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时代新人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领域，同时面临着技术介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025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也提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全面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为当下教育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提出明确要求。应对数智挑战、实现数智赋能，是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数智技术的“座架”效应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带来的挑战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德格尔提出的“技术座架”概念指出现代技术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揭示世界，将世界视为一种“持存物”（standing-reserve），一切事物都被视为可被利用和控制的资源。这一理论警示了技术对人的支配作用，为理解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重构提供了重要视角。在数智技术的“座架”效应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等基本要素正在面临风险与挑战。教育者的主体功能面临弱化，学生在信息洪流中容易价值迷失，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有效性遭受冲击，而教育环境则变得日益复杂且难以掌控。

（一）教育主体职能削弱

当前，数智技术以便捷、高效的响应优势，全面介入过去由教育者把控的认知、情感与价值传递过程，客观上削弱了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的核心功能。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主体通常是指教师，他们作为知识的垄断者，扮演着知识传授的核心角色，掌控着知识与信息的流向与深度，享有绝对的知识权威。学生们往往依赖于教育主体的讲解和指导来获取新知，教育过程呈现出一种单向传递的特征。然而，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各类在线学习平台，以及各种AI大语言模型不断地扩展学生知识获取的渠道、提高知识获取的效率、简化知识获取的方式，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削弱了教育主体知识上位者的权威性。一方面，教育者本身对智能技术产生深度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内容筛选、教学设计等原本属于教师的专业决策权让渡给算法系统。教育者的主体职责被解构，从教学的设计者与主导者滑向技术流程的操作者与执行者，在价值塑造、思想启迪方面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被稀释。另一方面，在“人机叙事”的新格局下，智能技术凭借着强大的信息储备与即时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知识传授与部分答疑职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实施场域仍局限于学校课堂教学。在专业课程占据大量课时的情况下，思政教育的时间资源相对受限。而在课堂之外的课余时间，学生若想向教师请教问题，往往需考虑教师的时间安排、沟通成本及心理负担等因素，因而更容易倾向于借助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自主获取信息。学生实际上接受着一种以“智能干预”为形式的教育渗透。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不少学生以“D老师”“元宝老师”等戏称指代AI模型，直观反映出智能技术正在代替教师的部分职能。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深度受到数智技术的干扰，原本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如基于共情的情感沟通、基于人格魅力的价值引领、基于长期互动的品德熏陶没能在教育实践中发挥出充分的作用。情感联结与精神关怀功能的弱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停留在知识层面，难以深入人心。

（二）教育客体价值迷失

智能技术从多个维度改变着受教育者的认知与行为模式，甚至引发其价值观念的混乱与迷失。

个性化推荐系统依据学生的历史偏好持续推送相似内容，虽然带来了便捷，却也无形中窄化了他们的信息视野，固化了其认知模式。学生接触多元观点和挑战性思想的机会减少，批判性思维与独立判断能力被无形削弱。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将商业逻辑与精准营销深度结合，不断刺激和制造学生的消费欲望与物质焦虑。而短视频、网络游戏等沉浸式产品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占据，不仅助长了追求即时满足、逃避现实压力的心态，也在持续削弱青少年持之以恒的专注力与意志力。此外，基于兴趣和观点聚合的线上圈层在算法推荐下不断得到巩固，容易形成封闭的信息环境。学生易在“信息茧房”中固化自有偏见，可能加剧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的疏离感。部分学生对人工智能助手、虚拟偶像的虚拟陪伴产生依赖，可能使其沉浸于一种情感上的错觉，对现实中需要处理复杂情感的真实人际关系感到疏远或逃避，不利于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健康发展。

