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与人口外流双重驱动下，吉林省边境农村“人走屋空”现象日益突出，土地资源沉睡、村庄空心化加剧，既浪费稀缺的耕地后备资源，也削弱边疆公共服务与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兴边富民”行动进入攻坚阶段，要求把改善边民生计、巩固国防安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推进。闲置宅基地作为农村最大的沉淀资产，其盘活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亟需探索契合边疆特色的转型路径。本文立足吉林省边境地区，通过梳理宅基地制度改革、乡村旅游、信息化管理、多元业态融合及政策保障等实践样本，系统评估闲置宅基地由“沉睡资产”向“边疆活力”转换的机制与成效，为兴边富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吉林方案。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人口的流失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了农村地区大量房屋空置。根据“全国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比例为12.9%、闲置率为16.1%、低效利用率为14.0%，这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村空置房屋发展趋势，寻求解决之道，已成为农村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空置房屋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以助于缓解农村空置房屋问题。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流失仍在加剧，空置房屋数量也在进一步增加，就此类问题，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农村空置房屋产生原因、农村空置房屋的利用、宅基地的保障措施等方面展开了深刻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安全”的战略目标。这一政策不仅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践行，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落实。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直接推动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该政策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倾斜，边境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兴边富民政策是维护国家边疆安全的重要举措。通过改善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根本上夯实了边疆治理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兴边富民政策是中国为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吉林省多地位于国家边境地带，推动兴边富民政策与空闲宅基地的转型运用对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边境地区多民族聚居，通过推动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兴边富民政策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边境地区的开放发展不仅促进了与邻国的交流与合作，还通过“安邻、富邻”理念，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不仅关乎边境地区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边境地区实现繁荣稳定，才能真正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从现实需求来看，边境地区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边民的生活质量，也制约了边境地区的长远发展。因此，持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不仅是解决边境地区实际困难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兴边富民政策还肩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强边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凝聚各民族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在空闲宅基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农村空置房屋产生原因方面，各方学者对此看，但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化进程促使人口流动导致宅基地闲置。艾希认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快，许多农村人迁到镇上或县城里是导致农村住宅闲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刘亚芬通过将内蒙古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发现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外流，但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并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这也是他们不愿放弃村内宅基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宅基地大量闲置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次，传统观念造成宅基地闲置。谢娜等人在对湖南104个农户进行实地调查中表明，农村居民的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在建设住房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就是“风水”问题，倘若某地“风水”不佳，则房屋就会被空置或者此处宅基地长期无人领取，造成部分宅基地闲置浪费，研究表明，有2.9%的房屋闲置是由该因素导致的，这种普遍存在于农村的现状造成了大量住房及宅基地的低效率利用或闲置。而农村的空置房屋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山区，此类地区想要实现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夏莲等人在探究观念因素对宅基地闲置影响的过程中，发现长期以来农村形成的小农思想使得村民认为宅基地是集体分配给农户无偿使用的，有些农民只顾自身利益认为宅基地“不占白不占”，因此忽视了集体利益，造成村内大量闲置分布。为了有效利用空置房屋，需要改变社会对空置房屋的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

再次，制度缺失带来的宅基地闲置。郭君平等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介分析法，对全国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200个县（市、区）31288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认为宅基地制度是影响农村房屋闲置的重要因素。吕军书和张喆琪在对影响宅基地闲置因素的研究中发现，《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宅基地流转并没有相关的实施规定，导致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未能发挥其作用，村民无法通过闲置的宅基地来获取利益，使得人们忽略了对宅基地的有效利用，从而造成宅基地即使闲置人们也未有利用之心。

在闲置宅基地有效利用方面，学者们主要对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宅基地退出的因素以及农民权益的保护，探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以及有效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首先，宅基地制度是闲置宅基地有效利用的重要保障。佟艳等利用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对河南省的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农户退出意愿相对较高，地势较高的地区比平原地区的农户退出意愿要强烈，影响退出意愿的因素与农户的退出意愿呈现空间差异性。龙开胜等运用实证分析对9个省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提出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的意愿与农民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以及本村所处的区位环境有关，大多数村民接受有偿退出，只有少数年长以及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居民愿意无偿退出。

在有效利用闲置宅基地的具体措施方面，徐邹华等人在对湖南省农村宅基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建立收费制度可以促进宅基地的节约利用，对于多占强占、宅基地及其以上房屋长期闲置的情况采取合理的收费方式，可加强农民对宅基地的利用，有利于节约用地，对于解决闲置宅基地问题有明显的效果。张容军、段建南在对湖南省4个地区闲置宅基地的调研中，针对当地宅基地闲置情况以及外部环境发展状况，提出应探寻符合本地发展的闲置宅基地退出模式，现在流行的网络租房模式也可适用于当地的情况。

