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界针对清代贵州竹枝词的研究范畴，主要聚焦于女性地位、墓葬文化、生计模式与经济活动、饮食文化等层面。这些研究成果从多元视角揭示了清代贵州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与特质。不过，仍有必要对竹枝词的内涵解读予以进一步深化，并深入探究其在当代民族关系构建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竹枝词作为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凭借对各民族风俗与生活的描绘，映射出清代文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理解与尊重态度，蕴含着“华夷同源观”与“民族向化观”的思想内涵，进而赋予贵州民族全新的身份认同。本文以清代贵州竹枝词所映照的民族农业发展、儒学义学构建、语言文字交互、服饰融合以及经济贸易往来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清代贵州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及其内在逻辑。

一、农业领域多元互动

张敏文《思唐杂咏》：“当年火种刀耕地，此日花团锦簇天。”这两句词生动地记录了贵州地区从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转向了精耕细作的历史过程。清代改土归流，统一行政建制，使大批汉族官吏、地主、商贩、工匠接踵而至，大批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精细化的农耕生产方式逐步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主体地位。

（一）移民屯垦与农具技术整合应用

大量汉民带来的内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如铁犁、锄头、耒耜等融入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之中。蒋攸锯《黔绍纪行集》：“健妇锄犁号土人，田歌亦解敬如宾。”由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妇女也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她们熟练地使用从汉民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如锄犁等，承担起了部分繁重的田间劳作，体现了当时贵州地区男女共同参与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特点。同时，“田歌亦解敬如宾”则反映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唱田歌等方式来表达情感、展现了当地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化氛围。

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施秉县》：“仡佬捞鱼近水多，携署负耒不操戈。”在汉民入黔的影响下，苗民逐渐接受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耒等进行农业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渔猎方式，反映了仡佬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业垦殖活动对其生活的影响。宋庆常《石阡竹枝词》“恰喜临河有水车，灌田不用力频加。而今大堰通三坝，从此人无水患嗟。”水车作为一种重要的灌溉工具，也随汉民入黔。水车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贵州传统的灌溉方式。

（二）棉花种植、养蚕缫丝技术传播

人口迁移往往是技术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棉花种植技术也随汉民进入贵州得到广泛推广。“民迁徙不常，有寸土可耕者皆艺杂粮、棉花，无隙地。”为后续纺织业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贵州养蚕缫丝技艺主要是由汉民官员与客居汉民引进传播。杨文莹《黔阳杂咏》：“省庵太守贻我茧，从此遵绸走四方。记取渔洋诗句好，春山到处是蚕房。”体现了地方官员利用自身的资源与影响力，在引入蚕茧等纺织原材料或相关技术，发挥了示范与引领作用，加速新事物在区域内的推广。

平翰《播州竹枝词》：“小姑络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六月十五赛蚕神，当年太守济南陈。”这些描述展现出养蚕缫丝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妇女成为纺织生产的主要力量，蚕事活动的繁忙程度甚至超过了农事，同时还形成了祭祀蚕神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反映出民众对蚕桑事业的敬重与依赖，也从侧面浓厚蚕桑文化氛围对民间习俗的深刻塑造。

清代贵州竹枝词所展现的农业发展诸方面，深刻折射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该地的多元实践与深远意义。各民族于农业生产互动合作，推动了当时贵州农业的繁荣进步。

二、儒学义学层面互动共建

清朝实行文教政策为的是将儒家文化伦理法制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乾隆七年，云南布政使阿兰泰上奏提出，选派品行端正之人作夷馆蒙师，对夷童教授《圣谕广训》，地方官监督考察。若三年内蒙师教化有功，偕童入泮，印官申报学臣，科举考试优先录用；若能使当地及附近夷民懂礼义、守法，地方安定，印官可为其申请顶带。由此表明，当时为推广华夏文化，不仅宣讲《圣谕》，还将其与学生入学、科举考试挂钩，影响地方风俗，达到教化目的。

