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背山面海，晋江与洛阳江环绕古城并汇入泉州湾，优越的山海格局、河港条件与区位优势，为其城市形成、港口发展及对外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唐五代时期，泉州对外贸易已逐渐兴起；至宋元时期，随着海洋贸易的空前繁荣，泉州迅速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之一。港口贸易的繁盛不仅推动了人口流动、物资集散与文化交流，也深刻塑造了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城市扩展、建筑形态以及水陆交通网络。现有研究已从空间布局、传统民居、海陆交通等方面对泉州古城展开探讨，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以宋元时期泉州城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历史演进过程，重点分析城市空间格局、建筑风格与交通体系的形成特征，进一步揭示海洋贸易背景下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一、宋元泉州城海外贸易与区域发展概况

（一）宋元时期泉州城历史沿革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背山面海，整体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形成由高到低的三级地貌格局。西北部为戴云山脉，山地丘陵广布，素有“闽中屋脊”之称。晋江与洛阳江分别环绕泉州古城西、东两侧，二水最终汇入泉州湾。自梁代以后，这两条水道逐渐成为泉州港重要的内陆航路。泉州湾海岸曲折，港湾条件优越，水深浪静，是东南沿海条件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

从历史沿革看，泉州地区早在周代即属“七闽”之地，春秋战国时属越，秦代属闽中郡，汉代为闽越国辖地，东汉时属会稽郡，晋代属晋安县。西晋末年，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至闽东南地区，清源郡逐渐成为重要的移民聚居地。中原人口的持续进入，不仅推动了区域聚落的形成和扩展，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因素，使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逐步改变。由于移民多沿江聚居，“晋江”之名亦由此形成。

南朝时期，泉州地区设南安郡，郡治位于晋江中游的丰州，并长期成为当地政治与经济中心，延续两百余年。与此同时，丰州晋江沿岸的码头已兼具交通和对外交流功能，成为泉州早期对外贸易的重要依托。至五代末宋初，地方政局逐渐稳定。960年留从效归附宋朝，964年清源军改为平海军，陈洪进任泉、漳等州观察使；978年陈洪进献泉、漳二州于宋，此后泉州正式纳入宋王朝统辖。随后朝廷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于晋江东乡十六里析置惠安县，泉州辖县增至七个，区域治理格局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泉州由地方性区域中心逐渐转向面向海洋的港口城市，为其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海外贸易与经济繁荣

北宋时期，随着市舶司在泉州设立，刺桐港被正式纳入国家海外贸易体系，泉州由此成为官方认定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进出口货物及海外贡品多由此集散，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诸蕃志》对南宋时期泉州港的海上贸易状况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其中列举了与泉州发生贸易往来的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范围涉及南海、东南亚及西亚等地。书中所记商品种类丰富，既包括陶瓷、布匹、金属工艺品、农业副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也包括大量输入的香料和药材。这些记载说明，宋代泉州已发展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海外商人不断汇集，并逐渐形成外商聚居的“蕃坊”。

进入元代后，泉州的海外贸易在宋代基础上继续扩展并达到高峰。作为中国商人出海的重要起点，泉州不仅承担了国内货物外运的功能，也成为连接南洋、印度洋沿岸以至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的重要节点。《梦粱录》《岛夷志略》等文献均表明，元代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宋代进一步增加，范围也明显扩大。泉州因此成为海外船只往来和商业交易的中心，港口繁盛、商旅云集，呈现出高度活跃的海洋贸易景象。

海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繁荣，并推动城市功能的扩展。一方面，大量外来货物和财富输入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港口贸易的兴盛也增强了泉州在区域乃至全国海洋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宋元时期泉州之所以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正是由于其优越的港湾条件、便利的内河水运系统以及国家海贸政策的共同作用。

（三）外来族群与多元文化

随着海上航线的延伸和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大量外国商人、使节和侨民进入泉州，并在此经商、居住乃至长期定居。他们不仅带来了各类海外商品，也将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信仰输入本地。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商人活跃于泉州港，使该城逐步发展为具有显著国际性特征的港口城市。

南宋时期，泉州已有关于外来商人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的记载。随着外来人口持续增加，泉州南部逐渐形成专供海外商人居住的“蕃坊”。蕃坊既是外商的生活空间，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体现出泉州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与此同时，外来人群将其文化信仰带入泉州，并在城市中留下大量遗迹，包括寺院、石碑、墓葬等，构成了今日所见泉州多元文化遗存的重要基础。

