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西学传入中国，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其重要性恰如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所言：“欲求超胜，必求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然而翻译“绝不止于一项简单的（知识）传递或者转移活动，其具有不容忽视的阐释性特征及效应”，它“也包含创造的过程，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汉语的语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再加上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根据不同的译者的主体性区别，或是出于对文化等需求的迎合，译者会对所得到的知识进行加工，进行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选取了共250种外国经典名著进行译介，种类丰富，内容全面，对当时的知识普及影响颇深。对于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开始时间，有1921、1929、1932三种，根据《万有文库第一集预约简章》中提到的“出书分五次，自十八年十月至二十年十月每六个月出书一次，每次正编四百册附大本若干册卡片随书陆续奉送”，1929年的说法最为合理。本文主要借助知识社会史理论，探究作为二三十年代译著丛书的翘楚，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的知识生产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文献综述

以往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史学研究，多是从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等方面嬗递，近年来，将社会学理论引入知识史的研究逐渐蔚然。郑峰借用知识社会学的知识，从知识劳动的角度，以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知识分子同时兼顾知识和社会两种属性，并以知识劳动为两种属性的联结点；20世纪早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多歧且艰难，他们在自己的知识劳动之外还需要整合自身资源以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此后，高哲一也关注到了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探讨20世纪前期由于学术体系的专业化和出版业的商业化导致顶尖的知识精英为广大民众“生产”学术文本这一趋势。董丽敏也以知识生产作为切入点，从文化政治、公共性的建构、技术现代性三个维度来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得出了古籍公共平台的建立使大众普及型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可能的结论。为大众生产知识这一概念，在民国时期的日用百科书籍中有了更深刻的体现，作为常识集成、生活物品和启蒙机制，百科书籍使知识变得可见，知识也借助书籍这一物质载体得以流通，成为形塑知识社会的重要力量，知识和社会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吴永贵，褚欣桐）。付建舟，宁倩以文学丛书《说部丛书》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知识生产新模式，即项目制和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付建舟，宁倩2020）。万滢安也以文学译著为研究对象，从民国童书译介再经典化的角度研究知识生产模式，探究了话语动态式、书刊互文式、诗性与商业整合式和译创承续式四种模式，得出了童书译著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是译著知识的系统化和本土化的过程的结论。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主要关注文学丛书译著，没有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其他类别的书籍中去。

综上所述，已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切入，探究了学术文本、百科全书、童书等书籍的知识生产模式及其社会互动关系，但相对而言，较为缺少针对译著书的系统分析。除此之外，部分关于商务印书馆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未能结合具体的书籍生产模式和社会语境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借鉴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将研究范围集中于商务印书馆1929—1936年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试图探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又有何特征？20世纪30年代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层面）是否影响了知识生产的主体对于知识的选择？如果有，是如何影响的？出版机构和译者群体在知识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二、译著知识的选择

（一）《万有文库》和汉译世界名著

1.《万有文库》

大型普及性经典丛书《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力最大的一套丛书，由著名出版家王云五主持编印。全套丛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自1929年起出版，收书1000种，其中包括“国学基本丛书初集”100种、“汉译世界名著初集”100种等十三种丛书，另附大本参考书10种。第二集自1934年起出版，1936年发行结束，收书700种，含“国学基本丛书二集”300种、“汉译世界名著二集”150种、“自然科学小丛书初集”200种、“现代问题丛书初集”50种，另附大本参考书《十通》《佩文韵府》共11种。后又选取一二集中“最切要之书五百种，重为体系完整之编制”，为《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简编》。

2.汉译世界名著初集

“汉译世界名著初集”收书100种，共300册，每册五到十万字，初集约共两千万字，分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英美文学等共十五类。其分类和数量如下图：

由图1可见，“汉译世界名著初集”丛书里自然科学类、外国文学的译著最受重视，文学类里又以英美文学数量最多，哲学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各类的书籍也有精品囊括其中，史地学术书籍同样略有涉猎。

3.汉译世界名著二集

“汉译世界名著二集”收书150种，共计450册，分为文化及文化史、哲学、心理学等总二十八类。按国别划分则为英国36种、美国26种、法国22种，其他各国占35种；若按时代划分：古典约占三分之一，现代三分之二。

在《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所占比例明显增加，所收录的品类也更为丰富，由十五类扩充到二十八类，出现了家族与婚姻、国际与外交等新类别。从书目上看此时依然更偏重于文学类和科学类图书的译著。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对于译著知识的选择值得关注，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影响知识选择的因素有哪些？为何选择这些种类？

（二）影响知识选择的因素

1.近代社会的转型

近代以来，一方面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也因西学东渐逐渐加快近代化的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阶级发生变化，“尤其是到1927年，为中国资产阶级鼎盛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里政府权威和国家概念正处于相对弱化的状态”。社会生活也随之转型，当时“一个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形成”。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社会会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知识是社会的反映，世俗化市民化的导向使得丛书的知识选择考虑面向大众；反过来，知识同样反作用于社会，参与了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书籍赋予了知识以物质形态，在晚清、民国时期，它作为知识与社会发生联结的纽带，通过物质形态参与了社会建构，促进思想启蒙，推动近代化进程。

2.经济

商务印书馆属于民营商业机构，出版丛书尽管有着“将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的社会理想，但盈利仍是其根本目的，所以在译著知识的选择上必定也要考虑成本、销量、发行渠道等经济因素。

