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它被认为是改写了“已有的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亚鲁王》流行于贵州紫云、惠水、长顺、罗甸和望谟等苗族西部方言族群，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于2009年的非物质文化调查中将其整理出来，随即被列为贵州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2010年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数字化技术现代化发展促就了媒介语境变化及《亚鲁王》符号化，在此基础上，不同媒介载体对《亚鲁王》不同母题符号的重构方式也有所不同。据此，母题符号在新媒体的动态演变特征也由此出现了从地域性到全球性的传播方式转变、从空间叙事到碎片化呈现的结构转变、从差异表达到共识凝聚的意义转变。

一、媒介语境变化与《亚鲁王》符号化

（一）媒介语境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媒介语境较之传统语境出现了以下变化：区别于地域性、仪式化的传统语境，媒介语境转向全球化、数字化趋势；区别于完整、线性的传统语境，媒介语境转向碎片化、片段化趋势；区别于基于民族共同感的意义统一的内部传统语境，媒介语境转向基于多元共识的意义重构趋势。

1. 媒介语境全球化、数字化趋势

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打破地理疆域，让单一的、固有的内部信息传播内容通过数字媒介载体流通至全球，出现了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和数字化趋势。媒介化理论认为，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塑造社会与文化的中介力量。据此，跨文化传播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学向外传播的主要路径之一，它将语言习惯、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等内容以更贴合他国文化语境的方式进行转换，使其在全球内出现了普适化的流通。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进一步指出，数字网络构建了全新的时空逻辑——“流动的空间”与“无时间的时间”，数字化技术构建了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渠道网络，加速了文化的纵深向传播，从而实现了从“地域性知识”到“全球性文化”的语境转换。不过，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文化误读”屡见不鲜，某些题材和内容在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适用性，但在另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则可能引发争议或误解。该现象尤以出现于媒介语境的全球化、数字化趋势之下，造成文化冲突或文本失真现象，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学的内涵难以正确展现。

2. 媒介语境碎片化、片段化趋势

让·鲍德里亚认为，媒介信息的生产已进入“拟像”阶段，符号脱离原初指涉物，在自我指涉中循环。大众媒介（如短视频、社交媒体、新闻摘要）倾向于抽取文化文本中最具戏剧性的“符号碎片”，将其从完整的线性叙事中剥离，重塑为独立的、用于吸引眼球和快速消费的文化标签。视觉传播的兴起让图像符号成为现代多元文化表达的主要呈现形式之一，从而搭建起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碎片化、片段化图像叙事语境路径。尤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其微型图像叙事通过“瀑布流”式的信息推送方式，将社会现实解构为片段化的视觉表征。一方面，这种叙事方式能够从海量信息中迅速提取出关键观点，适应了当代社会信息接收的节奏与习惯。另一方面，视觉信息的过度碎片化不仅可能消解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语境，还在无形中削弱了公众对复杂文本的深入理解与批判性思考能力。图像在快速传递情绪与表层意义的同时，往往牺牲了信息的深度与多维度的逻辑关联，导致对文本的理解趋于浅层化和情绪化。

3. 媒介语境基于多元共识的意义重构趋势

数字媒介的发展搭建起多元主体沟通的共同空间，出现了媒介语境基于多元共识的意义重构现象。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差异化程度令不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的主体以“可沟通性共识”为桥梁，不单纯追求观点层面上的一致性，而是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与包容的交流过程。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通过持续的对话、协商与意义交换，逐渐形成动态的、可调整的共识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对文本进行可沟通的意义重构。不过，“可沟通性共识”易陷入信息茧房困境，使形成的共识仅为封闭空间内的回音。