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贵阳府》：“衣冠文物聚省垣，服饰虽华俗尚谦。化雨春风三院集（贵山、正习、正本），书声萃处管弦兼。”此句展现出省垣地区文化教育的兴盛，贵山、正习、正本三院汇聚了众多学子，在读书声与管弦乐声交织的氛围里，文化教育蓬勃发展，服饰的华丽与谦逊的风俗并存，反映出一种文明教化下的社会风貌。“往来宾客拜忙忙，寸帖标明寓所详。门巷依稀难记忆，幕官生监各书堂。”描绘出当时人际交往的频繁，各方人士穿梭于不同书堂，这其中有幕官、生监等，他们的往来互动促进了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传播。

地方精英在贵州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兴义府》：“义学端蒙始达庄（陈太守熙），澄斋（司太守河）添设又三堂。美田（谷太守善禾）能教兼能养，书院方成建义仓。”可见地方精英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为贵州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教育发展的推动下，“旧日黉宫局未开，多年射策叹空回。典堂拨向屏山笔，从此科名次第来。”往昔教育受限的局面被打破，学子们有了更多在科举中崭露头角的机会。

随着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日益深入。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兴义府》：“身虽贫贱重乡评，富贵人家少客行。纵是孝廉乡选贡，相呼同是一先生（无称‘老爷’者）。”这体现出一种平等的社会风气，无论是何种身份地位，皆以“先生”相称，这种风气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打破阶层隔阂，促进交流互动。“耕读乡城俗尚齐，一般妇女有差池。”表明城乡在耕读传家的风俗上趋于一致，而妇女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也在这种大的文化教育氛围与民族交往环境中，逐渐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综上所述，各民族在贵州义学儒学建立所营造的文化教育生态里，通过知识的共享、风俗的互鉴以及社会交往的频繁，逐渐凝聚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共同推动着清代贵州社会向着文化繁荣与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

三、语言层面协同汇通

语言作为重要的交流手段，发展受时代性、社会性与地域性等因素驱动。清代贵州竹枝词为研究当时民族语言交融现象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资料。

历史上，官方语言被称为“雅言”“通语”“国语”“官话”等。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强化社会秩序，大兴同文的教化价值，规整语言、划一文教，尊崇儒术、推重道义，使得官文书用汉语文作为底本文字，达成治道相契。汉语在行政领域的官方权威地位不可撼动。汉字深入人心并推广普及。

此外，现实生活中，贵州的少数民族比较多，大多具有自己的语言，有少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如彝族文字、水书文字、古苗文、方块布依字等。但由于汉民与少数民族交往渐多，为寻求语言的最大公约数，出现语言转用和语言兼用的情况。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兴义县》：“语音清软是黎峨，苗锦成时市上多。排草碗糖携箧卖，红楼儿女唤么哥。注曰俗称滇人为么哥。”从“红楼儿女唤么哥”及注中“俗称滇人为么哥”可看出，在贵州地区存在着对不同民族群体的特定称呼，这反映了不同地域、民族语言文化的交融。贵州与云南相邻，人员往来频繁，这种称呼的传播体现了语言在民族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和借用。

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好斗轻生意未忘，书声往往出幽篁。若教离却山岩里，谁向衣冠认紫姜？其注曰紫姜苗与九名九姓同类，通汉语，喜读书考试，见者不识为苗也。”“通汉语”明确指出了紫姜苗这一少数民族群体能够熟练使用汉语，体现了民族语言交融的现象。这说明在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紫姜苗积极学习汉语，且喜读书考试，以致外观与习俗渐趋汉化，为民族间的进一步交流与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反映了汉民入黔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传播与融合，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认同。

毛贵铭《黔苗竹枝词百首》：“道光丁未秋，余旅寓黔省东门外之水口寺，门临大道，群苗男女往来如织，皆通晓汉语。”直接描述了道光年间，在黔省东门外水口寺众多苗族男女往来频繁且都通晓汉语，这是民族语言交融的生动写照。说明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苗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交流已经非常广泛深入，汉语在苗族群体中的普及程度较高，为民族间的全方位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述竹枝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民族语言交融、民族经济节日等交往交流以及汉民入黔的历史背景下，语言交流日益频繁，打破了文化隔阂，贵州地区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生动画面，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