（1）图书馆事业兴起带来的广阔图书市场

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带来了广阔的图书市场，为了顺应时代，万有文库“以全国全体之图书馆为对象”“以全智识为范围”并以克服其他图书馆用书费用高昂、管理不便的弊病为卖点——采用最经济适用的排印方法以使得以往费用高昂的图书馆之书可三四百元致之；通过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将类号刊印于书脊、附书名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等手段以期降低图书馆的书籍管理成本。费用低，印刷质量好，开本易得，帮助商务印书馆在二三十年代的图书市场中“杀出来一条血路”。为了达到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全智识的要求，“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所选书籍的品类也都是尽量全面且经典，王云五自称“系统分明，各科具备，无畸轻畸重之弊”。

（2）读者对于科学类和文学类等图书的需求

读者的需求同样影响了商务印书馆对于译著知识的选择。晚清随着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入，西方学科进入大众视野，科学也逐渐成为一面鲜明的学术旗帜。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兴盛，时人对社会科学的关切一方面促使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得出版机构出版更多的相关书籍以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自然科学也同样受关注，王云五在《印行万有文库第二集缘起》中所道“自然科学之亟待提倡，尽人皆知”可为佐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科学类书籍培养了大批读者，文学类译著更是因其内容的趣味性和陌生性本身就拥有大量拥趸，这些都影响了商务在译著中对于知识的选择。

3.思想文化

晚清以来的文化冲击、辛亥革命后启蒙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原因导致国内对于外来知识的需求量增加，大众迫切地想要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知识来为自己民族国家的塑造服务。然而商务印书馆此时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时人的文化需求，新文化运动大师胡适1921年参观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之后在日记里评价“西文书甚少，中文书中志书颇多，但远不如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需要出版更多的外文书籍和学术译著以满足知识缺口。

三、知识生产的主体

知识生产是知识创造主体对客观知识材料的操作与加工过程，在“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客观知识材料为出版机构所选择的外文原著，而出版机构通过对知识原始内容的选择和对翻译者的组织与译者群体同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也就是说，出版机构实际上充当了掌控者和资本家的角色，而译者们实为被掌控者和知识的劳动者。

（一） 出版机构

商务对于西学的译介十分重视，出发点在于“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商务成立之初出品的一系列经典西学名著,使国人逐步认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汉译”丛书中收录大多都是西学的各类经典名著，可供读者了解相关类别的知识背景，同时根据本国需要进行了数量上的调整。商务的出版活动，虽然可称之为一种文化事业，但也改变不了其商业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本套丛书中也录有不少商务馆中已有的译作，如在“汉译世界名著初集”中录入频次最高的林纾（8种）和严复（6种）的译作，虽然不乏迎合读者的考虑，但也可能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先定书目，再组织译者译介馆内没有收录的名著，商务藉此来把控丛书知识生产的大方向。

商务印书馆对于丛书书目的选择有着绝对的自主权，而在译者的选择上，亦十分果断。例如商务和王力的结缘，尽管当时王云五并不熟悉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力，却凭王力的自我介绍就分给他“万有文库”中四部还无人写的书，并在“汉译世界名著二集”里也收录了王力的四种译作，分别是“社会学”里的《社会分工论》，和“各国文学别集”里的《娜娜》《爱》《生意经》。

（二）译者群体

译者群体是译著知识最直接的知识生产者，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译者群体既包含如严复、林纾这样的晚清文人，也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具有留洋经历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竺可桢这样的顶尖学者，甚至还有一些从事基本翻译及编辑工作的高中、大学生。译者们和商务是一种劳动雇佣的关系，他们的知识生产行为要受商务的很大限制，包括编译的方向、内容以及限定时间，除顶尖学者外，很多译者的自主性极低，仅仅是机械的知识生产劳动，创造性并不高，这些知识劳工译介出来的名著就是他们的劳动产品。

四、知识生产客体的特征

作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知识生产的客体，由知识生产主体所生产的知识内容有着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及知识的再生产的鲜明特征。

（一）以普通读者为对象

尽管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译者群体中不乏学术精英，但出于普及基础性知识的目的，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内容依然主要面向普通读者。一方面，丛书所收录的书籍内容全面而通俗，并且基本都是国外名著中的入门款，如哲学中的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政治学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十分能满足普通读者了解新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图书馆为营销对象，使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几乎成了全国各地的大小图书馆的基本藏书，也为手头拮据的普通读者和学生们获得知识提供了便捷，更是为战时许多的少年读者们“增添不少常识”，使其“激发了浓厚的读书兴趣”。

（二）译著知识的再生产

知识生产主体创造出知识生产客体并使其在知识生产载体上进行传播，以此构成知识生产过程，而被传播的知识生产客体又在传播过程中反作用于知识生产主体，以此推动知识再生产。在“汉译世界名著初集”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外来知识随着近代以来的国际交流藉由书籍这一载体进入中国，予本土社会和文化以冲击，并在传播过程中影响了知识生产主体对于知识的选择和加工创造。因此，对于丛书中世界名著的译介活动并不仅是简单的知识生产，而是经过了国际传播，知识生产主体结合社会需求和自身加工能力对于原始知识在不同语境的转换下而进行的知识再生产。

五、结语

本研究运用经典的知识社会学解释框架，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1929-1936）为例，考察了知识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相互构成的辩证关系，以及翻译作为一项知识生产实践，具有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和知识再生产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影响知识选择的因素并非各要素的简单组合，即知识的样貌和发展并非完全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具有相对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各要素之间相互交织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之网”，彼此联结和互动，映射出深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彼得·伯克反对“知识活动具有一成不变的历史性”这一观点，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知识间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知识的各种交融与更迭，使得其界限常常被打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来呈现知识的发展图景。综合运用知识地理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年代学的三维视角，对知识的社会建构展开进一步的反思。例如，除了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专业出版机构和相关译者群体之外，一些业余人士也为知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作者、译者和编辑等人士之间的个体交往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的演变和最终呈现。以此为线索持续挖掘，才能更进一步地走向汉译名著知识生产的曲径通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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