在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体系中，阿拉伯商人占据重要地位。大量阿拉伯裔穆斯林在泉州定居，并逐步融入地方社会，有些人还进入地方治理体系，如蒲寿庚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伴随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也在泉州广泛传播。位于泉州东门外的灵山圣墓被视为伊斯兰教传入泉州的重要历史见证，文献记载其与早期来泉传教者相关。随着穆斯林商人数量增加，泉州出现了较为集中的穆斯林聚居区域，并陆续修建清净寺等文化建筑，反映出伊斯兰文化在城市中的实际影响。

除伊斯兰教外，佛教在泉州的发展同样与海洋交流密切相关。佛教早在西晋南朝时期已传入泉州，并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兴盛。唐代创建的开元寺是泉州佛教建筑的重要代表，也是当地佛教文化发展的典型象征。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繁荣和城市扩展，佛教寺院数量增加，僧侣群体也参与到桥梁修建和地方公益事务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交通和社会发展。此外，基督教、印度教等也在泉州留下碑刻、雕刻和建筑遗存。这种多元并存的现象，既说明泉州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也体现出这座港口城市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四）区域人口快速发展

根据弘治《八闽通志》所载人口资料，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不断繁荣，泉州的户数与人口总量均呈明显增长趋势。宋代市舶司设立后，泉州港贸易活动迅速扩张，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至淳祐时期，户数较唐代已有大幅增加。元代则是泉州海外贸易的高峰阶段，尽管至正年间户数有所回落，但总体人口规模仍达四十五万以上，显示出城市与区域人口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八闽通志》中还记载，宋代泉州居民被划分为主户与客户两类。其中，主户为拥有房产、田产并承担赋税义务者，客户则为无田产房产的城乡居民。两类群体又可进一步分为坊郭和乡村两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与唐代以本地居民和侨民相区分的“主户—客户”概念已有明显不同，更突出财产占有和赋役承担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别是客户中以乡村佃户、佃客等经济条件较弱者为主，反映出宋代泉州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构成上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泉州人口增长并不单纯是自然增长的结果，更与海外贸易兴起所带来的移民流入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泉州，从事港口运输、商业服务、手工业生产以及相关城市活动，使得城市人口结构日趋多元。至元代，人口总量达到高峰，这与泉州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高度一致。人口的大规模集聚本身即说明区域经济具有较强支撑能力，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对劳动力、商业经营与城市服务的巨大需求。可以说，人口的快速增长既是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结果，也是其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宋元泉州城营建史料分析

（一）城市空间格局与规划理念

在城墙修筑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取土，因此护城河的开挖通常与城墙建造同步进行，所谓“掘壕筑城”即是这一过程的概括。泉州子城与罗城修筑时，八卦沟的形成便与之密切相关。关于泉州古城及重要建筑的营建年代、定位体系，以及衙署罗翼的建造背景与空间特征，学界已展开一定讨论。开元寺大雄宝殿朝向约为178.8度，其定位被认为与极星观测有关。若连接“大殿”中心点与东西两塔塔心，可形成近似等腰三角形，顶角约118.0度，两底角分别为31.5度和30.5度；再由大殿中心向两塔连线作垂线，其方位角约为9.1度，即所谓“殿塔缝针”。东西塔与大殿共同构成泉州城地表建筑测绘网络的重要参照。泉州古子城整体近矩形，北部城廓略呈西北—东南倾斜，可能与古殿宇朝向有关；南部则略呈东北—西南斜向，与古泉山门、崇阳门一线方向一致，也与古塔“缝针”方向相符。据此推测，子城南部的修筑年代不应早于开元寺无量寿塔，即西塔落成之后。

王延彬、王审邽父子重视海洋贸易，使泉州较早积累起较为雄厚的财富，为城市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海洋航行与天文学知识关系密切。舟船航海时，不仅依靠海岸线辨识方向，也需在白昼观日、夜间察星，以判断航程方位。这与古代城市营建中“参照日影，审度星辰”的方法在技术上具有一致性。北宋《太平寰宇记》所载泉州土产中已有“海舶”一项，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海洋活动的重要性。