在宅基地的保障措施方面，忻传波的研究提出了促进农村宅基地整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建议。一是改革农村宅基地管理使用制度，二是创新农村宅基地整理融资渠道，三是建立农村宅基地整理的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四是提高农民参与宅基地整理的积极性。马琼认为应当运用全方位措施来促进农村宅基地整理：第一，明晰产权，加强产权产籍管理；第二，制定科学详细的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第三，创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第四，提高农民参与度，完善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收益分配机制；第五，进一步加强农民安置房建设与管理；此外，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人口一体化管理。

在兴边富民政策研究方面，早期对兴边富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读方面，重点关注其内涵与意义、经验与成就、问题与对策等。赵显人主编的《兴边富民行动》第一辑，总结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和经验成果，为实践提供经验指导。朱玉福分析了边境地区的现实需求、主要成就和历史阶段，认为兴边富民政策对富民、兴边、强国、睦邻具有重要意义。乐长虹和刘永估主编的《兴边富民：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从理论探索、经验总结、模式探讨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对兴边富民行动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总结。周民良等通过调研，归纳总结了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五旗市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所取得的突出成效与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政策转型建议。兴边富民行动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如何高质量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标成为学者们重点探索的内容。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兴边富民行动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周民良和杭正芳、战成秀分别从强化政策支持、优化经济结构、扩展服务功能、加强园区管理，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境外影响、园区合理规划等方面，借助边境经济合作区推动兴边富民进程。吕曼秋针对中越边境资源型国企密集的特点，提出通过政策创新、打造完整产业链、国企帮扶等路径，利用国企优势推动兴边富民行动。王文长和盛叶以云南为例，探索边境地州中心城市面向边境县域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与聚集模式，从机制、理念、自主选择和家园建设等方面为该模式注入活力。胡超和张甜甜总结广西边境地区兴边富民行动的经验与困境，建议从行动理念、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式三方面进行转向，以促进高质量发展。陈炜则从跨境旅游需求、供给、支持、反馈四个部分构建跨境旅游合作区助推兴边富民的驱动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东兴市的实证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这些研究为兴边富民行动的持续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边境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吉林省空置房屋现状

（一）吉林省空置房屋现状

我国农村宅基地存在普遍空置，目前全国宅基地闲置面积还未有官方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2022年各省宅基地闲置面积现象加剧，由于大多数的农村闲置宅基地都远离城市位于偏远农村，极大的延缓了盘活闲置宅基地的进程，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我国空置房屋问题已成为我们的题中之义，同样也迫在眉睫。

省份	各地宅基地面积（万公顷）	各地宅基地闲置面积（万公顷）
安徽	57.97	8.70
北京	5.71	0.86
重庆	22.21	3.33
福建	27.47	4.12
甘肃	28.14	4.22
广东	66.02	9.90
广西	48.95	7.34
贵州	38.68	5.80
海南	7.72	1.16
河北	67.94	10.19
河南	95.65	14.35
黑龙江	30.20	4.53
湖北	48.05	7.21
湖南	62.80	9.42
吉林	23.44	3.52
江苏	50.31	7.55
江西	41.97	6.30
辽宁	27.84	4.18
内蒙古	19.06	2.86
宁夏	5.75	0.86
青海	5.59	0.84
山东	79.42	11.91
山西	31.41	4.71
陕西	33.18	4.98
上海	5.71	0.86
四川	81.76	12.26
天津	5.20	0.78
新疆	24.14	3.62
云南	51.11	7.67
西藏	4.54	0.68
浙江	35.95	5.39
全国	1133.90	170.09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近年来，吉林省农村空置房屋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农村房屋空置率也随之上升。据相关研究显示，吉林省农村宅基地空置率随着村庄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且进城农户对空置宅基地的退出意愿较低。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影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数据来看，全国农村宅基地空置率在2018年已达到10.7%，部分地区甚至高达71.5%，而东北地区整体空置率位居全国第三¹。吉林省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省份，农村空置房屋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大量农村房屋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房屋空置现象更为严重。此外，农村房屋空置还与“一户多宅”现象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导致了农房资源的过度占用和闲置。

