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传统史书编撰体系中，常见“佞幸”二字，“佞幸”亦作为特殊的政治文化群体出现。自《史记》首开“佞幸列传”以来，它便成为史学家臧否人物的重点书写对象。那究竟何谓“佞幸”？佞幸指的是通过个人言辞、才能、外貌等方面得到君主的宠爱，进而获得权势富贵的特殊群体，佞幸与君王权贵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而“佞幸”多含贬低之意，正如司马迁所举出的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入遇合”。虽然我们初见“佞幸列传”是在两汉著作《史记》和《汉书》中，但“佞幸”群体实际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东周时期的弥子瑕与宋君、嫪毐与秦始皇母妃赵姬等等。两汉之际，该群体更呈现规模化特征，汉代《史记》和《汉书》出现的佞幸“列传”辑录了各佞幸者，比如汉高祖时的籍孺、孝文帝时期的邓通、孝武帝时期的韩嫣等，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官职以及贡献等等，其中笔者着重就佞幸李延年加以分析。

音乐学界对李延年研究最早的文章可追溯至吉联抗先生1982年发表于《中国音乐》中的《李延年》一文。该文通过考辨《史记》《汉书》中对李延年的相关记载，结合《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背景与乐府机构的沿革情况，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李延年的一生。然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在史实中对李延年进行梳理，而对《史记》与《汉书》的书写差异研究不足。本文期望以吉联抗先生的文章作为参考依据，并结合学术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史记》《汉书》两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重点解析史学家笔法差异下的价值判断，并对两著书写者对李延年的不同评价做出分析。

一、《史》《汉》两著对李延年生平描述的不同表现

作为汉代佞幸群体中兼具乐官身份的特殊人物，李延年的生命史具有社会流动的研究价值。李延年出生在河北的中山一带，史载“父母兄弟皆故倡”，这就说明他亲人们都是乐人，这种成长环境也启蒙了他音乐上的才能。早年时便因为犯事受到腐刑，在宫中驯养猎犬，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通过自己的音乐才能获得皇帝的宠信。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在两汉佞幸群体中堪称独特范本，《史记》和《汉书》在佞幸传中都曾做出过解读，笔者就两著中李延年的描述，绘制互鉴表格：

《史记》所载：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见于《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汉书》所载：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见于《汉书》佞幸传第六十三

叙事维度	《史记·佞幸列传》	《汉书·佞幸传》	史学差异
宦籍身份	“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汉书》删减“及女”表述，弱化了家族女性成员的祖籍身份，体现了东汉史家对女性书写的审慎态度
得宠路径	“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	“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	《汉书》通过与《外戚传》的互文书写，将李夫人纳入制度性后妃体系，淡化司马迁笔下的公主引荐偶然性因素
官职授予	“号协声律”	“贵为协律都尉”	《史记》采用民间俗称，《汉书》则使用正式官职称谓，反映东汉史官对职官制度书写的规范化倾向
失势过程	“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	“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	《汉书》主体由李延年本人转为其弟季，折射作者试图在个人品行与家族连坐间建立更符合律法精神的因果链条
结局记载	“禽诛延年昆弟也”	“诛延年兄弟宗族”	从兄弟连坐扩大到宗族夷灭，凸显班固对武帝时期酷烈政治生态的批判性强化

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对李延年的生平记载类似，仅仅在文字上有所区别，但还是能从中看出差异，司马迁的叙述更强调个体性，其将李延年得宠原因归结为平阳公主的引荐；而班固则将李延年的官职、罪责与汉代律法相连，这种差异似乎也反映在两位史学者对李延年不同的态度之中。

二、李延年与李夫人

关于李夫人的“上位”途径，《史》《汉》两著亦存在显著差异。《史记》中载“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从文献中可知李夫人的“上位”是依靠平阳公主的谏言，汉武帝召见李夫人后“心说之”，继而擢升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据文献又可推断出李延年的“上位”则是依靠李夫人的得宠，可在《汉书》中也是如此吗？《汉书》在“佞幸传”并未记载李夫人的宠幸是因平阳公主的谏言，在《外戚传》中却详细记载了李夫人的“上位”的过程，起因竟是一首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佳人难再得！”之后便引起了汉武帝的好奇，在武帝追问后，平阳公主顺势引荐李夫人^，这种叙事方式既凸显了李延年的创作才能，又保留了平阳公主在宫廷关系网中的中介作用。《史记·外戚世家》中表示“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汉书·外戚传》中也曾表示“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这也说明李延年是通过自己的才能才获得汉武帝的赏识，而并不仅仅是通过“裙带关系”，而是以艺立身。