（二）基于媒介语境的《亚鲁王》符号化

伴随着新媒体从初兴到全面渗透文化传播领域的过程，《亚鲁王》逐步完成了从地方性活态叙事到跨地域民族文化符号的身份转型：从囿于地域的活态史诗到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具体到新媒体平台中的符号叙事重构，《亚鲁王》借助数字化技术于全球内流通，少数民族文学色彩被赋予了基于全球民族文化共识的普适性意义。《亚鲁王》的征战型母题系列常被首要关注，并被赋予了亚鲁王精神之英勇和苗族迁徙历史之艰难的双重符号含义；婚姻型母题系列则在征战型母题系列的新媒体叙述中作为亚鲁王夺宝失败的原因出现，成为叙事的符号注脚。以上母题系列往往不再以完整史诗形态出现，而是被拆解为模块化、片段化的符号单元，散落在不同特性的新媒体平台（B站、小红书、抖音等），并通过多种新媒体承载形式（例如文字解读、视频讲解、图片呈现等）进行再传播与再拼接。

具体至各新媒体平台，抖音平台更倾向于视觉化、节奏化视觉传播。其内容多突出《亚鲁王》中极具视觉吸引力的元素，如苗族服饰的绚丽纹样、仪式场面的动态展演等，并往往以15秒卡点短视频形式进行包装，使文化符号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受众注意力。小红书平台则更侧重体验式、生活化的文化融入。该平台上关于《亚鲁王》的内容常以“文化体验分享”“民族风穿搭”“传统纹样解读”等“种草”笔记形式出现，通过文字解读或图片呈现等承载形式强调个人化、可参与、可模仿的文化接触方式，从而在生活方式层面实现文化符号的渗透与认同。在新媒体中，以上模块化、再拼接的叙事策略，强化了《亚鲁王》以符号化形式连接不同主体的“可沟通性共识”过程，而这正是《亚鲁王》为适应媒介语境变化所呈现出的显著叙事模式转变。

尽管《亚鲁王》第一篇南方英雄史诗的性质使其在学术界立于较高地位，但《亚鲁王》在纷杂变幻的新媒体中作为文化符号，其所指意义（英雄征战、英雄婚姻联结、征战与迁徙等）令人耳目一新，但不同受众群体对能指（英雄品质、家园观念、人与自然）的理解和感悟出现了一定偏差。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有超越现代名称的符号遮蔽而透视仪式讲唱真实语境的自觉意识和洞察能力，从“亚鲁王”这一特定符号中发掘其文化意义的变迁过程，辩证看待《亚鲁王》作为文化符号在新媒体中的重构，是《亚鲁王》传承与保护的重要课题。

二、媒介载体对《亚鲁王》不同母题符号的重构方式

（一）征战型母题符号重构

《亚鲁王》史诗中蕴含着丰富而典型的征战型叙事母题，这些母题不仅承载着苗族历史上频繁迁徙与生存抗争的集体记忆，也通过当代媒介再现与诠释，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与文化功能。以B站发布的《AI定格动画重现千年苗族史诗〈亚鲁王〉》视频讲解为例，征战型母题符号在跨媒介叙事中以AI影像、文字解读等方式被重新激活与重构。

该视频通过AI制作、影像剪辑、动画重现与配乐插入相结合的方式，将史诗中诸如“盐井之战”“部落迁徙”“英雄对决”等经典征战情节转化为可视化、可传播的当代文化符号。例如，“龙心争夺”片段中，视频配以铿锵有力的音乐及恢宏、宏伟的场景，将画面从亚鲁王排兵布阵转向亚鲁王与长兄赛霸对峙，鲜明刻画亚鲁王英勇善战、保家卫国的英雄精神。不过，这些精神内核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文化语义网络，远超算法模型的解析范畴，而AI应承担素材筛选、技术试错、流程优化等基础性工作。当涉及文化解码、情感深度、风格突破等核心创作环节，AI制作无法从意义理解与内容表达上替换人类。对此，该视频不局限于单一的表达方式，而是将动态画面与静态文本相结合，通过呈现《亚鲁王》原文段落，以时间线搭建叙事脉络，不仅再现了历史叙事中的族群争斗，更将《亚鲁王》拓展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生存、身份认同与集体精神的象征性符号表达。例如，“亚鲁王骑马带兵，一天环征十七个疆域。亚鲁王骑马带将，一夜环征七个王国”的文本配字，刻画众志成城之感，加强身份认同。