更为深层的挑战在于虚实交织的生存体验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困惑。如今的学生频繁穿梭于现实世界与多个网络社群、游戏空间乃至元宇宙概念场景之间，在不同情境中扮演着差异显著的“真实自我”“网络分身”与“游戏化身”。这种持续且快速的角色切换，容易导致自我感知的碎片化。“哪一个我是真实的我？”“哪一个我更有价值？”当虚拟世界能够提供更轻松、即时的成就感，而现实世界的成长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时，部分学生可能陷入对真实价值的怀疑与迷失。过度强调效率、计算与最优解的工具理性逻辑也可能遮蔽学生对人生意义、道德责任与社会关怀等价值理性的追求。当一切似乎都可以被量化比较和交易时，容易滑向价值相对主义乃至精神虚无，使得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的培育更加困难，最终令部分青年陷入意义缺失的焦虑与价值混乱之中。

（三）教育介体叙事危机

随着智能技术对教育过程的深度介入，作为连接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中介要素——包括教育内容、载体与方法——也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并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信息总量的爆炸式增长，对教育内容的质量把控增加了挑战。一方面，大量未经充分筛选的信息不断涌入学生的认知渠道，其中不乏大量重复、低质甚至虚假的内容。这些信息不仅干扰学生的注意力，也容易冲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和流量吸引的驱动下，一些数字内容生产者倾向于采用娱乐化的方式处理历史与社会议题，对主流思想价值的严肃性与真实性构成了直接侵蚀。

以各类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新型媒介，已逐渐演变为融合技术、数据与资本影响力的复合教育载体。这些平台不仅提供信息服务，也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等方式，深度介入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播逻辑不再仅仅取决于育人价值，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其在平台流量竞争中的表现。此外，算法推送的内容过滤机制往往不够透明，可能无形中屏蔽某些视角、放大某些偏见，使得学生接触的信息范围受到潜在的人为窄化或导向。

当前，智能推送、虚拟互动等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在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交往的实质。师生之间原本依赖面对面互动所形成的非言语交流、情感共鸣与人格影响，在数字界面中被简化为信息收发与反馈，使得教育过程中关键的情感联结与精神感召难以充分实现。与此同时，数字传播环境天然具有的碎片化、圈层化特点，也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效能。以往那种系统完整、具有公共导向的宏大叙事，在分散、多元、快速流动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容易被分割为孤立片段，或被淹没于众声喧哗的圈层话语里。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共识、引导价值的整体功能受到制约。

（四）教育环境变局难控

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渗透，传统教育环境赖以建立的物理边界、稳定结构和主导逻辑正被重新定义。教育环境已从一个相对封闭、可控的育人空间，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开放、动态且受到技术、资本等多种外部力量交织影响的复杂生态。这一转变在拓展教育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难以预料和掌控的挑战。

虚实融合教育环境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沉浸式技术，正在构建一个与现实课堂平行且深度交织的数字空间。它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提供了更丰富的场景体验，但也使得教育环境的内在变量急剧增加。学生的学习场域不再限于校园围墙之内，而是延伸至一个边界模糊、规则多样的虚实融合的世界。这无疑增加了教育引导与环境管理的难度，传统的中心化权威在分散、流动的空间中被削弱，统一的价值传导面临来自多元叙事和圈层话语的持续博弈。此外，与技术应用相伴而生的还有日益凸显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伦理问题。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学生的学习行为、社交互动乃至生理状态等各类信息被持续采集、分析与使用。全面的数据化在支持精准思政、个性教学的同时，也将学生置于一种全方位的监控情境之下。数据隐私与安全等风险相应增加。

二、技术“座架”效应下教育风险的原因分析

数智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带来的冲击，其根源并非来自技术本身，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未能及时响应技术升级。

（一）教育主体角色定位转型滞后

教育者在当前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角色的转型未能及时跟上技术介入的节奏。传统教师的核心职责被理解传授确定性的知识。在知识获取渠道单一的年代，教师凭借其知识储备自然成为课堂的中心。然而，当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能够更快速、更全面地回应大量事实性知识提问时，教师如果仍然仅仅定位于“知识的讲解者”，其不可替代性就必然下降。

