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数字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迈入数智时代，数智及其相关术语迅速成为学术和实践界的热词。在健康领域，数智技术依托通信技术发展，以移动医疗、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形式深度融入行业发展，催生数智健康研究热潮，相关文献自2020年起持续攀升，技术迭代与学术关切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我国“60后”群体逐步迈入老年期，老龄人口迎来历史性峰值；国家相关规划与健康中国战略亦强调数字医疗、健康促进及“主动健康”理念，对老年群体有效的健康干预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战略成效。人口老龄化与数智技术的交汇，为老年健康传播提供了创新空间。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近十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厘清数智时代老年健康传播的研究脉络与核心议题，既是回应时代与人口现实的需要，也是推动该领域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1关键研究议题

1.1 老年群体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数字化时代下，互联网对老年群体的影响日益深远。2017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兴盛，老年网民数激增，出现老年群体上网热潮；2020年之后，许多老年人“被动”触网。随着社会媒介化与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行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期研究聚焦社交媒体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的重塑，微信作为其常用的社交平台，成为主要切入点。周裕琼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因素（如易用性感知）比客观条件（如年龄、教育）对其微信使用行为有更大的影响。王蔚指出，信息质量、可信度感知、社会关系及个人观念是影响老年用户微信健康信息采纳的关键，老年用户采纳健康信息时会运用时空、经验、低成本策略，体现出主动适应信息环境的特点。庄曦则发现，老年人高度依赖微信朋友圈、亲友转发等熟人渠道获取健康信息，这既减少了其接触权威信源和多元观点的机会，也弱化了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加剧了对圈层同质化内容的盲从。

短视频平台作为健康传播的重要媒介，受到老年群体的青睐。它虽为老年人提供了参与和表达的机会，但对该群体的健康需求关注不足。此外，老年人在接触短视频时，还面临操作困难、健康信息获取不便、易受伪健康信息误导等困境。熊皇和梁亦昆聚焦乡村老年用户群体，发现其在线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受社会支持、心理感知、个体能力、信息特征与媒介特性五方面因素的影响，短视频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偶遇式信息获取成为该群体媒介使用新常态。

随着社交平台逐渐向新媒体迁移，老年人不仅偶遇健康信息，也会进行主动搜寻，体现出其健康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对数字社会的适应性。刘嫣等人发现，网络环境、个体特征、社会支持、移动终端客观条件和个体信息认知，是影响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搜寻的关键因素。刘婵君等人梳理文献发现，影响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获取的要素中，客观层面的社交陪伴、工具性支持，以及主观层面的个体需求最受关注。此外，Brewer等人还发现，国外老年人使用语音助手搜索健康信息，主要用于信息确认。

在数字技术赋能健康信息获取的同时，老年群体中也存在健康信息回避现象。刘毅和曾佳欣发现，基于偏好、风险、价值及成本感知产生的心理机制直接驱动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信息因素（数量、内容和质量）和环境因素（人际、社会氛围以及媒介平台）则产生间接影响。公文等人指出，老年人感知到的危害特征、负面情感响应及较弱的渠道信念，与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呈正相关；消极的信息特征、信息的突出性、引发的认知失调以及社会支持情况，会通过影响个体反应，进而引发回避行为。此外，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利他主义倾向可能使老年人因“怕拖累子女”而隐瞒健康信息，而亲密的代际关系则能通过提供情感安全感降低回避风险。

我国正处于老龄化与信息化并行阶段，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迫切且具有特殊身心特征，其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有研究聚焦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关注老年群体健康信息获取、采纳、鉴别及回避等行为，明确了主观、客观等影响因素，也展现其适应数字环境的主动性与困境。未来研究需要关注数智时代下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获取与健康管理行为，助力健康老龄化。

1.2 数智技术赋能老年健康的应用与效果研究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备受关注，学界对数智健康产品的效果研究也愈加重视。

一方面，数智技术在老年人疾病管理中的应用潜力成为研究重点。左美云指出，大模型和数字人技术在老年慢病管理中潜力显著，可通过智能问答解决常见医疗问题，以情感化交互增强老年患者的信任和依从性，凸显了AI大模型在健康干预与病历生成中的有效性。陈允灏等人调查发现，老年慢性病患者对数字健康技术焦虑程度处于中低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均月收入、技术使用经历、学习能力等因素均影响其使用焦虑情绪。因此，促进技术适老化、开展精准培训，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效率。