宋元时期，泉州因海外贸易高度繁荣，城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其空间调整基本围绕海上贸易需求展开。晋江沿岸泥沙淤积促使港口形成，城市边界随之向南拓展，最终形成翼城。南部物资主要经由晋江港出入，因此南岸增设市舶司、来远驿等设施。北部因受山地地形限制，城市难以继续扩展，商船则可借洛阳桥进入浔美港开展贸易。伴随城市发展，原有街道空间不再局限于单一里坊制，而逐渐演变为“里”与“坊”并存的复合结构。道路格局也由早期丁字形逐步向双十字形扩展，明显增强了陆上运输与城内外联系的便利性。

随着城区南扩与防御需求同步增强，为保障城南新兴居民区和商业区安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知州游九功在罗城各城门增筑瓮城，东门更增设两座，并在沿江南城墙外修筑防洪堤。新建石墙东起浦口，西至甘棠桥，长四百三十八丈，高一丈，基宽八尺，即所谓翼城。翼城建成后，不仅扩展了城市规模和防御能力，也有效缓解了晋江延安一带因地势低洼而长期遭受洪涝的问题，使城防工程兼具防洪功能。

至元代，随着城市进一步发展，晋江河沙淤积加剧，逐渐形成破腹沟等地貌。为适应城市扩张及防御管理需要，据《晋江县志》记载，至正年间监郡偰玉立于卫南建威远楼。至正十二年，偰玉立又将瓮城与罗城相接，使翼城与罗城合并，并推动罗城进一步扩展，史称“扩罗就翼”。此次工程除抬高城墙至二丈一尺外，还扩大城周至三十里，并在东西北三面增筑石墙。与此同时，城门布局也发生调整，新设南熏门以替代旧西南通津门，镇南门迁至天后宫前，并更名为德济门。这一阶段表明泉州古城防御体系与城市空间形态都已围绕港口贸易和城市发展需要作出系统调整。

从城市内部结构看，《鲤城区志》记载泉州古城内有南俊坊、通淮坊等历史街区，东大街市坊也曾相当繁荣。《唐故颍川陈夫人墓志》中“晋江县南俊坊私地”之记载，说明泉州古城确曾存在明确的里坊划分。随着宋代解除夜禁，坊间街道逐渐由传统里坊体系中分化出来。巷道主要承担坊内疏导功能，街道则负责坊间联系。就等级而言，街道宽于巷道，更适应商贸物流通行，而巷道则主要服务居民日常生活。

泉州古城的整体道路骨架以两组十字形街道为核心，形成“干”字形交通网络。其主干道分别通往城内七个重要城门，包括水门和南熏门，并与六条对外主要陆路交通线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城内逐渐形成更次一级的街巷体系，共同构成城市交通网络。城内街巷交汇处结合里坊布局，与城外交通系统相连；东西两侧设有市场，四门分守四方，外有护城河环绕，呈现出较完整的古代城市空间结构。

其中，上十字街位于子城中心，向外延伸后分别转向西北与东北，体现了古代营城中“居中”理念，并与“左祖右社”一类礼制空间观念相呼应。下十字街则与东南港口联系更为密切。翼城修筑之前，亭前街已存在，海船可直抵接近南熏门及市舶司附近港口，因此亭前街成为自南大街出镇南门通往江畔港区的重要商业通道。下十字路口的强化，使港口与城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由涂门街东出通津门，可达浯浦、南关、法石等码头，并进一步通往后渚、洛阳等大型港口；由排铺街南出德济门，经顺济桥，可联系深沪湾、围头湾及广东沿海地区；由新街西行，出临漳门，过石笋桥，则可通达南安及漳州方向。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泉州古城道路系统已形成兼顾城内组织、城门防御与对外贸易联通的综合空间格局。

（二）建筑风格

因泉州属于中国的南部，衙署建筑即便属于官式建筑，但建筑等级相较于北方，没有严格的规范，宋元时期泉州城衙署建筑如今已经全无保存，但根据《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可以对宋元时期泉州城的衙署建筑风貌进行复原。衙署建筑格局呈院落式，左右对称，一般为三进式院落，建筑屋顶为歇山顶，因其夏季多雨，建筑院落整体通过檐廊连接。在功能上，前部分属于日常办公地区，后半部分属于生活区。宋元时期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使用梁柱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既抗震又便于施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征。

