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国竞争加剧等重大挑战在当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气候风险加剧、环境问题恶化、世界人口持续增高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此同时，我国自身内部所面临的房地产低迷、人口生育率下降、消费不足、经济转型、预期不振等多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外部环境上，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考虑以上情况，我们迫切需要发展自身，突破关键技术。在这一关键时期我国在新时代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以及针对现有情况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阻碍条件进行了分析，并从市场、金融、人才角度提出相关建议。若要在当下紧张的国际环境中激流勇进，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弯道超车，就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及现实挑战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本文以原有研究为基础，从“新”与“质”两方面进行阐述，并进行了扩展。所谓“新”，可以直接联想到更新创新等，而这也确实是其内容之一，这里特指与传统生产力的不同，并不是只是指发展外在形式的新，更是发展理念的新，核心技术的新，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任务是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逐步解决关键技术被外国卡脖子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理念的新，这一方面要早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这就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效率、生态以及可持续性，与下文中的新经济新业态，以及“质”的阐述交相呼应。最后，新质生产力的“新”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我国向来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谓新技术其核心就是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以及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这就与传统技术创新的范畴所不同，表明新质生产力核心技术的维度；新经济则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来塑造新的经济结构和形态，实现了技术与经济的有效衔接，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维度；而新业态则关注利用数字科技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完成了先进技术向高端产业的转化，从而大大减少成本，增加附加值，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维度。

所谓“质”，是强调在坚持创新驱动本质的基础上，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从而提高生产力的高效性、可持续性。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融合，将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进而催生出更为强大的创新动力。当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时，必然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从而产生新质生产力。而在确定两者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新”是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目标，而“质”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标准和驱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理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点在于创新，在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而创新的两个主体包括企业与科研机构，其中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为了提供发展稳定创新的环境又有两个关键因素——人才与资金，这就分别需要金融和教育的投入与完善，这其中只有政府能兼顾两方面完善和投入资金的能力，政府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由于教育和政府改革涉及多方面因素，所以笔者只挑选了金融市场筹资这一要素进行分析。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挑战

1．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所需的市场条件还有待提高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渠道尚未完全打通，市场改革供给有待提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多次强调要协调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次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市场融资不通畅，这其中金融扮演着重要的融资位置，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生态，这一以短期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与发展以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一长期目标却难以适配，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高科技产业从金融体系中获得长期且稳定的融资难度大大提高。

2．传统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足

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抛弃传统产业，相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变成果显著，但传统产业的发展问题依旧突出，如“两高一剩”的企业、产业附加值低等。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逐渐弱化，这些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也不再突出。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却未能达到预期。众多企业尚未具备将数字技术与实际生产和经营过程深度整合的能力。这限制了数字技术在减少成本、发掘市场，提高产出等领域的潜力发挥。

3．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基础仍需夯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定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这是我国教育水平和人才数量突飞猛进，加之相当大的人口基数，这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既有数量型“人口红利”又有相应的人才基础，经济和科技迅速腾飞。但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化成为关键步骤，但同时也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在逐渐消失。而在人才储备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依旧延续了传统分专业的教育体系，这使得学生限制在其自身专业之中，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时，高级人才的严重流失也已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二、支持并完善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

若要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高质量发展，必须打通股票市场这一直接融资渠道。而打通这一关键渠道的重点是执行完整的注册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设立科创板等举措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股票市场，为创新发展赋能加力。

(一)牵好科创板这一“牛鼻子”

科创板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其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具有战略支撑作用。通过构建适配科技创新规律的融资体系，科创板有效破解了技术密集型、长周期研发企业的融资瓶颈，截至2024年底已为573家“硬科技”企业提供超万亿元直接融资支持。其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如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显著提升了市场包容性，使54家上市时未盈利企业中19家实现盈利，20家生物医药企业完成产品商业化，这种“耐心资本”机制为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关键资金保障。

在制度创新层面，科创板通过动态优化的发行定价机制、股权激励工具（覆盖率达69%）以及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形成了“研发-融资-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例如，其首创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制度使企业研发人员持股比例平均提升12%，显著增强人才黏性。同时，板块内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六大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113家集成电路企业覆盖设计、制造全环节，助力国产化率提升至35%，这种集群效应加速了技术溢出与产业协同创新。科创板的创立，显著提高了我国科创企业从市场获取稳定资金的能力，更有利于其实现长周期的研发。

(二)坚持市场化和法制化、并在此基础上执行注册制

市场化和法治化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化建设能引导创新资源流向高效、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企业整体创新实力；法治化建设能为企业创新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注册制改革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机制，通过构建适配科技创新规律的融资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制度性突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股市的准入门槛高，只有长期有盈利的企业才可以上市融资，而发展高新技术的企业，在前期无法实现盈利却需要大量的融资，这使得这类企业无法从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资金来维持后续的研发，无法实现西方股票市场中股票市场对科技企业的稳定投入，以及科技企业成长带来股票市场的繁荣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执行并完善注册制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健全退市制度与加强信息披露

