,在全力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时,落地了一批给高龄老人带来实惠的便民政策以及服务措施。但随着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快速进展,人口结构的改变也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带来持续增长的压力,面对当下供需层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其统筹协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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