处于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泉州地区保留下来的传统住宅建筑呈现出其独有的风貌。根据《大宋楼台》中的宋画，可以看出宋代之后居住建筑布局变得更加自由，工字型，“L”相继出现在民居建筑中。宋代住宅多采用庭院式布局，以院落为中心，四周布置房屋，形成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既有利于居住私密性，也有利于安全防护。宋朝民间接檐造舍的行为日益普遍并逐步带来了市井建筑空间结构的改变，进而发展形成了城市新格局，建筑形态的改变：房屋密集，街道狭窄。在街道的界面上，需要通过院门和封闭院落进入的民居空间和直接向街道开放的商业空间交替共存，封闭的院墙与开放的店面形成了明显的虚实对比，构成了宋朝城市街道界面的一大特色。城市中的一般市民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他们虽然也做成合院多进的住宅形式，但房屋一般较简陋，梁、柱、枋等构件加工简陋。小型住宅多使用长方形平面，梁架、栏杆、栅格悬鱼惹草等有着朴素的形体。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了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多种文化的汇聚地，这些文化对当地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寺，作为泉州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其建筑风貌融合了这四种宗教的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

1992年3月，在开元寺甘露戒坛西侧回廊地下，发掘出两尊兽面印度教风格的辉绿岩石雕，这些石雕胸前饰有垂带和心形图案，是印度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此外，大雄宝殿区域的建筑构件也颇具印度教色彩，如殿前月台基座上镶嵌的73方狮子和人面狮身像的辉绿岩浮雕，以及后回廊上的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柱上雕刻着《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其中“吹笛的黑天”浮雕尤为突出，彰显了毗湿奴崇拜的文化特征。

在开元寺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尤其是标志性的“云月”纹饰，这种图案以圆形月亮配以卷云纹饰，象征着祥云托月，常见于山门入口和本生院前的抱鼓石上。同时，开元寺也融入了道教的建筑装饰艺术，如本生院檐廊垂花上的彩绘木刻八仙与神将，以及弘一法师殿门两侧石柱顶部的仙人木刻装饰，这些都是道教文化的象征。

开元寺将这四种宗教的建筑装饰艺术集于一身，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不同宗教的装饰不仅没有相互冲突，反而和谐共存，各展风采，体现了泉州在宗教融合上的包容性。这些装饰题材丰富、工艺精湛，不仅展示了当时高超的装饰技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三）水陆交通运输

泉州城处于区域交通体系的中心位置，兼具海路与陆路交通枢纽功能，并以此为核心向泉州全域扩散交通网络。通往沿海港口的水运线路主要绕行泉州城南部。自唐以来，随着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古城的空间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至宋元时期进一步向邻近泉州湾的晋江沿岸扩展。

在港口体系上，南关港、法石港与洛阳小海港构成内港贸易的核心区域，后渚港、蚶江港与安海港则构成外港贸易的重要节点。结合历史文献可知，这些港口大多位于水陆交通的交汇处。南关港、法石港与后渚港同处晋江水系与通往泉州城道路的衔接节点，三者既有陆路联系，又通过晋江水道形成连续的水运网络。洛阳港货物卸载后，可经南北驿道转运，并与后渚港保持海上联系。泉州与蚶江、安海两港之间，则主要依靠陆上港道和古驿道实现货物流转，同时沿海航线也将各港口相互联结。正因水陆交通条件不断完善，不同港口在各历史阶段的繁荣程度也存在差异：唐代以安海港和蚶江港较为突出；北宋市舶司设立后，晋江沿岸的南关港与法石港逐渐成为重要商贸集散地；至南宋末至元代，后渚港和洛阳港进一步崛起，成为泉州港体系中的核心港口。

通过对明清方志文献的梳理，可大致还原宋元时期泉州陆上交通网络的基本格局。该网络以驿道、县级道路以及连接港口与泉州城的道路、桥梁为骨架，形成以泉州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运输体系，并将区域内重要城镇及周边州县串联起来。总体而言，宋元时期泉州陆路交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海地区南北向驿道，一类是通往内陆腹地的驿路。前者构成泉州滨海地带对外联系的主轴，向北经惠安可至福州，向南经同安可达漳州；后者则沟通泉州古城与安溪、德化、南安、永春等内陆地区。与此同时，后渚、石湖、安海等港口均有专门道路通往泉州城，这些道路共同承担着联结海港贸易与城市市场的重要功能，使港口与古城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