（二）吉林省空置房屋管理体系

近年来，吉林省在农村空置房屋管理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制度创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应对农村房屋空置带来的诸多问题。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吉林省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办法》为农村房屋的建设、管理和使用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框架²。在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方面，吉林省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责，要求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因地制宜健全农房建设管理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县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需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协同做好农房安全管理工作，同时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确保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在审批和监管环节，吉林省建立了严格的审批流程和监督机制。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具体实施主体，负责农房建设的审批、监督和服务工作，统筹建立联审联办制度，依法依规办理村民农房建设的行政审批和综合执法。此外，还要求建立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账，确保审批过程透明、可追溯。在技术指导和安全保障方面，吉林省强调农房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遵循“一户一宅”等原则，同时强化对农房建设工程抗震的指导和服务，推广应用抗震性能好的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此外，还鼓励建设绿色农房，推广应用建筑节能技术、装配式建筑技术及绿色建筑材料。针对农村空置房屋的管理和盘活利用，吉林省提出了常态化开展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要求，明确“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安全主体责任，将农户自查、镇村排查、县级巡查和执法检查相结合，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鼓励通过房屋定期体检、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进一步保障农房安全。

此外，吉林省还注重信息化建设，鼓励建立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提升农房质量安全监管的数字化、智慧化水平，推动实现农房建设管理“一网通办”。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为农村房屋的动态监测和资源盘活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吉林省空置房屋转型策略

（一）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三权分置”模式

近年来，吉林省在农村空置房屋管理与转型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总结九台、梅河口、通榆等国家级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的先进经验，稳妥推进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改革模式不仅明晰了宅基地的产权关系，还通过宅基地置换、废弃宅基地处置等方式，有效盘活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资源。

以永吉县万昌镇新房子村为例，该村通过“三权分置”改革，成功盘活了40座闲置农房，引入“渔米人家乡墅”项目，实现了企业、村集体、村民和客户的多方受益。具体而言，新房子村在摸清底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房屋租赁公司，启动了“渔米人家乡墅”项目。该项目以“企业+村集体+村民+客户”的模式，实现了闲置农房的高效利用。农户将闲置房屋出租给房屋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再面向城市人群提供租赁服务，并根据客户需求打造精品民宿。在改革过程中，新房子村明确了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资格权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权归具体使用人。这种清晰的产权划分，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又为闲置房屋的市场化运营提供了制度基础。例如，农民张天亮的闲置房屋通过租赁公司改造为民宿后，他不仅获得了6万元的租金收入，还避免了房屋闲置带来的破损风险。

此外，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也通过“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的新路径。该村通过成立宅基地活化小组，全面排查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的数量、面积和利用现状，建立了信息台账，精准掌握了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的全部“家当”。在此基础上，东风村启动了民宿项目，将闲置民房改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宿，吸引了众多城市居民前来租住。

“三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实践，为吉林省农村空置房屋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明晰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和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有效盘活了闲置农房，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吉林省应继续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推动农村闲置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特色民宿产业

近年来，吉林省部分地区抓住少数民族特色游、边疆游等旅游业兴起的契机，积极探索将闲置农房改造为特色民宿，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延吉市八道村便是这一转型策略的成功典范。

八道村位于延吉市朝阳川镇北部半山区，距离延吉市中心25公里，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朝鲜族村落。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还保留了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近年来，八道村通过“合作社+企业+农民”的模式，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改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宿，成功打造了乡村旅游的新亮点。在民宿建设过程中，八道村充分挖掘当地朝鲜族文化特色，结合百年榆树等自然景观，打造出一批兼具传统与现代风格的民宿。这些民宿不仅外观保留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的精髓，如屋脊耸立、飞檐轻盈、白墙瓦黛，还在室内装饰中融入了松鹤、梅花等朝鲜族代表性元素，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例如，延边屋里家焕森民宿（朝鲜族民俗园店）位于中国朝鲜民俗园内，以当代美学表达传统民俗文化，成为游客探索地域文化、回归自然的理想选择。

此外，八道村还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旅游的整体品质。近年来，村里投资5500万元，对党爱公寓、围墙、围栏、房屋彩钢瓦、管网等进行了全面改造，并新建了三座广场。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形象，也为民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持。通过发展特色民宿，八道村的乡村旅游迅速升温，吸引了大量游客。游客在这里不仅能体验朝鲜族传统美食、歌舞表演，还能参与民俗活动，感受浓厚的民族风情。这种模式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八道村的成功实践为吉林省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吉林省各地纷纷借鉴八道村的模式，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例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鹿沟镇果园民俗村通过发展特色朝鲜族饮食和民俗表演，吸引了大量游客，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三）强化信息化管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近年来，吉林省积极推动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农村房屋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农房质量安全监管的效率，还为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