许多教育者尚未在技术部分替代“授业”职能的新格局中，清晰地重塑并巩固自身更根本、更独特的核心价值。《师说》中将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在数智时代，“授业”的职能可以被技术工具部分分担甚至强化，但“传道”与“解惑”的深层内涵，诸如价值观念的引导、思想困惑的疏解、人格的熏陶与精神的激励等，则更加依赖于教育者体现出真实情感的沟通和人性关怀。但当前，部分教育者未能主动、自信地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些技术难以复制的领域。当教育者未能完成自我角色定位的转型升级，在教育中就不可避免地被技术削弱甚至边缘化。因此，主体职能的削弱，不仅源于技术的外在替代，也源于教育者内在角色定位的滞后与模糊。

（二）教育客体自主批判意识缺乏

学生在数智时代表现出的价值迷失，其内在症结在于作为独立思考者的主体性未能充分激活与施展。

技术环境虽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并没有自动赋予人辨别与驾驭信息的能力。学生不应该是无意识的信息接收容器，而应该成为具有主动理性思考潜能的个体。当前的部分困境，恰恰是因为这种本应被着力培养的自主思考与批判能力，在技术的舒适供给下处于休眠或弱化状态而导致的。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提供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创造了一种“信息舒适区”。长期沉浸其中，学生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被推送的观点，丧失主动提问、多方查证和深度思辨的习惯。思维上的惰性，使得学生即便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或潜在的价值观渗透，也缺乏进行分析、质疑和判断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消费与娱乐化内容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迅速捕获注意力并带来即时满足。如果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价值定力，就很容易被这些更富感官刺激性的内容所吸引。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注意力，以及为了长远目标而延迟满足的意志力，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削弱。当内在的批判性思维框架与价值定力不足时，无论外部环境是信息匮乏还是信息过载，个体都容易陷入困惑与摇摆。

（三）教育介体中技术应用的规范机制缺失

教育介体所面临的叙事危机，根源在于当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内容生产、传播与接收全过程时，与之相匹配的应用规范未能同步建立，导致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序状态。

从教育内容角度看，当前缺乏有效的质量过滤与价值引导机制。数智技术使得人人皆可成为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信息总量的激增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经过严格编审的内容供给模式。然而，面对海量且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目前缺乏一套广泛认可、运转高效的数字内容教育适用性标准与筛选机制。哪些信息适合作为教育素材？如何辨别并抵制虚假错误内容？对于娱乐化改编的边界在哪里？这些关键问题缺乏清晰的规范指引。低质、虚假和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与严肃的教育内容同台竞争，甚至凭借更强的传播力挤占学生注意力，侵蚀了教育内容应有的真实性、系统性与思想性。

从教育载体角度看，平台算法运作规则不透明，且缺乏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制度约束。当前，以各类数字平台为核心的教育信息载体的信息分发权，很大程度上让渡给了以“流量”为核心目标的算法系统。算法的具体逻辑、权重设置和伦理准则往往被视为商业机密，处于不公开的“黑箱”状态。教育者与学习者均无从知晓其运作的全貌，更难以干预其推送结果。当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与教育的长远育人目标发生冲突时，由于缺乏恰当的规范要求，资本的逻辑往往会占据上风。

从教育过程与叙事方法角度看，缺乏对技术应用方式与程度的合理规范。智能推送、虚拟交互等技术在提升信息传递效率方面优势明显，但如何运用这些技术，才能在效率与育人深度之间取得平衡，尚未形成共识与规范。目前，对于在何种教育场景下应优先采用何种技术媒介，如何设计人机协同的教学流程以保障师生实质性的精神互动，缺乏具有指导性的原则与最佳实践范式。同时，面对数字环境固有的碎片化传播特点，如何创新叙事方式，将系统性的宏大叙事转化为适合网络传播又不失其精神内核的表述，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规范引导，使得主流教育叙事在网络空间中有时显得乏力与脱节。