这一曲“北方有佳人”流传于世，并收入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流传至今，这也得以让身处现代的我们领略到李夫人“绝世独立”的风姿。李延年以此曲为媒介，将音乐转化为家族晋升的阶梯，从而使李家摆脱“父母及兄弟皆故倡”的局面，一路平步青云，他音乐上的才能使他能在汉乐府独当一面并获得“佩二千石印”的殊荣，实际上和他的音乐才能脱不了干系。

三、李延年与乐府

李延年究竟何时被封为协律都尉呢？又是何时入主乐府的呢？从上文所引的《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来看，是在李夫人生完昌邑哀王之后，随即佩二千石，号协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而昌邑哀王出生时间无从得知，史料中只有其被立为昌邑王的时间，可我们并不能从中推测出李延年何时被封为协律都尉。在《史记·乐书》中表示“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汉书·礼乐志》中则表示：“乃立乐府，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尉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和《史记》已经给出答案，《史记》中表示李延年作完十九章之歌后被奉为协律都尉，而《汉书》则表示李延年被奉为协律都尉之后再作十九章之歌，究竟李延年何时被奉为协律都尉，各书甚至各篇目都各有不同，而想一探究竟必须找到十九章之歌的创作时间。

《汉书·礼乐志》在《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后记录了《郊祀歌》十九章，而这一《郊祀歌》十九章就是《汉书》和《史记》中所提及的“十九章之歌”。据十九章中各歌曲可考察的年份来看，年代最为久远的当数《朝陇首》十七，其创作年份为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年代最近的则是《象载瑜》十八，其创作年份为公元前94年，粗略估算两部作品相隔28年，而汉武帝扩立乐府，定郊祀之礼的时间为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可见李延年在被封为协律都尉以前，十九章之歌就已经开始创作了，而《郊祀歌》十九章全部都是李延年创作的，还是李延年在先辈乐人的基础上继续创作而形成流传于世的，这就不得而知了。通过时期的整理推算，我们也能判断出《史记》的记载更为准确，李延年先作十九章之歌再成为协律都尉，而《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记载李夫人生完昌邑王后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是否也能推断出昌邑王刘髆生于公元前112年？《郊祀歌》十九章无论是否全篇为李延年作，其成就功不可没，它改变了汉代“郊祀无乐”的历史，并且很多作品都收入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当中，如《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等等。

四、《史记》与《汉书》作者对李延年的评价

笔者查阅《史记》与《汉书》二书佞幸列传中两位学者对李延年的评价，也发现其中存在差异，司马迁对李延年的评价为“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弥子瑕何许人也？其为卫国大夫，是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宠臣，卫灵公不仅容忍他假传圣旨，还能与之共吃一桃，弥子瑕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司马迁将李延年与弥子瑕等同，将李延年归类为佞幸，也说明了他的态度，厌恶并惋惜阿谀奉承的佞幸，但更多的是惋惜，他认为佞幸的命运是取决于帝王的爱憎，所以李延年和弥子瑕最后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而班固对李延年的评价为“是后宠臣，大氐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卫青和霍去病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未记载在佞幸当中，但他们在当时作为宠臣受命于皇帝，他们的特点是“然亦以功能自进”，卫青和霍去病都被看作西汉的民族英雄，深入漠北追杀匈奴，他们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军功升官加爵，而班固将李延年与卫青、霍去病等同，认为李延年也是依靠自己的音乐才能“功能自进”，那也说明班固欣赏李延年，但很可惜李延年并没有做到卫青和霍去病的“不恃宠而骄”，在李夫人去世后，他的弟弟李季奸乱后宫，后被牵连灭门，可见班固对李延年更多的是欣赏和惋惜。

五、总结

从上述内容可知，李延年并非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小人，也并未犯重大过错，后期李夫人早逝，李氏兄弟还因为自己的才能而升官加爵，《史记》中有载“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後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但很可惜，最后落得灭门下场，这是否也能印证着司马迁所说的“甚哉爱憎之时！”没了李夫人的“庇佑”，生死只能因帝王的喜好。

李延年是佞幸群体中罕见以艺立身者，他的音乐成就对汉代乐府发展影响深远。纵观其一生，可能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作为卫律使西域的举荐者，后卫律投靠匈奴。李延年对汉代音乐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如为汉乐府的建设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音乐，并且创制十九章之歌，创作《新声二十八解》，笔者认为，这一系列都可以说明李延年的音乐才华和成就在西汉异常出众，能够瑕不掩瑜。可惜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列入“佞幸列传”之中。虽然两位学者都肯定了李延年的音乐才能，感伤李延年的悲惨命运，但作为时代的“写史者”，他们对李延年的记录也相对客观真实，他们对李延年的评价虽然带有自身感情色彩，但基本符合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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