此外，智能穿戴设备和智能养老产品在老年健康监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广泛。Chen等人指出，可穿戴设备与智能家居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具有持续远程监测潜力，但需应对数据隐私与设备适老化的双重挑战。倪晨旭等人依托全国调查数据证实，智能手环的使用能显著改善老年人自评健康，降低抑郁风险、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获益更显著，体现智能设备促进健康均等化的潜力。钟仁耀等人基于微观数据发现，智能养老产品采用度正向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还通过增强社会互动、改善老化态度间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目前研究已揭示人工智能、智能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养老产品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显著潜力，这类技术既提升了老年人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管理能力，也增强了其社会互动和心理健康水平，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多元支撑。但该领域研究也强调了数据隐私保护、设备适老化改造、用户体验优化等挑战。总体而言，数智技术通过丰富健康传播形式、激活老年人参与健康管理的主动性，为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未来研究需立足数智技术背景，强化跨学科合作，探索数智技术与医疗产品的深度融合路径、数智技术应用的长期效用验证等核心问题，进一步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效果与生活质量。

1.3 技术赋能老年健康的问题与数字融入困境研究

技术赋能健康管理的过程中，老年群体面临多维度的障碍，集中体现为多重数字鸿沟、健康信息供需失衡及技术异化风险。

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中，面临着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和动机沟等多重数字鸿沟挑战。老年人因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等个人禀赋差异出现“接入鸿沟”，技术快速进步和老年人能力下降加剧“使用鸿沟”，健康信息素养不足形成的“知识鸿沟”，而使用经验和技能水平等引发对技术感知评价的差异，又催生了“动机鸿沟”。邵旸等人发现，数字接入、技术技能与信息素养的差距导致老年人就医困难，建议优化资源配置与适老化服务；任航等人则指出，老年群体主动健康意识的缺失是当前老年健康传播的内在困境之一。可见除了外部支持外，激发老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实现数字融入的重要前提。此外，数字鸿沟是导致老年群体健康信息回避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对新技术的不信任、数字技能与健康素养的缺失，易使其产生信息回避行为。而健康信息回避不仅会降低健康信息传播效果，阻碍老年人有效开展健康管理，还会让其在健康信息获取与管理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与健康不平等问题。

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对慢性病预防、养生保健类信息需求尤为强烈。但是当前媒介内容多以年轻用户为核心，针对老年人的优质健康内容供给严重不足，造成健康信息供需失衡。同时，健康传播范式正从传统单向宣传向互动对话转型，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老年群体数字技术接受度较低形成显著矛盾，老年人逐渐从传统媒体的核心受众沦为“数字难民”，面临信息共享障碍、信息干扰、针对性传播策略缺失等问题。

技术异化进一步加剧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谢永飞和刘轶锋指出，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时普遍存在单向信息接收、参与障碍、网络沉迷及遭遇网络诈骗等问题。随着数智技术的普及，老年群体还面临深度伪造信息、AI幻觉、机器人水军等新风险。Chen等人指出，在智能健康设备使用过程中，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存在被不当收集、使用或泄露的风险，数字健康技术的普及潜藏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潜在威胁。

研究表明，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多重数字鸿沟、健康信息供需失衡及技术异化风险等挑战，不仅阻碍其数字融入，更制约了老年健康传播实效。老年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实现健康信息有效传递与转化，助力老年人提升健康素养、践行健康行为，这离不开对其主体性的关注——老年人并非被动接受信息与服务的客体，而是自身健康管理及信息选择、践行的主体，因此，夯实主动健康自驱力基础至关重要。未来研究不仅要聚焦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等核心困境，更要立足健康传播本质，激发老年人个体能动性，引导其主动参与技术使用与健康信息获取、传播，推动信息向健康行为转化，不断完善老年健康传播体系，兼顾数字融入与传播实效，切实提升老年健康福祉。

1.4 老年群体的数字健康文化适应性研究

在数智时代，老年群体数字健康文化适应性问题备受关注。国内学者侧重家庭代际支持与技术反哺的本土实践，国外学者则聚焦技术接受度的跨文化差异以及技术适老化问题，共同揭示了老年群体数字健康适应机制与影响因素。

国内研究探讨了文化结构对老年群体数字健康适应性的影响，家庭代际互动被视为弥合数字鸿沟的关键。公文发现，代际关系可作为补偿机制，助力老年人利用新媒体应对健康问题。周裕琼则通过研究证实，子代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能有效提升其微信基础功能使用能力，但支付、小程序等复杂功能因老年人技术焦虑与技能不足仍存障碍。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庭亲密程度是影响数字反哺效果的关键，而代际互动中子代信息偏向与老年人情感偏向可能引发传播失误、加剧刻板印象。因此，克服代际刻板印象、关注老年人情感诉求以及提升其健康信息获取能力，是促进其数字融入的重要举措。