以延吉市为例，当地通过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对农村房屋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该平台整合了空间地理信息、行政审批、设计建造以及房屋安全状况等多维度数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房信息数据库。通过这一系统，管理部门能够清晰掌握闲置农房的数量、位置、产权等信息，为后续的改造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在具体应用中，延吉市的农房信息平台通过二维、三维视角切换，管理者可以多角度查看农房分布详情，整体把握房屋建造与排布情况，从而科学规划土地利用，规范农房建造与布局。此外，平台还具备房屋信息管理功能，通过前期数据采集和上传，管理部门只需在系统中进行功能选择或点击某个单体房屋，便可清晰了解房屋的使用状态、新旧程度、产权归属等信息。这种精准的数据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还为闲置房屋的盘活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通过信息平台的精准数据支持，当地成功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改造成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民宿，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还具备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能够将同类数据信息进行成图对比，直观展示各内容之间的差异与变化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管理者可以制定针对性的科学方案与决策，进一步提升农房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结合乡村产业布局，推动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吉林省在盘活闲置农房的过程中，注重与乡村产业布局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民宿，并发展农家乐、红色旅游等多元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五凤村拥有“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张名片，但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村庄。近年来，五凤村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新建休闲娱乐广场、新型人造地毯老年人门球场等设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五凤村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结合“绿色”农家乐与“红色”旅游业，打造了集红色教育、生态旅游、民俗风情体验、研学游、边疆游于一体的朝鲜族民俗旅游度假区。五凤村以村域内现存的日军碉堡遗址、水牢遗址、金矿遗址等红色景址为基础，投资近50万元修建了五凤村金矿反日斗争展馆，全力打造3.8公里红色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建设了“小桥流水人家”“香植小居”等乡村旅游民宿产业体系，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2000人次。这种“红色+绿色”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值，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空间。

此外，五凤村还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等评比活动，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们通过民宿、家庭式农家乐、露营烧烤基地等项目获得了大量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五凤村的成功实践表明，盘活闲置农房与乡村产业布局相结合，能够有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未来，吉林省应继续推广这种模式，进一步挖掘乡村资源潜力，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五）完善政策保障，确保农民权益

在推进农村空置房屋转型过程中，吉林省高度重视政策保障，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一方面，通过完善宅基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另一方面，严格监管宅基地的盘活利用过程，防止违规开发和侵占耕地。此外，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乡村产业的发展，为闲置房屋的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吉林省在宅基地退出机制上，明确提出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任何名义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或强迫农民“上楼”，严禁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同时，鼓励村集体和农民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产业。这种政策导向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还为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方面，吉林省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乡村产业的发展。例如，对符合条件的乡村产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对从事乡村旅游、民宿经营的农户或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这些政策有效降低了农民和企业参与乡村产业转型的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此外，吉林省还注重通过政策引导，推动闲置房屋的转型利用。例如，鼓励农村村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转让宅基地，同时探索通过制定宅基地转让示范合同等方式，引导规范转让行为。这种政策设计既保障了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又促进了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实际操作中，吉林省的一些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部分村庄通过宅基地退出机制，将闲置房屋改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宿，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值，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 [1] 艾希.农村宅基地闲置原因及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01):74-77.
2. [2] 刘亚芬.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16.
3. [3] 谢娜.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闲置宅基地利用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1.
4. [4] 夏莲,王振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多地“共享农房”案例分析[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1(08):6-12.
5. [5] 郭君平.宅基地制度改革减缓了农房闲置吗？——基于PSM和MA方法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0(11):47-61.
6. [6] 吕君书,张喆琪.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制度研究[J].农业经济,2021(07):88-90.
7. [7] 佟艳,牛海鹏,樊良新,等.豫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影响因素及时空异质性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22,29(04):387-393.
8. [8] 龙开胜.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09):83-89.
9. [9] 徐邹华.农村宅基地闲置及其再利用——基于湖南省四个乡镇的实地调研[D].湖南农业大学,2014.
10. [10] 张容军,段建南.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村闲置土地的概况与利用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9):39-45.
11. [11] 忻传波.农村宅基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研究[D].宁波大学,2010.
12. [12] 马琼.甘肃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研究[D].兰州大学,2011.
13. [13] 赵显人.兴边富民行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第1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4. [14] 朱玉福.“兴边富民行动”的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2007(04):16-21.
15. [15] 周民良,马博,刘云喜.兴边富民政策实施效果与转型问题研究——关于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五旗市兴边富民政策实施的调研报告[J].民族研究,2014(06):35-45+124.
16. [16] 周民良，杭正芳.以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兴边富民进程[J].开发研究,2011(01):10-13.
17. [17] 战成秀.以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推动“兴边富民”进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21.
18. [18] 吕曼秋.中越边境地区资源型国企推动“兴边富民行动”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03):141-146.
19. [19] 王文长,盛叶.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扇形支撑结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04):53-60.
20. [20] 陈炜.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助推兴边富民的驱动机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1(01):47-53.
21. [21] 胡超,孙李傲.“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民生改善效应评估——基于“倍差法”的估计[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