从该视频的创作模式来看，其通过视觉叙事，以历史画面重塑的方式呈现亚鲁王在屡次征战与失去家园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坚韧与智慧，从而将“征战”从物理层面的对抗，重构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持守与延续。

（二）婚姻型母题符号重构

在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叙事体系中，婚姻型母题是构成英雄生命史的重要情节单元，它承载着连接族群历史、规范社会伦理、传递文化记忆的深层功能。其相关符号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同的仪式语境与叙事场合中被不断唤起、转换与重构，形成一套动态的意义表达系统。以B站发布的《解密〈亚鲁王〉：苗族长篇英雄史诗》视频讲解为例，讲解者生动描绘了葬礼中的诵唱场景：“在葬礼上，东郎先生手持长剑，身穿青色长衫，头戴宽边草帽。他们以悠扬的吟诵，传唱先辈们的英雄事迹，为逝者完成生命中最后的仪式。”这一场景通过可视的仪式符号与婚姻型母题搭建隐秘关联，阐释了符号重构过程内在的文化逻辑，其蕴含的符号意象与情感张力，为理解史诗中婚姻型母题符号重构提供了重要切口。

具体分析上述仪式叙事符号，长剑、青衫、草帽等物象并不仅仅是仪式道具，更可视为某种文化符号的载体。它们在葬礼这一“终结”仪式中，指向生命、勇气与传承，例如，长剑可能转化为婚礼中象征守护与契约的佩饰，青色长衫或许对应于婚服中的某些色彩元素，而宽边草帽则隐喻着结合过程中的遮蔽与揭示。这种符号的跨语境转移与意义再生，正体现了婚姻母题在承续传统的同时，不断融入生命礼仪的整体叙事体系。进一步看，东郎先生所唱诵的“英雄事迹”，往往不只关乎战争与牺牲，也常涉及族裔起源、迁徙历程与家族联结，其中便隐含婚姻联盟、血缘延续等潜在线索。因此，符号在葬礼场景中的“缺席”与“在场”，呼应了苗族社会通过仪式叙事整合生死、衔接古今的文化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婚姻型母题的符号重构，不仅是形式上的转换，也是深层文化观念在不同生命礼仪中的循环与再现。

此外，视频通过弹幕互动、评论区讨论等形式，进一步推动观众参与到符号意义再生产中。婚姻型母题因而不再只是静态的史诗内容，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激发年轻群体对苗族文化认同与反思的对话文本。这种重构体现了少数苗族文化文本在当代传播中的适应力，反映出媒介语境下经典文本叙事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过程延续了《亚鲁王》作为民族史诗的精神内核，为其在数字时代的传播与接受开辟了新的意义空间。

三、母题符号在新媒体的动态演变特征

（一）从地域性到全球性的传播方式转变

文本的经典化使得《亚鲁王》的接受者从麻山苗族迅速扩展至全国甚至全球，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民族文学、史诗专家马克·本德教授，在史诗发布后立即撰文宣传介绍。这一转变的标志与路径，首先在于文本的经典化与学术推介。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使其从口耳相传的“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可被广泛阅读、分析与阐释的书面经典。马克·本德尔等国际学者的迅速关注与撰文推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代表了一个关键节点：国际汉学、民俗学与史诗研究界主动将其纳入全球学术对话体系。这种学术层面的接纳与传播，为其全球影响力奠定了权威性基础。此外，数字化与多模态叙事更使《亚鲁王》于全球范围内迅速、广泛传播。多模态叙事的文化演绎使《亚鲁王》的传播早已不限于纸质文本，而是通过学术数据库、数字化档案、纪录片、舞台改编、社交媒体乃至动漫游戏等多元媒介，将其英雄形象、宇宙观、迁徙史诗与文化符号得以跨越语言与地域障碍，触达更广泛的国际受众。这种多模态转化，使全球受众能以视听等多重感官体验其文化意境。