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也是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健康适应性的重要因素。阎寒梅等人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正式（政府、机构、社区等提供的支持）和非正式（家人、邻里、朋友等提供的支持）两类，研究发现两类社会支持通过不同机制作用于老年人的数字健康适应：正式社会支持依托“互联网+养老/医疗”简化就医程序，提升老年人技术接受度；非正式社会支持中，老年女性侧重数字健康信息交流，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可增强其学习数字技能的兴趣与信心。此外，社会支持网络能有效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在多元化的社会网络环境中，老年人通过积极人际互动持续获得社会支持，进而显著提升生活幸福感，缓解孤独感与抑郁情绪。社区支持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老年人认知功能、改善其身心健康。此外，在线老年健康社区互动显示，情感支持行为比信息支持行为更普遍。

除外部支持外，学者还探讨了数字技术使用与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的关联。蒋俊杰等人发现，微信使用强度正向预测老年人的获得感，具体体现在两方面：老年人可通过微信获取电子支付、出行便利等物质支持，以及社交参与等精神满足，直接提升客观获得感与主观体验；此外，微信使用还能帮助老年人提升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间接增强其获得感。李骄阳等人指出，自我实现（技能优越感、尊严感）和公平参与获得感（如资源获取）是老年人主动融入数字社会的核心动力，并揭示两条循环路径：正向循环为“获得感提升→强化自我效能→驱动持续使用”，负向循环为“获得感不足→挫折应激→技术回避”。

国外学者则聚焦于技术接受度的跨文化差异与技术适老化。Taipale等人发现，退休老年人数字媒体使用频率与年龄呈负相关，传统媒体使用则相对稳定，且媒体使用模式受性别、地域影响。Czaja等人验证了PRISM系统等适老化健康工具的有效性，其可短期降低老年人孤独感、提升社会支持，同时提高技术使用舒适度与熟练度，凸显用户友好型技术对数字包容的促进作用。

综上，家庭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及技术适老化设计等共同塑造了老年群体数字健康文化适应性。未来研究可立足数智时代背景，深化对各因素相互关系的理解，探索提升老年人数字健康文化适应性的有效路径。

1.5 老年群体数字健康素养研究

随着数字健康技术在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内外数字健康素养研究快速发展，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开发、积极效益验证及提升路径探索四大方向。作为健康传播的重点受众，老年群体的数字健康素养备受关注。

探究老年群体数字健康素养，需要先明晰相关概念：健康信息素养是指在非医疗环境中，用户获取、利用健康信息以实现自我健康管理的信息能力；电子健康素养则是个人通过电子媒体查找、理解、评估并运用在线健康信息作出健康决策、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而数字健康素养的内涵与电子健康素养相似，是指通过手机、电脑等数字媒介，完成健康信息搜索、交流、评估及应用于健康管理的能力。

关于老年群体数字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族裔身份等是关键因素，城乡区域、健康状况也影响着其数字健康素养，凸显个人特质在数字健康维度的差异。而数字健康素养与老年人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数字健康素养与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呈正相关，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可直接改善健康状况，还能通过促进体育锻炼进一步改善健康状况。同时，数字健康素养有利于缓解老年人健康及技术使用焦虑，打破衰老刻板印象、促进融入数字健康社会。

然而我国数字素养整体偏低，在接入层、使用层、知识层呈递减趋势，该群体还面临数字素养与信息鉴别的双重挑战——既对新媒体操作畏难，又缺乏对虚假健康信息的辨别能力。目前，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老年网民规模逐年增长，也体现出其接纳新技术、突破老化刻板印象、克服科技焦虑的主动性。而提升老年数字健康素养是弥合数字鸿沟的关键，通过培育数智意识、更新数智知识、增强数智能力和遵守数智伦理，有利于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助力其跨越数字鸿沟。Li等人建议从健康素养和数字技能角度开展健康素养的干预研究。此外，结合智慧养老发展，还需加强评估指标体系与教育培训策略研究，通过有效干预提升老年群体数字健康素养。

综上，现有研究已明确老年数字健康素养的相关现状、重要性及不足，并提出相应提升建议。未来研究需结合新应用场景，探索创新理论与方法，构建适配时代需求的数字健康素养教育模式，完善理论体系，助力老年人适应数字健康时代、提升自我健康管理水平，为健康中国建设和积极老龄化目标提供支撑。