（四）教育环体建构的主导意识不足

在数智时代，教育环境之所以变得复杂难控，其深层原因在于面对数智技术的剧烈变革，教育系统自身在环境建构与治理中的主导意识未能充分确立和体现。

以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其应用场景和规则往往由科技公司率先定义和开拓。相比之下，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管理制度的完善，都需要更长的周期进行论证与实践。当教育系统仍遵循传统节奏进行内部调整时，新技术塑造的新环境已然成为学生事实上的生活与学习场域。教育常常是作为新技术的“应用者”而非“共构者”被卷入其中，导致其在环境变革中丧失了先导权，只能被动应对技术环境带来的种种后果，难以按照育人规律去主动设计和规范新环境的形态与规则。

同时，对于新兴的虚拟空间，教育未能给予足够的主流价值引导方面的重视，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介入机制。当学生的学习与社交活动大规模向数字平台、网络社群等虚拟空间迁移时，这些空间的价值导向、话语规则和互动模式深刻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然而，相较于对实体校园环境的高度重视与精细管理，教育系统对于如何在这些去中心化和资本化运作的虚拟空间中有效地弘扬主流价值观显得准备不足、方法不多。

此外，教育数字化进程伴随着对学生学习行为、个人偏好等信息的全方位采集。然而，数据的权利归属、采集边界、使用伦理、长期储存与安全防护等一系列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校园内部治理细则都严重滞后于技术应用实践。

三、技术“座架”效应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的路径探索

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深刻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不能停留在对技术工具的表层应用或被动防御，而应进行一场根本性的范式反思与重构。海德格尔关于技术“座架”效应的深刻洞见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必须避免技术工具理性的支配，守护教育本质。

（一）回归教育主体人本定位——以价值引导为核心

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过程中，同时面对“智能异化”与“智能优化”的教育主体应及时调整任务定位，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价值引导者，以应对教育主体多元化现象的长期影响。

教育主体必须坚持自身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数智技术的应用不应削弱教育主体的作用，而应成为其提升教育效能的有力工具。当智能工具能够高效处理信息传递与部分答疑时，教师就应将主要精力从重复性的知识讲授，转向更高阶、更复杂、更具人文温度的领域。在纷繁信息中帮助学生进行价值辨析与选择，在现实困惑中提供基于同理心与智慧的人生解惑，通过言传身教与长期互动完成人格的熏陶与塑造。此外，教育主体还需承担起防范数字安全、坚守数字伦理、保护数字隐私等责任。在运用智能数字技术的同时，教育主体必须牢牢把握技术与人的关系，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发展，使数智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实现“回归到数字的物质与价值观念的双重身份，回归到数字与人文的统一当中去。”

（二）提升教育客体自主意识——以批判和创新精神为基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要让学生能够应对数智技术带来的价值迷失，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充分适应新时代对教育客体的目标要求，以批判和创新精神为基点，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提升自主意识，首先要扎实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打破“信息舒适区”。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主动引入多元，甚至彼此冲突的观点和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如何提问、如何查证信息来源、如何分析不同论证的合理性。通过持续的训练，学生才能逐渐养成独立判断的习惯，在面对海量推送时，能够退后一步进行反思，而非全盘接受。与此同时，必须大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性精神，引导他们从信息的“消费者”转向“创造者”。教育需要为学生创造利用数智技术进行探索与表达的机会。在运用数字工具开展社会调研、创作多媒体作品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获得主动整合知识、探索未知、动手实践，并克服困难的经验。这种主动创造的体验，能为学生带来扎实的成就感与掌控感，从而自发减少对浅层娱乐和虚拟成就的沉迷。

