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共享经济的深度渗透，按需服务平台正从“生活便利工具”演变为“城市基础设施”。平台通过连接异质性的消费者与独立代理商，重构了传统服务业的供需匹配方式。然而，随着用户增长放缓与资本回报压力增大，横向并购已成为平台突破规模瓶颈、强化网络效应的核心战略选择。与传统的完全合并不同，现实中的平台并购往往呈现“部分合并”特征——即多个平台中仅部分参与者实施整合，合并后的平台仍面临来自其他竞争者的持续制约。例如，GetAround收购HyreCar后仍与Turo并存，Avis收购Zipcar后仍面临Car2go等对手竞争。这种“合并后竞争”正在成为市场常态，却长期被主流文献所忽视。现有研究多沿袭“合并→垄断→福利损失”的分析范式，将合并后的市场简化为单一垄断者，遮蔽了竞争约束对合并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部分合并”概念，系统研究三个平台中仅两个合并的情形，旨在揭示网络效应、市场竞争与供需结构共同作用下，部分合并对消费者剩余及劳动力福利的影响，为反垄断监管提供理论参考。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运营管理中的横向合并

关于横向合并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合并如何影响市场竞争、价格、消费者剩余以及企业利润。Stigler（1950）率先将古诺竞争模型应用于分析之中，他指出企业合并会削弱竞争并导致价格上涨。在运营管理领域，也有大量文章探讨了并购的影响，例如Cho研究供应链结构、Iacocca等人研究制药供应链、Xiao探讨产量不确定性、Chen和Kerstens关注产能利用率、Li和Liu侧重合同不可观测性、Sun等人研究生产网络、Xu等人关注环境因素以及Cho和Wang侧重新货主问题。

1.2 按需服务平台

关于按需服务平台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匹配机制或最优定价及工资策略方面。例如，Feng等人以及Hu和Zhou对匹配机制进行了研究。而Hu和Zhou以及Bernstein等人关注的是平台完全决定价格的情况，而工资则作为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外部因素决定。Taylor将这一模型拓展至平台独立设定价格和工资的场景。此外，一些研究特别关注平台竞争或合作对消费者剩余和劳动者福利的影响。例如，Nikzad和Benjaafar等人构建了一个双平台竞争模型，以系统地比较垄断和双寡头市场结构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分别关注了服务提供商或消费者方面的单边平台异质性偏好。

2 问题描述与模型构建

2.1 问题描述

假设市场中存在三个相互竞争的按需服务平台，这些平台的核心功能是连接有服务需求的消费者与提供服务的独立代理商，构成典型的双边市场结构。平台通过信息匹配、定价机制与调度算法，连接异质性的消费者与独立代理商，促成供需双方的有效交易。典型场景包括汽车共享（如GetAround、HyreCar、Turo）、网约车（如滴滴、Uber、Lyft）及外卖配送（如Uber Eats、Postmates、DoorDash）。平台价值取决于双边用户规模及其互动效率：消费者偏好代理商规模大、响应快的平台，代理商则倾向订单密度高、收入稳定的平台。这种跨边网络外部性使平台竞争演变为生态系统的综合运营能力较量。

本文假设单位时间内潜在消费者的最大到达数量为，市场中潜在的代理商总数为，每位代理商的平均服务速率为，则系统的理论最大服务能力为。本研究主要关注系统未饱和的常态情形，即假定消费者最大到达率低于系统服务能力上限，从而确保在消费者和代理商均参与时，平台不会出现拥堵现象。各平台通过制定差异化的服务价格，分别代表三个平台向消费者收费，并通过设定工资率向代理商支付报酬。这些定价与工资决策将共同影响消费者对平台的选择行为（表现为选择平台的消费者比例）以及代理商的平台参与决策（表现为在平台完成服务的代理商比例）。模型基本示意图如图1所示。

平台

消费者

代理商

价格

工资

最大的消费者到达率

潜在代理商的数量

具体符号如下表1所示。

符号	描述
	最大的消费者到达率
	潜在的代理商数量
	平均服务率
	服务价格，
	工资，
	使用平台的消费者比例，
	在平台上工作的代理商比例，
	消费者对服务的估值
	在平台和平台之间的消费者的位置，并且j
	在平台和平台之间的代理商的位置，并且j
	消费者的失配成本，
	代理商的失配成本，
	消费者使用平台所获得的效用，
	代理商在平台上工作能获得的效用，
	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的敏感系数，
	消费者在平台上的网络外部性，
	代理商在平台上的利用率，
	代理商的保留价值
	部分合并前平台的利润，
	合并平台的利润
	未参与平台的利润

2.2 合并前模型构建

消费者

在双边平台市场中，消费者对平台的偏好存在系统性差异，主要源于各平台在产品定价、应用功能、会员计划等方面的差异化策略。以出行服务领域为例，滴滴出行通过面向C端的“亲友守护”工具保障老年、异地独行等场景的出行安全，并依托企业版提供差旅费用追踪与员工调度等一站式管理解决方案，构建了安全与企业服务的差异化优势；曹操出行则聚焦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时显示车辆能耗与碳减排数据，以及独有的车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吸引注重健康与环保的消费群体，形成绿色出行特色。这些案例表明，平台通过深耕特定用户价值实现差异化竞争。

为刻画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本研究采用环形城市（Salop）模型。假设无限消费者与三个平台均匀分布在周长为1的圆上，相邻平台弧长恒为1/3。消费者空间位置表征其对平台的偏好强度——同等条件下倾向于选择空间距离更近的平台。由此，环形市场可解构为三个相互衔接的Hotelling线性竞争区间：平台1-2、平台2-3、平台3-1之间各形成一个线性竞争段。我们以平台1与平台2之间的Hotelling竞争线段1-2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说明。设位于该线段上的消费者空间位置坐标为，其中服从区间上的均匀分布。坐标值越小，表明消费者对平台1的偏好程度相对于平台2越强。