1.6 社会参与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研究

老年阶段伴随着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是既有社交圈逐步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参与和健康成为积极老龄化的两大核心议题。

以往研究已证实，社会参与和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崔晓东和陈友华发现，运动型、休闲型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健康存在差异化正向影响。程新峰和姜全保则指出，家庭、朋友、社区层面的客观社会隔离，以及自身感知的主观社会隔离，均会对老年人自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老化态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促进社会参与、培育积极老化态度，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路径。

在数智时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侯建明和周文剑发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可通过两条路径正向作用于健康：学习路径（健康知识学习、自我价值提升）可改善身体健康，社交路径（维系亲友联系、获取情感支持）则能同时改善身心健康。公晓艳和王永梅基于全国调查数据证实，互联网的使用能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多元社会参与，对城镇、高学历、低龄老年人的影响更为突出，其核心机制是通过信息提供、社交娱乐功能塑造积极老龄观，增强参与意愿，推动社会参与从传统单一型向数字多元型转型。此外，互联网还助力老年人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参与经济、文化及志愿活动。智能手机作为老年群体接触智能媒体的主要设备，老年人主要通过智能媒体进行社交、休闲娱乐以及获取生活服务，促进身心健康。但受“银色数字鸿沟”影响，数智技术虽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却也面临“想参与无从参与”“有机会但参与困难”“参与但获得感不强”三大挑战，凸显了其社会参与的复杂现状。

综上，社会参与既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也通过改善老化态度间接赋能健康；数智技术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了新途径，推动参与模式升级，但也受数字鸿沟制约。未来研究可聚焦数字鸿沟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不同群体老年人的参与差异，探索消除鸿沟、提升参与度与获得感的路径，挖掘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潜力，助力实现积极老龄化。

2 总结与展望

数字媒介正重塑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网络，老年健康传播成为关键抓手。数智时代的老年健康传播研究呈现跨学科融合、多元视角交织、实践导向突出的特征，整合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从信息行为、技术应用效果、数字融入障碍、文化适应机制以及数字健康素养提升五大层面，深入剖析了老年健康传播的复杂图景。展望未来，老年健康传播研究可聚焦三个核心方向，推动研究提质增效。

首先，聚焦技术发展迭代，深化技术赋能研究。随着可穿戴设备、生成式AI等技术的优化升级，老年健康传播的工具与情境不断重塑。可穿戴设备提供的实时生理数据，让“传播—反馈—干预”闭环成为可能，未来可重点考察数智技术对老年人健康认知与行为调整的影响。生成式AI推动健康信息获取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转变，亟需探讨老年用户与AI的互动模式、AI健康信息可信度评估及算法信息茧房风险，研究可进一步聚焦AI嵌入后的老年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完善研究体系、优化信息获取环境。

其次，关注人口结构变化，聚焦老年群体内部分化。伴随“60后”集中进入老年期，使我国老龄人口规模首次登顶峰值。这一初老群体相较于以往老年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更高、健康意识更强的显著特点，同时其内部在城乡分布、性别差异、收入水平及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分化。此外，老年人群涵盖的年龄跨度较大，不同年龄段的生理状况、健康诉求和生活能力存在明显不同，健康特点差异显著。因此，未来研究需细分年轻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等亚群，对比其数字工具接入、健康信息需求及行为转化路径的异同；同时深入了解不同健康认知与行为老人的需求，通过优化信息传播、强化代际支持、整合社会资源、推进技术适老化等手段，实现技术对老年健康管理的精准赋能，提升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此外，注重社会观念重塑，推动研究视角转型。未来研究需摒弃将老年人视为同质性“数字难民”的刻板印象，认可其作为“数字弱势群体”蕴含的希望与潜力，立足“重听老人言”的视角，实现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研究转向。未来研究需探究老年群体内部在数字素养、健康需求以及技术适应等方面的分化，深入挖掘其主体性与叙事价值，引导其提升数字健康适应能力、激发参与能动性，改变其边缘化地位、推动数字包容。同时需明确，老年主动健康不能单纯依赖外部支持，提升自身主动健康自驱力、兼顾内外动力协同才是关键。研究应聚焦健康行为塑造机制，探究信息向行为转化路径，激活老年人的主动健康意识，推动其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真正实现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健康传播与管理，为积极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包容注入强劲动力，推动老年群体在数智时代实现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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