（三）规范教育介体技术边界——构建“人智协同”的育人机制

要化解教育介体要素面临的叙事危机，关键在于为技术的应用建立清晰的规则与边界，从而构建一种“以人为本、技术协同”的新机制。

首先，从教育内容的源头进行规范，建立一套适用于数智时代的教育内容评价与推荐标准。可以由教育部门联合专业机构，对广泛传播的科普文章、历史解读、时政评论等数字内容进行科学性、真实性及价值导向的评估，并推荐优质资源清单供师生参考。通过设立明确的内容质量“准入门槛”和扶持优质供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虚假、低质信息对教育主渠道的冲击，维护教育内容的严肃性与系统性。其次，应对数智平台及其算法提出明确的育人要求。数智平台的信息分发机制深刻影响着学生能看到什么、相信什么。因此，应当推动建立“教育友好型”的算法伦理与规范，倡导资源平台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与教育相关的场景中优化算法模型。最后，必须明确师生之间充满情感温度与思想碰撞的直接互动，是教育不可替代的核心环节。因此，教育仍需要强调主客体的具身互动。虚拟现实技术可能适用于创设历史情境以增强体验，但在进行价值观辨析或情感沟通时，则应优先保证面对面的真实对话。同时，教育研究应加强对数字化叙事方式的研究与培训，指导教师学会将宏大的理论主题，转化为适应网络传播规律的、生动而连贯的系列内容，从而在碎片化的信息环境中保持主流叙事的内在完整性与吸引力。

通过内容标准建设，能直接对抗内容的失真与娱乐化侵蚀，保障叙事原料的真实与优质；通过引导算法逻辑，能在信息分发环节为正向、深度的教育叙事争取更公平的传播机会，缓解教育边缘化的困境；通过确立“真实互动”原则，以及创新叙事方法，能够确保技术应用增强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感染力与有效性。最终，通过为技术应用划定合理的边界并注入育人导向，我们能使智能技术从教育叙事潜在的“干扰者”与“解构者”，转变为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得力“协作者”与“赋能者”。

（四）营造教育环体健康场域——加强核心价值观念引导

数智时代教育环体的虚拟化特征要求必须重视虚拟场域的阵地占领，并利用智能技术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构建虚实融合的健康教育场域。数智化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和状态中，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通过建构虚拟社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用主流价值观驾驭数智技术的应用，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虚拟样态，营造积极健康的虚拟社交氛围。

数字价值话语权，关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价值在我国数字社会的思想主导权，以及在数字世界的国际影响力。虚拟世界作为价值观念交锋的新战场，必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虚拟思想阵地的改造与维护，可以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思想安全保障。

首先，要积极参与虚拟场域的价值观共构。教育系统必须主动适应技术发展节奏，从教育规律和育人目标出发，共同参与设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虚拟社区公约、互动礼仪和文化符号，将主流价值的编码融入到虚拟环境的基础架构之中。只有通过主动“共构”，教育才能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在新环境形成之初就注入健康的基因。其次，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虚拟空间中的主流价值引导。当学生的社交、学习大量转移至线上平台和社群时，这些空间本身就是重要的教育阵地。教育系统需要投入专门资源，研究网络传播规律，培养一批既懂教育又熟悉网络的话语引领者。可以通过扶持和推广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类自媒体、开发有吸引力的线上主题研学项目、鼓励师生在虚拟社区中积极创作和分享正能量内容等方式，让主流价值观以更生动、更贴近学生话语的方式在虚拟空间中有效传播，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再次，是要加强虚拟社交氛围的营造。通过构建积极乐观的虚拟社交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测虚拟空间中的思想价值动态，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良思潮的传播。最后，必须加快建立完善的教育数据伦理与安全规范体系。健康的教育场域必须建立在安全与信任的基础之上。应尽快推动制定针对教育场景的数据使用和保护规范，同时通过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与隐私保护意识。

无论是通过数智技术赋能现实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全过程，还是在虚拟场域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归根结底是要打造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有助于学生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良好发育的教育环体，构建虚实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以教育环体的影响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结语

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危机与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创新的机遇。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主动适应数智时代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未来，教育者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数智技术的理解与应用，构建虚实融合、协同创新的教育生态，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正确价值观念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技术的赋能，更需要教育理念的升华与实践的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育人使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 [2]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19(001).
3. [3]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5(04):16-20.
4.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001).
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 [6]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修订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7. [7] （英）大卫·M.贝里.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M].王晓光,译.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