其中与分别代表平台1和平台2向消费者收取的服务价格。然而，消费者从平台获取的实际效用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深受平台实际可用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引入了网络外部性项。该外部性项定义为线性函数，用以刻画平台供给端规模扩大对消费者产生的正向水平网络效应。

采用类似的方式分析另外两个线段，我们可以得到使用平台的消费者的比例分别为，

综上所述，平台的需求为，消费者剩余（CS）是：

其中，并且。

代理商

类似地，代理商对平台的偏好也受注册流程、结算方式等非货币性因素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以网约车行业为例，Uber平台提供“即时支付”但限制每日提现次数，其余收入按周结算，且注册需提供居住证明等文件[1]；Lyft则允许司机通过“快速支付”在1-2小时内完成结算，或注册Lyft Direct借记卡实现每单行程后即时收款，并提供加油返现等附加福利。这些差异化要求共同构成了司机对不同平台的异质性偏好基础，平台经济学研究已广泛关注此类代理商的异质性特征。

同样的，为具体说明代理商效用函数的结构，我们以平台1与平台2之间的竞争线段1-2为例进行分析。设位于该线段上的代理商位置坐标为，其服从区间上的均匀分布。坐标值越小，表明代理商对平台1的偏好程度相对于平台2就越强。那么位于上的代理商选择为平台1和平台2提供服务的净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其中，参数表示平台为代理商提供的制度化收入保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代理商在平台上工作所获得的实际收入，不仅取决于平台提供的工资率，还与其投入的工作时长密切相关。为此，我们引入代理利用率作为平台上代理商接到订单的概率。这一设定反映了按需服务平台劳动力市场中，代理商的实际收入由工资率与任务获取概率共同决定的关键特征。当平台需求旺盛（较大）或供给相对有限（较小）时，代理利用率升高，代理商获得任务的机会增加；反之则可能面临闲置风险。

因此，在平台上工作的代理商的比例分别为，

综上所述，平台的供应量为，劳动福利（LW）为：

其中，并且。

平台

其中，下标表示平台的竞争对手集合。

2.3 合并后模型构建

本文所考虑的合并情形是：假设三个竞争平台中的两个进行合并，令平台1与平台2合并为“合并平台”（记作），平台3为“非参与平台”（记作）。此外，本文聚焦合并平台在不进行实体整合、保持双平台结构的前提下，以协同方式统一制定价格与工资策略的情形。

3 合并前与部分合并后的对比

3.1 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我们发现，合并不一定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这说明了合并对消费者剩余的双重影响机制：一方面，合并推高服务价格，对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合并通过资源聚合效应增加代理商供给，增强网络外部性，对消费者产生正面影响。净效应取决于两者的综合作用。当潜在代理商数量充足时，资源聚合与网络外部性效应占据主导，抵消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消费者剩余提升。当潜在代理商数量不足时，影响具有条件依赖性：对网络外部性不敏感的消费者群体，价格上涨的负面效应超过正向效应，导致福利受损（如图2所示）。因此，合并并不必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供给充足且消费者重视网络效应的市场中，合并可改善匹配效率，创造更大消费者价值；在供给受限或消费者对网络效应不敏感的市场中，合并更可能通过价格上涨侵蚀消费者福利。

此外，还发现：

（1）随着的增加而增加，而则随着的增加而减少，如图3所示。

随着消费者市场规模（N）扩大，单调增加，而单调减少。这意味着在需求更旺盛的市场中，需要更大的代理商规模才能确保合并提升消费者剩余，因为平台涨价动机更强；同时，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的敏感度阈值降低，表明大规模市场中消费者对代理商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

（2）和都随着的增加而增加，如图4所示。

和均随平台差异化程度（t）增加而增加。当平台间替代性减弱、竞争缓和时，合并后涨价的阻力更小，因此需要更充足的代理商供给（更高的）才能抵消涨价效应；同时，消费者因差异化而更依赖特定平台，对网络外部性的敏感度阈值也随之提高（增大）。

（3）随着的增加而减少，而则随着的增加而增加，如图5所示。

随代理商跨平台服务成本（l）增加而减少，则随l增加而增加。较高的跨平台成本限制了代理商流动，使得合并平台的代理商聚合效应更难外溢，因此只需较小的代理商规模（降低）即可让合并平台内部消费者获益；但代理商流动性的下降也意味着消费者更依赖单一平台的服务能力，从而对网络外部性的敏感度阈值上升（增大）。

3.2 对劳动福利的影响

我们发现通过比较合并前后的劳动福利，我们发现始终成立。

这主要是因为劳动福利主要由工资率与代理利用率乘积（即）驱动。又由于合并前后代理利用率保持不变，并且合并后平台与非参与平台的工资均高于合并前。在代理利用率恒定的条件下，工资水平的整体提升直接推动了劳动福利的增长。这一发现揭示了平台间对代理商资源的竞争压力能够转化为工资上涨的动力，即便在合并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的情况下，剩余竞争者的存在仍能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从而保护甚至提升代理商群体的整体福利。因此可以理解，合并必然会提升劳动福利。该发现揭示了平台间对代理商的竞争压力可转化为工资上涨动力。即便合并提高市场集中度，剩余竞争者的存在仍能维持劳动力市场竞争性，从而保护甚至提升代理商群体福利。与部分研究认为合并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观点不同，本文模型表明，在保留市场竞争约束的条件下，平台合并可能通过“工资竞争机制”反而促进劳动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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