优化退市流程，确保上市公司退市成为普遍现象。退市制度通过市场化出清机制，加速淘汰低效产能与劣质企业，推动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中。2024年退市新规实施后，A股市场强制退市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有效遏制了“僵尸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占用。严格的退市标准倒逼上市公司提升治理水平，强化内控与合规经营，促使企业从追求短期利润转向注重长期价值创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腾挪发展空间。

提升信息披露的审查和监督力度，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管，有效揭穿科技造假等现象。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交流的关键环节，它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甚至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还对资本市场的有序运作起到重要作用。二者协同构建了“优胜劣汰+信息透明”的良性循环：退市制度清除低效主体，释放市场容量；信息披露优化资本定价效率，引导长期资本支持硬科技企业。

三、鼓励发展银行“投贷联动”的间接融资渠道

我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市场融资体系，但从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我国依旧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生态，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银行的间接融资模式，又难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在现阶段无法改变金融系统整体结构的情况下，银行业自身的业务创新就是解决这一困境对策不错尝试，而硅谷银行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学习案例。

首先，我们必须准确理解硅谷银行的科创金融商业模式。不能以硅谷银行最终的破产结果来定义其业务模式对错，其科创金融商业模式在现如今尤其是我们以银行业为主体的国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硅谷模式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资与贷款相结合的金融服务，并向风投机构提供融资与建议，已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有效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投贷联动模式通过整合股权投资与银行贷款资源，为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债权”的组合融资支持。该模式通常由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与企业三方共同参与，其中银行或其关联投资机构向企业提供贷款，同时通过子公司、外部风投（VC）或私募股权基金（PE）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形成“以贷引投”或“以投促贷”的协同机制。

对商业银行而言，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破解轻资产科创企业融资难题：股权融资弥补抵押不足的短板，债权融资则提供低成本资金，形成风险共担机制。对于银行而言，既能拓展科创金融市场，又能通过投贷收益组合优化风险收益结构。但实践中需平衡监管约束（如商业银行股权投资限制）、利益冲突防范等问题，需建立风险隔离与定价补偿机制。目前，投贷联动已成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的重要工具。硅谷集团主要有以下三种投贷联动业务形式：

1. （1）内部自投自贷。硅谷银行（SVB）向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企业以专利权作为抵押物，而SVB则收取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同时，SVB的资本直接参与企业投资，或与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入股。当企业成长、价值提升并在公开市场挂牌上市后，SVB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或企业回购的方式实现资本增值，以此来补偿前期信贷业务的高风险。
2. （2）认股权证贷款。硅谷银行（SVB）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与中小企业达成协议，获得部分认股权或期权，这些由硅谷集团持有。在企业上市或被并购时，硅谷集团可以行使这些权利，或者通过转让获得投资收益，以此来降低贷款风险。然而，如果企业未能成功上市或被并购，认股权证则无法行使。
3. （3）间接股权投资贷款或间接股权投资。这种投贷联动模式是通过外部风险投资机构进行间接股权投资贷款，即SVB将资金贷给外部风险投资机构，随后风险投资机构利用这笔贷款对科创企业客户进行投资，从而实现间接股权投资贷款。同时，SVB资本与外部的PE/VC机构合作，成为PE/VC的合伙人，进而由PE/VC对SVB的贷款客户进行投资，实现对贷款客户的间接股权投资。由于2012年沃克尔法则（Volcker Rule）规定银行持股集团投资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的比率不得超过集团总股本的3%，硅谷集团此后将先前对风险投资机构的部分股权投资转向“过桥贷款”等创新方式的信贷支持。

为防止混业经营下银行风险的传染，硅谷集团从多个方面进行投贷联动的风险控制。首先是股权与债权业务的风险隔离。SVB资本负责股权投资相关业务，而SVB私人银行则担任基金管理人，集团各子公司之间建立防火墙，将资金和人员相互隔离，以阻断风险在集团内部的传播。其次是多元化分散投资，投资对象涵盖来自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位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企业风险的科技企业，构建投资池以分散风险。

在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有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学习借鉴硅谷模式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

四、总结

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核心是创新，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我们当前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竞争格局重构等多重挑战，需以制度创新与技术突破双轮驱动，并构建适配全周期创新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通过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等增量改革实践，我国已初步形成覆盖初创期至成熟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架构，但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迫切需要长期稳定资金的科创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是较为突出，必须不断进行相关的金融市场改革，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宽道路。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坚持市场化与法治化协同推进。一方面，应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与退市机制，建立“进退有序”的市场秩序，将资源配置向具有有助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科创企业倾斜。另一方面，需探索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的新路径，鼓励借鉴和发展投贷联动模式以适应我国的金融生态，构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双驱动模式。特别是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生态下，借鉴硅谷银行的成熟经验，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认股权证等创新工具，可有效弥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断点。

面向未来，需以系统性思维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在巩固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并将其进一步地完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基金等政策工具，培育长期价值投资理念。通过构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双轮驱动的现代金融体系，加速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最终形成创新要素高效配置、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生态系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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