（二）从空间叙事到碎片化呈现的结构转变

史诗看似遵循线性叙事，实则以空间化结构逻辑展开叙事。《亚鲁王》的空间结构可分为外部的实在空间与内部的想象空间，即前者是叙事的客体和物质素材；后者是植根于文化持有人对民族历史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这种由具体地理（如迁徙路线、战场、祖地）与抽象文化心理空间搭建的叙事网络，构成了史诗传统传承的稳定框架。传统史诗中连贯、互文的空间场景（如“盐井之战”与后续的迁徙），在短视频中被切割为独立的叙事单元。这些片段往往脱离原有的空间序列与文化上下文，成为可被单独播放、分享的视觉片段。史诗内在的空间叙事逻辑，也因视频的排列与呈现不再遵循史诗的地理或意义脉络，而是基于算法排序，消解了文本中传统空间结构的纵深感。史诗中需要依靠语言、音乐和集体仪式沉浸感召才能唤起的内部想象空间（如祖灵之地、神话场景），在短视频中大多被转化为直接的视觉符号。这一过程降低了多元主体的共同理解门槛，但也可能将复杂的文化意象简化为表层的视觉效果，削弱了受众通过叙事深度参与意义构建的过程。这种从空间叙事到碎片化呈现的转变，体现了叙事权力的迁移：即多元媒介成为意义再生产的载体之下，叙事权力的博弈便不再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主流与亚文化的框架，而是演变为技术赋能、受众参与、媒介交互共同驱动的动态进程。

（三）从差异表达到共识凝聚的意义转变

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符号系统本身也可变成另一个更为广泛的系统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在另外一个系统中充当着“能指”的角色，进而能产生新的所指。2009年前《亚鲁王》尚未被大规模语义分析与意义理解时，《亚鲁王》仅作为麻山地区口口相传的史诗文本，以差异性叙述苗族文化特质及历史的形式给予苗族人民生存意义，并用以满足特定文化区域内的社会功能需求。2009年及以后，学术话语体系及国家话语体系的加持不仅令《亚鲁王》文本不再局限于相对封闭化的社会圈层，也令《亚鲁王》在新媒体中以“文化符号”的表达路径成为苗族、我国少数民族的象征意义之一走向世界。在这一路径中，文本及影像的传播使得“能指意义”于广泛空间内重构，并以崭新形态的“所指意义”重新搭建创作者与阅读者的共通关联，形成民族情感的共识连接。《亚鲁王》文化符号跳脱出地域性的符号系统，在广泛的全球性文化系统里以具备全球化普适性文化的所指意义呈现，即其文化内涵以个性化的、民族性的差异表达转向以凝聚全球性共识的结构性意义重构。该叙事语境中，《亚鲁王》文化符号常以英雄精神、人与自然、生死观念等象征性意义寻求世界民族文化共识，并为自身文本的存在与延续得以谋得基于共识语境的传承路径。

四、小结

《亚鲁王》基于媒介语境全球化、数字化趋势，碎片化、片段化趋势，以多元共识为基础的意义重构趋势，逐步完成了从地方性活态叙事到跨地域民族文化符号的身份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载体对《亚鲁王》的征战型母题符号、婚姻型母题符号展开了不同形式的重构，例如征战型母题符号常以AI影像、文字解读等方式被重新激活，婚姻型母题符号则以视频讲解方式，挖掘其在不同的仪式语境与叙事场合中被不断唤起、转换与重构的过程。从母题符号在新媒体的动态演变共性特征来看，结合了媒介语境的变化趋势，出现了从地域性到全球性的传播方式转变、从空间叙事到碎片化呈现的结构转变、从差异表达到共识凝聚的意义转变的演变特征。据此，《亚鲁王》以符号形式在新媒体中不断重构的过程，不仅使《亚鲁王》更适应现代叙事语境，也使得《亚鲁王》符号内涵以意义重构的形式于当下社会凝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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