四、经济层面融通互补

贵州清代竹枝词中所反映的各民族经济贸易往来主要有“做佣工”“做担保”、十二生肖集市等，在不同类别的交易中，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进一步交融。

（一）“做用工”“做担保”

竹枝词所呈现的多民族经济交往方式涵盖了“佣工劳作”与“担保事务”两个维度。此两种经济交往模式显著地呈现于“洞苗”以及“黑仲家”这两个侗族北部支系与汉族群体的交互活动之中。

“佣工劳作”。毛贵铭《黔苗竹枝词百首》：“花边衣裙藕丝穿，洞帕织成还值钱。劝郎莫去做佣保，只在家中多种棉。注曰洞苗在天柱、锦屏。居必近水，择平地种棉为业。男子衣与汉同，多为汉人佣。……”“男子衣与汉同，多为汉人佣”反映了洞苗男子自愿选择为汉人做佣工，这一现象体现了劳动力资源在不同民族间的流动与整合。这种在佣工劳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模式，是清代贵州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侗族北部支系“黑仲家”与汉族之间通过木材贸易形成的经济交往生动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在黔东南地区，随着潕阳河、清水江航道的开通，侗族北部地区的木材贸易逐渐兴盛。清光绪《黎平府志》卷三下“农桑”记载：“府所属地方山多田少……惟东北近河一带，栽种杉木，转售商贩，放运出江，藉可获利。”这一记载反映了侗族地区丰富的林业资源如何在交通条件改善后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外，王锡晋《黔苗竹枝词》之《黑仲家》中提到：“在清江。贩树为业，与汉商合伙。借贷赀本，无不立应，如期不能偿，不妨直告，仍可允借，如被掣骗，苗即访其坟墓，夜挑火把，掘其骸骨，插红旗于坟前而去。谓之‘捉白放黑’。使被掘之子孙偿骗项以赎骸骨。百里沿江走木排，橐金相约剧相猜。无端夜火烧蛮硐，又见靴刀放黑来。”这表明，随着清水江木材交易的蓬勃发展，侗族地区与汉族客商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侗族富户凭借对当地资源的掌控以及与汉族商人的商业往来，逐渐成为木材贸易中的重要担保力量。这种担保关系不仅反映了侗族富户对汉族客商的信任，也体现了侗族在木材贸易中逐渐积累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同时，汉族客商的资本运作和商业经验也为侗族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和市场机遇，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十二生肖集市贸易

从竹枝词中可以看出在集市贸易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涉及面是多元的。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郎岱厅》：“每遇场期夷汉杂，凤头人囗闹满街。”说明集市成为了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开泰县县丞》：“郎郎山前一洞开，题诗人到扫莓苔。诸苗不解尚吟咏，也唱山歌入市来。”“诸苗……也唱山歌入市来”不仅丰富了集市的文化氛围，也让汉族文人等其他群体有机会接触到少数民族的山歌文化，同时少数民族也在集市里接触到汉族的诗词文化等，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在集市贸易背景下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之《平越直隶州》：“六月将完赛二郎，开山奋武压班强。旗竿满路人入市，多少红颜斗艳妆。”“赛二郎”“开山奋武”的表演，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观看，大家纷纷涌入集市所在区域。其中“多少红颜斗艳妆”表明女性也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与集市中来，不同民族的女性身着各自艳丽的服饰，展示出独特的民族风情。民俗活动为集市增添了文化魅力，集市则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空间，各民族在其中充分交往交融，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

综上所述，“做用工”“做担保”与市场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隐形桥梁，各民族通过商品的交换传递着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实现了文化的深度互动与共享。这种文化交融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逐渐沉淀为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心理认同。

五、结语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清代贵州在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堪称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进程中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典范实例。此时期的民族交融实践，有力地推动了贵州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兴盛与文化繁荣。于当代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共生的语境之下，我们理应深度挖掘历史经验，积极推动各民族在新时代的交流协作，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各民族携手团结奋斗、共同迈向繁荣，为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雄厚的民族力量，续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璀璨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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