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水路交通可分为内地水路与沿海水路两类。由于泉州腹地多山，河流纵横，水运在商品流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瓷器、茶叶及矿产等外销物资，均需依靠腹地水路向沿海港口集散。沿海水路以晋江、同安、惠安三县水系为主干，涉及同安西溪、晋江、洛阳江及林溪等；内陆水路则以安溪、永春、南安三县为枢纽，主要依托桃溪、官桥溪、东溪和西溪展开运输。结合《泉州府志》与《清国窑业调查报告书》的记载可知，德化瓷器运输主要采取水陆联运方式，即先由德化经陆路运至永春，再借助永春水路转运至外部市场。

三、宋元时期泉州城营建历史地位及意义

泉州古城在宋元年代构建过程中，以海洋贸易为核心，形成了多样化的社区公共设施与信仰场所。这些场所承担着处理海外商贸事务、掌管皇室事宜、推动商业交流、举行海神祭拜、培育士人及文化圣地的纪念职责。城市的扩张映射出海洋商业共融共盛传统的铸就、演绎、累积及传承。

泉州地域辽阔，怀抱山岳之腹地，蕴含独特自然宝藏，这为其陶瓷与冶铁等外销产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宋元年代，泉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水陆交通的交汇要点，不仅用地宽敞，便于向外拓展，还形成了紧邻水体的繁华商业区，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风貌。

在商业繁荣、工艺进步与文明昌盛的背景下，宋元时期展现出强劲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其对跨洋交易的积极参与，促进了亚洲海域贸易网的兴旺，进而激发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地区的全面进步。在亚洲海域的交易脉络中，宋元王朝凭借其陶瓷、绸缎、金属等热门产品的丰厚产出，精湛的船舶制造与航海技艺，以及国内众多繁荣城市的旺盛购买力，确立了其无可争议的领导角色。得以国家的支持，泉州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不仅承载着经济往来的使命，还肩负着文化传播的责任。该城市立足于国家赋予的政策、资金和科技基础之上，秉承着共融共生的理念，致力于寻求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城乡建设遵循“生产—运输—销售”的框架，精心规划布局，高效运用海域、河川、土壤、矿物、林木等丰富资源，继承并发扬了古有的建筑智慧。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构建起了职能紧密联系、工业设施与独特生态环境密切融合的复合型区域一体化景观。该景观承载着繁忙的海外贸易网络，成为推动亚洲海域贸易网络发展的核心动力。

参考文献：

1. [1] 汪勃,梁源.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03):22-39.
2. [2] 汪勃,齐晓瑾.泉州八卦沟与唐宋泉州城的规划思想[J].南方文物,2024(04):152-159.
3. [3] 许少聪,林箐.海洋商贸影响下的泉州沿海地区传统景观体系研究[J].中国园林,2023(09):54-60.
4. [4] 叶亚乐,武廷海.唐五代泉州城空间格局与规划方法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36-43.
5. [5] 林思达.泉州古城街巷空间研究[D].福州大学,2022.
6. [6] 王逸凡,张杰,李滢君,等.泉州铺境及其“场所精神”：一种建筑民族志的视角[J].建筑学报,2022(03):97-103.
7. [7] 梁源,汪勃,黄必应,等.福建泉州市“市舶司”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1(11):32-47.
8. [8] 汪勃,梁源.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营建[J].南方文物,2021(03):124-129.
9. [9] 曾涛.宋元泉州港口城市海陆空间联系的史料整理研究[D].华侨大学,2021.
10. [10] 曾晓红.《大宋楼台》：一幅宋代建筑的形象历史长卷[J].新阅读,2020(10):78-79.
11. [11]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第6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2. [12] 张靖,林俊杰.中国古代港口城市的水系营建[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人民城市，规划赋能——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4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3.
13. [13] 马腾飞.宋元时期庆元(明州)衙署空间变迁研究[D].东南大学,2019.
14. [14] 郑剑艺,田银生.古代海港商业城市的形态特征——以泉州城为例[J].华中建筑,2014,32(03):128-132.
15. [15] 樊志伟.宋代泉州知州群体与地方治理研究[D].河北大学,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